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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段毅在深圳组建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被称为中国首家专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律师事务所。
随后，段毅一头扎进小人物堆里，决定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流水线上的技工、超市里的售货员、矿山上的尘肺病人当律师。从某种程度来说，早已功成名就的段毅选择了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他说，这些年为工人流下的眼泪比一杯水还多。
2011年11月13日，深圳冠星精密表链厂的一间办公室里，气氛紧张。技术员唐瑞凤终于有机会代表工友坐上了谈判桌。对面端坐的是他们的老板。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大家已经罢工几天了，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全靠这场谈判。
事情的导火索缘于工厂的一次内部会议，会上打磨部的薪酬从“计件制”改为“计时制”，工人每月工资将由此少拿300～1000元。
变相降薪引发了连锁反应。很快一个由几十人发起的抵制行动演变成了一个全厂工人的声援。
这些年，工厂没有为工人缴纳足够的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让人更不满的是，从2005年开始，厂方以“上厕所、喝水”等为由，每日克扣员工工时40分钟，既不算工资也不给加班费。他们曾多次向管理方提出改善要求，并呈上书面意见，但工厂一直未予回应。
律师段毅也参与进来。几天前，十名参与事件的工人通过法律义工找到了他，并拿出征集到的584名工人的授权签名，希望他能接手此事。集体维权是段毅的拿手好戏，他二话没说便答应了，并按照规定向司法局和律协打了报告。
大律师和小人物
创办中国首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段毅，在很多人眼中是个传奇人物，中国现代律师制度的奠基人、上世纪90年代就坐拥百万身家的大律师，他的身边常常聚集着一帮书生意气的大学教授、重利重义的红顶商人、通情达理的政府官员。
谁也没想到，2005年，段毅在深圳组建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被称为中国首家专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律师事务所。段毅一头扎进小人物堆里，决定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流水线上的技工、超市里的售货员、矿山上的尘肺病人当律师。
从某种程度来说，早已功成名就的段毅选择了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他说，这些年为工人流下的眼泪比一杯水还多。
在劳维所成立之初，段毅接触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一名来自广东湛江的20岁女孩。这个农村家庭的孩子在一家工厂做喷漆工。因为长期接触汞，她患上了白血病。一向自命不凡的段毅没有想到，为了帮助这个女孩做一个职业病鉴定他到处碰壁，用了半年时间才把流程走完。第二天他高兴地通知女孩家属，让对方来深圳一趟。到了第三天却突然接到女孩过世的噩耗。“我用尽了全部努力还是跑不过她的生命。”
这段往事他鲜少向人聊起。实际上，在回忆的时候，他已经眼眶湿润，两度哽咽。挫折让段毅清醒地意识到：工人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律师。
“创造了历史”
11月初，段毅给冠星精密表链厂的老板发出了律师函，老板欣然响应。此时，虽然一些工人们回到了岗位，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他们选择了消极怠工，劳动生产率不足平时的30%。此时，老板已经感到，如果不和工人谈，工厂就会倒闭。
谈判的过程很艰苦。第一轮是程序性谈判。通过书面形式确定工人代表的权利。段毅拿出律师函，对方很快在标注处签了字。到了第二轮谈判，焦点集中在了谈判代表有没有决定权上。工人们推选出了12名工人代表，双方谈判的发言代表各有5名，其中包括了段毅在内的2名律师。
段毅向厂方声明，“我们只是谈判的代表，只负责谈，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全体工人。”
老板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拿出一个地方“维稳小组”的通告，表明当地政府对此不持异议，对方的律师还声称，他已找过中级法院劳动庭的负责人，法院也不认为企业的这种行为违法。他们对段毅搬出的法律条文，不屑一顾。第二轮谈判没有结果。
