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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实力排名
2012年上市银行综合实力排行榜显示，在综合考虑潜在不良率上升风险和轻资本业务成长空间后，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仍位居前三甲。与2011年排行榜相比，前三名仅名次排序有所变化。
虽然招商银行等零售银行（储蓄存款占比高于30%的6家上市银行）仍占据优势地位，但兴业银行（601166.SH）、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中信银行（601998.SH，00998.HK）、宁波银行（002142.SZ）的排名也升至4-7位，对公银行（储蓄存款占比低于30%的10家上市银行）与零售银行的差距在缩小。
风险资本回报率提升
2011年，上市银行的不良率继续下降，当前不良率处于历史最低位，同时，信贷紧缩下，息差收益扩大。
结果，各家上市银行的风险资本回报率（该指标是银行在拨备了实际风险后的真实回报率，计算方法详见本刊2010年第24期封面文章《最具投资价值上市银行》）均有所上升，以当前不良率计算，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601009.SH）4家银行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均在30%以上。而上一年度，即使排名第一的招商银行，风险资本回报率也仅为23.4%。
潜在不良率飙升
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增速的减缓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而地产调控加大了资产性贷款的风险，银行系统的不良率正处于历史拐点。
据测算，在悲观情景下，地产开发贷将出现10%的资金缺口，地产按揭贷中有2.5%面临系统性违约风险，地方融资平台上有3万亿-4万亿元资金缺口，潜在违约率达到15%。此外，一般企业贷款的迁徙率上升，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跃升为大企业贷款的5倍，潜在不良率达到12%。
由此计算，悲观情景下，上市银行平均的不良率将从当前的0.75%升至潜在的5.29%，上升6倍。其中，国有银行的不良率平均从1.08%上升到5.05%，上升4倍；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较高、地方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较大，受冲击更大，股份制银行平均的不良率将从当前的0.54%升至潜在的4.94%，上升8倍；城商行平均的不良率从当前的0.66%升至潜在的6.24%，也上升8倍。
风险资本需求提高
潜在不良率的上升使上市银行整体的风险资本需求大幅增加，据测算，16家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需求约相当于风险资产总额的12%，其中，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较低，在10.5%左右，而国有银行和城商行较高，在12%-13%的水平。
相比于潜在的风险资本需求，国有银行和多数股份制银行当前的资本拨备能够覆盖悲观情景下的坏账风险，但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考虑潜在不良率上升风险后，存在风险资本金的缺口。
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平均14%.
虽然多数上市银行的资本拨备相对充裕，但盈利能力面临考验——风险资本需求的上升降低了银行的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
据测算，在悲观情景下，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将从当前的25%降低至14%。其中，招商银行以17.4%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居于榜首，工商银行、宁波银行以16.6%并列第二，其次是兴业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6家零售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为14.75%，其余10家对公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为13.48%——对公银行的高利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风险损失，但总的风险资本回报率仍略逊于零售银行。
轻资本业务提升零售银行竞争力
经济增速的减缓增加了银行的短期风险，但长期中，轻资本业务空间的挖掘将推动银行业风险资本回报的提升，尤其是零售银行，在零售中间业务的推动下，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将提升4个百分点；与之相对，由于在对公中间业务上的创新不足，和在零售中间业务上的网点弱势，对公银行轻资本业务的整体成长空间受限，当前业务结构下的长期竞争力不敌零售银行。
考虑潜在轻资本业务成长空间后，招商银行以23%的风险资本回报率排名第一，其次是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对公银行降至4-6位，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从14%提升到17%。
综合实力前三甲：招行、工行、建行
综上，在综合考虑潜在不良率上升风险和轻资本业务成长空间后，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排名前三甲，零售银行仍占据优势地位，但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的排名也升至4-7位，对公银行与零售银行的差距在缩小。
不过，经济周期的波动中，对公银行仍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业绩波动也更大。未来，对公银行能否赶超零售银行，关键仍在于对公中间业务的突围，它将为对公银行提供一条利差之外的风险补偿途径，并在金融体系的脱媒进程中找到新的市场空间。
悲观情景下的潜在不良率假设
地产开发贷款：10%资金缺口
限购政策下，2011年地产行业平均的去化速度大幅减慢，存量资产周转率较2010年、2009年下降了23%、37%，由此推算的投资回收期（指从支付土地款到完成预销的时间周期）从33个月上升到42个月，已接近2008年的低谷水平。行业平均的净负债率上限（财务安全底线）从50%降低至42%，即，周转速度的减慢、存货周期的延长，使地产企业的负债空间萎缩了20%。
负债能力的上限在降低，而行业整体的财务状况却进一步恶化：地产上市公司平均的现金持有比例从2009年末的18%下降到2010年末的16%，2011年末进一步下降到12%；平均的净负债率从2009年末的31%上升到2010年末的50%，2011年末上升到65%；平均的总负债率从2009年末的65%上升到2010年末的69%，2011年末上升到70%。123家地产上市公司未来1年需要支付的短期债务总额（流动负债-预收账款+表外已订约的承诺资本支出）达到15635亿元，平均每家公司127亿元，较2009年末上升了70%。 随着财务状况的恶化，地产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也在扩大：短期风险头寸方面，2010年末行业平均有3%的资金富余，但2011年末行业平均已出现相当于总资产7%的资金缺口，123家地产上市公司中有28家公司面临相当于总资产20%以上的短期资金缺口，占总数的23%，较2010年末高出10个百分点。如果调控延续到2013年，则行业整体的资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未来两年上市地产公司将面临相当于净资产23%、总资产9%的资金缺口；其中有58家上市公司未来两年的资金缺口达到总资产的10%以上，较2010年末新增14家，占比也从此前的37%上升到47%；有40家公司未来两年的资金缺口达到总资产的20%以上，较2010年末新增12家，占比从24%上升到33%。
综上，在持续调控中，地产上市公司未来两年整体的资金缺口约相当于总资产的9%，非上市公司的资金缺口可能更大，整体看，开发贷款面临的资金缺口在10%以上，是当前地产贷款不良率（0.97%）的10倍。
住宅按揭贷：约2.5%面临违约风险
截至2011年底，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加权平均的月供收入比为115%，较刚需可承受房价高32%；二线城市随着收入的增长使加权平均的月供收入比从高峰期的63%降至54%，较刚需可承受房价平均高11%，部分城市已回复刚需可承受范围，高房价压力有所降低；三四线城市的月供收入比一直维持在30%-50%之间，市场相对健康。
总体看，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风险集中于投资性需求占比较高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这些城市面临30%的房价下跌风险。
理论上，当房价降幅超过购房人首付额度时，按揭贷款面临系统性违约风险。2010年9月，监管机构将首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提高到30%以上，将二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提高到50%以上（2011年1月二套房贷首付比例进一步提高到60%），所以，2010年四季度及以后新发放的住房按揭贷款相对安全，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另一方面，2010年一季度及以前，各主要城市房价仍显著低于当前房价，即使当前房价下跌30%，购房人的系统性违约风险仍较低。因此，只有在2010年二三季度发放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按揭贷款面临系统性风险。
在上述时间窗口内，新增的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合计950亿元，其中约20%（190亿元）发放一线城市，占2012年一季度末7400亿元存量住宅贷款的2.5%，即，2.5%的住房贷款面临系统性违约风险，是当前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0.3%）的8倍。
信用卡贷款：风险释放后的正常违约率4%-6%.
