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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拆迁开始之前，“花乡”只是北京西南四环上的一个普通地名。2011年年底，因为作家阎连科和他的邻居们所遭遇的一场强拆，它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如同在中国广袤土地上所有的拆迁一样，这当然是一次以卵击石的对峙，但和既往不同的是，有了作家的文字做注，无论是拆迁中的抗争还是2012年在《纽约时报》上抒发的“丧家犬”之惑，都如一根透明的胡萝卜，更让人体会生存的粗砺质感。
关于花乡的历史，阎连科曾经做过细致研究：三十年前的北京地图上，这儿无名无姓，是一片荒野；二十年前的地图上，这儿有了名字，叫花乡公园；2010年印制的北京地图，这里又正式更名为花乡森林公园，行政区域编码为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郭公庄711号。
2010年夏，本刊记者在后来被拆迁的711号园拜访了阎连科。在屋角的菜园，阎连科引我们看他耕种的两分地：黄瓜、西红柿挂在枝头，向日葵环绕在两侧，在榆树下，还零星结着像茄子一样紫色的果实。
尽管火车开过时，房间会听到震响，阎连科说自己在这里度过“这一生最为奢靡的一段诗栖的人生”。从2009年至2011年，栖居711号园的这三年，阎连科收获颇丰，完成了大概100万字的五部著作，其中包括：两本文论《发现小说》和《我的现实我的主义》，长篇小说《四书》，以及两本散文集《我与父辈》与《711号园》。
2011年年末，这个植被丰茂、开阔惬意的住所要被拆迁。当年11月30日，阎连科在微博上发表《致总书记和总理的一封告急信》掀起了更多的波澜。尽管微博转发评论众多，但阎连科的“上书”并未对这件事情的结果有任何改变。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2012年4月，《纽约时报》刊出了阎连科的《丧家犬的一年》，讲述过去一年的所遇所感。遭遇拆迁以及新书《四书》的被拒绝出版固然让人愤懑，但更让他沉痛的是文章后半部分家乡亲人的劝诫：“不管做什么，都别惹政府”。
这是普通人最现实的生存逻辑，在这个逻辑中，任何质疑、反对的声音即使有着最良善的初衷，但最后都会变成对立面。和以往的数个世纪相比，现在的中国告别了饥馑、战争，没有流离失所而相对安宁，但在拆迁这样的问题上，个人所能做的和数世纪前几乎相似，依旧无法背靠法律，而是“上书陈情”。更加戏剧性的是，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一个素以残酷现实为自己题材的作家身上，最后的结果显得尤为反讽和无奈。
距离711号园正门不过数百米就是大葆台地铁站，这是房山线地铁的始发站点。全程30分钟的房山线的开通被认为是带动远郊房山区经济的重要举措。再往东北方向，房山线则连接了地铁9号线的起始站、距离711号园亦不远的郭公庄站。这条已全线通车的地铁线，行经北京西站、军事博物馆，直至国家图书馆。而导致阎连科他们被拆迁的工程“万寿路南延道路”将更为便捷地连接丰台区与更南边的大兴、房山两区。被阎连科戏称为“城乡接合部”的花乡，正是北京南城轰轰烈烈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阎连科和他的邻居们所遭遇的拆迁，正如其他人所遇到的一样，只是宏大布局中的小小一步棋。
2012年，阎连科重新回到桌前，沉静写作。此前的一年对他来讲太不平静：一场突如其来的拆迁、小说《四书》预料之中的无法出版。
阎连科已经写了三十年，他说其实自己常常气馁，“不是一直发现自己的才能，而是一直不断发现自己的无奈和没有才能。”但一路写下来是因为发现总是有写不完的东西。在他眼里，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的今天这样，有如此丰富的生活和故事。
观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会发现轨迹非常不同，有的中断了写作，有的完全走到写作轨迹之外了，你自己的体验如何？
谈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你会发现它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马拉松赛跑，谁跑到最后，或者没有跑到最后，我觉得可以归结为文学和作家命运的问题。当然我们会看到有的作家譬如贾平凹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写到现在，仍然写得非常好，还有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都是这样一直写下来的。回到文学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坚持了30年的人都非常值得尊敬。其实我觉得没有坚持下来的人也非常值得尊敬，因为人确实不一定在一条路上走到最后，也不一定在一条路上走到最后就能取得成绩。
文学不光是一个马拉松赛跑。马拉松赛跑是分阶段的，在哪一个阶段你跑在前列，哪个阶段跑在后列，也许后边你又跑到前面了。跑到最后不一定比中途休息、中途离岗的人更有成就。我们谁能跑过巴金呢？101岁。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文学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作家本身体会一定也很深？
