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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5月 7日，一直工作在抗击非典前沿的麻醉师刘子军被勒令休息，他在 28平方米的家里仍不得清闲。麻醉师是与病人距离最近的人，如果麻醉师不幸感染，对医护人员士气的打击极大。医院领导担心他身体受不了，强制他休息。刘子军住在离医院很近的宿舍楼，这次回去，他却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相熟的邻里也躲着他走，有些人甚至不希望他在这个时间回来。刘子军理解邻居的心情，但还是觉得很伤感。
2003年 5月 13日，医护人员将沉重的胸透设备安置到危重病房，准备为病人拍摄 X光胸片。这位患者在香港工作，来京期间感染 SARA病毒入院，于 5月 18日中午不幸去世。因这张照片，贺延光与患者的弟弟相识，并成为朋友。患者去世之后，贺延光与同事一起登门拜访了患者的夫人。
“拍过非典的人很多，深入一线拍摄的人也很多，不只我一个。 ”说起非典期间的工作经历，贺延光语气平和淡然，未见丝毫自豪和骄傲。
2003年 4月，非典疫情出现将近一个月之后，被压制的媒体报道终于得以解禁，各家媒体都派出记者进行报道。作为摄影记者，贺延光希望能到一线去拍摄。同事帮他联系了某病毒研究中心，一切谈妥之后，此行却因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感染 SARS病毒担心传染他人而搁浅。最终通过多方联系，贺延光终于获准进入地坛医院采访拍摄，但要求十分严格——在医院时间不超过 2天，每次不超过 2个小时。 “地坛医院的一名副院长接待的我，我跟他说，希望医院能把我当成是医护人员，而不是把我当成贵宾接待。哪个病区有情况都通知我。”贺延光说。
贺延光在地坛医院呆了两天。这两天时间，让他赢得了医护人员的信任，“虽然没明说让我留下，但也没人真的把我赶出医院”。就这样，贺延光在地坛医院一共呆了 18天。医院征用了附近一家小宾馆作为部分医护人员临时的住所，贺延光和同事也住在这所小宾馆，写稿、发稿都在这里完成。他们的作息跟医护人员完全相同。每天进出病房，贺延光用镜头记录了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最真实的状态。
“深入一线，克服困难，传递真实情况给读者是媒体工作人员应该做的。作为新闻记者，面对SARS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本该让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尽管能够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无力。非典过去之后，我的作品拿了奖。记协开了表彰大会，我看了获奖名单，包括我在内，所有获奖的记者都是在 4月 20日之后才到一线进行报道的。社会上那么多传言，已经引起恐慌了，媒体才开始报道。 ”贺延光语气变得有些严肃，“非典过去十年了。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件，还是一切按规矩、按所谓的纪律来吗？还是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这段历史负责？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2003年5月 11日，地坛医院的 SARS病房。从 3月 26日至 5月 16日，这家著名的传染病医院作为北京市医治非典定点单位，陆续收治非典患者 282人。其中治愈出院 60人，病情平稳转院继续医治 25人，死亡 23人。医院病房外放置着许多氧气瓶，当时地坛医院每天要使用 200多罐氧气。非典病人呼吸困难，对氧气的需求很大。
2003年 5月 8日，贺延光在地坛医院采访时的自拍像。进入病区要进行消毒、穿防护服、戴上口罩。贺延光每天进入病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他身边站着的是帮他做消毒的护士。不但人要层层包裹，连相机也要穿上“防护服”。这样打扮之后，有时医护人员之间也认不出彼此，还有很多医生是从其他医院抽调过来的，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所有人都在尽力去挽救更多的病人。
亲历者档案
职业：厨师（非典前）现无业
2003年4月感染非典
见到方渤，他穿着一件中式褂子，比想象中精神。他说：“今天好多了，昨天夜里，腿还抽筋呢。”
平时方渤会去麻将室打牌，还可以和朋友见面聊天甚至喝酒，可是一到逢年过节的日子，就是他最孤单的时候，多少次想不开去自残，都是在春节，姑娘和女婿回婆家，朋友们也都分别和家人团聚，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看着亡妻的遗像，面对身体的伤痛，对后续问题处理不满的愤怒情绪，他都发泄到了自己身上。
