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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位于北京市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大楼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尤其是主任办公的二楼，全都是部长们在转悠。
“冶金、铁道、机械工业、四机部、民航反正各个部门，都在我们那边转悠，拿着个黑皮包。”回忆起40年前的热闹场面，顾秀莲现在都忍不住笑。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在全国人大的会议室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 的专访。今年75岁的她，身着合体的西服套装，神采飞扬，看上去只有60岁出头。为了这次采访，她特意细致整理了材料。有时，为了一个数据的准确，秘书会马上出去核对，回来告诉她。顾秀莲对这个话题如数家珍，因日程安排紧凑，不得不结束采访时，还意犹未尽，屡次对秘书表示，应该约记者早一点来。
让部长们围着转的，就是“四三方案”。70年代初，顾秀莲调入国家计委，担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后又任计委副主任，亲历了新中国首次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的“四三（即总价值为43亿美元）方案”的制定。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风云际会的1971
1970年1月，33岁的顾秀莲从纺织工业部正式调入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
1969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全面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国务院成立了计划起草小组，取代已瘫痪多时的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副总理李先念直接领导，余秋里任组长。一次，周恩来来到小组办公室，发现小组成员全是清一色的“和尚”。由此，纺织部精心培养的优秀青年女干部、劳模顾秀莲，被组织看中，调入计划小组。
5月，起草小组改名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顾秀莲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顾秀莲进入计委可谓正逢其时。彼时，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巨变。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间20多年的坚冰。
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人民“衣被甚少”、吃穿短缺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可能性。
顾秀莲证实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一天，派身边工作人员上街。这是他出巡时常用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这位工作人员在一家服装店排长队，买了一条“的确良”裤子，回来后汇报说，为了买一条“的确良”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对此，毛泽东颇为感慨：买件“的确良”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当时大家都喜欢‘的确良’，实际上就是涤纶。‘的确良’的好处就是穿在身上很挺括，不会皱——当然现在年轻人都愿意穿皱的了。”顾秀莲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1954年起，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布票制度。每年发多少布票，需要经过反复计算，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根据气候的不同，各地方的标准略有差异，大体上，成年人每人每年发布票16尺、18尺或20尺（一条枕巾约需票2尺）。
穿衣问题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棉花年产量一直徘徊在4000多万担的水平，纺织原料紧缺。顾秀莲告诉记者，当时为了解决棉花产量的问题，周恩来每年都召开棉花工作会议，因为她在计委是分管轻纺工业的，每年都要参加这个会议。在她的家乡江苏南通，一个种棉花的女能手还当上了副县长。
而且，增产棉花还存在粮棉争地的问题。当时，在工业化国家，化学纤维占纺织用原料的比重已达到40%甚至更大。在中国，这个比重只有5.5%。
随着大庆油田的开采，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从1959年的313万吨，提高到1972年时的4567万吨，不仅自给，还能有余。
解决千辛万苦买“的确良”的问题，已经成为可能。
第一个报告出台
1970年7月，原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和第二轻工业部正式合并为轻工业部，钱之光出任部长。周恩来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反正不能只靠棉花过日子。”
据顾秀莲回忆，李先念和余秋里曾称赞钱之光，“个子不高，胆子不小”。他走马上任后不久，就有了大胆的想法。
1971年下半年，钱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要搞100万吨，相当于2000万担棉花。所需的技术设备，则可以从国外引进。
对此，周恩来、李先念指示国家计委研究一下，考虑引进解决穿衣问题的化纤设备和解决吃饭问题的化肥设备。
时值1972年1月初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分管轻工业部的顾秀莲找来该部与会代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请他向钱之光部长汇报，并要他代计委起草报告。
陈锦华根据指示，在部里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
按照报告提出的计划，进口总值为4亿美元。在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其中，“的确良”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
计委将这一报告上报国务院，李先念、华国锋和余秋里联名上报周恩来。2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示同意。
后来有人想挑“四三方案”的毛病。“那就查呗，我们有办法对付。一查，我们都是毛主席批的。” 顾秀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初步确定，把项目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设想建“三大化纤”：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和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后来，天津倚借大港油田的优势，想把原定在上海的项目抢过去。李先念最终拍板，在天津追加一个石油化纤厂。
2月中旬开始，轻工业部、燃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组成两个化纤技术考察组，分别由轻工业部合成局局长李正光和机械局局长王瑞庭负责，分赴日本和西欧考察，选择引进对象。
