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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段毅在深圳组建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被称为中国首家专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律师事务所。
随后,段毅一头扎进小人物堆里,决定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流水线上的技工、超市里的售货员、矿山上的尘肺病人当律师。从某种程度来说,早已功成名就的段毅选择了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他说,这些年为工人流下的眼泪比一杯水还多。
2011年11月13日,深圳冠星精密表链厂的一间办公室里,气氛紧张。技术员唐瑞凤终于有机会代表工友坐上了谈判桌。对面端坐的是他们的老板。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大家已经罢工几天了,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全靠这场谈判。
事情的导火索缘于工厂的一次内部会议,会上打磨部的薪酬从“计件制”改为“计时制”,工人每月工资将由此少拿300~1000元。
变相降薪引发了连锁反应。很快一个由几十人发起的抵制行动演变成了一个全厂工人的声援。
这些年,工厂没有为工人缴纳足够的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让人更不满的是,从2005年开始,厂方以“上厕所、喝水”等为由,每日克扣员工工时40分钟,既不算工资也不给加班费。他们曾多次向管理方提出改善要求,并呈上书面意见,但工厂一直未予回应。
律师段毅也参与进来。几天前,十名参与事件的工人通过法律义工找到了他,并拿出征集到的584名工人的授权签名,希望他能接手此事。集体维权是段毅的拿手好戏,他二话没说便答应了,并按照规定向司法局和律协打了报告。
大律师和小人物
创办中国首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段毅,在很多人眼中是个传奇人物,中国现代律师制度的奠基人、上世纪90年代就坐拥百万身家的大律师,他的身边常常聚集着一帮书生意气的大学教授、重利重义的红顶商人、通情达理的政府官员。
谁也没想到,2005年,段毅在深圳组建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被称为中国首家专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律师事务所。段毅一头扎进小人物堆里,决定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流水线上的技工、超市里的售货员、矿山上的尘肺病人当律师。
从某种程度来说,早已功成名就的段毅选择了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他说,这些年为工人流下的眼泪比一杯水还多。
在劳维所成立之初,段毅接触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一名来自广东湛江的20岁女孩。这个农村家庭的孩子在一家工厂做喷漆工。因为长期接触汞,她患上了白血病。一向自命不凡的段毅没有想到,为了帮助这个女孩做一个职业病鉴定他到处碰壁,用了半年时间才把流程走完。第二天他高兴地通知女孩家属,让对方来深圳一趟。到了第三天却突然接到女孩过世的噩耗。“我用尽了全部努力还是跑不过她的生命。”
这段往事他鲜少向人聊起。实际上,在回忆的时候,他已经眼眶湿润,两度哽咽。挫折让段毅清醒地意识到:工人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律师。
“创造了历史”
11月初,段毅给冠星精密表链厂的老板发出了律师函,老板欣然响应。此时,虽然一些工人们回到了岗位,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他们选择了消极怠工,劳动生产率不足平时的30%。此时,老板已经感到,如果不和工人谈,工厂就会倒闭。
谈判的过程很艰苦。第一轮是程序性谈判。通过书面形式确定工人代表的权利。段毅拿出律师函,对方很快在标注处签了字。到了第二轮谈判,焦点集中在了谈判代表有没有决定权上。工人们推选出了12名工人代表,双方谈判的发言代表各有5名,其中包括了段毅在内的2名律师。
段毅向厂方声明,“我们只是谈判的代表,只负责谈,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全体工人。”
老板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拿出一个地方“维稳小组”的通告,表明当地政府对此不持异议,对方的律师还声称,他已找过中级法院劳动庭的负责人,法院也不认为企业的这种行为违法。他们对段毅搬出的法律条文,不屑一顾。第二轮谈判没有结果。
