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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乱世贮粮,盛世收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近30年的稳定与发展不仅解决了大多数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还让咱们的口袋里有了闲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对艺术品的消费能力和需求,艺术品走进市场势在必然。作为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艺术,中国书画在众多的艺术品门类中脱颖而出,占据了艺术品市场80%以上的份额。其实,书画同其他艺术品一样,并非天然是商品。书家写字、画家作画,最初的目的无非是抒怀怡情,如有喜好者,只管拿去,书画家也常以作品馈赠亲友为乐事。直到出现了书画市场,书画作品才成了商品,并开始以黄金白银为尺度来品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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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书画市场早已有之,特别是在唐宋元明清几朝的1000多年中,不仅出现了一批才气横溢的书画家,也培育了一代代收藏家和书画爱好者,书画不仅是当时文人学士的雅赏之物,也可为书画家换口饭吃。
我国当代意义的书画市场起自上世纪80年代。虽只有短短的20余年,但它逼人的发展态势极大地刺激了众多人的神经。除了原有的书画家、画商及收藏家等一批圈内人,其他行业的人也纷纷把目光转向这里,甚至投身其中,共同把书画市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境地。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更是成了全国书画市场的风向标。但在貌似繁荣的背后,种种混乱与猫腻也暴露了市场的不成熟。
书画市场:风景这边独好
在股票、房地产、邮票等投资市场普遍不景气的时候,书画市场作为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却表现出异常的火爆和强劲的增长势头。
人气急聚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书画市场还是二元结构,即以画廊、画店等门店交易的普通市场和地摊式交易的民间市场,拥有荣宝斋等众多老字号画廊的北京琉璃厂是这种市场结构的典型代表。那时的市场是一个不温不火的行情。进入1990年代,随着1992年深圳“首届当代名人字画拍卖会”上的第一声槌晌,传统的二元结构被国际通行的三元市场结构所打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等艺术品拍卖公司先后在北京成立,北京的书画市场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元素——中介方拍卖公司。经过10年的发展,到2005年,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翰海、北京荣宝、北京保利5家北京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囊括了全国同类公司成交额的前5名,成为全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大鳄。在它们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把北京的书画市场迅速推向一个新境地。
现在,“飘红”“暴涨”“井喷”这些股市术语成了书画拍卖市场上的高频词语。买卖双方似乎都尝到了市场的甜头,拍卖连轴转,画廊遍地开花,展览会、博览会形形色色,买家赶集似的穿梭其间。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尚勇深有感触地说:“这两年的行情实在是太火爆了,连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拍卖师一喊出底价,竞买者马上轮番举牌竞价。有时才刚喊到70万。80万,就突然有人一下子喊出了500万。甚至有的竞买者跟拍卖师说,让别人喊吧,我永远比他们多一口儿(高一个价位阶梯)。有一位老兄更有意思,举牌举累了,就把牌子钉在了墙上,说只要不把牌子拿下来,就代表一直在竞价。一件拍品常常经过十几轮甚至几十轮的竞价,价格喊到数百万甚至几千万,我们在现场看着都觉得惊心动魄。”
屡创天价神话
正如有人所言,现在的书画市场就像体育赛场,纪录被不断刷新。1994年春季中国嘉德首场拍卖会推出的张大千《石梁飞瀑》以209万元成交,齐白石的《松鹰》横幅以176万元成交,书画在我国内地的单件成交额第一次突破百万元。随后,北京翰海1995年秋季拍卖会推出的北宋张先《十咏图》手卷以1980万元成交,中国嘉德1996秋季拍卖会推出的傅抱石《丽人行》横批以1078万元成交,首次实现中国书画单件成交额过千万元大关,并由此带动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期。时隔10年,也就是2004年和2005年间,艺术品拍卖市场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仅这两年,已有60余幅书画作品拍卖超过1000万元,拍出千万元高价已不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数百万元更是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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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的《华祝三多图》仅拍出200多万元时隔10年后,在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上以2860万元成交,翻了10余倍。1998年,赵孟颊临《兰亭序》的佳作真迹《临临禊帖》仅以33万元成交,而7年后拍出935万元,涨了27倍,创下书画拍卖市场涨幅最高的纪录。在北京瀚海2004年春季拍卖会上,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页》以6930万元成交,创出了中国书画拍卖有史以来的最高价。2005年,北京保利推出的徐悲鸿油画《珍妮小姐画像》以2200万元成交,创了当时中国油画的新纪录;到了2006年,他的油画代表作《愚公移山》以3300万元成交,再次将纪录刷新。荣宝2005秋季拍卖会上,程十发仅2.2平尺的《婚礼》以187万元成交,创下了每平尺8 5万元的最高纪录……
