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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6年初，一场治理商业贿赂的风暴席卷全国。海南省检察院也投入到查处涉嫌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项行动中。
时隔两个月，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院长韦迪雄在购置医疗设备、购买药品中涉嫌受贿犯罪线索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线，很快，海南省检察院指定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受理此案。2006年9月10日韦迪雄被立案侦查，10月21日被逮捕。
此案历经秀英区检察院反贪干警6个月的缜密侦查，斗智斗勇，终将韦迪雄先后7次收受贿赂款58万元的犯罪事实查清并提起公诉。4月26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9月25日，秀英区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韦迪雄有期徒刑8年。
功成名就时代宠儿步歧途
韦迪雄出生在海南省三亚市。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海南省医学院医疗本科专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1982年毕业后，被组织上分配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参加了工作，时隔两年，调到三亚市人民医院当内科医生。凭着他的天资聪颖，靠着他的医疗专业知识，很快博得了医院领导的器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科副主任、科主任、副院长、三亚市卫生局副局长，兼任三亚市医院代院长；技术职称从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一直到主任医师海南医学院教授。当时，韦迪雄成了同龄人眼中的时代宠儿，成了同学朋友中的佼佼者。
进入90年代中期，海南走出了经济低潮期，各行各业加速了发展的步伐，急需各路人才引领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史给了韦迪雄一个独立施展才干的契机。1995年12月，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三亚市人民医院院长。
韦迪雄早就听说一些医院领导在药品购销、医疗器械采购，基建工程建设等渠道中都有利可图。从那时起，韦迪雄那颗心开始不安分了。
在他登上了三亚医院代院长的宝座之后，一些制药企业、医疗器械公司的经销商，就把贪婪的目光移到他的身上。他们深知权力就是金钱，喂饱了“权”，便可以赚到钱，事实也正如此。
跟风攀比商贿面前败下阵
卢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们心灵中从来就没有生来的邪恶，任何邪恶人们都能说出它是怎样和从什么地方进入人心的。韦迪雄从一个医疗专家堕落为罪犯，也决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足！
在他担任三亚医院代院长之初，还深藏狐狸尾巴，谨小慎微，在购买医疗设备、药品时，客户给些回扣他婉言谢绝，赢得了上级领导的信任。一年后被提升为三亚市医院院长。2005年后半年，韦迪雄觉得自己羽翼已丰。恰在这时，海南某药业有限公司陈经理找到韦迪雄，请求采购他们公司的药品，并示意不会白关照。韦迪雄自然心领神会。
当陈经理公司的药品售往三亚医院后，为表达谢意，陈经理邀韦院长到市里一家颇有名气的酒店。在包间桌上塞给他一个红包，韦打开一看，是100张的百元票。面对这1万元，他没敢伸出手。陈经理狡黠一笑：“你看，这包间就我俩，这事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再说，如今医疗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韦院长购进了我们的药品，给一些辛苦费也是当今的行规，靠一两个医院院长是抵挡不住行规的，韦院长还是跟着感觉走吧。”一席话，打消了韦迪雄的顾虑。于是，他大大方方地将钱包接过塞进公文包。
虽然他早有贪欲之心，非分之意，但毕竟是头一回，一连两宿难以入睡。过了几天，他看周围的人没啥反应，才放下那颗吊着的心。
时隔10日，海南某医药有限公司经理王某某，来到韦院长的办公室，寒暄几句后，便将一个信封推到他办公桌面前。王经理示意说：感谢韦院长购进公司的药品，药品款还望韦院长关照。“不必客气，都是正常业务往来”。韦迪雄客套了两句，王经理走后，韦打开信封，又是2万元钞票。韦迪雄没有料到，只是通过三亚市医院网上药品招标进药，便有如此多的酬谢费，他渐渐感到自己手中的权力真是太神奇了。
韦迪雄两次收下3万元的药品“回扣”款。正是这3万元的贿款，成了他落入法网的导火索。
