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此外，建国前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更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一样的东西来塑造，它对配合土地改革起到现实教材的作用，双双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其后，五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来塑造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其子冯贵堂、《苦菜花》中的王柬之都是罪恶滔天的坏蛋。其后，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著名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有对地主、富农品德丑化的篇章：浩然的《艳阳天》写合作化运动中的马小辫和其他地主、富农及上中农，都依财富多少表现自己的丑恶、残酷，那时的观念是越穷越革命、越纯洁，越富越反动、越污秽。这种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而对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写，实在对几代人的意识进行了极强的塑造。
我小时就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越有钱就越坏，看到地主像看到恶魔一样。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毛泽东掀起的“文革”。我当时只是因为写点文艺作品，还都是歌颂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小黑帮”(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就是罪恶)，天天挨游挨斗。那时，村里的红卫兵把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地主从城市揪了回来，我与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块劳改，开始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可是，经过十几天的劳动，我就改变对这些地主的认识：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文质彬彬，绝不是我从电影和书上看到地主，他们不像恶魔，聪明豁达机智，竞比对我们专政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
其中一个地主在我们闲话《白毛女》时，文雅地笑了，说：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的地主哪能去强奸呀，这么穷苦的丫头送上门来能要吗?他谈到《艳阳天》中的马小辫，说：他在自己有权势时没有杀死肖长春，没有权势了为什么要杀死小石头?胡编乱造而已!而许多他过去的长工对他们恭敬有加，证明他们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我对他们的话相信了。这是发动“文革”的人没有想到的吧!前几年，我与左岸版主李云雷的一次争论，我认为《艳阳天》中写马小辫杀小石头没有事实根据，他说是事实。恰巧我碰到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资，他曾经陪同浩然到山东某村(《艳阳天》的模特村)住过十几天，访问了所有他写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马小辫”的家。我问他“马小辫”有没有杀害小石头?他说马小辫绝没有杀害小石头，那是为了附和阶级斗争形势夸大的。而在当年，就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凶残丑恶，非狠抓阶级斗争不可。在“狠抓”中又制造了许多新敌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
正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政权像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草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
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
1978年以后对于地主的书写
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对于革命有巨大功劳的人员，解放后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笑蜀最近又对原书进行考证与修订，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大地主刘文彩》，读过此书的人说是“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看来，虚假不得人心。
最近，人们又对高玉宝被选人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竟在小学生课本中存在那么多年，实在是对制造者的极大讽刺。今天摆脱极左压制的青年一眼就看出那些无聊可笑的欺骗，当记者们找到作者高玉宝时，他只能支吾其词。最近，《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亩地，家里人均十亩地(这在东北人少地多的地区很平常)，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来他是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有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
而《白毛女》故事的原型只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晋察冀流传的故事，其事属于民间对惩恶扬善的渴望与宣扬，“白毛仙姑”有惩恶扬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开始作家李满天把其当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写，被“杰出的文艺领导者”周扬看中，他把这个故事赋予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贺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意义。于是作为革命文学的第一经典而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提出多种质疑，学者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中，以科学、客观的方法考证 了《白毛女》的诸多演变因素，已经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间传统被政治化”的过程。而有不少人从事实上批驳了故事的虚假性，电影把黄世仁越写成大地主，他强奸喜儿越不可能，作家张蔓菱说：那个强奸喜儿的绝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会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因为地主不会性饥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里强奸穷人女儿的程度。如苏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爱关系，他们在性上的满足方法与程度是有别于穷人的，他们大抵性上极端满足，为了好奇可能有独特追求，但是，他们要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以今比古，现在的千万富翁会在春节之夜去自己祠堂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吗?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考察，那拔高与伪造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可是对煽动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有开明绅士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贤县五个区被斗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绑的十八人，被剥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人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一次，乡以上斗争会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次。斗争人数达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一百四十一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百分之三十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三千七百六十户，其中自杀了二百六十一人。荣昌县七区四个乡五十四个村，共划地主六百六十三户，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十四村共划中小地主十五户，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竞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二十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一百九十九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农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镇压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3]
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 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历史性地评价土地改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人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可悲的是我们的“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我们的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错误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近三十年。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我们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摘自《书屋》
我小时就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越有钱就越坏，看到地主像看到恶魔一样。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毛泽东掀起的“文革”。我当时只是因为写点文艺作品，还都是歌颂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小黑帮”(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就是罪恶)，天天挨游挨斗。那时，村里的红卫兵把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地主从城市揪了回来，我与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块劳改，开始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可是，经过十几天的劳动，我就改变对这些地主的认识：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文质彬彬，绝不是我从电影和书上看到地主，他们不像恶魔，聪明豁达机智，竞比对我们专政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
其中一个地主在我们闲话《白毛女》时，文雅地笑了，说：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的地主哪能去强奸呀，这么穷苦的丫头送上门来能要吗?他谈到《艳阳天》中的马小辫，说：他在自己有权势时没有杀死肖长春，没有权势了为什么要杀死小石头?胡编乱造而已!而许多他过去的长工对他们恭敬有加，证明他们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我对他们的话相信了。这是发动“文革”的人没有想到的吧!前几年，我与左岸版主李云雷的一次争论，我认为《艳阳天》中写马小辫杀小石头没有事实根据，他说是事实。恰巧我碰到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资，他曾经陪同浩然到山东某村(《艳阳天》的模特村)住过十几天，访问了所有他写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马小辫”的家。我问他“马小辫”有没有杀害小石头?他说马小辫绝没有杀害小石头，那是为了附和阶级斗争形势夸大的。而在当年，就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凶残丑恶，非狠抓阶级斗争不可。在“狠抓”中又制造了许多新敌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
正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政权像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草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