方渤已经做了股骨头的置换手术，之前处理胳膊的问题，里面有十几块碎骨头渣子，骨科大夫甚至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他对记者说，即使在非典后遗症患者里面，也很少有像他这样全身骨坏死的病人，在没有做置换手术的时候，他只能靠轮椅出行，困难可见一斑。
至今他还记得2003年年初的憧憬，两个女儿都结婚了，他和爱人搬了新房子，计划一起开个饭馆，方渤是一级厨师，他爱人是高级面点师，他们有过硬的技术，想租个门脸，把两个姑娘和女婿也照顾起来，在亲爹亲妈倾囊相助下，将他们带成熟后，老两口就到处旅游、安享晚年。没想到突然到来的非典，将这一切全部都毁灭了。
2003年，方渤夫妇，俩女儿、俩女婿，妻姐夫妇和妻妹共9口人感染了非典，当时他们去医院隔离，本想着发烧，输上三天液，就能回家，没想到，这一去生死两相隔，爱人和妻姐都去世了。妻妹经营的饭店，也因为她得的这场病而倒闭了。一年后，因为骨坏死后遗症，方渤又和两个女婿住进了同一间病房。不久之后，二女儿和女婿离婚，大家的心理都脆弱而敏感。而他和姐夫也基本不再联系，一大家人关系紧张。 他也曾想面对新生活，可是严重的后遗症让他基本丧失生活能力。这些年，方渤收集了关于非典的各个文件和报道，还有百余名非典后遗症患者的调查资料，检查结果，他发现后遗症不是个例。而他自己心脏、腰椎颈椎、肝肾功能等都有问题，全身上下20多处病，并且伴着重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他说：“试图结束生命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非典十年，他开了微博，接受了几十次媒体的采访，他希望非典后遗症群体能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注。
李俊
职业：时任宣武医院骨科护士
2003年6月奔赴非典一线
李俊是宣武医院的一名骨科护士。2003年非典爆发，宣武医院被指定为非典定点医院，李俊便是第二批奔赴前线的护士之一。
“当时我妈天天看电视里的非典特别报道，一边看，一边想着我要去前线，一边哭，一家人都很纠结。当时我们这批医护人员惟一的消息来源，就是第一批去前线的同事们，但是因为见不到面，得到的信息也只是只言片语。”
李俊说，她有几位同事在去前线之前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甚至花光了所有的存款。在这之前，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主任被查出感染非典，这个消息对于即将奔赴前线的大夫、护士们来说，无疑是震撼的，也让所有人的出征路染上了壮烈的色彩。
抱着必死的决心，李俊和同事们进入了非典前线。据李俊回忆，非典病区被划分成几个区域，有清洁区、缓冲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和重症病房。由于需要出入重症病房，李俊和同事们不得不戴上好几层口罩，穿上好几层隔离服。“半隔离区是护士脱隔离服的地方，虽然那个区域挺危险，会沾染上防护服、口罩上的飞沫，但是我们根本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在病房里闷了几个小时，出来以后能脱掉这些东西太舒服了，要知道，那可是北京的6月，天气最热的时候啊！”
因为需要戴着5、6层口罩，每次摘掉口罩时，李俊都认不清镜子里的自己：“满脸都被口罩勒出深深的印子，就像老太太脸上的皱纹一样，得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
在非典中，护士是比大夫离病人更近的团体，每天为病人们打饭、打针、输液、发药，可以说是“零距离接触”，而大夫，则相对来说安全得多。“大夫可以站在半污染区，每天早晨在那里观察一下病人情况，开一开医嘱，病区他们是很少进去的。但我们不一样，一开始真的很抗拒，给病人发完饭就想赶紧逃出来，但是不行。医院的规定是，必须在病房里面等一段时间，等病人吃完，把餐具收出来，才可以走。当时又热，又紧张，护目镜经常是层层雾气，什么都看不清。因为捂着几层防护服，有的护士甚至在病区晕厥。”
下班后，李俊和同事们住在指定的越秀大饭店。出了医院，她们要换上医院统一发的在路上穿的“路服”，到了驻地，再换上医院发的睡衣。那一个月，李俊就没穿过自己的衣服。
在隔离期间，李俊的男友、家人去看她，却只能隔着几道护栏，在5米远的地方，远远地看着，说说话。
“这件事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挺光荣的，因为无论是媒体，还是身边人，都管我们叫‘非典英雄’。但过了一两年，大家就慢慢淡忘了。现在，谁还提这个呢？”