文学到今天确实从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鼎盛走向一个可以预料的衰弱。不管怎么说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是任何人没想到的。文学改变一切，文学就是整个世界。像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夜之间名扬天下，家喻户晓。但是今天刘心武老师写了《续红楼梦》，它的读者远不及《班主任》的十分之一。
今天莫言小说拿了诺贝尔奖，我想诺贝尔奖并不是拯救文学的法宝。我们可以预料到文学不会消亡，不会消失，但是它就是会衰落。即便再有两个、三个人拿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的高峰从世界范围内就是从上往下走的，这个抛物线在19世纪达到高峰，20世纪往下走，21世纪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不要让文学跌入低谷。
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要求一些教授跟新生见面，不叫讲课，是聊天，保证第一年的新生能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教授。因为我是文学院的，我也被校长点名拉过去。人大文学院应该是生源比较好的，有5个班，一个班15个人，七八十个人。其中有两个班，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长篇小说。有一个人说“《百年孤独》特别好，我看了一点，没看完”。这是文科的，人大的，由此你会觉得文学就是这个样子。
你会有灰心的感觉吗？
不会，全世界都是这样，不只中国这样。但文学院比较好的学生在初高中阶段没有看完一本小说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他每天就为了分数。你会觉得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那种寂寞。说耐得住寂寞，每个人都会说，我想每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你在马拉松赛跑的后半程，每个人的心理准备到底充不充分。 理想的读者
作为作家都会有“理想读者”的问题，面对文学这样的状况你有没有设想你未来的读者会是怎么样的？
说心里话我也知道我的小说是不好看的一类，极其不好看的一类。以《受活》为例，如果说出版社印15万册，实质卖到10万到12万册来讲的话，一定有一半的书没有被大家看完，这个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为什么你觉得读者会看不完？
我经常说《受活》也好，《四书》也好，真的不如80后（作家）的写作，也不如今天的电影、电视，它实在是非常小众的东西。最理想的读者，比如说以《四书》、《受活》为例，他只要把这个（书）看完，都是我心目中的好读者。
小说讲述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在我的写作中极其重要，但是中国人其实不关心这件事情。我无法说哪里的读者更理想，不能说法国读者理想，中国读者不理想。但是你会觉得是有差别的。
有段时间，你的压力很大？
对我造成的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大家说很好嘛，翻译了很多，挣了很多钱，我经常说自《为人民服务》之后，我的十年写作没有长进。如果以《日光流年》开始，《日光流年》写完两年又写了《坚硬如水》，接下来又有三年写了《受活》。但《为人民服务》后你的想象力是往下走的，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我非常清楚《丁庄梦》会是什么样的写作，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题材之一。因为我的妥协，因为我的忍让，因为我的退缩它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我看来《丁庄梦》是非常诗意和温暖的，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风雅颂》又不断地修改，出版社修改。
一直到写《四书》，这十年是我写作年龄最好的阶段，也是创造力最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好像得了多少好处，但我非常清楚这十年我应该写得更好一点，可是没有。这个伤害没有任何人可以体会，他怎么会知道原来《丁庄梦》是另外一个构思，后来把它扔掉，写了现在这个故事。
当时把构思扔掉是为了什么？
为了出版，为了温和，说白了就是妥协，就是一次自我审查的过程。我说并不害怕别人的审查，最终更害怕自己对自己的审查。
写《四书》时已经从这件事的影响中走出来了？
你已经更加理性，更有能力面对现实，更加自觉地知道怎么去做了，所以《四书》的不出版是有心理准备的，你不会有任何惊讶。一个作家不管写二十年、三十年，其实你的好作品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写出来的，当你做好了充分准备写一部好作品时可能真的是不行的。我想一个作家充满着创造力却浑然不知的时候，那是最好的状态。