2011年，中国新发信用卡5500万张，累计发卡2.85亿张，在信用卡快速普及的同时，不良率却从2006年的2.63%降至2011年的1.19%。但从国际经验看，新兴市场在推出信用卡业务后的5-7年开始进入风险释放期，即，部分新生代消费者开始养成无节制透支的习惯，而此前部分持卡人通过跨行办理多张信用卡来掩盖的坏账风险也开始暴露。
以韩国为例，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为鼓励民众消费推出了多项信用卡优惠政策，到2003年时信用卡危机爆发，韩国银行业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一度达到12%以上，到2005年才降至5%以下。
在美国等成熟市场，2006年（金融海啸前）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约为4%，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上升到6.3%。中国正进入信用卡风险的释放期，我们预计长期中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也将上升到4%-6%的水平，是当前不良率的5倍左右。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潜在损失率15%.
综合审计署、央行、银监会等各方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应在9万亿-12万亿元之间。
2011年地方平台新举债21536亿元，偿还债务21533亿元，以此计算，2011年末地方债务平台规模与2010年底相当。其中，工、建、农、中四大国有银行全覆盖和基本覆盖类贷款占比达到67.3%、79%、70%和80%之多（2010年底），各地银监局报上来的全覆盖比率也在60%-70%之间。
但实际中，由于银监会已将总额为2.9万亿元的平台贷款划转认定为一般公司贷款，导致部分地区的全覆盖比率超过90%，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真实的全覆盖比率低于这一水平。即使按60%-70%的全覆盖比率计算，也意味着30%-40%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存在风险敞口。
未来，经济减速、土地收入减少和2009年巨额财政投资的后续开支将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2012年1-4月政府税收收入累计增长8.13%，显著低于2011年全年22.55%的税收收入增幅。土地财政方面，2012年1-4月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减少了19.3%，成交地价与2011年四季度基本持平，但面临下降压力，假设全年土地收入减少20%，以2011年全国土地收入3.15万亿元计算，地方收入将减少至少6000亿元。
在收入下降的同时，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增大，为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轨道交通的后续投资，一季度地方财政支出同比增加了35.9%。以此计算，2012年地方财政资金缺口将达到3万亿-4万亿元，地方债务平台的规模非但不会减小，还会进一步扩大。
换句话说，2012-2013年到期的3万亿-4万亿元地方债务如果不能展期的话将面临违约风险，假设其中一半损失由银行承担，另一半由政府承担，则地方融资平台的潜在损失率为15%——当然，这是悲观的情景。
中小企业贷款：潜在不良率12%.
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全国小企业贷款余额达10.8万亿元，约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0%；小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从年初的2.97%下降到2.02%，其中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为5.14%。即，当前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约为一般企业贷款不良率的2-3倍。
不过，中小企业经营的高波动性决定了在周期低谷中，其信用风险的上升幅度远超大企业，如2008年时，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高达11.6%，是当时一般企业贷款不良率的近5倍。 当前，中国银行业贷款的整体不良率在1%水平，但近期关注类贷款占比大幅上升，假设周期低谷中关注类贷款的迁徙率达到50%，则一般贷款的不良率将上升到2.4%，而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升幅更大，信用风险可能扩大为一般企业贷款的5倍，使潜在不良率上升到12%，是当前不良率的6倍。
下 排名启示
中国银行业正处于不良率的拐点
从纵向比较看，2004年以来，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到2011年底，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已降至1.1%，2012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低至1.0%，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也降至0.6%，城商行降至0.8%，农商行降至1.5%，当前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处于历史最低点。
从横向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已从2004年以前的20%以上下降到1.1%，这一不良率水平不仅低于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低于许多国家金融海啸前的不良率水平。
但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由此带动的按年30%以上的贷款增长，以及201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减速、产业结构转型等问题，都意味着潜在的不良率在上升。
2011年，浦发银行、深发展（000001.SZ）、民生银行等上市银行的关注类贷款规模和占比都出现明显上升；2012年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中有10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上升，有4家银行（浦发、深发展、民生、兴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其中，深发展一季度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了15个基点，关注类贷款规模猛增了35%。
就全行业而言，2012年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增加103亿元，其中股份制银行增加45亿元，增幅8.0%，城商行增加20亿元，增幅5.9%，农商行增加33亿元，增幅9.7%——持续多年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降”趋势被打断，显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正处于拐点。
经济结构转型要求银行拓展风险边界
随着城市化比例的上升和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在缩小，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即，从一般制造业向品牌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和消费服务业升级。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兴产业振兴规划和扶持政策。
产业的转型要求金融体系的跟进。在传统制造业模式下，作为代工方的中小企业，或以土地、设备等固定资产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融资，或凭借沃尔玛等国际客户的买方订单寻求质押融资，或以产业链连保形式进行担保融资，企业与银行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套以抵押融资为核心的融资体系。
但金融海啸的爆发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考验着传统制造业，在出口订单减少、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传统制造业的系统风险上升，更多的金融资源开始向盈利更有保障的垄断行业和国有大型企业集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现——2012年3月，温州民间借贷的直接利率达到18.11%，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为21.71%，经社会中介的借贷利率更是达到30.78%。
为了对抗成本上升的压力，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始寻求产业升级、打造自主品牌，这就要求企业加大对研发、设计、营销环节的投入力度，但在传统以订单融资、存货融资、固定资产抵押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里，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的投资是很难获得金融资源支持的。此外，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但客观地说，相当一部分资金被投放于以文化或科技为旗号的地产项目上，缺乏抵押物支撑的科技和文化项目仍面临融资瓶颈。
