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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我告别学习生活了8年的日本回到祖国，在北京开始了新的追求。回首漫漫求学路，除却我的母校神户大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森班”和“石川班”可以说是我学习生活的另一个值得怀念的阵地了。
“森班”和“石川班”是大家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方面两个共同研究班的亲切称呼，因分别由森时彦和石川祯浩两位老师主持而得名。正式的名称为各自共同研究的主题，比如说，现在的森班为“长江流域社会的历史景观”共同研究班，石川班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共同研究班。
所谓“共同研究”是区别于“个人研究”(独立研究)而言的，它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项有特色的学术活动。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该所的前身——东方文化研究所和旧人文科学研究所分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1949年1月，东方文化研究所、旧人文科学研究所，与1934年成立的西洋文化研究所三个研究机构合并成为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旨在以人文科学的视角综合研究世界文化。目前，该所设立人文学研究部和东方学研究部两个部门，中国近代史研究隶属于东方学部。为了避免學术过于专业化、细分化，研究所把参加共同研究规定为所内教职人员个人独立研究之外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森班和石川班属于东方学研究部的活动，目前在该部还有其他13个共同研究班。尽管“共同研究班”的学术交流模式历史悠久，但是在国内关于它的介绍并不多。10年前茅海建教授的《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读书》1999年第12期)是第一篇，记录了他第一次接触“共同研究班”时的好奇以及所受到的震撼，更发出感慨：“若在北京有一个诸如此类的‘共同研究’班，能存在多久?”两年前，曾多次组织、主持过研究班工作的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在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详细介绍了“共同研究班”的起源、发展以及这些年取得的成就(演讲内容后整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以中国近代史为例》一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2009年初，在美国任教的王笛教授有感于中外学术研究过程的差异，向国内学术界的朋友呼吁：“学术必须交流”(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1日第10版)，也特别提及并推重日本的共同研究班。联系到这些情况，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幸运，能够有4年的时间去亲身经历那里的一切。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下来，既是对留学生涯的纪念，也口]能会对国内学术界来借“他山之石”以创造适合我们自己的学术交流模式有所助益。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本馆和分馆两处。本馆在京都大学本部校区内，是近年新盖的一处。其内部设施齐全，一楼主要为行政人员办公所用，门口设置有沙发、桌子，边上放着当日各类报纸可供每天进进出出的人阅读；二楼以上各层分布着教职人员的独立研究室和应共同研究需要而设置的大大小小为数不少的共同研究室。石川班大多就是在这个建筑物里进行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老师，研究室大多集中在四楼，几乎每天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他们辛勤工作的身影。两年前四楼设置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那里不仅有各种各样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工具书，还有许多近代历史上发行过的报纸(包括缩微版和纸本的)，虽不致样样齐全，但是重要的都有了，开架阅读非常方便(但不能自行带出研究所)。房间内设有两台电脑，一为中文系统一为日文系统，上面装有各种电子资源的链接，可以自由打印、复印或者进行资料的保存，为班员们查询、搜集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班员们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能够自由出入，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去中心查阅，周六周日可，通宵工作也可。现在，那里已经成为班员们个人利用与日常聚集的空间。研究所分馆位于与本馆一街之隔的北白川，那里一楼的大会议室是森班活动的地方。建筑物本身据说是用庚子赔款的部分资金盖起来的，历史颇为悠久。不同于本馆建筑的现代感和日本普通建筑的和式风情，分馆外观上有着类似于近代欧洲城堡的尖尖楼顶，屋顶也是高高的，煞是威严。
我是2005年考入神户大学博士课程之后开始参加共同研究班的。当时在导师森纪子教授的介绍下先是加入了“20世纪中国社会体系”共同研究班(由森时彦先生主持，该班在2008年结束，其成果已经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发行)。一年以后即2006年，石川祯浩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开班，出于对该题目的兴趣我亦报名参加。于是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参加了由森时彦、石川祯浩两位老师主持的三个不同主题的共同研究班，总计有一百多场报告会。各个研究班的活动为隔周一次，都是在周五下午两点至五点进行，这样一来，自2006年起每周五就成为我固定去京都的日子。
在共同研究班的讨论过程中，我获益良多。甚至可以说，自己博士论文的成形，与参加研究班听取了不同学者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辞，这是由共同研究班的活动方式决定的。那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每一位班员在每届主题研究结束之前要在研究班讨论会上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这个报告可以是未完成稿，甚至可以是一份几页纸的提纲，但是基本的思路以及作为论据的史料介绍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听者能够了解报告人的意图以及研究进行的思考过程。这一点很重要。记得费孝通先生曾经讲过，“一般学者是不会愿把思考过程，尤其是思考而未得成果的摸索经过，写下来给人看的。”而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从书本上很难学到怎样搞学术，这有点像一个艺术家，只看他们的成品，不是内行看不出他们的绝招，做学术工作，也得像做学徒一样，从老师傅的实践中去学会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诀窍。这样看来，研究班的活动形式正是费老这个心得体会的具体实践，把做学问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通过共同研究班这个平台暴露给大家。对于青年学者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在读博士生来说，还有什么样的课程能如此这般更直接、更全面多样地体验教与学之问的互动呢?