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就是凭着韦迪雄受贿3万元的线索，开始立案侦查。在掌握了主要证据的前提下，2006年9月10日韦迪雄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紧接着，办案人员对韦迪雄及家人存款，三亚市人民医院网上药品招标合同等进行查询，从中发现很强的可查性。因为韦迪雄的银行卡上有几笔大额资金进项。且网上药品招标合同也仅限于几家药业公司。这说明韦迪雄收受贿赂不限于两次3万元。
于是，决定继续深查，果然不出所料，证据显示，韦迪雄至少收受药品“回扣”在6次之多，数额至少在7—8万元。
就此，办案人员与韦迪雄开始了第一次正面交锋。开始他以攻为守，采取避重就轻、蜻蜓点水的伎俩，以图蒙混过关。但在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交待收受6家药业公司8万元好处费的犯罪事实。
玩权弄术发包工程吃贿赂
按照常理，此案该结案了。可办案检察官联想到在走访医院职工时，听到了医院建医技楼和外科住院大楼工程招标上对韦迪雄的不满议论，觉得韦迪雄肯定没有彻底交待罪行。
人们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办案人员再次询问了韦迪雄，开门见山提出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你把医院建楼招标情况如实地交待一下。
“医院建楼工程是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招标评审委员会审定的，与我没有任何关系”。韦迪雄理直气壮地作出了回答。
是的，韦迪雄说的确实是事实。可经过政府招标审定的工程就与一院之长没有联系吗？韦迪雄在招标中就没有问题吗？
办案人员深入侦查发现2005年12月，三亚市人民医院的医技楼和外科住院大楼工程公开招标，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海南分公司派出公司职员郑碧俊（另案处理）代表公司参与该项目的投标事宜，郑为了公司在投标后能够顺利中标，多次找到韦迪雄，希望韦关照公司参与该项目的投标事宜。对此，韦迪雄却明确表示：“该工程的招标是由三亚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的，我并非招标委员会成员无法给予关照。”后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招标评审委员会评审，2006年1月23日公开开标后，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被确定为三亚市人民医院的医技楼和外科住院大楼工程的中标人。
岂料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接到中标通知书后，三亚市人民医院迟迟不与其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按照中标通知书的规定，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须在2006年2月25日前与招标人签订承包合同，三亚市人民医院的医技楼和外科住院大楼项目工程须于2006年4月25日前办理施工许可证，到期未办理施工许可证须到三亚市建设局办理延期手续。否则，该工程将重新发包。对这样的规定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和韦迪雄是心知肚明的。
中了标，签不了合同，郑碧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情急之下，在2006年1月27日晚上，来到韦迪雄的家中，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户名为陈绍珍的中国光大银行卡交给韦迪雄，并告诉韦此卡内有10万元人民币，卡的密码是韦迪雄家中电话号码的后六位数字。话毕，只见韦迪雄的脸色由阴转晴。韦收下该银行卡说了几句题外话，送走了郑碧俊。
10万元的大礼送出后，出乎郑碧俊的意料之外，韦院长只字未提签合同的事。2006年2月17日，郑碧俊让其舅舅庄某某又分两次向已送给韦迪雄的那张光大银行卡中存入40万元。在存钱后的第二天，郑碧俊来到韦院长的办公室告诉韦迪雄。“好了，既然你们公司中标，早该与你们签订合同，只是事情太多延误下来”。韦迪雄终于表明了心迹。郑碧俊走后，韦院长将那张存有50万元的光大银行卡一直放在家中，直到案发。
50万元终于显灵了。2006年3月17日，三亚市人民医院与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后来医院也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给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拨付工程进度款约1200万元。
聪明反误侥幸心理失良机
在去年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行动中，国家卫生部为挽救失足悔过的干部专门作出规定，凡在9月30日之前，交代了问题并积极退赃，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也没有损害单位的利益，没有拿了好处乱办事的可酌情处理。这样的规定，对于身为医院院长已是重案在身的韦迪雄而言，已是烂熟于心。