近年来，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给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打通了一条直接融资渠道，于是，缺乏抵押物支撑的新兴产业更多依赖于银行以外金融体系的支持；未来，随着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融资份额将逐步降低，面临脱媒威胁，而这种脱媒，不仅仅源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GDP构成中，企业服务、信息技术、文化娱乐、医疗教育、金融服务几大产业合计贡献了GDP的14.6%（2009年数据），剔除金融服务业后，其他几项合计仅贡献了GDP的9.4%；与之相对，2011年美国的GDP构成中，上述产业合计贡献了GDP的37.9%，剔除金融服务业后其余几项贡献了GDP的29.4%。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新兴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将提升到当前的三倍水平，相应地，有充足抵押物的传统制造业占比将大幅降低，这对银行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为了适应产业结构的转型，实现与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对接，银行业在努力改变传统的评价体系，拓展风险边界。
2011年，银监会印发的《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规定：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可不纳入存贷比考核范围。此外，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基础上，对于运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商业银行，允许其将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处理；未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商业银行，对于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在满足一定前提下，可视为零售贷款；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适当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
此后，上海市宣布，把试点区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率提高至5%，并动用市级和区级财政资金设立专设风险补偿金，用于补偿各商业银行科技型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超过3%、且低于5%的部分实际损失。深圳银监局也表示，深圳银行业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可放宽至5%。
随着贷款政策的倾斜，中小企业贷款增速提高。过去两年（2010-2011年），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长了84.28%，远超过同期整体贷款余额的增长（37.10%）。截至2011年底，全行业中小企业贷款合计占总贷款余额的40%，其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从两年前的15%上升到20%。
随着贷款结构的转变，银行的风险边界也在拓展，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已经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1年70%，其中，上浮幅度在10%以上的贷款占比从28%上升到49%。除了利率上浮，部分银行还以财务顾问收入的形式收取风险补偿。 如2010年，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北京银行（601169.SH）、宁波银行的财务顾问费收入增幅均在60%以上。2011年，上市银行平均的财务顾问费收入增长55%，其中，深发展增长121%，宁波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农业银行、南京银行的增幅均在60%以上；此外，上市银行的担保承诺收入平均增长了68%，在手续费收入中的占比也上升到11%，考虑财务顾问和担保承诺费用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和风险溢价更高。
风险边界的拓展提升了对公银行的盈利能力
贷款利率的上浮和财务顾问费收入的增长提升了对公银行的盈利能力。在我们以往的银行排名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稳居前三，其风险资本回报率较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等典型对公银行高出两个百分点以上，但2011年这种差距在缩小。
尽管工、农、中、建、交及招商银行这6家零售银行吸收存款的平均成本只有1.67%，显著低于10家对公银行平均1.99%的存款成本，但更高的贷款利率扩大了对公银行的净息差水平。2011年，6家零售银行平均的净息差为2.66%，而10家对公银行平均的净息差为2.73%，其中，宁波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的净息差均在3%以上。
当然，更高的贷款利率通常也意味着更高的贷款风险，但即使考虑潜在不良率上升的风险，对公银行的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仍有所提升。据测算，如果不考虑轻资本业务的成长空间，仅以低谷中的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计算，招商银行仍排名第一，但宁波银行将挤掉建设银行，与工商银行并列第二，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对公银行的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也分别达到15.9%和15.3%，与工商银行等主要零售银行的差距缩小到两个百分点以内。
风险边界拓展提高了潜在不良率
风险边界的拓展虽然可以通过利差的扩大来提高银行（尤其是对公银行）的盈利能力，但也提高了银行的潜在不良率，经济减速过程中这种潜在风险上升，并集中表现为特定地区、特定行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质量恶化，即，低谷中风险的释放并非对称的，高风险地区的不良率升幅更大。
以民生银行为例，2011年底该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133.35亿元，同比增加32.04亿元，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上升至1.11%，其中，下半年关注类贷款增加38.30亿元，增幅40.29%，显示了中小企业贷款质量的弱化。
此外，业务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的浦发银行（600000.SH）也受到区域经济的冲击，2011年第四季度关注类贷款环比大幅上升42%（31亿元），使2011年底的关注类贷款余额上升到104.22亿元，同比增长59.79%。
深发展的关注类贷款更是从2010年末的13.39亿元猛增到32.27亿元，增幅超过100%。在2012年一季度的业绩发布会上，深发展行长理查德解释称，目前该行不良贷款主要风险区为江浙地区，出现资金断链问题的主要是制造类小型企业，其中温州分行占到这个区域不良贷款的50%——截至2011年底，温州市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为1.36%，比2011年8月份增长了267%，比2011年年初增加0.92个百分点，增幅为历史最高。
除中小企业和区域风险的集中外，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风险也在上升。2008年，AA+和AAA级城投公司所占比例为28.57%，2010年下降为16.38%，2011年只有13.14%，2012年一季度则进一步下降至12.68%。
据测算，在悲观情景下（详见链接《悲观情景下的潜在不良率假设》），上市银行平均的不良率将从2011年末的0.75%上升到5.29%（潜在不良率），其中，国有银行的不良率上升3-4倍，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实际占比更高，潜在不良率将上升5-10倍。
潜在不良率的上升也推高了风险资本需求，使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需求与风险资产之比提升到12%的水平，潜在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则从当前的25%下降到14%，并使银行整体价值下降40%，低谷中行业平均的合理市净率降至1.20倍。
综上，风险边界的拓展会提升银行整体的潜在不良率，降低低谷中的风险回报和合理估值；而潜在的风险又会增加银行系统的不稳定性，并导致低谷中的惜贷现象。
风险边界的拓展导致低谷中的银行惜贷
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从银监会到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上述政策也确实在2010-2011年期间推动了中小企业贷款的快速增长。
但风险边界的拓展导致了银行潜在不良率的上升，尽管监管机构提高了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但经济减速中，没有一家银行能够准确把握潜在的风险敞口到底有多大。因此，一旦不良率出现上行风险，几乎所有银行都会出现惜贷迹象，尤其是上市银行，不仅要面对政府监管，还要面对投资人的评价，而投资人对不良率的容忍度并不会因为监管机构的放松而大幅提高。