同代人的努力与野心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前夕我看到徐星在微博上写，如果有中国作家得奖的话，他赌你能得奖。类似这样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
它不会给我，这一点很明确，我觉得莫言是实至名归的，第一他写得很好，第二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读者都是可以认同的。你给了我和别的作家会让很多人不认同，给了阎连科大家会觉得为什么给他，是不是因为他备受争议就给他？
莫言拿奖了结了中国人的一桩心愿，很多作家都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平静下来，重新去认识文学，重新去认真写作，再不需要有那种焦虑或者被焦虑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作家都是一个好事情。那一把烈火就交给莫言了，燃烧的是他，被燃烧的也是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怎么评价你这一代作家的成就与得失？
我经常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遇到了写作资源最好的一个时期，我相信这些作家50多岁，有可能40多岁也是正当写作最好的阶段。
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无论他们开什么玩笑，说什么，这些人骨子里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例如余华、苏童、刘震云。别看刘震云每天说说笑笑，那是在写作上有巨大野心的人、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人。当有巨大的文学理想的时候，就会让作家的才华成倍地放大。
当然每一代人，比如80后、90后也许有他们的文学理想，我们不知道。但是（50年代出生）这一代人的文学理想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他们心目中的好作家、好作品是在他们眼前摆着的。而且当他们充满着文学的野心、理想的时候他们对经典的理解是正确的。
正确的？
他非常明确哪些是经典，哪些不是，哪些是他所努力的经典的方向。他写不出经典来，但是他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谈阿城也好，王安忆、莫言也好，这一批作家他们在30岁左右或者40岁左右都把他们最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写出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去反观所谓“80后”的时候，无论如何他们也是30岁的人了。一代充满才华的年轻作家没有写出属于一代人的作品，市场成就了他们，市场也害了他们。
你写作的野心是什么？
我没有野心。我经常开玩笑说最大的愿望是60岁以前要写出一本世界上“最黄”的小说来，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其实是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光保持今天的创作激情、探索热情，更重要的是老天帮忙写出和我一生作品都不一样的作品。
我的上一代作家，你去医院看他们，或者从他的回忆录上看到他说，我最理想的作品没有写出来，无比惋惜。但是回头冷静去想你一生最值得写的作品没有写出来，那最值得写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现在50多岁，我在最该写出什么样作品的年龄里确实把那个它写出来了，我想这让你躺在病床上稍作知足和安慰。
前段时间马原在云南被打了，包括像2011年发生在你身上拆迁的事情，也有人评价这是这个时代作家境遇的一种表现，你怎么看？
我觉得也不能说作家的遭遇，这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要特别悲观，每一个人也都别幸灾乐祸，你也是中国的一员，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你头上。拆迁落到阎连科的头上，它有一天也会落到另一个人头上，这都是中国的现实。阎连科你遇到你也不要过分悲伤，认为你的命运多么与众不同，通过这次拆迁你知道无数被拆迁的人的命运比你阎连科更加痛苦，更加悲伤，他连说话的可能都没有，你是一个作家你还有表达的可能。在中国不能表达，你还能在海外表达。因为你能发出声音来，那些拆迁的人就会对你相对宽容和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但是更多人每天遭受着肆无忌惮的对待。
以我五十几岁的年龄没有别的，我们毕竟在相对温馨、平和地生活着，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用各种方式。你说出来的时候那些不说的人一定在说你。我非常知道这个文坛是什么样子。三十年来我对文学没有认识清楚，但是对文坛认识得非常清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今天就是这种无所谓的状态。我想以后也会这样子。