可侥幸心理驱使他念念不忘自己的教授身份及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的确，韦迪雄是海南省内科学教授，是目前海南省急救医学专业为数不多的主治医师，擅长内科医疗尤其是内科危重急症的抢救。他曾被三亚市委、市政府授予“三亚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一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他在组织指挥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成绩显著，被三亚市政府通令嘉奖。2005年底，他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创建全国百姓放心医院总结表彰大会”，他作为全国医院优秀管理者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去年10月10日，三亚市卫生局、三亚市法院、三亚市所属医院将联合召开三亚市医疗系统治理商业贿赂大会。就在开会的前一天上午，他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同时决定刑事拘留，韦迪雄被检察院带走了。侥幸心理，使他失去了主动自救的机会。韦迪雄刚到案时，百般抵赖，负隅顽抗，在铁的事实和环环紧扣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供认了犯罪事实，并写下字条，让妻子郑某从家中取出存有50万元的光大银行卡，交给了办案人员，并退出了另外受贿的8万元赃款。
案后沉思强化监管抓源头
韦迪雄受审后的陈述也许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处悔恨：“我不是一个专搞腐败的人，从来没有主动开口向任何人要钱。作为医疗专家我可能是优秀的，作为院长，我可能是称职的，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我却被动地收受了贿赂，成了人民的罪人，我悔恨万分。”
分析韦迪雄走上犯罪道路，其职务犯罪的成因，有着与其他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诸多共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自身而言，去除非分之想，常怀律已之心固然重要，但环境不良商贿风盛行，监管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韦迪雄一案主诉检察官在分析韦迪雄腐败的主观原因时也指出了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实行医药、医疗事业市场化的同时，相关制度和监管机制的设置出现断裂。表现在，一是医药生产环节上。医药企业准入制度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规范，市场监管不到位，生产过多过滥的医药产品，引发医药市场的恶性竞争，推动药厂普遍采取高定价，高回扣的低级营销策略推销药品。二是医药定价环节。价格管理失控，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虚高定价，为实施高回扣的营销策略创造了客观物质基础。给经销商预留较大的让利空间。三是医药流通环节。由于存在高额利润的巨大商机，客观上为医药经销机构及代理人行贿提供了便利条件。使销售人员以贿赂手段推销药品更为方便，更加隐蔽，滋长了医药贿赂的泛滥。四是医药使用环节。医药贿赂产生于购销领域，却实现在使用环节。医疗机构——医院，处于优越的买方市场地位，拥有绝对的择取权，这就直接导致医院在医药购销活动中利用职权收受医药回扣。
正是由于医药购销领域存在的上述原因，才形成了医院及其管理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客观环境。
剖析韦迪雄的犯罪成因，办案检察官认为，要有效遏制医药贿赂犯罪的势头，强化监管是关键，要强化监管必须抓源头。依托打击、查处效应，对重点和关键部位进行外围的预防性监管就显得非常必要。
首先，要建立“医疗系统行贿受贿不良记录数据库”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管理范围，便于跟踪监督。将违法违规人员列入“黑名单”，取消行贿药商在医疗机构的经营权、参与国家药品招投权并予以通报曝光。其次，监管医药代表。医药代表的行贿行为构成医药贿赂犯罪案件的关键，贯穿作案的全过程。医药代表名义上是医药公司的业务员，实际上只是“挂靠”，甚至是使用假名、假身份证件进行“一身多挂”，流动性大。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应当尽快建立和健全对医药代表的管理和监督制度。第三，强化对医保的监督。允许参加医保的病患者自由选择就诊医院，解决参保人在社会零售药店购买处方药无法报销问题；同时，将保险公司纳入集中采购招标环节。保险公司为了降低其药品费用的支出，会尽可能选择质优价廉的药品，从而制约医院在医药购销活动中的“购与销”的双垄断地位。第四，鼓励患者监督。医院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患者的知情权，规范病历和处方的格式和表述，设立专门性的机构及时公开医药购销的一切信息，并有义务和责任如实答复患者的询问，这就需要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行政规章明确规定。