2012年以来，银行系统已出现了有效贷款需求不足、贷款收缩的迹象：2012年一季度，整体贷款规模同比增幅降至15.7%，环比增幅仅为4.47%，其中，小企业贷款环比非但没有上升，还降低了3.53%。
所以，在银行系统风险边界拓展的过程中，仅靠利差的扩大和不良率容忍度的提高，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化、吸收风险；相反，风险的积聚、潜在不良率的上升，将导致低谷中银行价值的损失和周期性的银行惜贷，最终，不稳定的金融系统无法给予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以持续的金融支持，反而会加大企业现金流的波动风险。
突破对公业务瓶颈的国外模式借鉴：从抵押融资到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
产业结构的转型要求银行拓展风险边界，但单纯拓展风险边界将导致银行潜在不良率的上升和周期性的惜贷现象，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化、吸收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风险？
产业结构的转型要求商业银行重新定义自身的对公业务，从抵押融资为主的银行体系向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体系转型，通过多元的金融服务和结构化的资本安排满足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创新与整合要求，从而推动产业发展、降低系统风险。 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零售金融超市的理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一站式零售金融服务更成为各大银行竞相追逐的目标。但随着2005年花旗集团退出保险领域，人们开始反思金融超市的协同作用到底有多大，而金融海啸中瑞银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被曝出将投资银行部设计的高杠杆结构化金融产品出售给完全不理解产品风险的零售客户、并导致客户巨额损失的问题，显示在零售领域过度强调协同效应可能会导致银行将原本面向机构客户的产品以不恰当的方式卖给个人客户，并由此产生风险的蔓延。
相比于一站式零售金融服务，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却有着更强的协同效应与现实意义。因为，对于零售客户来说，复杂的方案未必是好的方案，金融海啸之后，很多客户宁愿选择简单的、能够被理解的理财方案。但对于企业客户来说，金融服务不是一项可选择的服务，而是一项必需的服务，其业务的复杂性也决定了金融方案的复杂性，并且，针对并购重组等战略决策的金融安排，在时间同步性上要求很高。一般的企业很难凭借内部力量统筹各项金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外部一体化金融服务的需求，即，由一家专业金融机构帮助企业设计完整的金融解决方案，并负责与各相关金融机构协商安排。
实际上，现代对公金融业务的核心就是从以抵押融资为主的贷款体系向以资本市场服务为核心的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转型，从被动的风险评价体系向主动的协助企业改善竞争环境、降低系统风险的立体金融体系转型。
以摩根大通为例，作为全美最大银行，摩根大通在超越花旗集团、美洲银行的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了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对公银行同样可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摩根大通的前身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是一家典型的对公业务银行，上世纪80年代，公司管理层敏感意识到，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并购等企业活动中。于是化学银行与黑石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为其提供高杠杆并购贷款，并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来分散单一项目风险。上世纪90年代，化学银行又进入到高收益债的承销发行领域，进一步扩大资源平台，使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到面向中型企业的市场整合中。公司在过去20年一直保持着全球银团贷款市场的头把交椅，并在2005年以后排名全球高收益债市场第一。
除了使用银团贷款、高收益债等金融工具分散风险、拓展银行风险边界外，摩根大通（化学银行）的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对公金融服务，即，在给企业提供多元融资安排的同时，还为企业提供并购重组等财务顾问服务，以及利率、汇率等资本市场风险管理服务。2005年以后，公司在全球兼并收购市场上一直排名前5，并在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为客户累计安排融资1.3万亿美元，2010年对公中间业务贡献170亿美元费用收益，投资银行费收益排名全球第一。
在目标客户的选择上，除了大型机构客户，摩根大通也十分关注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2004年公司将中型企业商业银行业务单独分拆出来，今天已发展为全美最大的中型企业银行，中型企业部每年为公司贡献60亿美元的直接收入和十多亿美元的投行业务收入。行业方面，TMT（传媒、通讯、科技）产业一直是公司投行部门除金融机构外的第二大客户源，在过去几年促成了行业内多笔上百亿美元的跨境并购交易。
当然，2012年的“伦敦鲸”事件给摩根大通的经济和声誉造成了双重打击。从事后信息看，“伦敦鲸”的交易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对冲范畴。当投资银行部门开始偏离客户需求，进行以自营为目的的资本市场交易，甚至进行以客户方为交易对手的资本市场业务时，其潜在的风险（包括经济的损失和信誉的损失）必然上升。金融海啸中华尔街饱受质疑的根源也在于此，无论是私人银行还是投资银行，都已经偏离了金融服务商的定位，而是把服务的客户发展成交易的对手。就摩根大通而言，如果它能始终坚持一站式金融服务的定位，风险的敞口要小得多。实际上，摩根大通一直是华尔街风险管理的典范，它的中型企业贷款不良率是行业第二低的，其资本充足率较法定标准高出50%以上。
综上，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虽然拓展了风险边界，但其本旨是利用资本市场多元金融工具助力企业成长、从根本上降低企业风险。因此，通过将传统贷款业务重新定位于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银行不仅可以扩大业务收入、降低系统风险、提升风险资本回报率，还能够有效抵御脱媒威胁，伴随资本市场成长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与业务规模。
对公中间业务的风险回报空间释放
摩根大通与花旗集团各自的发展显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零售银行并不一定优于对公银行，以对公业务为主的银行通过服务于资本市场和企业的立体金融需求，同样可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银行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对公中间业务的成长，不仅能够化解银行风险，还能够贡献中间业务收益，提升银行风险资本的回报率。
在中国，由于对公中间业务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对公银行仍以利差或变相的利差收益（财务顾问收益）为主，结果，2011年，上市银行中10家对公银行平均的净手续费收入贡献仅为11.7%，显著低于同期零售银行平均的净手续费收入贡献（18.8%），并导致对公银行平均的成本收入比较零售银行高出1个百分点。
上市银行的净手续费收入中，平均有四成来自私人银行、信用卡等零售业务，有两成来自结算托管等银银业务，有三成来自对公业务，但其中两成来自财务顾问费收入，真正轻资本的对公中间业务贡献不到10%。
为了弥补中间业务上的弱势，过去几年，各家以对公业务为主的银行都在努力拓展手续费收入空间，除增加财务顾问费收入外，银银业务和零售中间业务也成为增长的重点。由于基数较低，所以对公银行的费用增幅也较大。如2011年，兴业银行的结算、托管、银行卡三项业务的收入增幅均在100%以上；深发展的资产托管、财务顾问、私人银行的收入增幅也在100%以上；此外，民生银行的资产托管和银行卡业务、浦发银行的结算清算和担保承诺业务、南京银行的担保承诺和银行卡业务等都实现了100%以上的增长。
但即使如此，对公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贡献仍很低，未来，结算清算、银行卡等业务的进一步扩张还将面临网点数量的限制，而财务顾问和担保承诺业务则面临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因此，在考虑轻资本业务的潜在拓展空间后，零售银行的优势扩大，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跻身三甲；与之相对，在当前业务结构下，对公银行的轻资本业务拓展空间有限，对风险资本回报率的平均贡献只有2.5个百分点，结果，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的排名降至第4-7位。未来，能否突破对公中间业务瓶颈决定 着对公银行的长期发展空间。
综上，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对公中间业务的发展，不仅是对公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也是其提升风险资本回报的必要手段。
杜丽虹为贝塔策略工作室合伙人，郭懿为中航证券研究员
2012年上市银行综合实力排行榜显示，在综合考虑潜在不良率上升风险和轻资本业务成长空间后，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仍位居前三甲。与2011年排行榜相比，前三名仅名次排序有所变化。