顾秀莲作为特别顾问，参加了由王瑞庭负责的考察组，于3月初出发，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多国。考察让她大开眼界，触动很大。在德国，她看到奔驰车在高速路上开到180迈。德国人从不迟到的守时观念，也让她印象深刻。在英国，她发现吃饭时没有一个盘子是不吃光的。
“看完以后就觉得，国外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我当时小一点，老一辈就更这么认为了，他们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他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幸福。” 顾秀莲说。
考察组回国后，于5月份向国务院递交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面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由此，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
谈判
1972年4月，周恩来亲自点将，柴树藩从干校被调到外贸部，主持“四三方案”的谈判工作。
柴树藩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的技术引进历程。
50年代，他任计委副主任，曾主持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把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1962年，他担任化纤和化肥小组（后改名为新技术引进小组）组长，负责引进工作。但那时，主要西方国家都还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跟中国做生意顾虑重重，只能以民间的名义进行。文革开始后，这些引进项目完全停滞了。
“四三方案”实际上是新技术引进工作的恢复和大发展。
具体的引进工作，由外贸部下属的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后改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来落实。
41岁的英文翻译曹经纶，被从东北吉林舒兰县的五七干校紧急调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个福利院的老年公寓中见到曹经纶时，他正和一群老人唱歌。今年82岁高龄的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曹经纶已经3年没碰英语了。中技公司是为完成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而专门成立的。后来，机缘巧合，原来学俄语的曹经纶转学了英语，成为公司的英文翻译，60年代参与了对西方的技术引进工作。“文革”开始后，公司解散，职工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劳动。1972年，“四三方案”开始实施，公司才得以重新组建，职工被紧急调回，参加谈判。
最先开始谈判的是上海项目，其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1972年6月开始，次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多。
在辽宁项目的谈判中，因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中法之间迟迟未能签订合同。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亲自出面洽商。他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恩来，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他说，如果中法两国达成合作，将会轰动欧洲和世界。最终，中国政府作出让步，签订了总值达12亿法郎的合同。
“四三方案”
引进化纤、化肥项目的消息传开后，各部委一下子炸开了锅，天天到计委来，为本部门申请引进项目。
冶金部第一个提出，进口一米七轧机。
长期以来，钢铁一直是中国的重点行业，也是薄弱环节，稍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冶金部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两次提出报告，要求在武钢建设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这已是第三次提出。虽然引进一套设备要2亿美元，但国家每年进口钢材都要花费3亿美元。算一算这笔账，还是划算的。因此，计委表示了支持。
1972年8月，国家计委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获得批准。由此，引进工作从石化扩大到钢铁行业。
其他部门也纷纷提出，要派团出国考察，开展引进工作。李先念积极支持，先后批准了几十批考察团出国。
11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并且提出，配备专职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
这时，各考察团回来后，相继提出多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所以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计委提交了综合性的第四个报告，即《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报告写道：“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这一方案后来经过追加，总投资为51.8亿美元）。
二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大型项目于1982年前陆续建成。“四大化纤”1982年全部投产后，中国从1984年起，宣布取消长达30年的布票。
43亿美元从哪里来
引进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外贸收入。1970 年，全国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1973年达到58.2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土特产，二是手工业品。
1月4日，李先念出席了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他说：“国际、国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有两种不同的价格体系。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决不能把国内稳定物价的方针套到国际市场去，也不能笼统地用成本加利润来定价。国际市场是受供求关系指挥的，是受价值法则支配的。”
为了节省有限的外汇，“四三方案”只能尽可能压缩软件技术的引进，而注重引进能够快速形成生产能力的成套硬件设施。
此外，引进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在对被引进国的选择上，能否提供出口信贷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有时，即使是专利技术拥有国，仅仅因为不愿向中国提供出口信贷，中国就转向第三国。这不但影响了技术的成功转移，而且使得很多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被迫拖延工期。
银行也为方案的实施筹措了部分外汇。1972年，陈云复出，参加了对四三方案的领导工作。1973 年6月，新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为筹措外汇资金的问题请示陈云：现在可以搞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是，这是否不符合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