（作者单位：海南省检察院）
时隔两个月，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院长韦迪雄在购置医疗设备、购买药品中涉嫌受贿犯罪线索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线，很快，海南省检察院指定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受理此案。2006年9月10日韦迪雄被立案侦查，10月21日被逮捕。
此案历经秀英区检察院反贪干警6个月的缜密侦查，斗智斗勇，终将韦迪雄先后7次收受贿赂款58万元的犯罪事实查清并提起公诉。4月26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9月25日，秀英区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韦迪雄有期徒刑8年。
功成名就时代宠儿步歧途
韦迪雄出生在海南省三亚市。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海南省医学院医疗本科专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1982年毕业后，被组织上分配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参加了工作，时隔两年，调到三亚市人民医院当内科医生。凭着他的天资聪颖，靠着他的医疗专业知识，很快博得了医院领导的器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科副主任、科主任、副院长、三亚市卫生局副局长，兼任三亚市医院代院长；技术职称从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一直到主任医师海南医学院教授。当时，韦迪雄成了同龄人眼中的时代宠儿，成了同学朋友中的佼佼者。
进入90年代中期，海南走出了经济低潮期，各行各业加速了发展的步伐，急需各路人才引领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史给了韦迪雄一个独立施展才干的契机。1995年12月，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三亚市人民医院院长。
韦迪雄早就听说一些医院领导在药品购销、医疗器械采购，基建工程建设等渠道中都有利可图。从那时起，韦迪雄那颗心开始不安分了。
在他登上了三亚医院代院长的宝座之后，一些制药企业、医疗器械公司的经销商，就把贪婪的目光移到他的身上。他们深知权力就是金钱，喂饱了“权”，便可以赚到钱，事实也正如此。
跟风攀比商贿面前败下阵
卢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们心灵中从来就没有生来的邪恶，任何邪恶人们都能说出它是怎样和从什么地方进入人心的。韦迪雄从一个医疗专家堕落为罪犯，也决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足！
在他担任三亚医院代院长之初，还深藏狐狸尾巴，谨小慎微，在购买医疗设备、药品时，客户给些回扣他婉言谢绝，赢得了上级领导的信任。一年后被提升为三亚市医院院长。2005年后半年，韦迪雄觉得自己羽翼已丰。恰在这时，海南某药业有限公司陈经理找到韦迪雄，请求采购他们公司的药品，并示意不会白关照。韦迪雄自然心领神会。
当陈经理公司的药品售往三亚医院后，为表达谢意，陈经理邀韦院长到市里一家颇有名气的酒店。在包间桌上塞给他一个红包，韦打开一看，是100张的百元票。面对这1万元，他没敢伸出手。陈经理狡黠一笑：“你看，这包间就我俩，这事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再说，如今医疗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韦院长购进了我们的药品，给一些辛苦费也是当今的行规，靠一两个医院院长是抵挡不住行规的，韦院长还是跟着感觉走吧。”一席话，打消了韦迪雄的顾虑。于是，他大大方方地将钱包接过塞进公文包。
虽然他早有贪欲之心，非分之意，但毕竟是头一回，一连两宿难以入睡。过了几天，他看周围的人没啥反应，才放下那颗吊着的心。
时隔10日，海南某医药有限公司经理王某某，来到韦院长的办公室，寒暄几句后，便将一个信封推到他办公桌面前。王经理示意说：感谢韦院长购进公司的药品，药品款还望韦院长关照。“不必客气，都是正常业务往来”。韦迪雄客套了两句，王经理走后，韦打开信封，又是2万元钞票。韦迪雄没有料到，只是通过三亚市医院网上药品招标进药，便有如此多的酬谢费，他渐渐感到自己手中的权力真是太神奇了。
韦迪雄两次收下3万元的药品“回扣”款。正是这3万元的贿款，成了他落入法网的导火索。
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就是凭着韦迪雄受贿3万元的线索，开始立案侦查。在掌握了主要证据的前提下，2006年9月10日韦迪雄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紧接着，办案人员对韦迪雄及家人存款，三亚市人民医院网上药品招标合同等进行查询，从中发现很强的可查性。因为韦迪雄的银行卡上有几笔大额资金进项。且网上药品招标合同也仅限于几家药业公司。这说明韦迪雄收受贿赂不限于两次3万元。