虽然招商银行等零售银行（储蓄存款占比高于30%的6家上市银行）仍占据优势地位，但兴业银行（601166.SH）、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中信银行（601998.SH，00998.HK）、宁波银行（002142.SZ）的排名也升至4-7位，对公银行（储蓄存款占比低于30%的10家上市银行）与零售银行的差距在缩小。
风险资本回报率提升
2011年，上市银行的不良率继续下降，当前不良率处于历史最低位，同时，信贷紧缩下，息差收益扩大。
结果，各家上市银行的风险资本回报率（该指标是银行在拨备了实际风险后的真实回报率，计算方法详见本刊2010年第24期封面文章《最具投资价值上市银行》）均有所上升，以当前不良率计算，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601009.SH）4家银行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均在30%以上。而上一年度，即使排名第一的招商银行，风险资本回报率也仅为23.4%。
潜在不良率飙升
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增速的减缓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而地产调控加大了资产性贷款的风险，银行系统的不良率正处于历史拐点。
据测算，在悲观情景下，地产开发贷将出现10%的资金缺口，地产按揭贷中有2.5%面临系统性违约风险，地方融资平台上有3万亿-4万亿元资金缺口，潜在违约率达到15%。此外，一般企业贷款的迁徙率上升，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跃升为大企业贷款的5倍，潜在不良率达到12%。
由此计算，悲观情景下，上市银行平均的不良率将从当前的0.75%升至潜在的5.29%，上升6倍。其中，国有银行的不良率平均从1.08%上升到5.05%，上升4倍；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较高、地方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较大，受冲击更大，股份制银行平均的不良率将从当前的0.54%升至潜在的4.94%，上升8倍；城商行平均的不良率从当前的0.66%升至潜在的6.24%，也上升8倍。
风险资本需求提高
潜在不良率的上升使上市银行整体的风险资本需求大幅增加，据测算，16家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需求约相当于风险资产总额的12%，其中，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较低，在10.5%左右，而国有银行和城商行较高，在12%-13%的水平。
相比于潜在的风险资本需求，国有银行和多数股份制银行当前的资本拨备能够覆盖悲观情景下的坏账风险，但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考虑潜在不良率上升风险后，存在风险资本金的缺口。
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平均14%.
虽然多数上市银行的资本拨备相对充裕，但盈利能力面临考验——风险资本需求的上升降低了银行的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
据测算，在悲观情景下，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将从当前的25%降低至14%。其中，招商银行以17.4%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居于榜首，工商银行、宁波银行以16.6%并列第二，其次是兴业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6家零售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为14.75%，其余10家对公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为13.48%——对公银行的高利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风险损失，但总的风险资本回报率仍略逊于零售银行。
轻资本业务提升零售银行竞争力
经济增速的减缓增加了银行的短期风险，但长期中，轻资本业务空间的挖掘将推动银行业风险资本回报的提升，尤其是零售银行，在零售中间业务的推动下，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将提升4个百分点；与之相对，由于在对公中间业务上的创新不足，和在零售中间业务上的网点弱势，对公银行轻资本业务的整体成长空间受限，当前业务结构下的长期竞争力不敌零售银行。
考虑潜在轻资本业务成长空间后，招商银行以23%的风险资本回报率排名第一，其次是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对公银行降至4-6位，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从14%提升到17%。
综合实力前三甲：招行、工行、建行
综上，在综合考虑潜在不良率上升风险和轻资本业务成长空间后，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排名前三甲，零售银行仍占据优势地位，但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的排名也升至4-7位，对公银行与零售银行的差距在缩小。
不过，经济周期的波动中，对公银行仍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业绩波动也更大。未来，对公银行能否赶超零售银行，关键仍在于对公中间业务的突围，它将为对公银行提供一条利差之外的风险补偿途径，并在金融体系的脱媒进程中找到新的市场空间。
悲观情景下的潜在不良率假设
地产开发贷款：10%资金缺口
限购政策下，2011年地产行业平均的去化速度大幅减慢，存量资产周转率较2010年、2009年下降了23%、37%，由此推算的投资回收期（指从支付土地款到完成预销的时间周期）从33个月上升到42个月，已接近2008年的低谷水平。行业平均的净负债率上限（财务安全底线）从50%降低至42%，即，周转速度的减慢、存货周期的延长，使地产企业的负债空间萎缩了20%。
负债能力的上限在降低，而行业整体的财务状况却进一步恶化：地产上市公司平均的现金持有比例从2009年末的18%下降到2010年末的16%，2011年末进一步下降到12%；平均的净负债率从2009年末的31%上升到2010年末的50%，2011年末上升到65%；平均的总负债率从2009年末的65%上升到2010年末的69%，2011年末上升到70%。123家地产上市公司未来1年需要支付的短期债务总额（流动负债-预收账款+表外已订约的承诺资本支出）达到15635亿元，平均每家公司127亿元，较2009年末上升了70%。 随着财务状况的恶化，地产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也在扩大：短期风险头寸方面，2010年末行业平均有3%的资金富余，但2011年末行业平均已出现相当于总资产7%的资金缺口，123家地产上市公司中有28家公司面临相当于总资产20%以上的短期资金缺口，占总数的23%，较2010年末高出10个百分点。如果调控延续到2013年，则行业整体的资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未来两年上市地产公司将面临相当于净资产23%、总资产9%的资金缺口；其中有58家上市公司未来两年的资金缺口达到总资产的10%以上，较2010年末新增14家，占比也从此前的37%上升到47%；有40家公司未来两年的资金缺口达到总资产的20%以上，较2010年末新增12家，占比从24%上升到33%。
综上，在持续调控中，地产上市公司未来两年整体的资金缺口约相当于总资产的9%，非上市公司的资金缺口可能更大，整体看，开发贷款面临的资金缺口在10%以上，是当前地产贷款不良率（0.97%）的10倍。
住宅按揭贷：约2.5%面临违约风险
截至2011年底，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加权平均的月供收入比为115%，较刚需可承受房价高32%；二线城市随着收入的增长使加权平均的月供收入比从高峰期的63%降至54%，较刚需可承受房价平均高11%，部分城市已回复刚需可承受范围，高房价压力有所降低；三四线城市的月供收入比一直维持在30%-50%之间，市场相对健康。
总体看，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风险集中于投资性需求占比较高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这些城市面临30%的房价下跌风险。
理论上，当房价降幅超过购房人首付额度时，按揭贷款面临系统性违约风险。2010年9月，监管机构将首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提高到30%以上，将二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提高到50%以上（2011年1月二套房贷首付比例进一步提高到60%），所以，2010年四季度及以后新发放的住房按揭贷款相对安全，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另一方面，2010年一季度及以前，各主要城市房价仍显著低于当前房价，即使当前房价下跌30%，购房人的系统性违约风险仍较低。因此，只有在2010年二三季度发放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按揭贷款面临系统性风险。
在上述时间窗口内，新增的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合计950亿元，其中约20%（190亿元）发放一线城市，占2012年一季度末7400亿元存量住宅贷款的2.5%，即，2.5%的住房贷款面临系统性违约风险，是当前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0.3%）的8倍。
信用卡贷款：风险释放后的正常违约率4%-6%.