作为在读博士生和研究班成员，我也曾经将自己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拿出来在班上报告、讨论。每次预先拟定好题目，在学期末向班长也就是研究班的主持人申请，然后由班长根据题目联系评论人。稿件在报告两个星期前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各位成员，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供大家阅读。鉴于参加人员的高水准，每一次报告前的准备都让人异常紧张。不上一位前辈告诉过我，在研究班做报告最能锻炼人的胆量，也最需要耐心、细致的推敲。这一点我感同身受。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报告《近代青岛新闻史仁关寸显初步的研究1897-1938》(近代青岛新闻史初探1897-1938)时的情形。那时候进入博士课程时间还不长，对于选定的青岛新闻史这样一个还未曾有人涉猎过的研究领域，在 资料搜集、研究取向以及对问题的驾驭方面，我都还处于摸索、甚至有些迷茫的阶段。我只是大致地按照时间顺序，将青岛新闻史的发展过程作了一番梳理并总结了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篇报告做得非常粗糙，时代背景、各个阶段的舆论政策、报业经营的具体情况都存在资料不充分、分析不深入的毛病，而且，当时我不熟悉日本史，对口占时期军官职务作出了错误判断，令人汗颜。记得当时的评论人是京都大学的江田宪治老师，我很感激他能够耐心地看完并尽力地去理解我当时还不十分通顺的口语文稿，逐个指出问题所在并提出建议。语言犀利，建议具体，却毫无简单否定之感，他的评论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参与共同研究班还会从讨论中掌握做论文的要领，了解研究过程中易犯的错误。依然以我个人的体会为例。起初我曾疏于对一些珍贵材料做收藏信息的整理、介绍，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不妥。记得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着手青岛第一份中文报纸《胶州报》的研究。关于这份报纸知道的人很少，记载也极有限，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在青岛档案馆发现的。在研究班上作报告时，虽然我对该报纸的内容、发行情况等介绍得很清楚，但是却没有在注释中标出该报的收藏信息。这次是担当评论的石川祯浩老师向我严肃指出的。他说这种基础信息的整理非常重要，会让后来研究的人少走弯路。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什么叫资源的共享，才在日后慢慢了解到这是学术进步的基础。现在，我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会时刻注意资料信息的标注与介绍，提醒自己为读者提供查找材料的方便。
经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每个研究人员的口常工作任务很重，在中国能够坚持两年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即不多见，为什么京都大学的研究班能够持续几十年?为此我曾经询问过多位名师，他们大多说不出所以然而最终答曰：“习惯。”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传統与管理体制。这一点狭间直树教授所撰文稿也已经详细介绍过了。该所很早就开展了名曰“会读”的其同研究，历史悠久。现在，组织、参与共同研究，个人研究与共同研究并重，已经成为该所对所有在职研究人员的制度性要求，这为其同研究班的存在与维持几十年不变的高水准提供了保障。二是日本学者对“学会”交流的特殊情结。在日本，似乎每一位学者包括在读博士生、研究生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专业领域参加至少一个以上的学会，有的属于全国性的，比如“现代中国研究会”；有的属于地方性的，比如在神户的“华侨华人研究会”、“孙文研究会”等，有的属于学校，数量非常多。学会活动对于每一位研究者来说已经成为日常学术工作的一部分，是可以写进简历中的内容。我记得一位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说，“在研究过程中，没有经过在学会上的发表怎么能够做出真正的学术?”一语道破了学会活动在日本学者心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的这个共同研究班，并不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学会概念，但是很难否认这是多年来八方学人在日常繁忙生活中依然不畏远途前来参加共同研究的原因。
我回国已经三个多月了。前不久我收到了研究所寄来的《20世纪中国社会体系》研究论文集——过去一届森班的研究报告。厚厚的一大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它凝结着每一位学者讨论、交流的汗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共同研究班的干锤雨炼下，我的一篇论文被选入其中，和其他老师的大作一起面世。在文章结束之际，也借此一隅感谢研究班，感谢研究班的每一位成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文编辑 宋文佳)
“森班”和“石川班”是大家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方面两个共同研究班的亲切称呼，因分别由森时彦和石川祯浩两位老师主持而得名。正式的名称为各自共同研究的主题，比如说，现在的森班为“长江流域社会的历史景观”共同研究班，石川班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共同研究班。