陈德森
导演
代表作：《十月围城》
2003年 参与香港电影人协会1：99电影行动 拍摄抗击非典公益短片《向好看》
2003年，香港也是一个非典重灾区，人心惶惶，经济萧条，每个人心里都充满恐慌与彷徨。“我们这一代人，哪里面对过那么大规模的瘟疫呢？每个人心情都很压抑，大街上也是空空荡荡的，谁都不敢出门。”陈德森导演回忆起十年前的那场灾难，仍然心有感怀。
香港是个典型的快节奏城市，每个人都忙碌地穿梭在城市间，彼此交流甚少。而非典时期，港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得更近了。“平时坐计程车，司机都是冷冰冰的，而非典时的司机都彬彬有礼。有一位非典医生坐计程车去医院，司机不但没有拒载，反而免了他的车费。司机说，这是他惟一能做到的事。”
正当非典肆虐之时，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起了“1：99电影行动”，邀请了15位香港导演拍摄了11条宣传片，鼓励港人逆境自强，陈德森导演便是其中的一位。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陈德森前期做了很多采访，也接触到了不少非典患者。“有一个小女孩，是名医生，刚刚考取了医生执照，第三天上班就被患者传染上了非典。”陈德森回忆，女孩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家人与她接触也并不知情，于是父母、舅舅相继感染。后来她出现非典症状，被医院隔离，接受救治。救治期间，没有人敢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病发，双双离世。就连躲回内地养病的舅舅，不久之后也病发去世。女孩病好后，一直致力于免费为非典患者服务，并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
因为前期看到了太多让人心碎的案例，陈德森导演把这部短片的名字定为《向好看》，目的是想多传播些正能量给港人打气。1分钟的宣传片，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半句SARS，画面阳光温馨，积极乐观，小演员薛立贤古灵精怪，短短的1分钟时间，笑脸贯穿始末。“因为SARS不仅仅是香港有，世界各地都有，拍之前我一直在想，什么元素能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懂？笑脸是全世界共通的元素，把它拍进去，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
非典已经过去十年，陈德森却未曾想回望那一段经历。问及原因，他说就像他的短片名字《向好看》一样，应该多往前看，往好的地方看。“其实SARS的时候，我的一些医生朋友告诉我，人类已经透支了地球太多的资源，研究了太多细菌，SARS只是其中一种。后来我们也看到，什么伊波拉病毒、阿米巴变形虫、口蹄疫、禽流感……层出不穷。谁能想到以后会怎样呢，还是往前看吧。”
阿龙
主持人
代表栏目：《这里是北京》
2003年，21岁的阿龙刚刚大学毕业。3月份，他第一次参与了北京电视台《四海漫游》栏目的拍摄，刚回到北京，非典就爆发了。栏目组的领导看过阿龙拍的片子，只说了一句：“这个人可以留用”，便让他回家等着非典结束后再来上班了。得知就要开始无限期休假，阿龙心里那叫一个没底：“台里的老员工们都知道非典结束之后肯定能回去上班，我是一个新人，刚做了一个片子。保不齐非典闹上半年，领导把我忘了怎么办？”但是没有任何办法，阿龙除了等，别无他法。
虽然一直忧心工作，那段时间却是阿龙过得最舒坦的。他趁着休假的那几个月，把北京的大街小巷，旅游景点，尤其是平时挤不进去的地方，细细地逛了个遍：“我每天坐公交车出门溜达，去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逛累了出来，公交车上就有座，路上也不堵，一天去4、5个地方完全不成问题。”
走街串巷之余，阿龙自己坐车去了电视里报道的“重灾区”人民医院，因为门口被拉起长长的警戒线，阿龙便只能站在马路南边，透过医院的窗户远远地看里面的情景：“就像电视里拍的一样，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全副武装，护士们穿着像登月一样的隔离服，走来走去的忙活着。”医院门口的大树上挂满了祈福的丝带、中国结和写着励志话语的便签，阿龙看了几个，觉得身上多了那么一股劲儿，很感人。
“虽然大部分人都逃回老家了，但北京人没有走，有时候想想，挺悲哀的，因为我们没地儿逃。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北京人在非典的时候，即使有机会能逃出去，也都会选择留下来，因为我们对北京有爱。今年的雾霾天也是这样，北京有难，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也哪儿都去不了。”