2011年，中国新发信用卡5500万张，累计发卡2.85亿张，在信用卡快速普及的同时，不良率却从2006年的2.63%降至2011年的1.19%。但从国际经验看，新兴市场在推出信用卡业务后的5-7年开始进入风险释放期，即，部分新生代消费者开始养成无节制透支的习惯，而此前部分持卡人通过跨行办理多张信用卡来掩盖的坏账风险也开始暴露。
以韩国为例，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为鼓励民众消费推出了多项信用卡优惠政策，到2003年时信用卡危机爆发，韩国银行业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一度达到12%以上，到2005年才降至5%以下。
在美国等成熟市场，2006年（金融海啸前）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约为4%，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上升到6.3%。中国正进入信用卡风险的释放期，我们预计长期中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也将上升到4%-6%的水平，是当前不良率的5倍左右。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潜在损失率15%.
综合审计署、央行、银监会等各方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应在9万亿-12万亿元之间。
2011年地方平台新举债21536亿元，偿还债务21533亿元，以此计算，2011年末地方债务平台规模与2010年底相当。其中，工、建、农、中四大国有银行全覆盖和基本覆盖类贷款占比达到67.3%、79%、70%和80%之多（2010年底），各地银监局报上来的全覆盖比率也在60%-70%之间。
但实际中，由于银监会已将总额为2.9万亿元的平台贷款划转认定为一般公司贷款，导致部分地区的全覆盖比率超过90%，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真实的全覆盖比率低于这一水平。即使按60%-70%的全覆盖比率计算，也意味着30%-40%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存在风险敞口。
未来，经济减速、土地收入减少和2009年巨额财政投资的后续开支将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2012年1-4月政府税收收入累计增长8.13%，显著低于2011年全年22.55%的税收收入增幅。土地财政方面，2012年1-4月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减少了19.3%，成交地价与2011年四季度基本持平，但面临下降压力，假设全年土地收入减少20%，以2011年全国土地收入3.15万亿元计算，地方收入将减少至少6000亿元。
在收入下降的同时，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增大，为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轨道交通的后续投资，一季度地方财政支出同比增加了35.9%。以此计算，2012年地方财政资金缺口将达到3万亿-4万亿元，地方债务平台的规模非但不会减小，还会进一步扩大。
换句话说，2012-2013年到期的3万亿-4万亿元地方债务如果不能展期的话将面临违约风险，假设其中一半损失由银行承担，另一半由政府承担，则地方融资平台的潜在损失率为15%——当然，这是悲观的情景。
中小企业贷款：潜在不良率12%.
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全国小企业贷款余额达10.8万亿元，约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0%；小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从年初的2.97%下降到2.02%，其中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企业贷款不良率为5.14%。即，当前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约为一般企业贷款不良率的2-3倍。
不过，中小企业经营的高波动性决定了在周期低谷中，其信用风险的上升幅度远超大企业，如2008年时，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高达11.6%，是当时一般企业贷款不良率的近5倍。 当前，中国银行业贷款的整体不良率在1%水平，但近期关注类贷款占比大幅上升，假设周期低谷中关注类贷款的迁徙率达到50%，则一般贷款的不良率将上升到2.4%，而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升幅更大，信用风险可能扩大为一般企业贷款的5倍，使潜在不良率上升到12%，是当前不良率的6倍。
下 排名启示
中国银行业正处于不良率的拐点
从纵向比较看，2004年以来，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到2011年底，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已降至1.1%，2012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低至1.0%，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也降至0.6%，城商行降至0.8%，农商行降至1.5%，当前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处于历史最低点。
从横向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已从2004年以前的20%以上下降到1.1%，这一不良率水平不仅低于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低于许多国家金融海啸前的不良率水平。
但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由此带动的按年30%以上的贷款增长，以及201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减速、产业结构转型等问题，都意味着潜在的不良率在上升。
2011年，浦发银行、深发展（000001.SZ）、民生银行等上市银行的关注类贷款规模和占比都出现明显上升；2012年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中有10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上升，有4家银行（浦发、深发展、民生、兴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其中，深发展一季度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了15个基点，关注类贷款规模猛增了35%。
就全行业而言，2012年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增加103亿元，其中股份制银行增加45亿元，增幅8.0%，城商行增加20亿元，增幅5.9%，农商行增加33亿元，增幅9.7%——持续多年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降”趋势被打断，显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正处于拐点。
经济结构转型要求银行拓展风险边界
随着城市化比例的上升和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在缩小，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即，从一般制造业向品牌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和消费服务业升级。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兴产业振兴规划和扶持政策。
产业的转型要求金融体系的跟进。在传统制造业模式下，作为代工方的中小企业，或以土地、设备等固定资产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融资，或凭借沃尔玛等国际客户的买方订单寻求质押融资，或以产业链连保形式进行担保融资，企业与银行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套以抵押融资为核心的融资体系。
但金融海啸的爆发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考验着传统制造业，在出口订单减少、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传统制造业的系统风险上升，更多的金融资源开始向盈利更有保障的垄断行业和国有大型企业集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现——2012年3月，温州民间借贷的直接利率达到18.11%，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为21.71%，经社会中介的借贷利率更是达到30.78%。
为了对抗成本上升的压力，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始寻求产业升级、打造自主品牌，这就要求企业加大对研发、设计、营销环节的投入力度，但在传统以订单融资、存货融资、固定资产抵押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里，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的投资是很难获得金融资源支持的。此外，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但客观地说，相当一部分资金被投放于以文化或科技为旗号的地产项目上，缺乏抵押物支撑的科技和文化项目仍面临融资瓶颈。