当张承志和文坛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时候，他一样遭受了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谈论，但是今天我们对他抱有一种尊敬的态度。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在意，而是你如何不在意，沿着自己的路往前面走，而且要走远，走出意义来。实践确实会纠正一切，最重要的是写出有意义的作品来。
关于花乡的历史，阎连科曾经做过细致研究：三十年前的北京地图上，这儿无名无姓，是一片荒野；二十年前的地图上，这儿有了名字，叫花乡公园；2010年印制的北京地图，这里又正式更名为花乡森林公园，行政区域编码为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郭公庄711号。
2010年夏，本刊记者在后来被拆迁的711号园拜访了阎连科。在屋角的菜园，阎连科引我们看他耕种的两分地：黄瓜、西红柿挂在枝头，向日葵环绕在两侧，在榆树下，还零星结着像茄子一样紫色的果实。
尽管火车开过时，房间会听到震响，阎连科说自己在这里度过“这一生最为奢靡的一段诗栖的人生”。从2009年至2011年，栖居711号园的这三年，阎连科收获颇丰，完成了大概100万字的五部著作，其中包括：两本文论《发现小说》和《我的现实我的主义》，长篇小说《四书》，以及两本散文集《我与父辈》与《711号园》。
2011年年末，这个植被丰茂、开阔惬意的住所要被拆迁。当年11月30日，阎连科在微博上发表《致总书记和总理的一封告急信》掀起了更多的波澜。尽管微博转发评论众多，但阎连科的“上书”并未对这件事情的结果有任何改变。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2012年4月，《纽约时报》刊出了阎连科的《丧家犬的一年》，讲述过去一年的所遇所感。遭遇拆迁以及新书《四书》的被拒绝出版固然让人愤懑，但更让他沉痛的是文章后半部分家乡亲人的劝诫：“不管做什么，都别惹政府”。
这是普通人最现实的生存逻辑，在这个逻辑中，任何质疑、反对的声音即使有着最良善的初衷，但最后都会变成对立面。和以往的数个世纪相比，现在的中国告别了饥馑、战争，没有流离失所而相对安宁，但在拆迁这样的问题上，个人所能做的和数世纪前几乎相似，依旧无法背靠法律，而是“上书陈情”。更加戏剧性的是，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一个素以残酷现实为自己题材的作家身上，最后的结果显得尤为反讽和无奈。
距离711号园正门不过数百米就是大葆台地铁站，这是房山线地铁的始发站点。全程30分钟的房山线的开通被认为是带动远郊房山区经济的重要举措。再往东北方向，房山线则连接了地铁9号线的起始站、距离711号园亦不远的郭公庄站。这条已全线通车的地铁线，行经北京西站、军事博物馆，直至国家图书馆。而导致阎连科他们被拆迁的工程“万寿路南延道路”将更为便捷地连接丰台区与更南边的大兴、房山两区。被阎连科戏称为“城乡接合部”的花乡，正是北京南城轰轰烈烈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阎连科和他的邻居们所遭遇的拆迁，正如其他人所遇到的一样，只是宏大布局中的小小一步棋。
2012年，阎连科重新回到桌前，沉静写作。此前的一年对他来讲太不平静：一场突如其来的拆迁、小说《四书》预料之中的无法出版。
阎连科已经写了三十年，他说其实自己常常气馁，“不是一直发现自己的才能，而是一直不断发现自己的无奈和没有才能。”但一路写下来是因为发现总是有写不完的东西。在他眼里，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的今天这样，有如此丰富的生活和故事。
观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会发现轨迹非常不同，有的中断了写作，有的完全走到写作轨迹之外了，你自己的体验如何？
谈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你会发现它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马拉松赛跑，谁跑到最后，或者没有跑到最后，我觉得可以归结为文学和作家命运的问题。当然我们会看到有的作家譬如贾平凹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写到现在，仍然写得非常好，还有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都是这样一直写下来的。回到文学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坚持了30年的人都非常值得尊敬。其实我觉得没有坚持下来的人也非常值得尊敬，因为人确实不一定在一条路上走到最后，也不一定在一条路上走到最后就能取得成绩。
文学不光是一个马拉松赛跑。马拉松赛跑是分阶段的，在哪一个阶段你跑在前列，哪个阶段跑在后列，也许后边你又跑到前面了。跑到最后不一定比中途休息、中途离岗的人更有成就。我们谁能跑过巴金呢？101岁。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文学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作家本身体会一定也很深？
文学到今天确实从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鼎盛走向一个可以预料的衰弱。不管怎么说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是任何人没想到的。文学改变一切，文学就是整个世界。像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夜之间名扬天下，家喻户晓。但是今天刘心武老师写了《续红楼梦》，它的读者远不及《班主任》的十分之一。