于是，决定继续深查，果然不出所料，证据显示，韦迪雄至少收受药品“回扣”在6次之多，数额至少在7—8万元。
就此，办案人员与韦迪雄开始了第一次正面交锋。开始他以攻为守，采取避重就轻、蜻蜓点水的伎俩，以图蒙混过关。但在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交待收受6家药业公司8万元好处费的犯罪事实。
玩权弄术发包工程吃贿赂
按照常理，此案该结案了。可办案检察官联想到在走访医院职工时，听到了医院建医技楼和外科住院大楼工程招标上对韦迪雄的不满议论，觉得韦迪雄肯定没有彻底交待罪行。
人们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办案人员再次询问了韦迪雄，开门见山提出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你把医院建楼招标情况如实地交待一下。
“医院建楼工程是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招标评审委员会审定的，与我没有任何关系”。韦迪雄理直气壮地作出了回答。
是的，韦迪雄说的确实是事实。可经过政府招标审定的工程就与一院之长没有联系吗？韦迪雄在招标中就没有问题吗？
办案人员深入侦查发现2005年12月，三亚市人民医院的医技楼和外科住院大楼工程公开招标，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海南分公司派出公司职员郑碧俊（另案处理）代表公司参与该项目的投标事宜，郑为了公司在投标后能够顺利中标，多次找到韦迪雄，希望韦关照公司参与该项目的投标事宜。对此，韦迪雄却明确表示：“该工程的招标是由三亚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的，我并非招标委员会成员无法给予关照。”后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招标评审委员会评审，2006年1月23日公开开标后，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被确定为三亚市人民医院的医技楼和外科住院大楼工程的中标人。
岂料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接到中标通知书后，三亚市人民医院迟迟不与其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按照中标通知书的规定，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须在2006年2月25日前与招标人签订承包合同，三亚市人民医院的医技楼和外科住院大楼项目工程须于2006年4月25日前办理施工许可证，到期未办理施工许可证须到三亚市建设局办理延期手续。否则，该工程将重新发包。对这样的规定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和韦迪雄是心知肚明的。
中了标，签不了合同，郑碧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情急之下，在2006年1月27日晚上，来到韦迪雄的家中，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户名为陈绍珍的中国光大银行卡交给韦迪雄，并告诉韦此卡内有10万元人民币，卡的密码是韦迪雄家中电话号码的后六位数字。话毕，只见韦迪雄的脸色由阴转晴。韦收下该银行卡说了几句题外话，送走了郑碧俊。
10万元的大礼送出后，出乎郑碧俊的意料之外，韦院长只字未提签合同的事。2006年2月17日，郑碧俊让其舅舅庄某某又分两次向已送给韦迪雄的那张光大银行卡中存入40万元。在存钱后的第二天，郑碧俊来到韦院长的办公室告诉韦迪雄。“好了，既然你们公司中标，早该与你们签订合同，只是事情太多延误下来”。韦迪雄终于表明了心迹。郑碧俊走后，韦院长将那张存有50万元的光大银行卡一直放在家中，直到案发。
50万元终于显灵了。2006年3月17日，三亚市人民医院与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后来医院也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给中建二局海南分公司拨付工程进度款约1200万元。
聪明反误侥幸心理失良机
在去年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行动中，国家卫生部为挽救失足悔过的干部专门作出规定，凡在9月30日之前，交代了问题并积极退赃，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也没有损害单位的利益，没有拿了好处乱办事的可酌情处理。这样的规定，对于身为医院院长已是重案在身的韦迪雄而言，已是烂熟于心。