2003年，北京人艺排了一部话剧《北街南院》，是一部非典题材的话剧，这部戏阿龙也去看了。直到现在，他还都记得话剧的最后，非典解除了，朱旭老爷子投了一个篮，然后抱着篮球说：“还是隔离好哇。”台下一片掌声，阿龙说这句话，道出了所有北京人的心声。
2003年 5月 13日，医护人员将沉重的胸透设备安置到危重病房，准备为病人拍摄 X光胸片。这位患者在香港工作，来京期间感染 SARA病毒入院，于 5月 18日中午不幸去世。因这张照片，贺延光与患者的弟弟相识，并成为朋友。患者去世之后，贺延光与同事一起登门拜访了患者的夫人。
“拍过非典的人很多，深入一线拍摄的人也很多，不只我一个。 ”说起非典期间的工作经历，贺延光语气平和淡然，未见丝毫自豪和骄傲。
2003年 4月，非典疫情出现将近一个月之后，被压制的媒体报道终于得以解禁，各家媒体都派出记者进行报道。作为摄影记者，贺延光希望能到一线去拍摄。同事帮他联系了某病毒研究中心，一切谈妥之后，此行却因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感染 SARS病毒担心传染他人而搁浅。最终通过多方联系，贺延光终于获准进入地坛医院采访拍摄，但要求十分严格——在医院时间不超过 2天，每次不超过 2个小时。 “地坛医院的一名副院长接待的我，我跟他说，希望医院能把我当成是医护人员，而不是把我当成贵宾接待。哪个病区有情况都通知我。”贺延光说。
贺延光在地坛医院呆了两天。这两天时间，让他赢得了医护人员的信任，“虽然没明说让我留下，但也没人真的把我赶出医院”。就这样，贺延光在地坛医院一共呆了 18天。医院征用了附近一家小宾馆作为部分医护人员临时的住所，贺延光和同事也住在这所小宾馆，写稿、发稿都在这里完成。他们的作息跟医护人员完全相同。每天进出病房，贺延光用镜头记录了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最真实的状态。
“深入一线，克服困难，传递真实情况给读者是媒体工作人员应该做的。作为新闻记者，面对SARS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本该让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尽管能够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无力。非典过去之后，我的作品拿了奖。记协开了表彰大会，我看了获奖名单，包括我在内，所有获奖的记者都是在 4月 20日之后才到一线进行报道的。社会上那么多传言，已经引起恐慌了，媒体才开始报道。 ”贺延光语气变得有些严肃，“非典过去十年了。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件，还是一切按规矩、按所谓的纪律来吗？还是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这段历史负责？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2003年5月 11日，地坛医院的 SARS病房。从 3月 26日至 5月 16日，这家著名的传染病医院作为北京市医治非典定点单位，陆续收治非典患者 282人。其中治愈出院 60人，病情平稳转院继续医治 25人，死亡 23人。医院病房外放置着许多氧气瓶，当时地坛医院每天要使用 200多罐氧气。非典病人呼吸困难，对氧气的需求很大。
2003年 5月 8日，贺延光在地坛医院采访时的自拍像。进入病区要进行消毒、穿防护服、戴上口罩。贺延光每天进入病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他身边站着的是帮他做消毒的护士。不但人要层层包裹，连相机也要穿上“防护服”。这样打扮之后，有时医护人员之间也认不出彼此，还有很多医生是从其他医院抽调过来的，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所有人都在尽力去挽救更多的病人。
亲历者档案
职业：厨师（非典前）现无业
2003年4月感染非典
见到方渤，他穿着一件中式褂子，比想象中精神。他说：“今天好多了，昨天夜里，腿还抽筋呢。”
平时方渤会去麻将室打牌，还可以和朋友见面聊天甚至喝酒，可是一到逢年过节的日子，就是他最孤单的时候，多少次想不开去自残，都是在春节，姑娘和女婿回婆家，朋友们也都分别和家人团聚，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看着亡妻的遗像，面对身体的伤痛，对后续问题处理不满的愤怒情绪，他都发泄到了自己身上。
方渤已经做了股骨头的置换手术，之前处理胳膊的问题，里面有十几块碎骨头渣子，骨科大夫甚至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他对记者说，即使在非典后遗症患者里面，也很少有像他这样全身骨坏死的病人，在没有做置换手术的时候，他只能靠轮椅出行，困难可见一斑。
