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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 2008年，我主编的《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2010年，我和张义德等同志合作编著的《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这两本书有什么联系呢?我以为，它们的内在联系就是都谈到了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本书可以称为上下篇。上篇即《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虽然名为“文章”“纪实”，实际上它的重点和价值并不在“文章”到底是怎么“问世”的，而是由“文章”引发的决定中国命运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究竟是怎么开展，特别是究竟是谁发动和领导的。这本书以无可置疑的书面文字(包括当年的书信和讲话、谈话)证明是邓小平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发动和领导的。如果说上篇是讲史，那么下篇则是说理，即从理论上论证和说明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做到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归根到底源于他一以贯之的实践真理观。正是邓小平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于1977、1978年的实际斗争之中，他才能最早发现“两个凡是”错误的指导思想，紧紧抓住由《光明日报》组织，经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和胡耀邦先后审定、《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也不是其他任何人能够做到的。我们绝不会否定和贬低其他任何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贡献，特别是胡耀邦、杨西光的历史性贡献，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发现和肯定、大力支持发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没有他们，这篇文章就不能在《光明日报》突出位置上发表，也不能被新华社转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甚至它根本就发不出来，从而也不可能引发这场大讨论，中国的历史进程至少要推迟若干年。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先导，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这一重大事件不是也不可能是像某些人所宣传的由“民间”人士或某几家报刊媒体发动和领导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多年现代迷信形成的“两个凡是”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推行“两个凡是”的又是领袖指定的接班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任凭几个“民间”人士和几家媒体就能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无疑是20世纪现代版的“天方夜谭”。
如果不是由“民间”人士自发地发动和领导，那么应该是由某个(某些)强势人物(机构)发动和领导。否则这样一场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发生并持续那么长久且取得胜利的。 胡耀邦、杨西光和由他们分别领导的《理论动态》(一份发行不足千份的内部刊物)和《光明日报》，固然在这场大讨论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像胡耀邦、杨西光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资深的革命老干部，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承担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的历史重担，更不用说《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这样的传媒了。这倒并非是他们没有想到或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客观环境和条件不可能允许这么做。1977、1978年，胡耀邦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来刚就任中央组织部长)，杨西光是《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特定历史时期，按照当年“官场”的“潜规则”，由一位组织部长或报社总编辑发动和领导一场针对现任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历史事件，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到现在，仍有人不断宣传这样的事情，但遗憾的是至今他们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实证材料，最多只是某某人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会议上说了什么话，在某个报刊上又发了某篇什么文章。但仅凭几次内部谈话、几篇文章，就能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吗?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只有邓小平。邓小平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用大量的史料反复论证了这段历史。我们相信，从当年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主事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是能够科学地说明邓小平是怎么具体地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的。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并非是偶然的神来之“笔”，归根到底是源于他一以贯之的实践真理观。这场大讨论是邓小平实践真理观在那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光辉典范，这是同时代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的。胡锦涛于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决策，毫无疑问是全党的胜利，是党中央集体领导取得的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作出这一决策中，邓小平是“领导”，“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是“支持”，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胡锦涛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真理标准讨论是怎么发动和领导起来的，但根据1977、1978年的历史条件，真正尊重历史，认定这场大讨论是由邓小平发动和亲自领导，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的新尝试
撰写《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的动因之一固然是为了表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邓小平发动和领导，但它的重要价值绝不仅限于此。作者编写这部著作至少还有两个意愿，一是试图从邓小平实践真理观也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来回顾和总结新中国建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二是试图从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的基础、出发点和落脚点，它的第一要务、核心、基本特征以及它历史上的理论渊源等诸多方面解说实践真理观的内容，把邓小平一生的众多言论、著述和人生轨迹以实践真理观的红线贯串起来，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学习和宣传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这两个意愿，对这本书作者来说，是一次学习，也是一种探索；就这本书而言，可能是它的两个特色。