书画市场的火爆让人觉得这里不是一个艺术品市场,而是一个淘金之地,它能让你百万甚至千万富翁的美梦一夜成真。
繁荣背后的无序
疯狂必然伴随着非理性。在那些艺术品市场比较成熟的国家,艺术品收藏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才能获利,且利润一般在20%~30%之间,我国的书画市场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利润却是成倍甚至数十倍地增长。这让外行人对本就觉得高深莫测的书画市场更是如雾里看花。然而,业内人士在对书画市场充满信心的同时,对繁荣背后的混乱与无序也不无担忧。
赝品,书画市场永远的痛
书画作伪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1000多年前就有人临摹前辈名家的书画作品,不过那时只是为了广为流传,供学习、欣赏和传代之用。但现在的情况已大不同于以往,赝品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市场。有人说,在所有商品中,敢于公开承认造假售假,并大张旗鼓地开起假货专卖店,甚至形成假货一条街和万米大市场的,恐怕只有“中国书画”这种“精神”商品了。在素有“假货集散地”之称的潘家园旧货市场,记者就看到了这种场景。无论是在二楼的书画市场还是在一楼的书画一条街,“名家、大家之作”随处可见。尤其是现、当代名家更是被假胃的重点。启功、沈鹏、刘炳森的字,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干的画,都被挂在各画店最打眼的位置,且价格低廉,通常数百元一幅。
在潘家园的书画一条街,我信步走进一个画店。与其他画店一样,这里挂满了“名家字画”。老板姓陈,很健谈。他告诉我,他原是河北某地的一名教师,喜爱书法。他店里的大部分字画都是他和他妻子二人仿写,他专仿沈鹏、刘炳森等,妻子专仿启功。我看他的字还颇有几分功底,就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练练,署上自己 的名字,说不定自己能成了书法家,那岂不更好。他说:“没用。同样是我写的字,署上我的名字,几十块钱也没人要。署上名家的名字,就能卖几百块。我不想苦熬一辈子当什么书法家,多挣点儿钱就行了。谁的字卖得好我们就仿谁的。现在我们只仿(书协)副主席以上的,这些人的字有人要,市场行情不错。”我问他模仿这些名家的字体需要多长时间,他说自己从小练过书法,有底子,所以通常跟着字帖和光盘,练上一个月,虽不能以假乱真,但足以蒙住外行人。他颇为得意地说:“我和几位名家的弟子关系不错,连他们都说我的字仿得像,他们甚至有时也上我这里来拿货。”我很吃惊:他们要自己老师的赝品有何用?老板笑道:“有一些所谓的名家弟子会仿冒老师的字画,但那些大家真正的学生一般不会这么做。由于他们是名师之徒,又常会有亲朋好友向他们索要老师的作品。如果说要不出来,那多没面子。但老师哪有那么多的作品让他们送人?所以他们有时就来我这里拿几幅应付差事。花几百块钱,又不失面子,皆大欢喜。”陈老板夫妻来北京开画店已有六七年的历史,他已记不清自己卖出去了多少幅作品,但他肯定地说,他卖出去的几位“名家的字画”要比这几位书画家本人一辈子创作的作品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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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里摆明了就是制假售假不同的是,一些画廊甚至拍卖会,却是愣将赝品充真品卖,且价格与真品相差无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造假技术也在不断进步,造假集团不仅分工仔细,而且专业水平和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从以前的个体手工到现在的集体流水作业,利用幻灯投影、照相制版以及电脑合成照片,用激光照排技术仿制印章,甚至已发展到利用计算机分析结构数据等。这些“高仿品”仿真程度之高足以让资深鉴定师走眼。
赝品使一些人获得了暴利,但也搅乱并妨碍了书画市场的发展。现在,各路资金已敏锐地嗅到了书画市场的暴利,纷纷挤进身来分一杯羹,北京目前已有艺术品拍卖公司50多家。僧多粥少的局面使一些中小公司苦于征集不到吸引人的拍品,因此,一些打算捞一把就溜的小公司常常会干一些知假拍假的一槌子买卖。而且根据我国现行《拍卖法》的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就意味着,拍卖公司没有义务为拍品保真。尽管我国《刑法》已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行为的,最多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问题是现在并没有一个官方或圈内一致认可的面向市场的鉴定机构。2005年下半年,受市场火爆的刺激,各种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鉴定公司纷纷挂牌,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鉴定机构都声称拥有强大的专家鉴定队伍,填补民间收藏鉴定领域的空白。但他们的可信度有多大?就连启功老先生都曾说:书画鉴定工作除限于鉴定者的水平造成失误外,还有可能受八类“世故人情”的干扰而“屈心”作出不实的结论。例如“挟贵”,即对某些领导、社会名流和财大气粗的企业家,就不便说使他们“扫兴”的话;“挟长”“尊贤”,是说对书画鉴定权威或前辈的意见不能轻易否定;“护短”,意思是书画鉴定家误鉴后的面子问题;而“远害”,是鉴定家唯恐说真话而得罪制假贩假者并遭报复,只得敷衍了事,“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甚至书画家本人也可能因种种原因对自己的作品作虚假鉴定。曾有一知名画家因和前妻有矛盾,就说前妻送拍的他的作品是赝品,并要求撤拍,但前妻又拿出证据说这件作品就是这位画家的亲笔画,后来险些对簿公堂。书画的真伪谁说了算?在这一系列问题没得到较好的解决前,想通过法律的手段讨个说法并不容易。所以如果一不小心花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买到的却是赝品,除了自认倒霉,一般没有更好的索赔方法。
炒作,让市场愈加扑朔迷离
如今,我们仿佛已进入一个炒作的时代。最开始是炒股票,发展到后来,本是用来遮风避雨的房子也成了炒作的对象,甚至几个会唱几首歌的女孩子在众目睽暌之下被炒成家喻户晓的明星,并迅速成为千万富妹。炒作,就是有这种“化平凡为神奇”的力量。俗话说:“黄金有价,艺术无价。”艺术品可说是价格最具弹性的商品,书画作品正因具有这种特质,自然也成了最佳的炒作对象。