第三轮完全成了最后通牒式的谈判。实际上,工人一方已经做好了谈判破裂的准备。尽管段毅此前曾和工人代表开过会,做过培训,但是工人们一致认为,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有结果。他们亮出了最后的底牌:必须按照现有的工资标准对5年来40分钟加班费进行补偿。
场面陷入僵局,谈判几乎停止。
整整10分钟,双方都没有发表意见。10分钟,是一个技术性的处理。工人们已经约好,万一遇到情况,大家沉默10分钟,什么也不说,站起来就走。到了第九分钟,场面非常紧张。
作为专业人士,段毅明白,一旦工人们离开,那么谈判破裂的责任实际上就甩给工人。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建议,把计价标准换做法律认可的当年标准。建议一提出,企业方当即要求休会。考虑到工人代表的态度,在休会期间段毅又通知对方律师:“撤销刚才提出的参考方案。”
正是这个通知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效果。
一个小时后,老板回来了,当场宣布愿意补偿40分钟的加班费,但需要把总数加在一起按70%折算。实际上这个承诺已经满足了工人的全部诉求,打七折在工人们事前约定的妥协幅度内。
协商达成后,工人代表邓鹏涛从座位上腾地站了起来:“既然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们就加工赶货,尽量挽回损失,把劳动生产率恢复到停工以前的水平。”这个没经“集体协商”的表态立刻博得了一片掌声。
半个月后,全厂1000多名工人被老板请到了当地一家四星级酒店吃饭。这对工作了10余年的唐瑞凤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段毅的帮助下,没有任何官方介入,冠星厂谈判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全国首例。段毅几乎看见了“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未来,内心受到了极大鼓舞的他激动地对工人代表们道:“你们创造了历史。”
谈判专家
这几年,段毅几乎逢人就讲冠星厂的故事。这是中国“集体谈判”的标本。据说,工人曾在谈判后说了一句话:“我们不需要政府来帮我们,只要不帮着老板就行。” 朴素的语言道出了问题的核心。“罢工听起来很可怕,却是工人和老板在博弈时的必要手段,也是最后手段。只要诉求合理,手段合法。这是西方已经完全通过的工具性实践。我们提倡的是劳资自治、政府适度适时干预。就是说政府可以干预,但要在必要的时候去干预,给双方一定的博弈空间,比如工人罢工,就先看看老板的反应。”
段毅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我国对劳动案件实行个案审理的程序规则,1000名工人维权就需要花费1000年。一个案件按最低程度配置需要10名司法人员,加起来则需要10000人。而且在诉讼期间,劳资关系是断裂的,更容易引发和增加冲突的激烈性。为平衡这种冲突,可能还要计算政府维稳的投入。这样大的成本无论对工人、企业还是政府而言都是巨大的浪费。
在介入劳动案件之初,段毅和伙伴也曾在海量的个案诉讼中疲于奔命。强度最大的时候一个律师一天要去4个法庭出庭。工作忙,资源少,结果还未必如意。这种痛苦和低效最终引发了思考。在摸索和学习中,段毅发现利用集体谈判能实现真正的双赢。
然而集体谈判在中国推广的难度很大。政治生态不好,局面复杂,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段毅倒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哥就喜欢啃硬骨头,没有什么拦得住我。”
好友陈辉海曾这样评价他:嫉恶如仇,说话时总是咬牙切齿,从不回避问题。
2012年4月,广州番禺一家珠宝工厂的2名工人代表因维权被当地派出所刑事拘留了。在公益机构工作的陈辉海只能找段毅出手。“这些个案几乎没有一个律师敢接。即使接了也搞不定。如果司法局过来打招呼,律师们只会知难而退。”
但段毅就愿意趟这浑水。他没有要一分钱就赶过来了,还自己垫支了吃住的费用,约请两个工人代表的家属吃饭。席间,他拍着胸脯道:“我段毅,用人格担保,你们的亲人绝对不会被判刑。如果我老段都搞不定的事,全国没有人能搞得定。”这番狠话,让两名当事人家属当场吃下了定心丸。事实证明,他没有失信。
铁骨柔情
小时候,因为偷拿过父亲单位的一支铅笔,段毅被扇了一个大嘴巴。因为调皮打架,被送进看守所关了二十多天。父母告诉他,只有进过监狱才能体验到最底层、最压抑的生活。“如果你受过这种教育,你会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对不同生活的体验。”
他在马列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长大,酷爱武侠小说,这些精神上的认同促成了段毅今天的选择。