对此，陈云回答，现在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冶金、铁道、机械工业、四机部、民航反正各个部门，都在我们那边转悠，拿着个黑皮包。”回忆起40年前的热闹场面，顾秀莲现在都忍不住笑。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在全国人大的会议室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 的专访。今年75岁的她，身着合体的西服套装，神采飞扬，看上去只有60岁出头。为了这次采访，她特意细致整理了材料。有时，为了一个数据的准确，秘书会马上出去核对，回来告诉她。顾秀莲对这个话题如数家珍，因日程安排紧凑，不得不结束采访时，还意犹未尽，屡次对秘书表示，应该约记者早一点来。
让部长们围着转的，就是“四三方案”。70年代初，顾秀莲调入国家计委，担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后又任计委副主任，亲历了新中国首次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的“四三（即总价值为43亿美元）方案”的制定。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风云际会的1971
1970年1月，33岁的顾秀莲从纺织工业部正式调入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
1969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全面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国务院成立了计划起草小组，取代已瘫痪多时的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副总理李先念直接领导，余秋里任组长。一次，周恩来来到小组办公室，发现小组成员全是清一色的“和尚”。由此，纺织部精心培养的优秀青年女干部、劳模顾秀莲，被组织看中，调入计划小组。
5月，起草小组改名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顾秀莲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顾秀莲进入计委可谓正逢其时。彼时，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巨变。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间20多年的坚冰。
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人民“衣被甚少”、吃穿短缺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可能性。
顾秀莲证实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一天，派身边工作人员上街。这是他出巡时常用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这位工作人员在一家服装店排长队，买了一条“的确良”裤子，回来后汇报说，为了买一条“的确良”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对此，毛泽东颇为感慨：买件“的确良”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当时大家都喜欢‘的确良’，实际上就是涤纶。‘的确良’的好处就是穿在身上很挺括，不会皱——当然现在年轻人都愿意穿皱的了。”顾秀莲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1954年起，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布票制度。每年发多少布票，需要经过反复计算，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根据气候的不同，各地方的标准略有差异，大体上，成年人每人每年发布票16尺、18尺或20尺（一条枕巾约需票2尺）。
穿衣问题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棉花年产量一直徘徊在4000多万担的水平，纺织原料紧缺。顾秀莲告诉记者，当时为了解决棉花产量的问题，周恩来每年都召开棉花工作会议，因为她在计委是分管轻纺工业的，每年都要参加这个会议。在她的家乡江苏南通，一个种棉花的女能手还当上了副县长。
而且，增产棉花还存在粮棉争地的问题。当时，在工业化国家，化学纤维占纺织用原料的比重已达到40%甚至更大。在中国，这个比重只有5.5%。
随着大庆油田的开采，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从1959年的313万吨，提高到1972年时的4567万吨，不仅自给，还能有余。
解决千辛万苦买“的确良”的问题，已经成为可能。
第一个报告出台
1970年7月，原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和第二轻工业部正式合并为轻工业部，钱之光出任部长。周恩来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反正不能只靠棉花过日子。”
据顾秀莲回忆，李先念和余秋里曾称赞钱之光，“个子不高，胆子不小”。他走马上任后不久，就有了大胆的想法。
1971年下半年，钱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要搞100万吨，相当于2000万担棉花。所需的技术设备，则可以从国外引进。
对此，周恩来、李先念指示国家计委研究一下，考虑引进解决穿衣问题的化纤设备和解决吃饭问题的化肥设备。
时值1972年1月初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分管轻工业部的顾秀莲找来该部与会代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请他向钱之光部长汇报，并要他代计委起草报告。
陈锦华根据指示，在部里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
按照报告提出的计划，进口总值为4亿美元。在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其中，“的确良”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
计委将这一报告上报国务院，李先念、华国锋和余秋里联名上报周恩来。2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示同意。
后来有人想挑“四三方案”的毛病。“那就查呗，我们有办法对付。一查，我们都是毛主席批的。” 顾秀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初步确定，把项目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设想建“三大化纤”：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和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后来，天津倚借大港油田的优势，想把原定在上海的项目抢过去。李先念最终拍板，在天津追加一个石油化纤厂。
2月中旬开始，轻工业部、燃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组成两个化纤技术考察组，分别由轻工业部合成局局长李正光和机械局局长王瑞庭负责，分赴日本和西欧考察，选择引进对象。
顾秀莲作为特别顾问，参加了由王瑞庭负责的考察组，于3月初出发，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多国。考察让她大开眼界，触动很大。在德国，她看到奔驰车在高速路上开到180迈。德国人从不迟到的守时观念，也让她印象深刻。在英国，她发现吃饭时没有一个盘子是不吃光的。