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
1978年以后对于地主的书写
早在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书中以严谨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对刘文彩设置水牢、残害贫下中农的控诉。这个因为诉苦当到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不得不说：关于刘文彩的水牢及刑讯室“都是别人让她说的”，这两样最有力证明地主罪恶的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刘文彩投资三亿法币建的“文彩中学”到现在仍然是四川县级最好的中学，刘文彩是四川个人投资办学第一人，其侄刘湘、其弟刘文辉都是对于革命有巨大功劳的人员，解放后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许多雕塑都是出于对地主斗争需要的“艺术创造”。笑蜀最近又对原书进行考证与修订，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大地主刘文彩》，读过此书的人说是“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看来，虚假不得人心。
最近，人们又对高玉宝被选人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那纯粹是靠红色恐怖维护的愚民言论，竟在小学生课本中存在那么多年，实在是对制造者的极大讽刺。今天摆脱极左压制的青年一眼就看出那些无聊可笑的欺骗，当记者们找到作者高玉宝时，他只能支吾其词。最近，《先锋国家历史》一书记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黄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穷人。到了周春富这一代，他勤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穿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以后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见任何人都问：你卖地不?这样，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亩地，家里人均十亩地(这在东北人少地多的地区很平常)，家里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来他是走多种经营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这样的人在今天不是应当受到层层表彰的致富模范吗?他这种品质不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典型代表吗?中国的强大与富裕实在有赖于这样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财产被分，他被枪毙了。”
而《白毛女》故事的原型只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晋察冀流传的故事，其事属于民间对惩恶扬善的渴望与宣扬，“白毛仙姑”有惩恶扬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开始作家李满天把其当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写，被“杰出的文艺领导者”周扬看中，他把这个故事赋予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贺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意义。于是作为革命文学的第一经典而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提出多种质疑，学者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中，以科学、客观的方法考证 了《白毛女》的诸多演变因素，已经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间传统被政治化”的过程。而有不少人从事实上批驳了故事的虚假性，电影把黄世仁越写成大地主，他强奸喜儿越不可能，作家张蔓菱说：那个强奸喜儿的绝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会去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因为地主不会性饥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里强奸穷人女儿的程度。如苏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爱关系，他们在性上的满足方法与程度是有别于穷人的，他们大抵性上极端满足，为了好奇可能有独特追求，但是，他们要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以今比古，现在的千万富翁会在春节之夜去自己祠堂强奸那么一个贫穷的丫头吗?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考察，那拔高与伪造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么经典。可是对煽动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地主与革命
共产党曾经对开明绅士是非常尊重的，这缘于这些开明绅士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有正义感的富人子女发起的。而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帮助的。山西省兴县刘太白是开明绅士，帮助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做了许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他本人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参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识绝对强于不少普通贫下中农)，他和另一个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办起两所高级小学，还筹办了一所高中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牛友兰先生给贺龙的一个团供应服装、粮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长(在县城)。有开明绅士这一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么革命对象指向富人就是错误的。当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赞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穷人都同情革命一样。
1947年，中共开始土地改革，极左的潮流在全国流传起来。江浙各地土改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贤县五个区被斗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绑的十八人，被剥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人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一次，乡以上斗争会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次。斗争人数达二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一百四十一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代政策，分别对待。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百分之三十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三千七百六十户，其中自杀了二百六十一人。荣昌县七区四个乡五十四个村，共划地主六百六十三户，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十四村共划中小地主十五户，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竞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当场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关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总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二十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五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一百九十九人。仅5至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5至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农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镇压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3]
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只此为止，也算结束了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总觉得地主会心存报复之心。于是，在“文革”中，借打击“走资派之机，更想把地主斩尽杀绝”，掀起新的打击的酷虐更加令人发指：“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还有湖南的道县和其他的县，都发生了这种比法西斯更 加野蛮残暴地对“阶级敌人”的残杀，著名作家韩少功写过这类残酷场面，这就是中国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命运，他们所遭受的“专政”比当年他们无意识地对贫下中农的“经济剥削”要惨痛多了。这可能是中国富人被指斥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极左统治时代对富人的酷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许多靠勤俭持家发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农的心，这种三十年的严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况且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是对他们的“伤害”。
历史性地评价土地改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允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时，就指示参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为掠夺财产、报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机谋利(在“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此指示作为罪状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盗贼这些人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假如当时我们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财产，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主又打又骂地施以残酷的斗争，让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致富，不搞过左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专政，那么。中国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多仇恨、矛盾和创伤，我们的道德与文化不会遭到毁弃与破坏，那是多么好呀。可悲的是我们的“革命作家”写的“土地改革”却是一片赞扬之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吹鼓手和应声虫，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许多《半夜鸡叫》那样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们还认为“斗争就是幸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天下乌鸦一般黑”，许多穷人还在以穷为荣，还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财产上。1978年以前，我们的主流教育就是：“谁穷谁光荣，穷人就是革命。谁富谁罪恶，天下乌鸦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这样非常错误的言论。以“革命”的名义强烈地向国人灌输近三十年。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文革”中的打、砸、抢、烧、抓、杀，就显示了某些穷人的残忍和专横，贪婪与无耻，他们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盗贼”，在我们无产阶级各种运动中，不少这类渣滓充当了“革命者”，给国家与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