1995年,深圳律师协会提出了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并策划了包括房地产、刑事、行政等十个专业方向供广大律师选择。其它专业所都有数十人报名,唯有劳维律师所一栏空缺。敢闯敢干的段毅就这样果断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年“剑走偏锋”,虽然司法局、律协没有公开对他表示支持,但也没有人给过他阻力。这与他手中握着的头号律所招牌有关,也与他的人品、能力和多年来树立的威信有关。
按照规律,大部分的律师刚毕业进入事务所,领导往往会把被视作低级的劳动案件派给新人去做。如果新律师肯吃苦、有朝气,老板看着觉得不错,就会让新人从为工人服务转去给老板服务。考虑到行业内流行的潜规则,段毅给劳维所定下了一条铁打不动的规矩——在劳动案件里,所有的律师都不允许代理资方。可以想见,劳维所的经营状况非常惨淡。当年筹集的大笔启动资金已经全部花完。旗下的律师已经从顶峰期的30名流失到了现在的9名,大家只能接一些商业纠纷维持生计。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的“集体谈判论坛”花销不菲,“怎么样都得要十万”。
为了节省开支,同事刘雪坛没有少跟段毅发生分歧。两人是大学同学,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当年,他们曾一起成为了内地最早拿“大哥大”,最早买轿车的律师。如今,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律师们却不得不把办公室面积一缩再缩。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推动“集体谈判”的事业上,搞培训、办网站、办杂志、主治“疑难杂症”,研究网络遍及全国,与商业律师的身份渐行渐远。被问及如何解决生计问题,他突然沉默了,几秒钟后又扬起头道:“不必担心,以哥的能力,找钱不是什么难事。”
倔强的段毅从来不跟朋友抱怨经济状况,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很缺钱。
与此同时,段毅在在劳工领域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012年7月,他跑去看望在新西兰留学的儿子,结果却在一辆旅游大巴上发生了车祸,撞断了8根肋骨。闻讯后,来自北京、香港的多名专家不约而同漂洋过海飞去看他。他们关切地握着他的手道:“老段啊,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否则中国的集体谈判将倒退至少20年。”
(实习生王洋漾对本文亦有贡献)
随后,段毅一头扎进小人物堆里,决定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流水线上的技工、超市里的售货员、矿山上的尘肺病人当律师。从某种程度来说,早已功成名就的段毅选择了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他说,这些年为工人流下的眼泪比一杯水还多。
2011年11月13日,深圳冠星精密表链厂的一间办公室里,气氛紧张。技术员唐瑞凤终于有机会代表工友坐上了谈判桌。对面端坐的是他们的老板。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大家已经罢工几天了,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全靠这场谈判。
事情的导火索缘于工厂的一次内部会议,会上打磨部的薪酬从“计件制”改为“计时制”,工人每月工资将由此少拿300~1000元。
变相降薪引发了连锁反应。很快一个由几十人发起的抵制行动演变成了一个全厂工人的声援。
这些年,工厂没有为工人缴纳足够的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让人更不满的是,从2005年开始,厂方以“上厕所、喝水”等为由,每日克扣员工工时40分钟,既不算工资也不给加班费。他们曾多次向管理方提出改善要求,并呈上书面意见,但工厂一直未予回应。
律师段毅也参与进来。几天前,十名参与事件的工人通过法律义工找到了他,并拿出征集到的584名工人的授权签名,希望他能接手此事。集体维权是段毅的拿手好戏,他二话没说便答应了,并按照规定向司法局和律协打了报告。
大律师和小人物
创办中国首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段毅,在很多人眼中是个传奇人物,中国现代律师制度的奠基人、上世纪90年代就坐拥百万身家的大律师,他的身边常常聚集着一帮书生意气的大学教授、重利重义的红顶商人、通情达理的政府官员。
谁也没想到,2005年,段毅在深圳组建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被称为中国首家专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律师事务所。段毅一头扎进小人物堆里,决定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流水线上的技工、超市里的售货员、矿山上的尘肺病人当律师。