进入到书画市场中的炒作者虽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钱,但由于角色不同,炒作的手法自然也各不相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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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炒作是为了那20%的佣金。按说,拍卖公司只是一个中介机构,它既非买方也非卖方,只是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因此交易价格应与它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因为按规定,一件作品成交后,拍卖公司可依成交价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0%的佣金,作品成交价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拍卖公司佣金的多少,因此与拍卖公司利害攸关。现在,一场拍卖会成交额动辄上亿元,拍卖公司就会有数千万进账。何况,除去这看得见的利益,高成交额还代表着一个公司的实力,对今后拍品的征集及业务扩展都大有好处,何乐而不炒?拍卖公司与书画家。藏家以及投机者联手哄抬价格的事情已不是什么新闻,甚至虚假成交,虚报成交价的丑闻也屡有曝出。
书画家炒作自然是希望名利双收。现在从事书画创作的人不计其数,但别说成为大师,即使能在圈内小有名气也非易事。书画作者之间常有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之下,哪怕你的作品很优秀,也无人问津,没有市场;而一旦突破这个点,自然会有人追捧,甚至挡都挡不住。现在,书画界越来越呈两极分化的状态,少数名家的作品售价几十万数百万已不足为奇,而那些不为人知者的作品可能数百元甚至几十元却不一定有市场。如此大的差别,自然人人都想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一些书画家不是专心于艺术,不是从画廊这个一级市场一步步成长,而是通过一些旁门左道以迅速出名。
在一位圈内朋友的引荐下,我认识了画家大超(化名)。起初他并不愿接受采访,在我一再保证不暴露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他才欲说还休地向我透露了他的“成名史”。大超人处中年,从小热爱绘画,也曾得过名家指点。数千年来,他潜心创作,并深信凭着自己的天赋与勤奋,将来一定能扬名画坛。但近几年书画市场的喧嚣与火爆让他有些沉不住气,特别是看到原来和自己一起默默无闻的同行一个个风生水起,借着市场不仅捞回了大把钞票,而且还混得小有名气,再看看自己灰头土脸的窘迫样儿,他猛然醒悟——与其顾影自怜,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东拼西凑借了几十万块钱,学着“成功者”的惯用伎俩,出画册、请评论家及媒体等铺天盖地吹捧一番,先混个脸儿熟,然后作品就顺理成章地直接进入拍卖这个高端市场。进入拍场后,为了把价位拔高,雇托儿炒作也必不可少。于是 他又请来亲朋好友对自己的作品轮番举牌飙价,营造人气火旺的局面,引得一些不明就里的初来乍到者纷纷跟进,一旦有人喊到一定的高价,他们就赶紧出手。实在没人竞价,也不能让流拍,自己拍回来,最后不交割就是了,大不了损失一些拍卖费用。而在拍卖会上拍出的价,就往往代表了书画家作品目前的市场价。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大超的作品已由原来的每幅几百元飙升到每平尺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不仅先前投入的几十万元早已悉数收回,而且新近还鸟枪换炮,购置了别墅、名车。现在,大超的作品时不时地能与那些名家作品一同展出,他的名字有时也被一些人与名家的名字相提并论,他本人也经常出入一些名家笔会,俨然已跻身于名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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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炒作的目的是赚取差价。书画本是一种精神消费品,由于它的稀缺性和艺术性而让人爱不释手,进而发展成藏品。收藏客观上常常会使藏品升值而给藏家带来经济效益,于是一些有经济头脑者便把书画当成了一种投资品。既然是投资,自然是希望自己手里的货价格涨得像运动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于是投资者穿梭子各画廊与拍场之间,书画在各投资人之间如击鼓传花般频繁流转,甚至常常是上半年买进,下半年就抛出,为的就是那可观的差价。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宋玉麟在一次研讨会上曾指出:画家没有经过一级市场培育,藏家也没有经过一级市场锻炼,直接进到拍卖市场,使市场变得很复杂。买画者不知道画好在哪里,买画的目的就是为抛出去赚钱。书画市场有点被异化,艺术价值削弱了,经济价值被过度宣扬。当前的“书画热”,其实与“文化”并没有多大关系。
市场正道是理性
通过对画廊老板、拍卖公司经理、书画家、收藏家、评论人以及政府官员等书画市场中各个环节人士的采访可知,他们普遍认为书画市场还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朝阳产业,市场目前的虚火与无序是和我国现阶段整个市场经济形势相一致的,法规建设、管理机制、行业自律、市场运作等方面还不成熟,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公平竞争等问题依然存在。但他们都对书画市场充满信心,认为通过市场自身的净化作用加上政府的干预,市场必将走向理性。
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北京画院院长。北京市美协主席、著名画家王明明接受了本刊的专访。他认为,书画市场是一个文化生态圈,决非是简单的书画交易。现在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市场,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但政府在有些地方做得还不到位,法律法规不能及时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使一些问题处在失控状态,完全在市场大潮中随波逐流。比如税收立法问题。现在书画市场的税收制度很不健全。同时由于目前书画市场经纪人制度尚不成熟,很大一部分交易是在书画家与购买者之间私下进行的。有人曾大致估算,仅宋庄画家村每年的交易额就达1000多万元,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私下交易,存在一个很大的税收漏洞。再如,大家都知道,对那些文字、影像等作品的出版、发行都要依法进行严格的审批,但对书画作品的公开却没有任何法律加以限制。于是,一些书画家为了迎合市场,创作一些格调低俗的作品公开展览出售。特别是现在海外基金大量涌入我国书画市场,一些画家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大量创作一些我国领袖像等政治题材的作品,有的甚至丑化领袖、歪曲历史。王明明说,鉴于对海外资金引导我国书画艺术品走向的担心,他已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文化安全”的问题。