近年来，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给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打通了一条直接融资渠道，于是，缺乏抵押物支撑的新兴产业更多依赖于银行以外金融体系的支持；未来，随着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融资份额将逐步降低，面临脱媒威胁，而这种脱媒，不仅仅源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GDP构成中，企业服务、信息技术、文化娱乐、医疗教育、金融服务几大产业合计贡献了GDP的14.6%（2009年数据），剔除金融服务业后，其他几项合计仅贡献了GDP的9.4%；与之相对，2011年美国的GDP构成中，上述产业合计贡献了GDP的37.9%，剔除金融服务业后其余几项贡献了GDP的29.4%。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新兴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将提升到当前的三倍水平，相应地，有充足抵押物的传统制造业占比将大幅降低，这对银行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为了适应产业结构的转型，实现与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对接，银行业在努力改变传统的评价体系，拓展风险边界。
2011年，银监会印发的《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规定：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可不纳入存贷比考核范围。此外，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基础上，对于运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商业银行，允许其将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处理；未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商业银行，对于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在满足一定前提下，可视为零售贷款；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适当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
此后，上海市宣布，把试点区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率提高至5%，并动用市级和区级财政资金设立专设风险补偿金，用于补偿各商业银行科技型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超过3%、且低于5%的部分实际损失。深圳银监局也表示，深圳银行业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可放宽至5%。
随着贷款政策的倾斜，中小企业贷款增速提高。过去两年（2010-2011年），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长了84.28%，远超过同期整体贷款余额的增长（37.10%）。截至2011年底，全行业中小企业贷款合计占总贷款余额的40%，其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从两年前的15%上升到20%。
随着贷款结构的转变，银行的风险边界也在拓展，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已经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1年70%，其中，上浮幅度在10%以上的贷款占比从28%上升到49%。除了利率上浮，部分银行还以财务顾问收入的形式收取风险补偿。 如2010年，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北京银行（601169.SH）、宁波银行的财务顾问费收入增幅均在60%以上。2011年，上市银行平均的财务顾问费收入增长55%，其中，深发展增长121%，宁波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农业银行、南京银行的增幅均在60%以上；此外，上市银行的担保承诺收入平均增长了68%，在手续费收入中的占比也上升到11%，考虑财务顾问和担保承诺费用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和风险溢价更高。
风险边界的拓展提升了对公银行的盈利能力
贷款利率的上浮和财务顾问费收入的增长提升了对公银行的盈利能力。在我们以往的银行排名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稳居前三，其风险资本回报率较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等典型对公银行高出两个百分点以上，但2011年这种差距在缩小。
尽管工、农、中、建、交及招商银行这6家零售银行吸收存款的平均成本只有1.67%，显著低于10家对公银行平均1.99%的存款成本，但更高的贷款利率扩大了对公银行的净息差水平。2011年，6家零售银行平均的净息差为2.66%，而10家对公银行平均的净息差为2.73%，其中，宁波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的净息差均在3%以上。
当然，更高的贷款利率通常也意味着更高的贷款风险，但即使考虑潜在不良率上升的风险，对公银行的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仍有所提升。据测算，如果不考虑轻资本业务的成长空间，仅以低谷中的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计算，招商银行仍排名第一，但宁波银行将挤掉建设银行，与工商银行并列第二，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对公银行的潜在风险资本回报率也分别达到15.9%和15.3%，与工商银行等主要零售银行的差距缩小到两个百分点以内。
风险边界拓展提高了潜在不良率
风险边界的拓展虽然可以通过利差的扩大来提高银行（尤其是对公银行）的盈利能力，但也提高了银行的潜在不良率，经济减速过程中这种潜在风险上升，并集中表现为特定地区、特定行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质量恶化，即，低谷中风险的释放并非对称的，高风险地区的不良率升幅更大。
以民生银行为例，2011年底该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133.35亿元，同比增加32.04亿元，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上升至1.11%，其中，下半年关注类贷款增加38.30亿元，增幅40.29%，显示了中小企业贷款质量的弱化。
此外，业务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的浦发银行（600000.SH）也受到区域经济的冲击，2011年第四季度关注类贷款环比大幅上升42%（31亿元），使2011年底的关注类贷款余额上升到104.22亿元，同比增长59.79%。
深发展的关注类贷款更是从2010年末的13.39亿元猛增到32.27亿元，增幅超过100%。在2012年一季度的业绩发布会上，深发展行长理查德解释称，目前该行不良贷款主要风险区为江浙地区，出现资金断链问题的主要是制造类小型企业，其中温州分行占到这个区域不良贷款的50%——截至2011年底，温州市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为1.36%，比2011年8月份增长了267%，比2011年年初增加0.92个百分点，增幅为历史最高。
除中小企业和区域风险的集中外，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风险也在上升。2008年，AA+和AAA级城投公司所占比例为28.57%，2010年下降为16.38%，2011年只有13.14%，2012年一季度则进一步下降至12.68%。
据测算，在悲观情景下（详见链接《悲观情景下的潜在不良率假设》），上市银行平均的不良率将从2011年末的0.75%上升到5.29%（潜在不良率），其中，国有银行的不良率上升3-4倍，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实际占比更高，潜在不良率将上升5-10倍。
潜在不良率的上升也推高了风险资本需求，使上市银行平均的风险资本需求与风险资产之比提升到12%的水平，潜在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则从当前的25%下降到14%，并使银行整体价值下降40%，低谷中行业平均的合理市净率降至1.20倍。
综上，风险边界的拓展会提升银行整体的潜在不良率，降低低谷中的风险回报和合理估值；而潜在的风险又会增加银行系统的不稳定性，并导致低谷中的惜贷现象。
风险边界的拓展导致低谷中的银行惜贷
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从银监会到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上述政策也确实在2010-2011年期间推动了中小企业贷款的快速增长。
但风险边界的拓展导致了银行潜在不良率的上升，尽管监管机构提高了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但经济减速中，没有一家银行能够准确把握潜在的风险敞口到底有多大。因此，一旦不良率出现上行风险，几乎所有银行都会出现惜贷迹象，尤其是上市银行，不仅要面对政府监管，还要面对投资人的评价，而投资人对不良率的容忍度并不会因为监管机构的放松而大幅提高。
2012年以来，银行系统已出现了有效贷款需求不足、贷款收缩的迹象：2012年一季度，整体贷款规模同比增幅降至15.7%，环比增幅仅为4.47%，其中，小企业贷款环比非但没有上升，还降低了3.53%。