这本书的作者在回顾和总结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时，选择的视角是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密切联系实际，从实践与真理 (即经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认识)的相互关系方面来解读剖析。从这一视角来回顾和总结，可以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具体说就是既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两手抓”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中国的前途将越来越美好；又能懂得中国的改革、开放、“两手抓”等之所以获得成功，归根到底是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的正确指引，我们才能一步步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认识到实践真理观与我们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的内在联系。
邓小平实践真理观到底包括哪些内涵，究竟通过怎么样的表述才能使大家对它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呢?这本书的第二个探索，就是试图学习和借鉴科学发展观的解读方法，对实践真理观进行分解剖析。具体地说，实践真理观的基础、出发点、落脚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结合。实践真理观的第一要务、核心、时代特点是实践，实践的基本含义是行动(实干、做)，它是第一要务；实践的另一含义是实效，即行动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的“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的客观性的标准”(《列宁全集》第38卷P235)，它是核心、时代特色。实践真理观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实践既包括自己亲身体验又包括群众的经验；既包括实践经验又包括科学预测；实践和真理的全面性；实践和真理的阶段(发展)性。 概括起来说，《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中实践真理观是以“三实——实际、实干、实效”为支柱，加上“四个基本特征”作为要件，构成的理论体系。这本书同时单列两章，一章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实践真理观的经典论述，说明了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的历史渊源；一章回顾了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史实，说明了那一场大讨论是邓小平实践真理观在那个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邓小平实践真理观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试图以“三实(即实际、实干、实效)”为三大支柱、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理论渊源、一个光辉范例来对它作整体勾划，使大家有一个总体概念。这样的表述诠释不一定完美，但作为一个方向，也许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过去一个时期在理论、学术界中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庞大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能称得上经典著作的，只能是像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这样的“大部头”。它们研究、论证的许多是自然界、特别是社会生活那些重大而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邓小平的著述多是单篇文章、报告、讲话，内容又多是针对某个具体情况、现象，着力解决的多是现实生活发生的某种矛盾和问题。因此，邓小平的著述、文章往往是政策的解读，上升不到理论的层次，更称不上“经典著作”。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谬误。
首先是对什么才是“理论”存在严重偏颇。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理性思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讲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P775)。按照这样的标准，是不是理论，并不取决于论著的大小和形式。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固然是理论、经典著作，邓小平的论著也完全称得上是理论、经典著作。不仅邓小平的著述、文章中那些重大而又有系统的观点是理论，而且散见在他的许多谈话、言论中闪耀着真理光辉的观点也是理论。
其次是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邓小平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并日益成熟时期。列宁指出：“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结和概括出来的。这种理论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P332--333)19世纪中期，欧洲大陆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就有五六种之多。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著书立说，而且要向形形色色的“主义”、流派进行理论斗争。为此，他们撰写了诸如《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许多经典著作。邓小平生活在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不同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已经形成，他的任务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年代，戎马一生，打了无数次大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日理万机；在改革开放阶段，作为总设计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邓小平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撰写出像《资本论》、《反杜林论》那样的鸿篇巨作，必要性、可能性都不大。要求邓小平这样做，是不切实际的；以此来认定邓小平的著述、文章不是理论、经典著作，更是毫无道理的。 《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一书的作者认为，这种状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如果我们能够把邓小平散见在政治、经济、国际、文化、党的建设等众多领域中的著述、文章、言论和他的重大决策、行动，用一根红线——实践真理观——贯穿起来，进行解读阐释，也许是一种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的较好形式，甚至是一种理论创新。这也是作者下决心撰写这本书的一个潜在动因。我们愿意为此而不懈努力。
《中国经济学年鉴(2∞9)》出版
本刊一篇文章入选
每年一卷、旨在连续记录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年鉴(2009)》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刊2009年第1期苏剑评介林毅夫著《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入选该年鉴“著作选介”专栏。 这本年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组织编写，是面向全国、反映经济学研究与进展的文献性、资料性学术年刊，在内容上反映了2008年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变化和新面貌。