同时,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其自身有净化作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必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适当干预。比如书画打假的问题,虽然对一些高仿字画目前尚存在鉴定难的问题,一般的赝品其实并不难鉴定。尤其是对潘家园旧货市场那样明目张胆制售假书画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依照《著作权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进行查处。
市场:大浪淘沙见真金
政府可以对公开制售赝品者予以查处,但政府却无法控制那些急功近利者的炒作。对于市场中的某些不规范行为,还有赖市场自身优胜劣汰的功能。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画家、商家以及买家都会日益走向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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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王明明谈炒作问题时,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有人曾在媒体上公开评论,说您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但您作为一位中年艺术家,现在有两幅作品已拍到300多万元,言外之意似有炒作嫌疑。您怎么看?”王明明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坦然地说:“当时拍出这个价格我也有些吃惊。不过凭心而论,拍出高价的那两幅作品都是我的精心力作,用历史的和长远的眼光看,它们在艺术长河中有较高的艺术性,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的作品并不是都这么高的价,也有数万元甚至几千元的。况且,我的作品每年的成交额达数千万,我哪有这么大的资金去维持这个市场?”王明明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必去考虑市场,而应专心于艺术创作。艺术家应该用自己的艺术引领市场,而不是跟着市场跑。有了一流的作品,还愁没有市场吗?现在一些书画家把心思过多放在炒作及迎合市场上,能卖什么就画什么,到处“克隆”自己的作品,千画一面。当市场大潮回落的时候,最先淘汰的就是他们。
刘尚勇作为一位在市场最前沿搏击多年的人士,可以说对市场的道道儿摸得门儿清,他说:“现在的艺术品市场已经从初期的自由竞争上升到品牌竞争阶段。拍卖公司虽然没有义务为拍品保真,但我们还是充分利用荣宝斋在鉴定等方面的优势,尽量不让赝品上拍。为什么?因为市场在逼着我们这么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就必须靠品牌,而品牌靠什么?靠信誉。荣宝斋是一个300多年历史的老店,为一点蝇头小利去砸我们的金字招牌,不是因小失大吗?”
刘尚勇还对那些打算到书画市场试试水的外行作了提醒。他说:“书画收藏有两个等级,一个是大众收藏,一个是高端收藏。大众藏品价格低,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扩大市场,让更多的人参与。而高端收藏在目前可以说还是有钱人的游戏。他们有足够的实力一掷千金,即使一不小心上当买了赝品,他们也损失得起。在市场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进入书画市场之前,要么先挣够钱,要么先练好眼力。既没钱又没眼力,最好不要盲目介入,尤其是不要抱着赚大钱的想法贸然介入。否则,一旦血本无归,后果还得自己担着。”
与拍卖这个书画二级市场的红火相比,传统的画廊业要显得冷清许多。茹古斋是一个位于琉璃厂东街的百年老店,以前也和其他画廊一样,惨淡经营。虽然每天光顾的客人不少,生意却不多,一两个月不开张是正常现象。但今 年“五一”黄金周的一次尝试却让他们豁然开朗。总经理刘国柱向我介绍说,以前每逢黄金周,他们大都放假关门,因为没有生意。今年“五一”前夕,为打破这种僵局,他们打算请几位书画家朋友到店里现场作画,以聚聚人气,并且还和书画家约定,作品均以超低价酬宾。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营销方式不仅吸引了大量顾客观摩,而且短短7天时间成交数十幅作品,几乎等于以前一年的销售量。
刘国柱在喜出望外之余,迅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认为这种现场创作的方式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解决了市场的两个瓶颈:赝品和价格虚高。在这里,顾客不仅可以目睹书画家创作的全过程,而且一旦成交,画廊还免费为买家和书画家拍合影,以留下永久纪念。这不仅解决了赝品问题的困扰,而且买者与自己喜爱的书画家近距离接触,拉近了他们的感情。同时,由于买者亲历了所购作品创作的全过程,作品融入了他自己的情感,更增添了审美情趣和艺术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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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茹古斋经营的书画三五万元是最普通的,眼睛主要盯着有钱人,虚高的价格使中低收入者望而却步。但现在,他们已把眼光投向了更广大的中低收入者阶层。数百元就可以买到一张真品,这让更多的人不必再在昂贵的书画面前自惭形秽,而是有了接近和了解书画艺术的兴趣。