今天莫言小说拿了诺贝尔奖，我想诺贝尔奖并不是拯救文学的法宝。我们可以预料到文学不会消亡，不会消失，但是它就是会衰落。即便再有两个、三个人拿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的高峰从世界范围内就是从上往下走的，这个抛物线在19世纪达到高峰，20世纪往下走，21世纪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不要让文学跌入低谷。
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要求一些教授跟新生见面，不叫讲课，是聊天，保证第一年的新生能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教授。因为我是文学院的，我也被校长点名拉过去。人大文学院应该是生源比较好的，有5个班，一个班15个人，七八十个人。其中有两个班，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长篇小说。有一个人说“《百年孤独》特别好，我看了一点，没看完”。这是文科的，人大的，由此你会觉得文学就是这个样子。
你会有灰心的感觉吗？
不会，全世界都是这样，不只中国这样。但文学院比较好的学生在初高中阶段没有看完一本小说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他每天就为了分数。你会觉得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那种寂寞。说耐得住寂寞，每个人都会说，我想每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你在马拉松赛跑的后半程，每个人的心理准备到底充不充分。 理想的读者
作为作家都会有“理想读者”的问题，面对文学这样的状况你有没有设想你未来的读者会是怎么样的？
说心里话我也知道我的小说是不好看的一类，极其不好看的一类。以《受活》为例，如果说出版社印15万册，实质卖到10万到12万册来讲的话，一定有一半的书没有被大家看完，这个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为什么你觉得读者会看不完？
我经常说《受活》也好，《四书》也好，真的不如80后（作家）的写作，也不如今天的电影、电视，它实在是非常小众的东西。最理想的读者，比如说以《四书》、《受活》为例，他只要把这个（书）看完，都是我心目中的好读者。
小说讲述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在我的写作中极其重要，但是中国人其实不关心这件事情。我无法说哪里的读者更理想，不能说法国读者理想，中国读者不理想。但是你会觉得是有差别的。
有段时间，你的压力很大？
对我造成的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大家说很好嘛，翻译了很多，挣了很多钱，我经常说自《为人民服务》之后，我的十年写作没有长进。如果以《日光流年》开始，《日光流年》写完两年又写了《坚硬如水》，接下来又有三年写了《受活》。但《为人民服务》后你的想象力是往下走的，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我非常清楚《丁庄梦》会是什么样的写作，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题材之一。因为我的妥协，因为我的忍让，因为我的退缩它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我看来《丁庄梦》是非常诗意和温暖的，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风雅颂》又不断地修改，出版社修改。
一直到写《四书》，这十年是我写作年龄最好的阶段，也是创造力最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好像得了多少好处，但我非常清楚这十年我应该写得更好一点，可是没有。这个伤害没有任何人可以体会，他怎么会知道原来《丁庄梦》是另外一个构思，后来把它扔掉，写了现在这个故事。
当时把构思扔掉是为了什么？
为了出版，为了温和，说白了就是妥协，就是一次自我审查的过程。我说并不害怕别人的审查，最终更害怕自己对自己的审查。
写《四书》时已经从这件事的影响中走出来了？
你已经更加理性，更有能力面对现实，更加自觉地知道怎么去做了，所以《四书》的不出版是有心理准备的，你不会有任何惊讶。一个作家不管写二十年、三十年，其实你的好作品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写出来的，当你做好了充分准备写一部好作品时可能真的是不行的。我想一个作家充满着创造力却浑然不知的时候，那是最好的状态。
同代人的努力与野心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前夕我看到徐星在微博上写，如果有中国作家得奖的话，他赌你能得奖。类似这样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
它不会给我，这一点很明确，我觉得莫言是实至名归的，第一他写得很好，第二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读者都是可以认同的。你给了我和别的作家会让很多人不认同，给了阎连科大家会觉得为什么给他，是不是因为他备受争议就给他？
