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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月革命是以唯物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激进的反传统、反宗教为鲜明特征，但是俄罗斯的精神品格深受宗教尤其是东正教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十月革命和东正教并不是完全相反相对的关系，相反，东正教的弥赛亚情节、对人民的同情和信仰、对平等的追求、向往人间天国和乌托邦、提倡奉献和牺牲精神乃至教会的组织形式、崇拜仪式等都对革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十月革命 东正教 弥赛亚情节 民粹主义
十月革命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的原因依然众说纷纭。从最早的列宁的解释“一国胜利论”到后来的阶级形成分化的分析、战争导致的经济崩溃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俄国化、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政党的战斗堡垒作用等，直至最近的对十月革命和俄国民粹主义的继承关系、和村社的共产主义传统的关系的讨论，研究视野越来越广阔，涉及因素也越来越复杂。其中东正教和十月革命的关系也开始被注意到。为什么一个信奉唯物的、无神论的哲学理论的社会主义革命会发生在一个有浓厚宗教氛围和宗教传统的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呢？十月革命是俄国传统的断裂还是延续？是外来力量的粗暴侵入还是内在基因的生长展开？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了新教信奉的节俭、奉献、聚敛、契约、劳动等价值观对资本主义興起的刺激作用一样，东正教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也有不为人知的激发作用呢？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精神品格深受宗教尤其是东正教的影响。俄罗斯境内遍布教堂和修道院，从贵族、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对上帝、永生、拯救、宽恕、怜悯等问题津津乐道，并为生存的目的和意义而苦恼。关于宗教的话题总能激起热烈的讨论，引起人们极大地兴趣。俄国哲学家索洛维耶夫认为俄国人特有的精神特性就是虔敬感、同情感和羞涩感。“对上帝和神性真理热切的思慕与寻觅、喜欢不幸和受苦的人、对社会底层的崇敬和同情、宽恕精神、对不公正待遇顺从和不反抗，以及对神圣象征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忠诚。”是俄罗斯人鲜明的宗教特性。自988年“罗斯受洗”以来，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传统文化，建筑工艺等都受到了东正教的深刻影响。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与西方基督教从民间发展，然后被确立为国教的进程不同，俄国的东正教，从引入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来看待的。它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被嫁接到俄国的原始多神信仰之上，这就使他的宗教灵性受到了一定损害，具有很大的世俗性，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之中成为国家的附庸。西方基督教世界，王权和教权分离，一个管世俗世界，一个管灵魂世界，而东正教世界则与之相反，王权和教权不分离。“西方教会是普照尘世的太阳，是一个超然于世俗政权的特立独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机构。但是总体上说，东方东正教的教会却是追随于王权的阴影之下。”纵观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历程，教权和皇权的冲突之中，只有极短暂的时期，教会曾经具有优势地位，但是自从最后一个有权势的牧首尼康失败之后，教会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逐步失去了独立性。尤其是彼得大帝颁布了《宗教章程》，废除了牧首职务，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宗教委员会——神圣议会，神圣议会由沙皇任命的一些主教组成，而这些主教又受沙皇的高级代理人——总监通常是一个世俗官员甚至是军官的监督控制。这就使教会实际上成为了沙皇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一个部门，从而完全从属于国家。毫无疑问，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极大的打击了东正教势力，结束了教权与皇权之争，永远的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下。教权对皇权的依附和顺从，一方面使教会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便利和特权，另一方面也使教会成为专制集权制度的鼓吹者和帮凶，引起教会内部人才的流失和派别的分裂，并随着沙皇制度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而招致社会的不满和怨愤，不可避免的作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成为革命的对象。
俄国东正教的传入和发展伴随着沙皇集权的巩固和提升，两者共同构成了对社会的统治和钳制，成为特权阶级，这必然激起下层的反抗。早在农奴制时代，牧首、主教以及各级修道院就拥有几百万农奴，几乎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和财富集团。这使教会既引起国家的警惕和排挤，也招致民众的攻击和不满，而且因为对财富的占有与教义的矛盾还导致了内部的分裂，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从尼康对礼节仪式的改革导致教会第一次大分裂，到彼得大帝对教会漫不经心的态度及官僚式的统治，使俄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反国教派，他们因为宗教上的压迫，有的消极抵抗，有的远走他乡，不和“敌基督”接触和合作，“对一团漆黑的现实反动的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激烈主义，差不多就是哲学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有了俄国革命运动的曙光，经历几百年的苦斗，终于把反基督的专制政府可恨的统治推翻了。”这些宗教异端往往处于社会中下层，很多是共产聚居的，彼此团结和互助，使他们经济上有一定实力，而对正统教会和政府持敌视的态度，他们在民间的秘密活动和激烈极端的态度，也为革命运动提供了传播土壤和人员支持。