第三轮完全成了最后通牒式的谈判。实际上，工人一方已经做好了谈判破裂的准备。尽管段毅此前曾和工人代表开过会，做过培训，但是工人们一致认为，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有结果。他们亮出了最后的底牌：必须按照现有的工资标准对5年来40分钟加班费进行补偿。
场面陷入僵局，谈判几乎停止。
整整10分钟，双方都没有发表意见。10分钟，是一个技术性的处理。工人们已经约好，万一遇到情况，大家沉默10分钟，什么也不说，站起来就走。到了第九分钟，场面非常紧张。
作为专业人士，段毅明白，一旦工人们离开，那么谈判破裂的责任实际上就甩给工人。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建议，把计价标准换做法律认可的当年标准。建议一提出，企业方当即要求休会。考虑到工人代表的态度，在休会期间段毅又通知对方律师：“撤销刚才提出的参考方案。”
正是这个通知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效果。
一个小时后，老板回来了，当场宣布愿意补偿40分钟的加班费，但需要把总数加在一起按70%折算。实际上这个承诺已经满足了工人的全部诉求，打七折在工人们事前约定的妥协幅度内。
协商达成后，工人代表邓鹏涛从座位上腾地站了起来：“既然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们就加工赶货，尽量挽回损失，把劳动生产率恢复到停工以前的水平。”这个没经“集体协商”的表态立刻博得了一片掌声。
半个月后，全厂1000多名工人被老板请到了当地一家四星级酒店吃饭。这对工作了10余年的唐瑞凤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段毅的帮助下，没有任何官方介入，冠星厂谈判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全国首例。段毅几乎看见了“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未来，内心受到了极大鼓舞的他激动地对工人代表们道：“你们创造了历史。”
谈判专家
这几年，段毅几乎逢人就讲冠星厂的故事。这是中国“集体谈判”的标本。据说，工人曾在谈判后说了一句话：“我们不需要政府来帮我们，只要不帮着老板就行。” 朴素的语言道出了问题的核心。“罢工听起来很可怕，却是工人和老板在博弈时的必要手段，也是最后手段。只要诉求合理，手段合法。这是西方已经完全通过的工具性实践。我们提倡的是劳资自治、政府适度适时干预。就是说政府可以干预，但要在必要的时候去干预，给双方一定的博弈空间，比如工人罢工，就先看看老板的反应。”
段毅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我国对劳动案件实行个案审理的程序规则，1000名工人维权就需要花费1000年。一个案件按最低程度配置需要10名司法人员，加起来则需要10000人。而且在诉讼期间，劳资关系是断裂的，更容易引发和增加冲突的激烈性。为平衡这种冲突，可能还要计算政府维稳的投入。这样大的成本无论对工人、企业还是政府而言都是巨大的浪费。
在介入劳动案件之初，段毅和伙伴也曾在海量的个案诉讼中疲于奔命。强度最大的时候一个律师一天要去4个法庭出庭。工作忙，资源少，结果还未必如意。这种痛苦和低效最终引发了思考。在摸索和学习中，段毅发现利用集体谈判能实现真正的双赢。
然而集体谈判在中国推广的难度很大。政治生态不好，局面复杂，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段毅倒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哥就喜欢啃硬骨头，没有什么拦得住我。”
好友陈辉海曾这样评价他：嫉恶如仇，说话时总是咬牙切齿，从不回避问题。
2012年4月，广州番禺一家珠宝工厂的2名工人代表因维权被当地派出所刑事拘留了。在公益机构工作的陈辉海只能找段毅出手。“这些个案几乎没有一个律师敢接。即使接了也搞不定。如果司法局过来打招呼，律师们只会知难而退。”
但段毅就愿意趟这浑水。他没有要一分钱就赶过来了，还自己垫支了吃住的费用，约请两个工人代表的家属吃饭。席间，他拍着胸脯道：“我段毅，用人格担保，你们的亲人绝对不会被判刑。如果我老段都搞不定的事，全国没有人能搞得定。”这番狠话，让两名当事人家属当场吃下了定心丸。事实证明，他没有失信。
铁骨柔情
小时候，因为偷拿过父亲单位的一支铅笔，段毅被扇了一个大嘴巴。因为调皮打架，被送进看守所关了二十多天。父母告诉他，只有进过监狱才能体验到最底层、最压抑的生活。“如果你受过这种教育，你会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对不同生活的体验。”
他在马列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长大，酷爱武侠小说，这些精神上的认同促成了段毅今天的选择。