莫言拿奖了结了中国人的一桩心愿，很多作家都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平静下来，重新去认识文学，重新去认真写作，再不需要有那种焦虑或者被焦虑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作家都是一个好事情。那一把烈火就交给莫言了，燃烧的是他，被燃烧的也是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怎么评价你这一代作家的成就与得失？
我经常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遇到了写作资源最好的一个时期，我相信这些作家50多岁，有可能40多岁也是正当写作最好的阶段。
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无论他们开什么玩笑，说什么，这些人骨子里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例如余华、苏童、刘震云。别看刘震云每天说说笑笑，那是在写作上有巨大野心的人、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人。当有巨大的文学理想的时候，就会让作家的才华成倍地放大。
当然每一代人，比如80后、90后也许有他们的文学理想，我们不知道。但是（50年代出生）这一代人的文学理想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他们心目中的好作家、好作品是在他们眼前摆着的。而且当他们充满着文学的野心、理想的时候他们对经典的理解是正确的。
正确的？
他非常明确哪些是经典，哪些不是，哪些是他所努力的经典的方向。他写不出经典来，但是他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谈阿城也好，王安忆、莫言也好，这一批作家他们在30岁左右或者40岁左右都把他们最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写出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去反观所谓“80后”的时候，无论如何他们也是30岁的人了。一代充满才华的年轻作家没有写出属于一代人的作品，市场成就了他们，市场也害了他们。
你写作的野心是什么？
我没有野心。我经常开玩笑说最大的愿望是60岁以前要写出一本世界上“最黄”的小说来，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其实是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光保持今天的创作激情、探索热情，更重要的是老天帮忙写出和我一生作品都不一样的作品。
我的上一代作家，你去医院看他们，或者从他的回忆录上看到他说，我最理想的作品没有写出来，无比惋惜。但是回头冷静去想你一生最值得写的作品没有写出来，那最值得写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现在50多岁，我在最该写出什么样作品的年龄里确实把那个它写出来了，我想这让你躺在病床上稍作知足和安慰。
前段时间马原在云南被打了，包括像2011年发生在你身上拆迁的事情，也有人评价这是这个时代作家境遇的一种表现，你怎么看？
我觉得也不能说作家的遭遇，这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要特别悲观，每一个人也都别幸灾乐祸，你也是中国的一员，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你头上。拆迁落到阎连科的头上，它有一天也会落到另一个人头上，这都是中国的现实。阎连科你遇到你也不要过分悲伤，认为你的命运多么与众不同，通过这次拆迁你知道无数被拆迁的人的命运比你阎连科更加痛苦，更加悲伤，他连说话的可能都没有，你是一个作家你还有表达的可能。在中国不能表达，你还能在海外表达。因为你能发出声音来，那些拆迁的人就会对你相对宽容和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但是更多人每天遭受着肆无忌惮的对待。
以我五十几岁的年龄没有别的，我们毕竟在相对温馨、平和地生活着，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用各种方式。你说出来的时候那些不说的人一定在说你。我非常知道这个文坛是什么样子。三十年来我对文学没有认识清楚，但是对文坛认识得非常清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今天就是这种无所谓的状态。我想以后也会这样子。
当张承志和文坛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时候，他一样遭受了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谈论，但是今天我们对他抱有一种尊敬的态度。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在意，而是你如何不在意，沿着自己的路往前面走，而且要走远，走出意义来。实践确实会纠正一切，最重要的是写出有意义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