至今他还记得2003年年初的憧憬，两个女儿都结婚了，他和爱人搬了新房子，计划一起开个饭馆，方渤是一级厨师，他爱人是高级面点师，他们有过硬的技术，想租个门脸，把两个姑娘和女婿也照顾起来，在亲爹亲妈倾囊相助下，将他们带成熟后，老两口就到处旅游、安享晚年。没想到突然到来的非典，将这一切全部都毁灭了。
2003年，方渤夫妇，俩女儿、俩女婿，妻姐夫妇和妻妹共9口人感染了非典，当时他们去医院隔离，本想着发烧，输上三天液，就能回家，没想到，这一去生死两相隔，爱人和妻姐都去世了。妻妹经营的饭店，也因为她得的这场病而倒闭了。一年后，因为骨坏死后遗症，方渤又和两个女婿住进了同一间病房。不久之后，二女儿和女婿离婚，大家的心理都脆弱而敏感。而他和姐夫也基本不再联系，一大家人关系紧张。 他也曾想面对新生活，可是严重的后遗症让他基本丧失生活能力。这些年，方渤收集了关于非典的各个文件和报道，还有百余名非典后遗症患者的调查资料，检查结果，他发现后遗症不是个例。而他自己心脏、腰椎颈椎、肝肾功能等都有问题，全身上下20多处病，并且伴着重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他说：“试图结束生命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非典十年，他开了微博，接受了几十次媒体的采访，他希望非典后遗症群体能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注。
李俊
职业：时任宣武医院骨科护士
2003年6月奔赴非典一线
李俊是宣武医院的一名骨科护士。2003年非典爆发，宣武医院被指定为非典定点医院，李俊便是第二批奔赴前线的护士之一。
“当时我妈天天看电视里的非典特别报道，一边看，一边想着我要去前线，一边哭，一家人都很纠结。当时我们这批医护人员惟一的消息来源，就是第一批去前线的同事们，但是因为见不到面，得到的信息也只是只言片语。”
李俊说，她有几位同事在去前线之前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甚至花光了所有的存款。在这之前，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主任被查出感染非典，这个消息对于即将奔赴前线的大夫、护士们来说，无疑是震撼的，也让所有人的出征路染上了壮烈的色彩。
抱着必死的决心，李俊和同事们进入了非典前线。据李俊回忆，非典病区被划分成几个区域，有清洁区、缓冲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和重症病房。由于需要出入重症病房，李俊和同事们不得不戴上好几层口罩，穿上好几层隔离服。“半隔离区是护士脱隔离服的地方，虽然那个区域挺危险，会沾染上防护服、口罩上的飞沫，但是我们根本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在病房里闷了几个小时，出来以后能脱掉这些东西太舒服了，要知道，那可是北京的6月，天气最热的时候啊！”
因为需要戴着5、6层口罩，每次摘掉口罩时，李俊都认不清镜子里的自己：“满脸都被口罩勒出深深的印子，就像老太太脸上的皱纹一样，得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
在非典中，护士是比大夫离病人更近的团体，每天为病人们打饭、打针、输液、发药，可以说是“零距离接触”，而大夫，则相对来说安全得多。“大夫可以站在半污染区，每天早晨在那里观察一下病人情况，开一开医嘱，病区他们是很少进去的。但我们不一样，一开始真的很抗拒，给病人发完饭就想赶紧逃出来，但是不行。医院的规定是，必须在病房里面等一段时间，等病人吃完，把餐具收出来，才可以走。当时又热，又紧张，护目镜经常是层层雾气，什么都看不清。因为捂着几层防护服，有的护士甚至在病区晕厥。”
下班后，李俊和同事们住在指定的越秀大饭店。出了医院，她们要换上医院统一发的在路上穿的“路服”，到了驻地，再换上医院发的睡衣。那一个月，李俊就没穿过自己的衣服。
在隔离期间，李俊的男友、家人去看她，却只能隔着几道护栏，在5米远的地方，远远地看着，说说话。
“这件事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挺光荣的，因为无论是媒体，还是身边人，都管我们叫‘非典英雄’。但过了一两年，大家就慢慢淡忘了。现在，谁还提这个呢？”
陈德森
导演
代表作：《十月围城》
2003年 参与香港电影人协会1：99电影行动 拍摄抗击非典公益短片《向好看》
2003年，香港也是一个非典重灾区，人心惶惶，经济萧条，每个人心里都充满恐慌与彷徨。“我们这一代人，哪里面对过那么大规模的瘟疫呢？每个人心情都很压抑，大街上也是空空荡荡的，谁都不敢出门。”陈德森导演回忆起十年前的那场灾难，仍然心有感怀。