摸到了市场规律,刘国柱顿觉柳暗花明。他们在400多平米的画廊摆上了8张大画案,笔墨纸砚也置备齐全,“摆开八仙桌,迎接十六方”。来这里写字画画,不限头衔,不问出身,不收费用,只有一条,你的作品要过了总经理刘国柱的眼。也就是说,除了艺术水准,来这里创作没有任何其他的门槛。于是,书画者纷纷慕名而来。现在,每天顾客盈门,从5月到现在短短4个月时间,卖出去的作品早已逾千幅。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现在,这里已成为许多书画家倾慕的一个平台,很多书画家就是从这里打开了市场缺口。画家孙振千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的作品定位在两三万元一幅,但一年也卖不了几张。5月份我来到茹古斋,从三四百元开始,结果很受欢迎,两个多月就卖了80多张,虽然价格降下来了,收入反而提高了。这样一方面我为更多的人服务了,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喜欢我的作品,对我也是个无声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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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张晶已70岁了,是周秀歧(国立艺专潘天寿的学生,吴冠中同班同学)的入室弟子,可谓师承有序。但由于大半辈子一直在贵州,“笔底明珠无人买”,只得“闲抛闲掷野藤中”。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茹古斋。他小试牛刀,那娴熟的大写意手法让目光极高的刘国柱大加赞赏,称之为“大雅之作”。现在,老先生成了茹古斋的签约画家,他的画也从最初的无人知晓到近万元一幅,且每天定单不断。满头银发的张老先生神采奕奕,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
刘国柱说,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画廊应该走的路子,就是为画家和买家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画廊借助这个平台,发现、宣传并向市场推介优秀画家,画廊与画家一起成长。市场是块试金石,行与不行完全由买家说了算。一些有着各种头衔的书画家在这里由于没有市场,他自己就不来了。从5月到现在,在这里创作的书画家作品价格已普遍翻了一番,这种价格不是人为炒作,而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2005年末至今,高温的书画市场已出现明显回落,即使在二级市场,前两年火爆的场景已不多见,观望多于冲动。不管是成交率还是成交价位,均呈明显下滑态势。即便面对名家作品,也不会盲目出高价,而是要分个三六九等,以艺术高下来论价。业内人士对此并不担心,普遍认为:这一方面是前两年的火爆消耗了一部分购买力,另一方面也是市场走向理性的表现,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的。
编辑/李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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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书画市场早已有之,特别是在唐宋元明清几朝的1000多年中,不仅出现了一批才气横溢的书画家,也培育了一代代收藏家和书画爱好者,书画不仅是当时文人学士的雅赏之物,也可为书画家换口饭吃。
我国当代意义的书画市场起自上世纪80年代。虽只有短短的20余年,但它逼人的发展态势极大地刺激了众多人的神经。除了原有的书画家、画商及收藏家等一批圈内人,其他行业的人也纷纷把目光转向这里,甚至投身其中,共同把书画市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境地。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更是成了全国书画市场的风向标。但在貌似繁荣的背后,种种混乱与猫腻也暴露了市场的不成熟。
书画市场:风景这边独好
在股票、房地产、邮票等投资市场普遍不景气的时候,书画市场作为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却表现出异常的火爆和强劲的增长势头。
人气急聚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书画市场还是二元结构,即以画廊、画店等门店交易的普通市场和地摊式交易的民间市场,拥有荣宝斋等众多老字号画廊的北京琉璃厂是这种市场结构的典型代表。那时的市场是一个不温不火的行情。进入1990年代,随着1992年深圳“首届当代名人字画拍卖会”上的第一声槌晌,传统的二元结构被国际通行的三元市场结构所打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等艺术品拍卖公司先后在北京成立,北京的书画市场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元素——中介方拍卖公司。经过10年的发展,到2005年,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翰海、北京荣宝、北京保利5家北京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囊括了全国同类公司成交额的前5名,成为全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大鳄。在它们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把北京的书画市场迅速推向一个新境地。
现在,“飘红”“暴涨”“井喷”这些股市术语成了书画拍卖市场上的高频词语。买卖双方似乎都尝到了市场的甜头,拍卖连轴转,画廊遍地开花,展览会、博览会形形色色,买家赶集似的穿梭其间。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尚勇深有感触地说:“这两年的行情实在是太火爆了,连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拍卖师一喊出底价,竞买者马上轮番举牌竞价。有时才刚喊到70万。80万,就突然有人一下子喊出了500万。甚至有的竞买者跟拍卖师说,让别人喊吧,我永远比他们多一口儿(高一个价位阶梯)。有一位老兄更有意思,举牌举累了,就把牌子钉在了墙上,说只要不把牌子拿下来,就代表一直在竞价。一件拍品常常经过十几轮甚至几十轮的竞价,价格喊到数百万甚至几千万,我们在现场看着都觉得惊心动魄。”
屡创天价神话