可侥幸心理驱使他念念不忘自己的教授身份及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的确，韦迪雄是海南省内科学教授，是目前海南省急救医学专业为数不多的主治医师，擅长内科医疗尤其是内科危重急症的抢救。他曾被三亚市委、市政府授予“三亚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一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他在组织指挥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成绩显著，被三亚市政府通令嘉奖。2005年底，他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创建全国百姓放心医院总结表彰大会”，他作为全国医院优秀管理者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去年10月10日，三亚市卫生局、三亚市法院、三亚市所属医院将联合召开三亚市医疗系统治理商业贿赂大会。就在开会的前一天上午，他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同时决定刑事拘留，韦迪雄被检察院带走了。侥幸心理，使他失去了主动自救的机会。韦迪雄刚到案时，百般抵赖，负隅顽抗，在铁的事实和环环紧扣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供认了犯罪事实，并写下字条，让妻子郑某从家中取出存有50万元的光大银行卡，交给了办案人员，并退出了另外受贿的8万元赃款。
案后沉思强化监管抓源头
韦迪雄受审后的陈述也许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处悔恨：“我不是一个专搞腐败的人，从来没有主动开口向任何人要钱。作为医疗专家我可能是优秀的，作为院长，我可能是称职的，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我却被动地收受了贿赂，成了人民的罪人，我悔恨万分。”
分析韦迪雄走上犯罪道路，其职务犯罪的成因，有着与其他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诸多共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自身而言，去除非分之想，常怀律已之心固然重要，但环境不良商贿风盛行，监管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韦迪雄一案主诉检察官在分析韦迪雄腐败的主观原因时也指出了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实行医药、医疗事业市场化的同时，相关制度和监管机制的设置出现断裂。表现在，一是医药生产环节上。医药企业准入制度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规范，市场监管不到位，生产过多过滥的医药产品，引发医药市场的恶性竞争，推动药厂普遍采取高定价，高回扣的低级营销策略推销药品。二是医药定价环节。价格管理失控，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虚高定价，为实施高回扣的营销策略创造了客观物质基础。给经销商预留较大的让利空间。三是医药流通环节。由于存在高额利润的巨大商机，客观上为医药经销机构及代理人行贿提供了便利条件。使销售人员以贿赂手段推销药品更为方便，更加隐蔽，滋长了医药贿赂的泛滥。四是医药使用环节。医药贿赂产生于购销领域，却实现在使用环节。医疗机构——医院，处于优越的买方市场地位，拥有绝对的择取权，这就直接导致医院在医药购销活动中利用职权收受医药回扣。
正是由于医药购销领域存在的上述原因，才形成了医院及其管理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客观环境。
剖析韦迪雄的犯罪成因，办案检察官认为，要有效遏制医药贿赂犯罪的势头，强化监管是关键，要强化监管必须抓源头。依托打击、查处效应，对重点和关键部位进行外围的预防性监管就显得非常必要。
首先，要建立“医疗系统行贿受贿不良记录数据库”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管理范围，便于跟踪监督。将违法违规人员列入“黑名单”，取消行贿药商在医疗机构的经营权、参与国家药品招投权并予以通报曝光。其次，监管医药代表。医药代表的行贿行为构成医药贿赂犯罪案件的关键，贯穿作案的全过程。医药代表名义上是医药公司的业务员，实际上只是“挂靠”，甚至是使用假名、假身份证件进行“一身多挂”，流动性大。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应当尽快建立和健全对医药代表的管理和监督制度。第三，强化对医保的监督。允许参加医保的病患者自由选择就诊医院，解决参保人在社会零售药店购买处方药无法报销问题；同时，将保险公司纳入集中采购招标环节。保险公司为了降低其药品费用的支出，会尽可能选择质优价廉的药品，从而制约医院在医药购销活动中的“购与销”的双垄断地位。第四，鼓励患者监督。医院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患者的知情权，规范病历和处方的格式和表述，设立专门性的机构及时公开医药购销的一切信息，并有义务和责任如实答复患者的询问，这就需要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行政规章明确规定。
（作者单位：海南省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