香港是个典型的快节奏城市，每个人都忙碌地穿梭在城市间，彼此交流甚少。而非典时期，港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得更近了。“平时坐计程车，司机都是冷冰冰的，而非典时的司机都彬彬有礼。有一位非典医生坐计程车去医院，司机不但没有拒载，反而免了他的车费。司机说，这是他惟一能做到的事。”
正当非典肆虐之时，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起了“1：99电影行动”，邀请了15位香港导演拍摄了11条宣传片，鼓励港人逆境自强，陈德森导演便是其中的一位。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陈德森前期做了很多采访，也接触到了不少非典患者。“有一个小女孩，是名医生，刚刚考取了医生执照，第三天上班就被患者传染上了非典。”陈德森回忆，女孩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家人与她接触也并不知情，于是父母、舅舅相继感染。后来她出现非典症状，被医院隔离，接受救治。救治期间，没有人敢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病发，双双离世。就连躲回内地养病的舅舅，不久之后也病发去世。女孩病好后，一直致力于免费为非典患者服务，并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
因为前期看到了太多让人心碎的案例，陈德森导演把这部短片的名字定为《向好看》，目的是想多传播些正能量给港人打气。1分钟的宣传片，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半句SARS，画面阳光温馨，积极乐观，小演员薛立贤古灵精怪，短短的1分钟时间，笑脸贯穿始末。“因为SARS不仅仅是香港有，世界各地都有，拍之前我一直在想，什么元素能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懂？笑脸是全世界共通的元素，把它拍进去，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
非典已经过去十年，陈德森却未曾想回望那一段经历。问及原因，他说就像他的短片名字《向好看》一样，应该多往前看，往好的地方看。“其实SARS的时候，我的一些医生朋友告诉我，人类已经透支了地球太多的资源，研究了太多细菌，SARS只是其中一种。后来我们也看到，什么伊波拉病毒、阿米巴变形虫、口蹄疫、禽流感……层出不穷。谁能想到以后会怎样呢，还是往前看吧。”
阿龙
主持人
代表栏目：《这里是北京》
2003年，21岁的阿龙刚刚大学毕业。3月份，他第一次参与了北京电视台《四海漫游》栏目的拍摄，刚回到北京，非典就爆发了。栏目组的领导看过阿龙拍的片子，只说了一句：“这个人可以留用”，便让他回家等着非典结束后再来上班了。得知就要开始无限期休假，阿龙心里那叫一个没底：“台里的老员工们都知道非典结束之后肯定能回去上班，我是一个新人，刚做了一个片子。保不齐非典闹上半年，领导把我忘了怎么办？”但是没有任何办法，阿龙除了等，别无他法。
虽然一直忧心工作，那段时间却是阿龙过得最舒坦的。他趁着休假的那几个月，把北京的大街小巷，旅游景点，尤其是平时挤不进去的地方，细细地逛了个遍：“我每天坐公交车出门溜达，去颐和园、圆明园、故宫，逛累了出来，公交车上就有座，路上也不堵，一天去4、5个地方完全不成问题。”
走街串巷之余，阿龙自己坐车去了电视里报道的“重灾区”人民医院，因为门口被拉起长长的警戒线，阿龙便只能站在马路南边，透过医院的窗户远远地看里面的情景：“就像电视里拍的一样，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全副武装，护士们穿着像登月一样的隔离服，走来走去的忙活着。”医院门口的大树上挂满了祈福的丝带、中国结和写着励志话语的便签，阿龙看了几个，觉得身上多了那么一股劲儿，很感人。
“虽然大部分人都逃回老家了，但北京人没有走，有时候想想，挺悲哀的，因为我们没地儿逃。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北京人在非典的时候，即使有机会能逃出去，也都会选择留下来，因为我们对北京有爱。今年的雾霾天也是这样，北京有难，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也哪儿都去不了。”
2003年，北京人艺排了一部话剧《北街南院》，是一部非典题材的话剧，这部戏阿龙也去看了。直到现在，他还都记得话剧的最后，非典解除了，朱旭老爷子投了一个篮，然后抱着篮球说：“还是隔离好哇。”台下一片掌声，阿龙说这句话，道出了所有北京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