正如有人所言,现在的书画市场就像体育赛场,纪录被不断刷新。1994年春季中国嘉德首场拍卖会推出的张大千《石梁飞瀑》以209万元成交,齐白石的《松鹰》横幅以176万元成交,书画在我国内地的单件成交额第一次突破百万元。随后,北京翰海1995年秋季拍卖会推出的北宋张先《十咏图》手卷以1980万元成交,中国嘉德1996秋季拍卖会推出的傅抱石《丽人行》横批以1078万元成交,首次实现中国书画单件成交额过千万元大关,并由此带动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期。时隔10年,也就是2004年和2005年间,艺术品拍卖市场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仅这两年,已有60余幅书画作品拍卖超过1000万元,拍出千万元高价已不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数百万元更是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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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的《华祝三多图》仅拍出200多万元时隔10年后,在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上以2860万元成交,翻了10余倍。1998年,赵孟颊临《兰亭序》的佳作真迹《临临禊帖》仅以33万元成交,而7年后拍出935万元,涨了27倍,创下书画拍卖市场涨幅最高的纪录。在北京瀚海2004年春季拍卖会上,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页》以6930万元成交,创出了中国书画拍卖有史以来的最高价。2005年,北京保利推出的徐悲鸿油画《珍妮小姐画像》以2200万元成交,创了当时中国油画的新纪录;到了2006年,他的油画代表作《愚公移山》以3300万元成交,再次将纪录刷新。荣宝2005秋季拍卖会上,程十发仅2.2平尺的《婚礼》以187万元成交,创下了每平尺8 5万元的最高纪录……
书画市场的火爆让人觉得这里不是一个艺术品市场,而是一个淘金之地,它能让你百万甚至千万富翁的美梦一夜成真。
繁荣背后的无序
疯狂必然伴随着非理性。在那些艺术品市场比较成熟的国家,艺术品收藏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才能获利,且利润一般在20%~30%之间,我国的书画市场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利润却是成倍甚至数十倍地增长。这让外行人对本就觉得高深莫测的书画市场更是如雾里看花。然而,业内人士在对书画市场充满信心的同时,对繁荣背后的混乱与无序也不无担忧。
赝品,书画市场永远的痛
书画作伪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1000多年前就有人临摹前辈名家的书画作品,不过那时只是为了广为流传,供学习、欣赏和传代之用。但现在的情况已大不同于以往,赝品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市场。有人说,在所有商品中,敢于公开承认造假售假,并大张旗鼓地开起假货专卖店,甚至形成假货一条街和万米大市场的,恐怕只有“中国书画”这种“精神”商品了。在素有“假货集散地”之称的潘家园旧货市场,记者就看到了这种场景。无论是在二楼的书画市场还是在一楼的书画一条街,“名家、大家之作”随处可见。尤其是现、当代名家更是被假胃的重点。启功、沈鹏、刘炳森的字,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干的画,都被挂在各画店最打眼的位置,且价格低廉,通常数百元一幅。
在潘家园的书画一条街,我信步走进一个画店。与其他画店一样,这里挂满了“名家字画”。老板姓陈,很健谈。他告诉我,他原是河北某地的一名教师,喜爱书法。他店里的大部分字画都是他和他妻子二人仿写,他专仿沈鹏、刘炳森等,妻子专仿启功。我看他的字还颇有几分功底,就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练练,署上自己 的名字,说不定自己能成了书法家,那岂不更好。他说:“没用。同样是我写的字,署上我的名字,几十块钱也没人要。署上名家的名字,就能卖几百块。我不想苦熬一辈子当什么书法家,多挣点儿钱就行了。谁的字卖得好我们就仿谁的。现在我们只仿(书协)副主席以上的,这些人的字有人要,市场行情不错。”我问他模仿这些名家的字体需要多长时间,他说自己从小练过书法,有底子,所以通常跟着字帖和光盘,练上一个月,虽不能以假乱真,但足以蒙住外行人。他颇为得意地说:“我和几位名家的弟子关系不错,连他们都说我的字仿得像,他们甚至有时也上我这里来拿货。”我很吃惊:他们要自己老师的赝品有何用?老板笑道:“有一些所谓的名家弟子会仿冒老师的字画,但那些大家真正的学生一般不会这么做。由于他们是名师之徒,又常会有亲朋好友向他们索要老师的作品。如果说要不出来,那多没面子。但老师哪有那么多的作品让他们送人?所以他们有时就来我这里拿几幅应付差事。花几百块钱,又不失面子,皆大欢喜。”陈老板夫妻来北京开画店已有六七年的历史,他已记不清自己卖出去了多少幅作品,但他肯定地说,他卖出去的几位“名家的字画”要比这几位书画家本人一辈子创作的作品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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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里摆明了就是制假售假不同的是,一些画廊甚至拍卖会,却是愣将赝品充真品卖,且价格与真品相差无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造假技术也在不断进步,造假集团不仅分工仔细,而且专业水平和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从以前的个体手工到现在的集体流水作业,利用幻灯投影、照相制版以及电脑合成照片,用激光照排技术仿制印章,甚至已发展到利用计算机分析结构数据等。这些“高仿品”仿真程度之高足以让资深鉴定师走眼。