所以，在银行系统风险边界拓展的过程中，仅靠利差的扩大和不良率容忍度的提高，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化、吸收风险；相反，风险的积聚、潜在不良率的上升，将导致低谷中银行价值的损失和周期性的银行惜贷，最终，不稳定的金融系统无法给予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以持续的金融支持，反而会加大企业现金流的波动风险。
突破对公业务瓶颈的国外模式借鉴：从抵押融资到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
产业结构的转型要求银行拓展风险边界，但单纯拓展风险边界将导致银行潜在不良率的上升和周期性的惜贷现象，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化、吸收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风险？
产业结构的转型要求商业银行重新定义自身的对公业务，从抵押融资为主的银行体系向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体系转型，通过多元的金融服务和结构化的资本安排满足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创新与整合要求，从而推动产业发展、降低系统风险。 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零售金融超市的理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一站式零售金融服务更成为各大银行竞相追逐的目标。但随着2005年花旗集团退出保险领域，人们开始反思金融超市的协同作用到底有多大，而金融海啸中瑞银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被曝出将投资银行部设计的高杠杆结构化金融产品出售给完全不理解产品风险的零售客户、并导致客户巨额损失的问题，显示在零售领域过度强调协同效应可能会导致银行将原本面向机构客户的产品以不恰当的方式卖给个人客户，并由此产生风险的蔓延。
相比于一站式零售金融服务，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却有着更强的协同效应与现实意义。因为，对于零售客户来说，复杂的方案未必是好的方案，金融海啸之后，很多客户宁愿选择简单的、能够被理解的理财方案。但对于企业客户来说，金融服务不是一项可选择的服务，而是一项必需的服务，其业务的复杂性也决定了金融方案的复杂性，并且，针对并购重组等战略决策的金融安排，在时间同步性上要求很高。一般的企业很难凭借内部力量统筹各项金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外部一体化金融服务的需求，即，由一家专业金融机构帮助企业设计完整的金融解决方案，并负责与各相关金融机构协商安排。
实际上，现代对公金融业务的核心就是从以抵押融资为主的贷款体系向以资本市场服务为核心的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转型，从被动的风险评价体系向主动的协助企业改善竞争环境、降低系统风险的立体金融体系转型。
以摩根大通为例，作为全美最大银行，摩根大通在超越花旗集团、美洲银行的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了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对公银行同样可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摩根大通的前身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是一家典型的对公业务银行，上世纪80年代，公司管理层敏感意识到，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并购等企业活动中。于是化学银行与黑石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为其提供高杠杆并购贷款，并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来分散单一项目风险。上世纪90年代，化学银行又进入到高收益债的承销发行领域，进一步扩大资源平台，使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到面向中型企业的市场整合中。公司在过去20年一直保持着全球银团贷款市场的头把交椅，并在2005年以后排名全球高收益债市场第一。
除了使用银团贷款、高收益债等金融工具分散风险、拓展银行风险边界外，摩根大通（化学银行）的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对公金融服务，即，在给企业提供多元融资安排的同时，还为企业提供并购重组等财务顾问服务，以及利率、汇率等资本市场风险管理服务。2005年以后，公司在全球兼并收购市场上一直排名前5，并在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为客户累计安排融资1.3万亿美元，2010年对公中间业务贡献170亿美元费用收益，投资银行费收益排名全球第一。
在目标客户的选择上，除了大型机构客户，摩根大通也十分关注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2004年公司将中型企业商业银行业务单独分拆出来，今天已发展为全美最大的中型企业银行，中型企业部每年为公司贡献60亿美元的直接收入和十多亿美元的投行业务收入。行业方面，TMT（传媒、通讯、科技）产业一直是公司投行部门除金融机构外的第二大客户源，在过去几年促成了行业内多笔上百亿美元的跨境并购交易。
当然，2012年的“伦敦鲸”事件给摩根大通的经济和声誉造成了双重打击。从事后信息看，“伦敦鲸”的交易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对冲范畴。当投资银行部门开始偏离客户需求，进行以自营为目的的资本市场交易，甚至进行以客户方为交易对手的资本市场业务时，其潜在的风险（包括经济的损失和信誉的损失）必然上升。金融海啸中华尔街饱受质疑的根源也在于此，无论是私人银行还是投资银行，都已经偏离了金融服务商的定位，而是把服务的客户发展成交易的对手。就摩根大通而言，如果它能始终坚持一站式金融服务的定位，风险的敞口要小得多。实际上，摩根大通一直是华尔街风险管理的典范，它的中型企业贷款不良率是行业第二低的，其资本充足率较法定标准高出50%以上。
综上，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虽然拓展了风险边界，但其本旨是利用资本市场多元金融工具助力企业成长、从根本上降低企业风险。因此，通过将传统贷款业务重新定位于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银行不仅可以扩大业务收入、降低系统风险、提升风险资本回报率，还能够有效抵御脱媒威胁，伴随资本市场成长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与业务规模。
对公中间业务的风险回报空间释放
摩根大通与花旗集团各自的发展显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零售银行并不一定优于对公银行，以对公业务为主的银行通过服务于资本市场和企业的立体金融需求，同样可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银行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对公中间业务的成长，不仅能够化解银行风险，还能够贡献中间业务收益，提升银行风险资本的回报率。
在中国，由于对公中间业务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对公银行仍以利差或变相的利差收益（财务顾问收益）为主，结果，2011年，上市银行中10家对公银行平均的净手续费收入贡献仅为11.7%，显著低于同期零售银行平均的净手续费收入贡献（18.8%），并导致对公银行平均的成本收入比较零售银行高出1个百分点。
上市银行的净手续费收入中，平均有四成来自私人银行、信用卡等零售业务，有两成来自结算托管等银银业务，有三成来自对公业务，但其中两成来自财务顾问费收入，真正轻资本的对公中间业务贡献不到10%。
为了弥补中间业务上的弱势，过去几年，各家以对公业务为主的银行都在努力拓展手续费收入空间，除增加财务顾问费收入外，银银业务和零售中间业务也成为增长的重点。由于基数较低，所以对公银行的费用增幅也较大。如2011年，兴业银行的结算、托管、银行卡三项业务的收入增幅均在100%以上；深发展的资产托管、财务顾问、私人银行的收入增幅也在100%以上；此外，民生银行的资产托管和银行卡业务、浦发银行的结算清算和担保承诺业务、南京银行的担保承诺和银行卡业务等都实现了100%以上的增长。
但即使如此，对公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贡献仍很低，未来，结算清算、银行卡等业务的进一步扩张还将面临网点数量的限制，而财务顾问和担保承诺业务则面临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因此，在考虑轻资本业务的潜在拓展空间后，零售银行的优势扩大，平均的风险资本回报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跻身三甲；与之相对，在当前业务结构下，对公银行的轻资本业务拓展空间有限，对风险资本回报率的平均贡献只有2.5个百分点，结果，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的排名降至第4-7位。未来，能否突破对公中间业务瓶颈决定 着对公银行的长期发展空间。
综上，一站式对公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对公中间业务的发展，不仅是对公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也是其提升风险资本回报的必要手段。
杜丽虹为贝塔策略工作室合伙人，郭懿为中航证券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