东正教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为革命做好了铺垫，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文化上有潜在的联系。不夸张的说，作为俄国历史上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输入——东正教的传入和西方文明又一次大规模输入——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两者之间的相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别尔嘉耶夫曾深入探讨苏联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他看来，受俄国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 “俄罗斯化”了，变成了一种 “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与无产阶级的弥赛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弥赛亚思想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结合起来并混为一体。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验的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共产主义革命是现实的革命，是万能的弥赛亚说，它希望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并解除压迫。”可见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并非完全对立，在“救世”这一点上，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共鸣，很容易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及民众所接受。 俄国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在其领土不断扩张的同时，心理上一直面对着自我认知的困惑——俄国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这从其国家标志双头鹰就表露无遗。由于俄罗斯深处东西两大文明交界之中，在这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夹击下造就的独特民族理念和强国诉求也决定了俄罗斯的“民族身份认同”较为突出。弥赛亚情结和俄罗斯使命感正是他们对精神的追求，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概括，最能体现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情结：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更进一步地指明︰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可见弥赛亚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血液当中，甚至延伸到20世纪的十月革命和冷战过程。俄罗斯思想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不仅见诸于十月革命前，也见诸于十月革命后。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激烈地“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弥赛亚”意识包括两个含义：（1）指称某个人——拯救者;（2）指称未来时代——上帝之国。前者强调人选问题——谁是上帝的选民，后者强调世界终极问题的解决——进入上帝之国。因此，从根本上说，弥赛亚意识关注的是世界终极问题的解决以及解决该问题的人选，简而言之，就是终极问题和选民问题。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具有一种立体的、三维的结构模式，由三个层面组成：在宗教层面，俄罗斯自认为是代表真理的东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在精神层面，认为本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并以此作为拯救世界的武器;在世俗（主要是政治）层面，俄罗斯要拯救其他国家和解放全人类，并且努力把这种理想付诸实践。弥赛亚意识关注的不是“现世”，而是未来的“千禧年”。进入到世俗层面后，常表现为对“绝对”、“终极”和美好未来的乌托邦追求。在弥赛亚意识推动下，人们的灵魂总是指向终极的东西，不愿意循规蹈矩，常常产生冲出习惯藩篱的躁动，引发出创造和革命的激情。弥赛亚意识中那种面向未来和终极的求索，使得俄罗斯人不安于现状，永远地朝向未来，紧张探索，渴望找到那看不到的家园，寻找绝对的、神性的真理，并希望以此拯救世界。
俄罗斯人的这种弥赛亚情结由来已久。从历史的演变来看，俄罗斯人把自己看作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到拜占庭文明的真正传人。俄罗斯以第三罗马自居，自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政治中心的重任。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东正教的惟一捍卫者，西欧文明是对东正教的损害和叛离，俄罗斯这个最虔诚、最坚定的民族被上帝选定为神选民族，被赋予使命与力量来拯救人类，是全人类的弥赛亚。当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弥赛亚民族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