这两本书有什么联系呢?我以为，它们的内在联系就是都谈到了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本书可以称为上下篇。上篇即《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虽然名为“文章”“纪实”，实际上它的重点和价值并不在“文章”到底是怎么“问世”的，而是由“文章”引发的决定中国命运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究竟是怎么开展，特别是究竟是谁发动和领导的。这本书以无可置疑的书面文字(包括当年的书信和讲话、谈话)证明是邓小平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发动和领导的。如果说上篇是讲史，那么下篇则是说理，即从理论上论证和说明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做到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归根到底源于他一以贯之的实践真理观。正是邓小平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于1977、1978年的实际斗争之中，他才能最早发现“两个凡是”错误的指导思想，紧紧抓住由《光明日报》组织，经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和胡耀邦先后审定、《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也不是其他任何人能够做到的。我们绝不会否定和贬低其他任何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贡献，特别是胡耀邦、杨西光的历史性贡献，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发现和肯定、大力支持发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没有他们，这篇文章就不能在《光明日报》突出位置上发表，也不能被新华社转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甚至它根本就发不出来，从而也不可能引发这场大讨论，中国的历史进程至少要推迟若干年。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先导，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这一重大事件不是也不可能是像某些人所宣传的由“民间”人士或某几家报刊媒体发动和领导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多年现代迷信形成的“两个凡是”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推行“两个凡是”的又是领袖指定的接班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任凭几个“民间”人士和几家媒体就能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无疑是20世纪现代版的“天方夜谭”。
如果不是由“民间”人士自发地发动和领导，那么应该是由某个(某些)强势人物(机构)发动和领导。否则这样一场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发生并持续那么长久且取得胜利的。 胡耀邦、杨西光和由他们分别领导的《理论动态》(一份发行不足千份的内部刊物)和《光明日报》，固然在这场大讨论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像胡耀邦、杨西光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资深的革命老干部，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承担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的历史重担，更不用说《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这样的传媒了。这倒并非是他们没有想到或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客观环境和条件不可能允许这么做。1977、1978年，胡耀邦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来刚就任中央组织部长)，杨西光是《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特定历史时期，按照当年“官场”的“潜规则”，由一位组织部长或报社总编辑发动和领导一场针对现任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历史事件，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到现在，仍有人不断宣传这样的事情，但遗憾的是至今他们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实证材料，最多只是某某人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会议上说了什么话，在某个报刊上又发了某篇什么文章。但仅凭几次内部谈话、几篇文章，就能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吗?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只有邓小平。邓小平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用大量的史料反复论证了这段历史。我们相信，从当年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主事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是能够科学地说明邓小平是怎么具体地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的。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并非是偶然的神来之“笔”，归根到底是源于他一以贯之的实践真理观。这场大讨论是邓小平实践真理观在那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光辉典范，这是同时代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的。胡锦涛于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决策，毫无疑问是全党的胜利，是党中央集体领导取得的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作出这一决策中，邓小平是“领导”，“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是“支持”，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胡锦涛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真理标准讨论是怎么发动和领导起来的，但根据1977、1978年的历史条件，真正尊重历史，认定这场大讨论是由邓小平发动和亲自领导，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的新尝试
撰写《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的动因之一固然是为了表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邓小平发动和领导，但它的重要价值绝不仅限于此。作者编写这部著作至少还有两个意愿，一是试图从邓小平实践真理观也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来回顾和总结新中国建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二是试图从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的基础、出发点和落脚点，它的第一要务、核心、基本特征以及它历史上的理论渊源等诸多方面解说实践真理观的内容，把邓小平一生的众多言论、著述和人生轨迹以实践真理观的红线贯串起来，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学习和宣传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这两个意愿，对这本书作者来说，是一次学习，也是一种探索；就这本书而言，可能是它的两个特色。