“看完以后就觉得，国外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我当时小一点，老一辈就更这么认为了，他们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他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幸福。” 顾秀莲说。
考察组回国后，于5月份向国务院递交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面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由此，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
谈判
1972年4月，周恩来亲自点将，柴树藩从干校被调到外贸部，主持“四三方案”的谈判工作。
柴树藩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的技术引进历程。
50年代，他任计委副主任，曾主持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把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1962年，他担任化纤和化肥小组（后改名为新技术引进小组）组长，负责引进工作。但那时，主要西方国家都还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跟中国做生意顾虑重重，只能以民间的名义进行。文革开始后，这些引进项目完全停滞了。
“四三方案”实际上是新技术引进工作的恢复和大发展。
具体的引进工作，由外贸部下属的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后改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来落实。
41岁的英文翻译曹经纶，被从东北吉林舒兰县的五七干校紧急调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个福利院的老年公寓中见到曹经纶时，他正和一群老人唱歌。今年82岁高龄的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曹经纶已经3年没碰英语了。中技公司是为完成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而专门成立的。后来，机缘巧合，原来学俄语的曹经纶转学了英语，成为公司的英文翻译，60年代参与了对西方的技术引进工作。“文革”开始后，公司解散，职工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劳动。1972年，“四三方案”开始实施，公司才得以重新组建，职工被紧急调回，参加谈判。
最先开始谈判的是上海项目，其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1972年6月开始，次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多。
在辽宁项目的谈判中，因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中法之间迟迟未能签订合同。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亲自出面洽商。他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恩来，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他说，如果中法两国达成合作，将会轰动欧洲和世界。最终，中国政府作出让步，签订了总值达12亿法郎的合同。
“四三方案”
引进化纤、化肥项目的消息传开后，各部委一下子炸开了锅，天天到计委来，为本部门申请引进项目。
冶金部第一个提出，进口一米七轧机。
长期以来，钢铁一直是中国的重点行业，也是薄弱环节，稍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冶金部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两次提出报告，要求在武钢建设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这已是第三次提出。虽然引进一套设备要2亿美元，但国家每年进口钢材都要花费3亿美元。算一算这笔账，还是划算的。因此，计委表示了支持。
1972年8月，国家计委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获得批准。由此，引进工作从石化扩大到钢铁行业。
其他部门也纷纷提出，要派团出国考察，开展引进工作。李先念积极支持，先后批准了几十批考察团出国。
11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并且提出，配备专职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
这时，各考察团回来后，相继提出多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所以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计委提交了综合性的第四个报告，即《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报告写道：“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这一方案后来经过追加，总投资为51.8亿美元）。
二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大型项目于1982年前陆续建成。“四大化纤”1982年全部投产后，中国从1984年起，宣布取消长达30年的布票。
43亿美元从哪里来
引进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外贸收入。1970 年，全国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1973年达到58.2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土特产，二是手工业品。
1月4日，李先念出席了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他说：“国际、国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有两种不同的价格体系。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决不能把国内稳定物价的方针套到国际市场去，也不能笼统地用成本加利润来定价。国际市场是受供求关系指挥的，是受价值法则支配的。”
为了节省有限的外汇，“四三方案”只能尽可能压缩软件技术的引进，而注重引进能够快速形成生产能力的成套硬件设施。
此外，引进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在对被引进国的选择上，能否提供出口信贷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有时，即使是专利技术拥有国，仅仅因为不愿向中国提供出口信贷，中国就转向第三国。这不但影响了技术的成功转移，而且使得很多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被迫拖延工期。
银行也为方案的实施筹措了部分外汇。1972年，陈云复出，参加了对四三方案的领导工作。1973 年6月，新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为筹措外汇资金的问题请示陈云：现在可以搞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是，这是否不符合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
对此，陈云回答，现在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