从第三罗马到第三国际，从莫斯科王国到苏维埃共和国，从彼得大帝到列宁、斯大林，国家和领袖的弥赛亚意识都非常显著。在苏共所有领导人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弥赛亚情结最为强烈。列宁和斯大林都是牧师家庭出身，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奔涌在他们的血脉之中。斯大林直接当过牧师，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则完全克隆了基督教的组织制度。布尔什维克像教士划分教区一样，按片、按单位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小组和支部确定组织人支部书记（神甫、牧师）;建立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耶和华、上帝）;确立经典《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圣经），树立先知和领袖马克思、列宁（大卫、耶稣）;思想灌输学文件（讲经）;宣传动员群众（传播教义）;组织发展党员（信众）;日常维系定期过组织生活（做礼拜）;思想交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忏悔与疏导）;象征性仪式入党宣誓（洗礼、祈祷）;思想标志镰刀和铁锤（十字架）;民主集中制（长老集体议事、分工负责制）等。鲜明的旗帜、严密的组织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最终的胜利。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经历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三个阶段，俄国著名哲学家弗兰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传统的相结合。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色彩。这里说的“宗教性”并非指的是有神论，信仰宗教，而是指的对某种信仰的狂热的非理性、痴迷性。民粹派文件《革命者基本信条》这样说：“革命者是命中注定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私事，没有个人的感情，没有个人的眷恋，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身心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即革命，完完全全所吞没。”“革命者在自己身心深处，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所有民事秩序，同整个有教养的世界都断绝了关系，也同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则、礼节、通行的约定和道德要求断绝了任何关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只要他要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之所为，只能是义无反顾地破坏这个世界。”从这里可以透出某些布尔什维克人的气质。布尔什维主义里面带有某种虔诚的宗教色彩，对信仰有某种狂热的非理性和痴迷性。原本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性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经过俄国化后，带有了某些狂热的、痴迷的非理性色彩。
【参考文献】
【1】[俄]尼古拉·別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思想：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2】郭小丽：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俄]赫克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4】郭小丽 孙静萱：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 俄罗斯研究2009.2
【5】潘祥辉： 弥赛亚主义： 苏联政治传播对东正教传统的因袭和转化 现代传播 2016.2
【6】马龙闪：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几个问题 史林2002.2
【关键词】：十月革命 东正教 弥赛亚情节 民粹主义
十月革命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的原因依然众说纷纭。从最早的列宁的解释“一国胜利论”到后来的阶级形成分化的分析、战争导致的经济崩溃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俄国化、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政党的战斗堡垒作用等，直至最近的对十月革命和俄国民粹主义的继承关系、和村社的共产主义传统的关系的讨论，研究视野越来越广阔，涉及因素也越来越复杂。其中东正教和十月革命的关系也开始被注意到。为什么一个信奉唯物的、无神论的哲学理论的社会主义革命会发生在一个有浓厚宗教氛围和宗教传统的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呢？十月革命是俄国传统的断裂还是延续？是外来力量的粗暴侵入还是内在基因的生长展开？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了新教信奉的节俭、奉献、聚敛、契约、劳动等价值观对资本主义興起的刺激作用一样，东正教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也有不为人知的激发作用呢？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精神品格深受宗教尤其是东正教的影响。俄罗斯境内遍布教堂和修道院，从贵族、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对上帝、永生、拯救、宽恕、怜悯等问题津津乐道，并为生存的目的和意义而苦恼。关于宗教的话题总能激起热烈的讨论，引起人们极大地兴趣。俄国哲学家索洛维耶夫认为俄国人特有的精神特性就是虔敬感、同情感和羞涩感。“对上帝和神性真理热切的思慕与寻觅、喜欢不幸和受苦的人、对社会底层的崇敬和同情、宽恕精神、对不公正待遇顺从和不反抗，以及对神圣象征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忠诚。”是俄罗斯人鲜明的宗教特性。自988年“罗斯受洗”以来，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传统文化，建筑工艺等都受到了东正教的深刻影响。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与西方基督教从民间发展，然后被确立为国教的进程不同，俄国的东正教，从引入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来看待的。它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被嫁接到俄国的原始多神信仰之上，这就使他的宗教灵性受到了一定损害，具有很大的世俗性，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之中成为国家的附庸。西方基督教世界，王权和教权分离，一个管世俗世界，一个管灵魂世界，而东正教世界则与之相反，王权和教权不分离。