所谓“共同研究”是区别于“个人研究”(独立研究)而言的，它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项有特色的学术活动。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该所的前身——东方文化研究所和旧人文科学研究所分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1949年1月，东方文化研究所、旧人文科学研究所，与1934年成立的西洋文化研究所三个研究机构合并成为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旨在以人文科学的视角综合研究世界文化。目前，该所设立人文学研究部和东方学研究部两个部门，中国近代史研究隶属于东方学部。为了避免學术过于专业化、细分化，研究所把参加共同研究规定为所内教职人员个人独立研究之外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森班和石川班属于东方学研究部的活动，目前在该部还有其他13个共同研究班。尽管“共同研究班”的学术交流模式历史悠久，但是在国内关于它的介绍并不多。10年前茅海建教授的《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读书》1999年第12期)是第一篇，记录了他第一次接触“共同研究班”时的好奇以及所受到的震撼，更发出感慨：“若在北京有一个诸如此类的‘共同研究’班，能存在多久?”两年前，曾多次组织、主持过研究班工作的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在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详细介绍了“共同研究班”的起源、发展以及这些年取得的成就(演讲内容后整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以中国近代史为例》一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2009年初，在美国任教的王笛教授有感于中外学术研究过程的差异，向国内学术界的朋友呼吁：“学术必须交流”(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1日第10版)，也特别提及并推重日本的共同研究班。联系到这些情况，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幸运，能够有4年的时间去亲身经历那里的一切。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下来，既是对留学生涯的纪念，也口]能会对国内学术界来借“他山之石”以创造适合我们自己的学术交流模式有所助益。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本馆和分馆两处。本馆在京都大学本部校区内，是近年新盖的一处。其内部设施齐全，一楼主要为行政人员办公所用，门口设置有沙发、桌子，边上放着当日各类报纸可供每天进进出出的人阅读；二楼以上各层分布着教职人员的独立研究室和应共同研究需要而设置的大大小小为数不少的共同研究室。石川班大多就是在这个建筑物里进行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老师，研究室大多集中在四楼，几乎每天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他们辛勤工作的身影。两年前四楼设置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在那里不仅有各种各样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工具书，还有许多近代历史上发行过的报纸(包括缩微版和纸本的)，虽不致样样齐全，但是重要的都有了，开架阅读非常方便(但不能自行带出研究所)。房间内设有两台电脑，一为中文系统一为日文系统，上面装有各种电子资源的链接，可以自由打印、复印或者进行资料的保存，为班员们查询、搜集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班员们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能够自由出入，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去中心查阅，周六周日可，通宵工作也可。现在，那里已经成为班员们个人利用与日常聚集的空间。研究所分馆位于与本馆一街之隔的北白川，那里一楼的大会议室是森班活动的地方。建筑物本身据说是用庚子赔款的部分资金盖起来的，历史颇为悠久。不同于本馆建筑的现代感和日本普通建筑的和式风情，分馆外观上有着类似于近代欧洲城堡的尖尖楼顶，屋顶也是高高的，煞是威严。
我是2005年考入神户大学博士课程之后开始参加共同研究班的。当时在导师森纪子教授的介绍下先是加入了“20世纪中国社会体系”共同研究班(由森时彦先生主持，该班在2008年结束，其成果已经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发行)。一年以后即2006年，石川祯浩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开班，出于对该题目的兴趣我亦报名参加。于是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参加了由森时彦、石川祯浩两位老师主持的三个不同主题的共同研究班，总计有一百多场报告会。各个研究班的活动为隔周一次，都是在周五下午两点至五点进行，这样一来，自2006年起每周五就成为我固定去京都的日子。
在共同研究班的讨论过程中，我获益良多。甚至可以说，自己博士论文的成形，与参加研究班听取了不同学者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辞，这是由共同研究班的活动方式决定的。那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每一位班员在每届主题研究结束之前要在研究班讨论会上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这个报告可以是未完成稿，甚至可以是一份几页纸的提纲，但是基本的思路以及作为论据的史料介绍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听者能够了解报告人的意图以及研究进行的思考过程。这一点很重要。记得费孝通先生曾经讲过，“一般学者是不会愿把思考过程，尤其是思考而未得成果的摸索经过，写下来给人看的。”而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从书本上很难学到怎样搞学术，这有点像一个艺术家，只看他们的成品，不是内行看不出他们的绝招，做学术工作，也得像做学徒一样，从老师傅的实践中去学会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诀窍。这样看来，研究班的活动形式正是费老这个心得体会的具体实践，把做学问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通过共同研究班这个平台暴露给大家。对于青年学者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在读博士生来说，还有什么样的课程能如此这般更直接、更全面多样地体验教与学之问的互动呢?