1995年，深圳律师协会提出了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并策划了包括房地产、刑事、行政等十个专业方向供广大律师选择。其它专业所都有数十人报名，唯有劳维律师所一栏空缺。敢闯敢干的段毅就这样果断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年“剑走偏锋”，虽然司法局、律协没有公开对他表示支持，但也没有人给过他阻力。这与他手中握着的头号律所招牌有关，也与他的人品、能力和多年来树立的威信有关。
按照规律，大部分的律师刚毕业进入事务所，领导往往会把被视作低级的劳动案件派给新人去做。如果新律师肯吃苦、有朝气，老板看着觉得不错，就会让新人从为工人服务转去给老板服务。考虑到行业内流行的潜规则，段毅给劳维所定下了一条铁打不动的规矩——在劳动案件里，所有的律师都不允许代理资方。可以想见，劳维所的经营状况非常惨淡。当年筹集的大笔启动资金已经全部花完。旗下的律师已经从顶峰期的30名流失到了现在的9名，大家只能接一些商业纠纷维持生计。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的“集体谈判论坛”花销不菲，“怎么样都得要十万”。
为了节省开支，同事刘雪坛没有少跟段毅发生分歧。两人是大学同学，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当年，他们曾一起成为了内地最早拿“大哥大”，最早买轿车的律师。如今，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律师们却不得不把办公室面积一缩再缩。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推动“集体谈判”的事业上，搞培训、办网站、办杂志、主治“疑难杂症”，研究网络遍及全国，与商业律师的身份渐行渐远。被问及如何解决生计问题，他突然沉默了，几秒钟后又扬起头道：“不必担心，以哥的能力，找钱不是什么难事。”
倔强的段毅从来不跟朋友抱怨经济状况，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很缺钱。
与此同时，段毅在在劳工领域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012年7月，他跑去看望在新西兰留学的儿子，结果却在一辆旅游大巴上发生了车祸，撞断了8根肋骨。闻讯后，来自北京、香港的多名专家不约而同漂洋过海飞去看他。他们关切地握着他的手道：“老段啊，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否则中国的集体谈判将倒退至少20年。”
（实习生王洋漾对本文亦有贡献）
随后，段毅一头扎进小人物堆里，决定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流水线上的技工、超市里的售货员、矿山上的尘肺病人当律师。从某种程度来说，早已功成名就的段毅选择了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他说，这些年为工人流下的眼泪比一杯水还多。
2011年11月13日，深圳冠星精密表链厂的一间办公室里，气氛紧张。技术员唐瑞凤终于有机会代表工友坐上了谈判桌。对面端坐的是他们的老板。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大家已经罢工几天了，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全靠这场谈判。
事情的导火索缘于工厂的一次内部会议，会上打磨部的薪酬从“计件制”改为“计时制”，工人每月工资将由此少拿300～1000元。
变相降薪引发了连锁反应。很快一个由几十人发起的抵制行动演变成了一个全厂工人的声援。
这些年，工厂没有为工人缴纳足够的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让人更不满的是，从2005年开始，厂方以“上厕所、喝水”等为由，每日克扣员工工时40分钟，既不算工资也不给加班费。他们曾多次向管理方提出改善要求，并呈上书面意见，但工厂一直未予回应。
律师段毅也参与进来。几天前，十名参与事件的工人通过法律义工找到了他，并拿出征集到的584名工人的授权签名，希望他能接手此事。集体维权是段毅的拿手好戏，他二话没说便答应了，并按照规定向司法局和律协打了报告。
大律师和小人物
创办中国首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段毅，在很多人眼中是个传奇人物，中国现代律师制度的奠基人、上世纪90年代就坐拥百万身家的大律师，他的身边常常聚集着一帮书生意气的大学教授、重利重义的红顶商人、通情达理的政府官员。
谁也没想到，2005年，段毅在深圳组建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被称为中国首家专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律师事务所。段毅一头扎进小人物堆里，决定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流水线上的技工、超市里的售货员、矿山上的尘肺病人当律师。