“西方教会是普照尘世的太阳，是一个超然于世俗政权的特立独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机构。但是总体上说，东方东正教的教会却是追随于王权的阴影之下。”纵观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历程，教权和皇权的冲突之中，只有极短暂的时期，教会曾经具有优势地位，但是自从最后一个有权势的牧首尼康失败之后，教会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逐步失去了独立性。尤其是彼得大帝颁布了《宗教章程》，废除了牧首职务，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宗教委员会——神圣议会，神圣议会由沙皇任命的一些主教组成，而这些主教又受沙皇的高级代理人——总监通常是一个世俗官员甚至是军官的监督控制。这就使教会实际上成为了沙皇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一个部门，从而完全从属于国家。毫无疑问，彼得大帝的宗教改革，极大的打击了东正教势力，结束了教权与皇权之争，永远的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下。教权对皇权的依附和顺从，一方面使教会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便利和特权，另一方面也使教会成为专制集权制度的鼓吹者和帮凶，引起教会内部人才的流失和派别的分裂，并随着沙皇制度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而招致社会的不满和怨愤，不可避免的作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成为革命的对象。
俄国东正教的传入和发展伴随着沙皇集权的巩固和提升，两者共同构成了对社会的统治和钳制，成为特权阶级，这必然激起下层的反抗。早在农奴制时代，牧首、主教以及各级修道院就拥有几百万农奴，几乎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和财富集团。这使教会既引起国家的警惕和排挤，也招致民众的攻击和不满，而且因为对财富的占有与教义的矛盾还导致了内部的分裂，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从尼康对礼节仪式的改革导致教会第一次大分裂，到彼得大帝对教会漫不经心的态度及官僚式的统治，使俄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反国教派，他们因为宗教上的压迫，有的消极抵抗，有的远走他乡，不和“敌基督”接触和合作，“对一团漆黑的现实反动的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激烈主义，差不多就是哲学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有了俄国革命运动的曙光，经历几百年的苦斗，终于把反基督的专制政府可恨的统治推翻了。”这些宗教异端往往处于社会中下层，很多是共产聚居的，彼此团结和互助，使他们经济上有一定实力，而对正统教会和政府持敌视的态度，他们在民间的秘密活动和激烈极端的态度，也为革命运动提供了传播土壤和人员支持。
东正教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为革命做好了铺垫，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文化上有潜在的联系。不夸张的说，作为俄国历史上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输入——东正教的传入和西方文明又一次大规模输入——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两者之间的相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别尔嘉耶夫曾深入探讨苏联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他看来，受俄国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 “俄罗斯化”了，变成了一种 “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与无产阶级的弥赛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弥赛亚思想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结合起来并混为一体。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验的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共产主义革命是现实的革命，是万能的弥赛亚说，它希望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并解除压迫。”可见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并非完全对立，在“救世”这一点上，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共鸣，很容易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及民众所接受。 俄国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在其领土不断扩张的同时，心理上一直面对着自我认知的困惑——俄国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这从其国家标志双头鹰就表露无遗。由于俄罗斯深处东西两大文明交界之中，在这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夹击下造就的独特民族理念和强国诉求也决定了俄罗斯的“民族身份认同”较为突出。弥赛亚情结和俄罗斯使命感正是他们对精神的追求，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概括，最能体现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情结：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更进一步地指明︰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可见弥赛亚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血液当中，甚至延伸到20世纪的十月革命和冷战过程。俄罗斯思想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不仅见诸于十月革命前，也见诸于十月革命后。