赝品使一些人获得了暴利,但也搅乱并妨碍了书画市场的发展。现在,各路资金已敏锐地嗅到了书画市场的暴利,纷纷挤进身来分一杯羹,北京目前已有艺术品拍卖公司50多家。僧多粥少的局面使一些中小公司苦于征集不到吸引人的拍品,因此,一些打算捞一把就溜的小公司常常会干一些知假拍假的一槌子买卖。而且根据我国现行《拍卖法》的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就意味着,拍卖公司没有义务为拍品保真。尽管我国《刑法》已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行为的,最多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问题是现在并没有一个官方或圈内一致认可的面向市场的鉴定机构。2005年下半年,受市场火爆的刺激,各种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鉴定公司纷纷挂牌,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鉴定机构都声称拥有强大的专家鉴定队伍,填补民间收藏鉴定领域的空白。但他们的可信度有多大?就连启功老先生都曾说:书画鉴定工作除限于鉴定者的水平造成失误外,还有可能受八类“世故人情”的干扰而“屈心”作出不实的结论。例如“挟贵”,即对某些领导、社会名流和财大气粗的企业家,就不便说使他们“扫兴”的话;“挟长”“尊贤”,是说对书画鉴定权威或前辈的意见不能轻易否定;“护短”,意思是书画鉴定家误鉴后的面子问题;而“远害”,是鉴定家唯恐说真话而得罪制假贩假者并遭报复,只得敷衍了事,“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甚至书画家本人也可能因种种原因对自己的作品作虚假鉴定。曾有一知名画家因和前妻有矛盾,就说前妻送拍的他的作品是赝品,并要求撤拍,但前妻又拿出证据说这件作品就是这位画家的亲笔画,后来险些对簿公堂。书画的真伪谁说了算?在这一系列问题没得到较好的解决前,想通过法律的手段讨个说法并不容易。所以如果一不小心花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买到的却是赝品,除了自认倒霉,一般没有更好的索赔方法。
炒作,让市场愈加扑朔迷离
如今,我们仿佛已进入一个炒作的时代。最开始是炒股票,发展到后来,本是用来遮风避雨的房子也成了炒作的对象,甚至几个会唱几首歌的女孩子在众目睽暌之下被炒成家喻户晓的明星,并迅速成为千万富妹。炒作,就是有这种“化平凡为神奇”的力量。俗话说:“黄金有价,艺术无价。”艺术品可说是价格最具弹性的商品,书画作品正因具有这种特质,自然也成了最佳的炒作对象。
进入到书画市场中的炒作者虽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钱,但由于角色不同,炒作的手法自然也各不相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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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炒作是为了那20%的佣金。按说,拍卖公司只是一个中介机构,它既非买方也非卖方,只是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因此交易价格应与它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因为按规定,一件作品成交后,拍卖公司可依成交价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0%的佣金,作品成交价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拍卖公司佣金的多少,因此与拍卖公司利害攸关。现在,一场拍卖会成交额动辄上亿元,拍卖公司就会有数千万进账。何况,除去这看得见的利益,高成交额还代表着一个公司的实力,对今后拍品的征集及业务扩展都大有好处,何乐而不炒?拍卖公司与书画家。藏家以及投机者联手哄抬价格的事情已不是什么新闻,甚至虚假成交,虚报成交价的丑闻也屡有曝出。
书画家炒作自然是希望名利双收。现在从事书画创作的人不计其数,但别说成为大师,即使能在圈内小有名气也非易事。书画作者之间常有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之下,哪怕你的作品很优秀,也无人问津,没有市场;而一旦突破这个点,自然会有人追捧,甚至挡都挡不住。现在,书画界越来越呈两极分化的状态,少数名家的作品售价几十万数百万已不足为奇,而那些不为人知者的作品可能数百元甚至几十元却不一定有市场。如此大的差别,自然人人都想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一些书画家不是专心于艺术,不是从画廊这个一级市场一步步成长,而是通过一些旁门左道以迅速出名。
在一位圈内朋友的引荐下,我认识了画家大超(化名)。起初他并不愿接受采访,在我一再保证不暴露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他才欲说还休地向我透露了他的“成名史”。大超人处中年,从小热爱绘画,也曾得过名家指点。数千年来,他潜心创作,并深信凭着自己的天赋与勤奋,将来一定能扬名画坛。但近几年书画市场的喧嚣与火爆让他有些沉不住气,特别是看到原来和自己一起默默无闻的同行一个个风生水起,借着市场不仅捞回了大把钞票,而且还混得小有名气,再看看自己灰头土脸的窘迫样儿,他猛然醒悟——与其顾影自怜,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东拼西凑借了几十万块钱,学着“成功者”的惯用伎俩,出画册、请评论家及媒体等铺天盖地吹捧一番,先混个脸儿熟,然后作品就顺理成章地直接进入拍卖这个高端市场。进入拍场后,为了把价位拔高,雇托儿炒作也必不可少。于是 他又请来亲朋好友对自己的作品轮番举牌飙价,营造人气火旺的局面,引得一些不明就里的初来乍到者纷纷跟进,一旦有人喊到一定的高价,他们就赶紧出手。实在没人竞价,也不能让流拍,自己拍回来,最后不交割就是了,大不了损失一些拍卖费用。而在拍卖会上拍出的价,就往往代表了书画家作品目前的市场价。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大超的作品已由原来的每幅几百元飙升到每平尺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不仅先前投入的几十万元早已悉数收回,而且新近还鸟枪换炮,购置了别墅、名车。现在,大超的作品时不时地能与那些名家作品一同展出,他的名字有时也被一些人与名家的名字相提并论,他本人也经常出入一些名家笔会,俨然已跻身于名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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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炒作的目的是赚取差价。书画本是一种精神消费品,由于它的稀缺性和艺术性而让人爱不释手,进而发展成藏品。收藏客观上常常会使藏品升值而给藏家带来经济效益,于是一些有经济头脑者便把书画当成了一种投资品。既然是投资,自然是希望自己手里的货价格涨得像运动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于是投资者穿梭子各画廊与拍场之间,书画在各投资人之间如击鼓传花般频繁流转,甚至常常是上半年买进,下半年就抛出,为的就是那可观的差价。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宋玉麟在一次研讨会上曾指出:画家没有经过一级市场培育,藏家也没有经过一级市场锻炼,直接进到拍卖市场,使市场变得很复杂。买画者不知道画好在哪里,买画的目的就是为抛出去赚钱。书画市场有点被异化,艺术价值削弱了,经济价值被过度宣扬。当前的“书画热”,其实与“文化”并没有多大关系。