从某种程度来说，早已功成名就的段毅选择了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他说，这些年为工人流下的眼泪比一杯水还多。
在劳维所成立之初，段毅接触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一名来自广东湛江的20岁女孩。这个农村家庭的孩子在一家工厂做喷漆工。因为长期接触汞，她患上了白血病。一向自命不凡的段毅没有想到，为了帮助这个女孩做一个职业病鉴定他到处碰壁，用了半年时间才把流程走完。第二天他高兴地通知女孩家属，让对方来深圳一趟。到了第三天却突然接到女孩过世的噩耗。“我用尽了全部努力还是跑不过她的生命。”
这段往事他鲜少向人聊起。实际上，在回忆的时候，他已经眼眶湿润，两度哽咽。挫折让段毅清醒地意识到：工人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律师。
“创造了历史”
11月初，段毅给冠星精密表链厂的老板发出了律师函，老板欣然响应。此时，虽然一些工人们回到了岗位，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他们选择了消极怠工，劳动生产率不足平时的30%。此时，老板已经感到，如果不和工人谈，工厂就会倒闭。
谈判的过程很艰苦。第一轮是程序性谈判。通过书面形式确定工人代表的权利。段毅拿出律师函，对方很快在标注处签了字。到了第二轮谈判，焦点集中在了谈判代表有没有决定权上。工人们推选出了12名工人代表，双方谈判的发言代表各有5名，其中包括了段毅在内的2名律师。
段毅向厂方声明，“我们只是谈判的代表，只负责谈，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全体工人。”
老板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拿出一个地方“维稳小组”的通告，表明当地政府对此不持异议，对方的律师还声称，他已找过中级法院劳动庭的负责人，法院也不认为企业的这种行为违法。他们对段毅搬出的法律条文，不屑一顾。第二轮谈判没有结果。
第三轮完全成了最后通牒式的谈判。实际上，工人一方已经做好了谈判破裂的准备。尽管段毅此前曾和工人代表开过会，做过培训，但是工人们一致认为，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有结果。他们亮出了最后的底牌：必须按照现有的工资标准对5年来40分钟加班费进行补偿。
场面陷入僵局，谈判几乎停止。
整整10分钟，双方都没有发表意见。10分钟，是一个技术性的处理。工人们已经约好，万一遇到情况，大家沉默10分钟，什么也不说，站起来就走。到了第九分钟，场面非常紧张。
作为专业人士，段毅明白，一旦工人们离开，那么谈判破裂的责任实际上就甩给工人。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建议，把计价标准换做法律认可的当年标准。建议一提出，企业方当即要求休会。考虑到工人代表的态度，在休会期间段毅又通知对方律师：“撤销刚才提出的参考方案。”
正是这个通知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效果。
一个小时后，老板回来了，当场宣布愿意补偿40分钟的加班费，但需要把总数加在一起按70%折算。实际上这个承诺已经满足了工人的全部诉求，打七折在工人们事前约定的妥协幅度内。
协商达成后，工人代表邓鹏涛从座位上腾地站了起来：“既然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们就加工赶货，尽量挽回损失，把劳动生产率恢复到停工以前的水平。”这个没经“集体协商”的表态立刻博得了一片掌声。
半个月后，全厂1000多名工人被老板请到了当地一家四星级酒店吃饭。这对工作了10余年的唐瑞凤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段毅的帮助下，没有任何官方介入，冠星厂谈判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全国首例。段毅几乎看见了“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未来，内心受到了极大鼓舞的他激动地对工人代表们道：“你们创造了历史。”
谈判专家
这几年，段毅几乎逢人就讲冠星厂的故事。这是中国“集体谈判”的标本。据说，工人曾在谈判后说了一句话：“我们不需要政府来帮我们，只要不帮着老板就行。” 朴素的语言道出了问题的核心。“罢工听起来很可怕，却是工人和老板在博弈时的必要手段，也是最后手段。只要诉求合理，手段合法。这是西方已经完全通过的工具性实践。我们提倡的是劳资自治、政府适度适时干预。就是说政府可以干预，但要在必要的时候去干预，给双方一定的博弈空间，比如工人罢工，就先看看老板的反应。”