从某种程度来说,早已功成名就的段毅选择了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他说,这些年为工人流下的眼泪比一杯水还多。
在劳维所成立之初,段毅接触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一名来自广东湛江的20岁女孩。这个农村家庭的孩子在一家工厂做喷漆工。因为长期接触汞,她患上了白血病。一向自命不凡的段毅没有想到,为了帮助这个女孩做一个职业病鉴定他到处碰壁,用了半年时间才把流程走完。第二天他高兴地通知女孩家属,让对方来深圳一趟。到了第三天却突然接到女孩过世的噩耗。“我用尽了全部努力还是跑不过她的生命。”
这段往事他鲜少向人聊起。实际上,在回忆的时候,他已经眼眶湿润,两度哽咽。挫折让段毅清醒地意识到:工人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律师。
“创造了历史”
11月初,段毅给冠星精密表链厂的老板发出了律师函,老板欣然响应。此时,虽然一些工人们回到了岗位,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他们选择了消极怠工,劳动生产率不足平时的30%。此时,老板已经感到,如果不和工人谈,工厂就会倒闭。
谈判的过程很艰苦。第一轮是程序性谈判。通过书面形式确定工人代表的权利。段毅拿出律师函,对方很快在标注处签了字。到了第二轮谈判,焦点集中在了谈判代表有没有决定权上。工人们推选出了12名工人代表,双方谈判的发言代表各有5名,其中包括了段毅在内的2名律师。
段毅向厂方声明,“我们只是谈判的代表,只负责谈,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全体工人。”
老板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拿出一个地方“维稳小组”的通告,表明当地政府对此不持异议,对方的律师还声称,他已找过中级法院劳动庭的负责人,法院也不认为企业的这种行为违法。他们对段毅搬出的法律条文,不屑一顾。第二轮谈判没有结果。
第三轮完全成了最后通牒式的谈判。实际上,工人一方已经做好了谈判破裂的准备。尽管段毅此前曾和工人代表开过会,做过培训,但是工人们一致认为,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有结果。他们亮出了最后的底牌:必须按照现有的工资标准对5年来40分钟加班费进行补偿。
场面陷入僵局,谈判几乎停止。
整整10分钟,双方都没有发表意见。10分钟,是一个技术性的处理。工人们已经约好,万一遇到情况,大家沉默10分钟,什么也不说,站起来就走。到了第九分钟,场面非常紧张。
作为专业人士,段毅明白,一旦工人们离开,那么谈判破裂的责任实际上就甩给工人。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建议,把计价标准换做法律认可的当年标准。建议一提出,企业方当即要求休会。考虑到工人代表的态度,在休会期间段毅又通知对方律师:“撤销刚才提出的参考方案。”
正是这个通知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效果。
一个小时后,老板回来了,当场宣布愿意补偿40分钟的加班费,但需要把总数加在一起按70%折算。实际上这个承诺已经满足了工人的全部诉求,打七折在工人们事前约定的妥协幅度内。
协商达成后,工人代表邓鹏涛从座位上腾地站了起来:“既然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们就加工赶货,尽量挽回损失,把劳动生产率恢复到停工以前的水平。”这个没经“集体协商”的表态立刻博得了一片掌声。
半个月后,全厂1000多名工人被老板请到了当地一家四星级酒店吃饭。这对工作了10余年的唐瑞凤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段毅的帮助下,没有任何官方介入,冠星厂谈判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全国首例。段毅几乎看见了“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未来,内心受到了极大鼓舞的他激动地对工人代表们道:“你们创造了历史。”
谈判专家
这几年,段毅几乎逢人就讲冠星厂的故事。这是中国“集体谈判”的标本。据说,工人曾在谈判后说了一句话:“我们不需要政府来帮我们,只要不帮着老板就行。” 朴素的语言道出了问题的核心。“罢工听起来很可怕,却是工人和老板在博弈时的必要手段,也是最后手段。只要诉求合理,手段合法。这是西方已经完全通过的工具性实践。我们提倡的是劳资自治、政府适度适时干预。就是说政府可以干预,但要在必要的时候去干预,给双方一定的博弈空间,比如工人罢工,就先看看老板的反应。”
