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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文明史是5000年的话，那么第一次文明转折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时期，这是我们从散漫的远古社会迈入国家文明的第一次文明大转折。第二次文明转折从夏到秦，历经春秋战国五六百年，秦帝国最终从分治的国家文明发展到、跨越到统一的国家文明，即：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第二次大的历史跨越。
秦帝国统一中国有两大功绩：第一，它从政权意义、从疆域意义上统一了中国；第二，它统一了中国的文明。对于后者，我们很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既往学历史的时候都有一个普通的认识，即秦统一了中国，这个说法是比较笼统的。实际上，最本质、最深刻的层面就是秦统一了中国文明，所以在秦帝国时代，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完成了第二个大的转折。
当下，我们要为中国争取文明话语权。但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一个理论性的说法，对中国文明史的最大坐标说不清楚。因为我们对国家历史的认识充满了问题人物、问题事件，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历史共识。俄国对彼得大帝，美国对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基本是没有社会争议的，他们认为这是文明创造时期、发展时期最大的历史坐标。但是我们呢？在中国说秦始皇是我们统一文明正源的坐标，有多少人承认？说孔子、儒家是我们唯一的、重大的文明历史坐标吗？显然也是有争议的，而且争议已经越来越多。这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人，以及包括社会分歧等等，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一直没有锤炼出我们民族、文明的核心理念。因此我们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外交场所往往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中国文明的核心理念，如果我们从研究的意义上认真去总结，很多东西都恰恰隐藏于现实之中。比如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和政治上的大公理念，就是我们政治文明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价值理念。
要剖析中国文明史，总结其核心理念，首先要回到第二次大转折的源头——秦文明，实事求是地研究思考。
概而言之，秦文明在中国历史上遭受了四大扭曲。总体上可以说最大的扭曲是“暴秦论”，流传了几千年。“暴”包括了所有方面，是2000多年里被演化得最大的一个定论。一说秦就是暴秦，而实际上对秦的非议、否定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盘剥，二是法治残苛，三是专制主义，四是落后文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点指责历史最为悠久，流传也最广，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史实。
所谓秦之法治残苛说，即认为秦的法制是残酷的、苛刻的。这个指控下边有几条论据：一个论据是认为秦“凡事皆有法”。对现代社会来说凡事皆有法是立法进步的表现，但因为中国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开始，儒家以自己的史观审视历史，认为立法多这就是一种不好的表现，把人民的手脚捆住了，所以“凡事皆有法”被当作秦法暴虐、残酷的一个论据。另一个证据就是秦法任用酷吏。第三个支持法治暴虐的论据是秦帝国时代的犯人非常多，“赭衣塞路”。最后结论是秦法是残苛的。这些论据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出身的人，我愿意对秦的法治状况多说几句。
商鞅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社会，是不是唯法是从，不决定于立法多少，而在于能否执法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我们对秦文明不断地有重新认识、重新研究这样的思潮出现，但是总体上来讲，系统性远远不够，无论哪一个方面的系统性都远远不够，尤其是用新的文明理念去重新审视它，系统地论述它，正面地呈现它也都不够。
比如秦法残酷说在法学界也十分流行，而且更发展出一种基础理论，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秦代的法不是法。我认为这就完全缺乏历史主义的理念。《商君书》中的全面法治理念至今还有极大的启迪意义和历史参考价值。
商鞅不仅有立法思想，有法以爱民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司法思想。商鞅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社会，是不是唯法是从，不决定于立法多少，而在于能否执法。汉代以后，各个朝代的法制意识越来越堕落，仅仅把法律认为是刑法、惩罚，对法制本身的理解越来越狭隘化，所以对于法制在全面规范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也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而商鞅就认为司法本身要比立法重要，秦帝国的法官都是精通业务的专门法官。“法官”这个概念是《商君书》里明确提出的。当时秦帝国从中央到地方到郡县都配有法官，中央配三个法官，郡县配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第一是监督法制的执行，第二专门给人民和官员回答法律疑难问题，也就是说老百姓有了纠纷，要到官府去查证法律。
这对于现在来说也许觉得平常，对它伟大的创造性已经难以理解。如果回顾春秋战国变法的第一波浪潮是要求公开法律，就应该知道商鞅变法确立了法官制度，对于当时的人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且商鞅主张立法中法律条文一定要通俗易懂，“凡智者能知者，不可以为法，人未必智；凡贤者能知者，不可以为法，人未必贤”。法律的语言一定要是大众听得懂的明白话，使人人知道法律，能够避祸趋福等等。
而且商鞅对司法还有一个明白的、清晰的论述，《商君书》就明确表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意思是凡是国家的动乱都不是法律引起来的，下面一句是最重要的思想：凡是国家皆有法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制定一种法律使法律自己行动起来去制裁社会。法律不是机器，它是要靠人操作的，要靠政府所有各层级的官员执法的。
法律不能自动运行起来，法律必须靠人才能运行起来，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使法律自动运行，所谓立法者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使法律自动运行起来的境界和地步。所以国家要达到大治的境界只有法必明，令必行，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商鞅重视司法远远重于立法，当然这有一个大的前提，首先确立正确的、符合潮流的法制体系，然后司法才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是不是法制时代，基础是看立法，但是现实的、最直接的条件一定是看司法。这也就是说司法不成熟，或者说国民意识不成熟，这个国家距离法治社会还比较远。
当下，我们在立法上可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我们走向法治社会的路还有很长，就是因为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成熟，因为我们国民的法制意识不成熟。在商鞅变法时代，商鞅对司法的意义就认识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简单地指控那个时代的法制状况，而不顾事实，那我们对秦是绝对的扭曲。