段毅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我国对劳动案件实行个案审理的程序规则，1000名工人维权就需要花费1000年。一个案件按最低程度配置需要10名司法人员，加起来则需要10000人。而且在诉讼期间，劳资关系是断裂的，更容易引发和增加冲突的激烈性。为平衡这种冲突，可能还要计算政府维稳的投入。这样大的成本无论对工人、企业还是政府而言都是巨大的浪费。
在介入劳动案件之初，段毅和伙伴也曾在海量的个案诉讼中疲于奔命。强度最大的时候一个律师一天要去4个法庭出庭。工作忙，资源少，结果还未必如意。这种痛苦和低效最终引发了思考。在摸索和学习中，段毅发现利用集体谈判能实现真正的双赢。
然而集体谈判在中国推广的难度很大。政治生态不好，局面复杂，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段毅倒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哥就喜欢啃硬骨头，没有什么拦得住我。”
好友陈辉海曾这样评价他：嫉恶如仇，说话时总是咬牙切齿，从不回避问题。
2012年4月，广州番禺一家珠宝工厂的2名工人代表因维权被当地派出所刑事拘留了。在公益机构工作的陈辉海只能找段毅出手。“这些个案几乎没有一个律师敢接。即使接了也搞不定。如果司法局过来打招呼，律师们只会知难而退。”
但段毅就愿意趟这浑水。他没有要一分钱就赶过来了，还自己垫支了吃住的费用，约请两个工人代表的家属吃饭。席间，他拍着胸脯道：“我段毅，用人格担保，你们的亲人绝对不会被判刑。如果我老段都搞不定的事，全国没有人能搞得定。”这番狠话，让两名当事人家属当场吃下了定心丸。事实证明，他没有失信。
铁骨柔情
小时候，因为偷拿过父亲单位的一支铅笔，段毅被扇了一个大嘴巴。因为调皮打架，被送进看守所关了二十多天。父母告诉他，只有进过监狱才能体验到最底层、最压抑的生活。“如果你受过这种教育，你会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对不同生活的体验。”
他在马列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长大，酷爱武侠小说，这些精神上的认同促成了段毅今天的选择。
1995年，深圳律师协会提出了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并策划了包括房地产、刑事、行政等十个专业方向供广大律师选择。其它专业所都有数十人报名，唯有劳维律师所一栏空缺。敢闯敢干的段毅就这样果断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年“剑走偏锋”，虽然司法局、律协没有公开对他表示支持，但也没有人给过他阻力。这与他手中握着的头号律所招牌有关，也与他的人品、能力和多年来树立的威信有关。
按照规律，大部分的律师刚毕业进入事务所，领导往往会把被视作低级的劳动案件派给新人去做。如果新律师肯吃苦、有朝气，老板看着觉得不错，就会让新人从为工人服务转去给老板服务。考虑到行业内流行的潜规则，段毅给劳维所定下了一条铁打不动的规矩——在劳动案件里，所有的律师都不允许代理资方。可以想见，劳维所的经营状况非常惨淡。当年筹集的大笔启动资金已经全部花完。旗下的律师已经从顶峰期的30名流失到了现在的9名，大家只能接一些商业纠纷维持生计。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的“集体谈判论坛”花销不菲，“怎么样都得要十万”。
为了节省开支，同事刘雪坛没有少跟段毅发生分歧。两人是大学同学，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当年，他们曾一起成为了内地最早拿“大哥大”，最早买轿车的律师。如今，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律师们却不得不把办公室面积一缩再缩。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推动“集体谈判”的事业上，搞培训、办网站、办杂志、主治“疑难杂症”，研究网络遍及全国，与商业律师的身份渐行渐远。被问及如何解决生计问题，他突然沉默了，几秒钟后又扬起头道：“不必担心，以哥的能力，找钱不是什么难事。”
倔强的段毅从来不跟朋友抱怨经济状况，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很缺钱。
与此同时，段毅在在劳工领域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012年7月，他跑去看望在新西兰留学的儿子，结果却在一辆旅游大巴上发生了车祸，撞断了8根肋骨。闻讯后，来自北京、香港的多名专家不约而同漂洋过海飞去看他。他们关切地握着他的手道：“老段啊，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否则中国的集体谈判将倒退至少20年。”
（实习生王洋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