作为在读博士生和研究班成员，我也曾经将自己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拿出来在班上报告、讨论。每次预先拟定好题目，在学期末向班长也就是研究班的主持人申请，然后由班长根据题目联系评论人。稿件在报告两个星期前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各位成员，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供大家阅读。鉴于参加人员的高水准，每一次报告前的准备都让人异常紧张。不上一位前辈告诉过我，在研究班做报告最能锻炼人的胆量，也最需要耐心、细致的推敲。这一点我感同身受。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报告《近代青岛新闻史仁关寸显初步的研究1897-1938》(近代青岛新闻史初探1897-1938)时的情形。那时候进入博士课程时间还不长，对于选定的青岛新闻史这样一个还未曾有人涉猎过的研究领域，在 资料搜集、研究取向以及对问题的驾驭方面，我都还处于摸索、甚至有些迷茫的阶段。我只是大致地按照时间顺序，将青岛新闻史的发展过程作了一番梳理并总结了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篇报告做得非常粗糙，时代背景、各个阶段的舆论政策、报业经营的具体情况都存在资料不充分、分析不深入的毛病，而且，当时我不熟悉日本史，对口占时期军官职务作出了错误判断，令人汗颜。记得当时的评论人是京都大学的江田宪治老师，我很感激他能够耐心地看完并尽力地去理解我当时还不十分通顺的口语文稿，逐个指出问题所在并提出建议。语言犀利，建议具体，却毫无简单否定之感，他的评论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参与共同研究班还会从讨论中掌握做论文的要领，了解研究过程中易犯的错误。依然以我个人的体会为例。起初我曾疏于对一些珍贵材料做收藏信息的整理、介绍，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不妥。记得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着手青岛第一份中文报纸《胶州报》的研究。关于这份报纸知道的人很少，记载也极有限，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在青岛档案馆发现的。在研究班上作报告时，虽然我对该报纸的内容、发行情况等介绍得很清楚，但是却没有在注释中标出该报的收藏信息。这次是担当评论的石川祯浩老师向我严肃指出的。他说这种基础信息的整理非常重要，会让后来研究的人少走弯路。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什么叫资源的共享，才在日后慢慢了解到这是学术进步的基础。现在，我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会时刻注意资料信息的标注与介绍，提醒自己为读者提供查找材料的方便。
经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每个研究人员的口常工作任务很重，在中国能够坚持两年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即不多见，为什么京都大学的研究班能够持续几十年?为此我曾经询问过多位名师，他们大多说不出所以然而最终答曰：“习惯。”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传統与管理体制。这一点狭间直树教授所撰文稿也已经详细介绍过了。该所很早就开展了名曰“会读”的其同研究，历史悠久。现在，组织、参与共同研究，个人研究与共同研究并重，已经成为该所对所有在职研究人员的制度性要求，这为其同研究班的存在与维持几十年不变的高水准提供了保障。二是日本学者对“学会”交流的特殊情结。在日本，似乎每一位学者包括在读博士生、研究生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专业领域参加至少一个以上的学会，有的属于全国性的，比如“现代中国研究会”；有的属于地方性的，比如在神户的“华侨华人研究会”、“孙文研究会”等，有的属于学校，数量非常多。学会活动对于每一位研究者来说已经成为日常学术工作的一部分，是可以写进简历中的内容。我记得一位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说，“在研究过程中，没有经过在学会上的发表怎么能够做出真正的学术?”一语道破了学会活动在日本学者心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的这个共同研究班，并不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学会概念，但是很难否认这是多年来八方学人在日常繁忙生活中依然不畏远途前来参加共同研究的原因。
我回国已经三个多月了。前不久我收到了研究所寄来的《20世纪中国社会体系》研究论文集——过去一届森班的研究报告。厚厚的一大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它凝结着每一位学者讨论、交流的汗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共同研究班的干锤雨炼下，我的一篇论文被选入其中，和其他老师的大作一起面世。在文章结束之际，也借此一隅感谢研究班，感谢研究班的每一位成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