这本书的作者在回顾和总结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时，选择的视角是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密切联系实际，从实践与真理 (即经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认识)的相互关系方面来解读剖析。从这一视角来回顾和总结，可以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具体说就是既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两手抓”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中国的前途将越来越美好；又能懂得中国的改革、开放、“两手抓”等之所以获得成功，归根到底是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的正确指引，我们才能一步步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认识到实践真理观与我们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的内在联系。
邓小平实践真理观到底包括哪些内涵，究竟通过怎么样的表述才能使大家对它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呢?这本书的第二个探索，就是试图学习和借鉴科学发展观的解读方法，对实践真理观进行分解剖析。具体地说，实践真理观的基础、出发点、落脚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结合。实践真理观的第一要务、核心、时代特点是实践，实践的基本含义是行动(实干、做)，它是第一要务；实践的另一含义是实效，即行动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的“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的客观性的标准”(《列宁全集》第38卷P235)，它是核心、时代特色。实践真理观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实践既包括自己亲身体验又包括群众的经验；既包括实践经验又包括科学预测；实践和真理的全面性；实践和真理的阶段(发展)性。 概括起来说，《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中实践真理观是以“三实——实际、实干、实效”为支柱，加上“四个基本特征”作为要件，构成的理论体系。这本书同时单列两章，一章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实践真理观的经典论述，说明了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的历史渊源；一章回顾了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史实，说明了那一场大讨论是邓小平实践真理观在那个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邓小平实践真理观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试图以“三实(即实际、实干、实效)”为三大支柱、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理论渊源、一个光辉范例来对它作整体勾划，使大家有一个总体概念。这样的表述诠释不一定完美，但作为一个方向，也许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过去一个时期在理论、学术界中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庞大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能称得上经典著作的，只能是像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这样的“大部头”。它们研究、论证的许多是自然界、特别是社会生活那些重大而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邓小平的著述多是单篇文章、报告、讲话，内容又多是针对某个具体情况、现象，着力解决的多是现实生活发生的某种矛盾和问题。因此，邓小平的著述、文章往往是政策的解读，上升不到理论的层次，更称不上“经典著作”。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谬误。
首先是对什么才是“理论”存在严重偏颇。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理性思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讲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P775)。按照这样的标准，是不是理论，并不取决于论著的大小和形式。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固然是理论、经典著作，邓小平的论著也完全称得上是理论、经典著作。不仅邓小平的著述、文章中那些重大而又有系统的观点是理论，而且散见在他的许多谈话、言论中闪耀着真理光辉的观点也是理论。
其次是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邓小平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并日益成熟时期。列宁指出：“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结和概括出来的。这种理论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P332--333)19世纪中期，欧洲大陆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就有五六种之多。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著书立说，而且要向形形色色的“主义”、流派进行理论斗争。为此，他们撰写了诸如《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许多经典著作。邓小平生活在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不同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已经形成，他的任务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年代，戎马一生，打了无数次大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日理万机；在改革开放阶段，作为总设计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邓小平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撰写出像《资本论》、《反杜林论》那样的鸿篇巨作，必要性、可能性都不大。要求邓小平这样做，是不切实际的；以此来认定邓小平的著述、文章不是理论、经典著作，更是毫无道理的。 《邓小平实践真理观研究》一书的作者认为，这种状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如果我们能够把邓小平散见在政治、经济、国际、文化、党的建设等众多领域中的著述、文章、言论和他的重大决策、行动，用一根红线——实践真理观——贯穿起来，进行解读阐释，也许是一种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的较好形式，甚至是一种理论创新。这也是作者下决心撰写这本书的一个潜在动因。我们愿意为此而不懈努力。
《中国经济学年鉴(2∞9)》出版
本刊一篇文章入选
每年一卷、旨在连续记录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年鉴(2009)》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刊2009年第1期苏剑评介林毅夫著《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入选该年鉴“著作选介”专栏。 这本年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组织编写，是面向全国、反映经济学研究与进展的文献性、资料性学术年刊，在内容上反映了2008年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变化和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