段毅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我国对劳动案件实行个案审理的程序规则,1000名工人维权就需要花费1000年。一个案件按最低程度配置需要10名司法人员,加起来则需要10000人。而且在诉讼期间,劳资关系是断裂的,更容易引发和增加冲突的激烈性。为平衡这种冲突,可能还要计算政府维稳的投入。这样大的成本无论对工人、企业还是政府而言都是巨大的浪费。
在介入劳动案件之初,段毅和伙伴也曾在海量的个案诉讼中疲于奔命。强度最大的时候一个律师一天要去4个法庭出庭。工作忙,资源少,结果还未必如意。这种痛苦和低效最终引发了思考。在摸索和学习中,段毅发现利用集体谈判能实现真正的双赢。
然而集体谈判在中国推广的难度很大。政治生态不好,局面复杂,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段毅倒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哥就喜欢啃硬骨头,没有什么拦得住我。”
好友陈辉海曾这样评价他:嫉恶如仇,说话时总是咬牙切齿,从不回避问题。
2012年4月,广州番禺一家珠宝工厂的2名工人代表因维权被当地派出所刑事拘留了。在公益机构工作的陈辉海只能找段毅出手。“这些个案几乎没有一个律师敢接。即使接了也搞不定。如果司法局过来打招呼,律师们只会知难而退。”
但段毅就愿意趟这浑水。他没有要一分钱就赶过来了,还自己垫支了吃住的费用,约请两个工人代表的家属吃饭。席间,他拍着胸脯道:“我段毅,用人格担保,你们的亲人绝对不会被判刑。如果我老段都搞不定的事,全国没有人能搞得定。”这番狠话,让两名当事人家属当场吃下了定心丸。事实证明,他没有失信。
铁骨柔情
小时候,因为偷拿过父亲单位的一支铅笔,段毅被扇了一个大嘴巴。因为调皮打架,被送进看守所关了二十多天。父母告诉他,只有进过监狱才能体验到最底层、最压抑的生活。“如果你受过这种教育,你会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对不同生活的体验。”
他在马列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长大,酷爱武侠小说,这些精神上的认同促成了段毅今天的选择。
1995年,深圳律师协会提出了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并策划了包括房地产、刑事、行政等十个专业方向供广大律师选择。其它专业所都有数十人报名,唯有劳维律师所一栏空缺。敢闯敢干的段毅就这样果断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年“剑走偏锋”,虽然司法局、律协没有公开对他表示支持,但也没有人给过他阻力。这与他手中握着的头号律所招牌有关,也与他的人品、能力和多年来树立的威信有关。
按照规律,大部分的律师刚毕业进入事务所,领导往往会把被视作低级的劳动案件派给新人去做。如果新律师肯吃苦、有朝气,老板看着觉得不错,就会让新人从为工人服务转去给老板服务。考虑到行业内流行的潜规则,段毅给劳维所定下了一条铁打不动的规矩——在劳动案件里,所有的律师都不允许代理资方。可以想见,劳维所的经营状况非常惨淡。当年筹集的大笔启动资金已经全部花完。旗下的律师已经从顶峰期的30名流失到了现在的9名,大家只能接一些商业纠纷维持生计。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的“集体谈判论坛”花销不菲,“怎么样都得要十万”。
为了节省开支,同事刘雪坛没有少跟段毅发生分歧。两人是大学同学,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当年,他们曾一起成为了内地最早拿“大哥大”,最早买轿车的律师。如今,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律师们却不得不把办公室面积一缩再缩。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推动“集体谈判”的事业上,搞培训、办网站、办杂志、主治“疑难杂症”,研究网络遍及全国,与商业律师的身份渐行渐远。被问及如何解决生计问题,他突然沉默了,几秒钟后又扬起头道:“不必担心,以哥的能力,找钱不是什么难事。”
倔强的段毅从来不跟朋友抱怨经济状况,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很缺钱。
与此同时,段毅在在劳工领域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012年7月,他跑去看望在新西兰留学的儿子,结果却在一辆旅游大巴上发生了车祸,撞断了8根肋骨。闻讯后,来自北京、香港的多名专家不约而同漂洋过海飞去看他。他们关切地握着他的手道:“老段啊,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否则中国的集体谈判将倒退至少20年。”
(实习生王洋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