所以，秦在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地位我们用一句最确切的话来说，就是它创建了我们的统一文明，使我们的原生文明在秦帝国时代达到了最高峰，从而奠定了我们统一文明的根基，直到今天我们中国要往前走，秦帝国文明的光明仍然照耀着我们。
秦帝国统一中国有两大功绩：第一，它从政权意义、从疆域意义上统一了中国；第二，它统一了中国的文明。对于后者，我们很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既往学历史的时候都有一个普通的认识，即秦统一了中国，这个说法是比较笼统的。实际上，最本质、最深刻的层面就是秦统一了中国文明，所以在秦帝国时代，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完成了第二个大的转折。
当下，我们要为中国争取文明话语权。但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一个理论性的说法，对中国文明史的最大坐标说不清楚。因为我们对国家历史的认识充满了问题人物、问题事件，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历史共识。俄国对彼得大帝，美国对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基本是没有社会争议的，他们认为这是文明创造时期、发展时期最大的历史坐标。但是我们呢？在中国说秦始皇是我们统一文明正源的坐标，有多少人承认？说孔子、儒家是我们唯一的、重大的文明历史坐标吗？显然也是有争议的，而且争议已经越来越多。这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人，以及包括社会分歧等等，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一直没有锤炼出我们民族、文明的核心理念。因此我们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外交场所往往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中国文明的核心理念，如果我们从研究的意义上认真去总结，很多东西都恰恰隐藏于现实之中。比如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和政治上的大公理念，就是我们政治文明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价值理念。
要剖析中国文明史，总结其核心理念，首先要回到第二次大转折的源头——秦文明，实事求是地研究思考。
概而言之，秦文明在中国历史上遭受了四大扭曲。总体上可以说最大的扭曲是“暴秦论”，流传了几千年。“暴”包括了所有方面，是2000多年里被演化得最大的一个定论。一说秦就是暴秦，而实际上对秦的非议、否定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盘剥，二是法治残苛，三是专制主义，四是落后文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点指责历史最为悠久，流传也最广，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史实。
所谓秦之法治残苛说，即认为秦的法制是残酷的、苛刻的。这个指控下边有几条论据：一个论据是认为秦“凡事皆有法”。对现代社会来说凡事皆有法是立法进步的表现，但因为中国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开始，儒家以自己的史观审视历史，认为立法多这就是一种不好的表现，把人民的手脚捆住了，所以“凡事皆有法”被当作秦法暴虐、残酷的一个论据。另一个证据就是秦法任用酷吏。第三个支持法治暴虐的论据是秦帝国时代的犯人非常多，“赭衣塞路”。最后结论是秦法是残苛的。这些论据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出身的人，我愿意对秦的法治状况多说几句。
商鞅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社会，是不是唯法是从，不决定于立法多少，而在于能否执法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我们对秦文明不断地有重新认识、重新研究这样的思潮出现，但是总体上来讲，系统性远远不够，无论哪一个方面的系统性都远远不够，尤其是用新的文明理念去重新审视它，系统地论述它，正面地呈现它也都不够。
比如秦法残酷说在法学界也十分流行，而且更发展出一种基础理论，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秦代的法不是法。我认为这就完全缺乏历史主义的理念。《商君书》中的全面法治理念至今还有极大的启迪意义和历史参考价值。
商鞅不仅有立法思想，有法以爱民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司法思想。商鞅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社会，是不是唯法是从，不决定于立法多少，而在于能否执法。汉代以后，各个朝代的法制意识越来越堕落，仅仅把法律认为是刑法、惩罚，对法制本身的理解越来越狭隘化，所以对于法制在全面规范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也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而商鞅就认为司法本身要比立法重要，秦帝国的法官都是精通业务的专门法官。“法官”这个概念是《商君书》里明确提出的。当时秦帝国从中央到地方到郡县都配有法官，中央配三个法官，郡县配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第一是监督法制的执行，第二专门给人民和官员回答法律疑难问题，也就是说老百姓有了纠纷，要到官府去查证法律。
这对于现在来说也许觉得平常，对它伟大的创造性已经难以理解。如果回顾春秋战国变法的第一波浪潮是要求公开法律，就应该知道商鞅变法确立了法官制度，对于当时的人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且商鞅主张立法中法律条文一定要通俗易懂，“凡智者能知者，不可以为法，人未必智；凡贤者能知者，不可以为法，人未必贤”。法律的语言一定要是大众听得懂的明白话，使人人知道法律，能够避祸趋福等等。
而且商鞅对司法还有一个明白的、清晰的论述，《商君书》就明确表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意思是凡是国家的动乱都不是法律引起来的，下面一句是最重要的思想：凡是国家皆有法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制定一种法律使法律自己行动起来去制裁社会。法律不是机器，它是要靠人操作的，要靠政府所有各层级的官员执法的。
法律不能自动运行起来，法律必须靠人才能运行起来，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使法律自动运行，所谓立法者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使法律自动运行起来的境界和地步。所以国家要达到大治的境界只有法必明，令必行，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商鞅重视司法远远重于立法，当然这有一个大的前提，首先确立正确的、符合潮流的法制体系，然后司法才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是不是法制时代，基础是看立法，但是现实的、最直接的条件一定是看司法。这也就是说司法不成熟，或者说国民意识不成熟，这个国家距离法治社会还比较远。
当下，我们在立法上可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我们走向法治社会的路还有很长，就是因为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成熟，因为我们国民的法制意识不成熟。在商鞅变法时代，商鞅对司法的意义就认识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简单地指控那个时代的法制状况，而不顾事实，那我们对秦是绝对的扭曲。
所以，秦在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地位我们用一句最确切的话来说，就是它创建了我们的统一文明，使我们的原生文明在秦帝国时代达到了最高峰，从而奠定了我们统一文明的根基，直到今天我们中国要往前走，秦帝国文明的光明仍然照耀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