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激烈地“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弥赛亚”意识包括两个含义：（1）指称某个人——拯救者;（2）指称未来时代——上帝之国。前者强调人选问题——谁是上帝的选民，后者强调世界终极问题的解决——进入上帝之国。因此，从根本上说，弥赛亚意识关注的是世界终极问题的解决以及解决该问题的人选，简而言之，就是终极问题和选民问题。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具有一种立体的、三维的结构模式，由三个层面组成：在宗教层面，俄罗斯自认为是代表真理的东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在精神层面，认为本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并以此作为拯救世界的武器;在世俗（主要是政治）层面，俄罗斯要拯救其他国家和解放全人类，并且努力把这种理想付诸实践。弥赛亚意识关注的不是“现世”，而是未来的“千禧年”。进入到世俗层面后，常表现为对“绝对”、“终极”和美好未来的乌托邦追求。在弥赛亚意识推动下，人们的灵魂总是指向终极的东西，不愿意循规蹈矩，常常产生冲出习惯藩篱的躁动，引发出创造和革命的激情。弥赛亚意识中那种面向未来和终极的求索，使得俄罗斯人不安于现状，永远地朝向未来，紧张探索，渴望找到那看不到的家园，寻找绝对的、神性的真理，并希望以此拯救世界。
俄罗斯人的这种弥赛亚情结由来已久。从历史的演变来看，俄罗斯人把自己看作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到拜占庭文明的真正传人。俄罗斯以第三罗马自居，自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政治中心的重任。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东正教的惟一捍卫者，西欧文明是对东正教的损害和叛离，俄罗斯这个最虔诚、最坚定的民族被上帝选定为神选民族，被赋予使命与力量来拯救人类，是全人类的弥赛亚。当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弥赛亚民族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
从第三罗马到第三国际，从莫斯科王国到苏维埃共和国，从彼得大帝到列宁、斯大林，国家和领袖的弥赛亚意识都非常显著。在苏共所有领导人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弥赛亚情结最为强烈。列宁和斯大林都是牧师家庭出身，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奔涌在他们的血脉之中。斯大林直接当过牧师，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则完全克隆了基督教的组织制度。布尔什维克像教士划分教区一样，按片、按单位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小组和支部确定组织人支部书记（神甫、牧师）;建立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耶和华、上帝）;确立经典《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圣经），树立先知和领袖马克思、列宁（大卫、耶稣）;思想灌输学文件（讲经）;宣传动员群众（传播教义）;组织发展党员（信众）;日常维系定期过组织生活（做礼拜）;思想交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忏悔与疏导）;象征性仪式入党宣誓（洗礼、祈祷）;思想标志镰刀和铁锤（十字架）;民主集中制（长老集体议事、分工负责制）等。鲜明的旗帜、严密的组织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最终的胜利。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经历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三个阶段，俄国著名哲学家弗兰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传统的相结合。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色彩。这里说的“宗教性”并非指的是有神论，信仰宗教，而是指的对某种信仰的狂热的非理性、痴迷性。民粹派文件《革命者基本信条》这样说：“革命者是命中注定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私事，没有个人的感情，没有个人的眷恋，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身心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即革命，完完全全所吞没。”“革命者在自己身心深处，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所有民事秩序，同整个有教养的世界都断绝了关系，也同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则、礼节、通行的约定和道德要求断绝了任何关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只要他要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之所为，只能是义无反顾地破坏这个世界。”从这里可以透出某些布尔什维克人的气质。布尔什维主义里面带有某种虔诚的宗教色彩，对信仰有某种狂热的非理性和痴迷性。原本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性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经过俄国化后，带有了某些狂热的、痴迷的非理性色彩。
【参考文献】
【1】[俄]尼古拉·別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思想：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2】郭小丽：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俄]赫克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4】郭小丽 孙静萱：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 俄罗斯研究2009.2
【5】潘祥辉： 弥赛亚主义： 苏联政治传播对东正教传统的因袭和转化 现代传播 2016.2
【6】马龙闪：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几个问题 史林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