市场正道是理性
通过对画廊老板、拍卖公司经理、书画家、收藏家、评论人以及政府官员等书画市场中各个环节人士的采访可知,他们普遍认为书画市场还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朝阳产业,市场目前的虚火与无序是和我国现阶段整个市场经济形势相一致的,法规建设、管理机制、行业自律、市场运作等方面还不成熟,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公平竞争等问题依然存在。但他们都对书画市场充满信心,认为通过市场自身的净化作用加上政府的干预,市场必将走向理性。
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北京画院院长。北京市美协主席、著名画家王明明接受了本刊的专访。他认为,书画市场是一个文化生态圈,决非是简单的书画交易。现在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市场,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但政府在有些地方做得还不到位,法律法规不能及时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使一些问题处在失控状态,完全在市场大潮中随波逐流。比如税收立法问题。现在书画市场的税收制度很不健全。同时由于目前书画市场经纪人制度尚不成熟,很大一部分交易是在书画家与购买者之间私下进行的。有人曾大致估算,仅宋庄画家村每年的交易额就达1000多万元,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私下交易,存在一个很大的税收漏洞。再如,大家都知道,对那些文字、影像等作品的出版、发行都要依法进行严格的审批,但对书画作品的公开却没有任何法律加以限制。于是,一些书画家为了迎合市场,创作一些格调低俗的作品公开展览出售。特别是现在海外基金大量涌入我国书画市场,一些画家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大量创作一些我国领袖像等政治题材的作品,有的甚至丑化领袖、歪曲历史。王明明说,鉴于对海外资金引导我国书画艺术品走向的担心,他已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文化安全”的问题。
同时,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其自身有净化作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必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适当干预。比如书画打假的问题,虽然对一些高仿字画目前尚存在鉴定难的问题,一般的赝品其实并不难鉴定。尤其是对潘家园旧货市场那样明目张胆制售假书画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依照《著作权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进行查处。
市场:大浪淘沙见真金
政府可以对公开制售赝品者予以查处,但政府却无法控制那些急功近利者的炒作。对于市场中的某些不规范行为,还有赖市场自身优胜劣汰的功能。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画家、商家以及买家都会日益走向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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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王明明谈炒作问题时,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有人曾在媒体上公开评论,说您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但您作为一位中年艺术家,现在有两幅作品已拍到300多万元,言外之意似有炒作嫌疑。您怎么看?”王明明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坦然地说:“当时拍出这个价格我也有些吃惊。不过凭心而论,拍出高价的那两幅作品都是我的精心力作,用历史的和长远的眼光看,它们在艺术长河中有较高的艺术性,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的作品并不是都这么高的价,也有数万元甚至几千元的。况且,我的作品每年的成交额达数千万,我哪有这么大的资金去维持这个市场?”王明明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必去考虑市场,而应专心于艺术创作。艺术家应该用自己的艺术引领市场,而不是跟着市场跑。有了一流的作品,还愁没有市场吗?现在一些书画家把心思过多放在炒作及迎合市场上,能卖什么就画什么,到处“克隆”自己的作品,千画一面。当市场大潮回落的时候,最先淘汰的就是他们。
刘尚勇作为一位在市场最前沿搏击多年的人士,可以说对市场的道道儿摸得门儿清,他说:“现在的艺术品市场已经从初期的自由竞争上升到品牌竞争阶段。拍卖公司虽然没有义务为拍品保真,但我们还是充分利用荣宝斋在鉴定等方面的优势,尽量不让赝品上拍。为什么?因为市场在逼着我们这么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就必须靠品牌,而品牌靠什么?靠信誉。荣宝斋是一个300多年历史的老店,为一点蝇头小利去砸我们的金字招牌,不是因小失大吗?”
刘尚勇还对那些打算到书画市场试试水的外行作了提醒。他说:“书画收藏有两个等级,一个是大众收藏,一个是高端收藏。大众藏品价格低,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扩大市场,让更多的人参与。而高端收藏在目前可以说还是有钱人的游戏。他们有足够的实力一掷千金,即使一不小心上当买了赝品,他们也损失得起。在市场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进入书画市场之前,要么先挣够钱,要么先练好眼力。既没钱又没眼力,最好不要盲目介入,尤其是不要抱着赚大钱的想法贸然介入。否则,一旦血本无归,后果还得自己担着。”
与拍卖这个书画二级市场的红火相比,传统的画廊业要显得冷清许多。茹古斋是一个位于琉璃厂东街的百年老店,以前也和其他画廊一样,惨淡经营。虽然每天光顾的客人不少,生意却不多,一两个月不开张是正常现象。但今 年“五一”黄金周的一次尝试却让他们豁然开朗。总经理刘国柱向我介绍说,以前每逢黄金周,他们大都放假关门,因为没有生意。今年“五一”前夕,为打破这种僵局,他们打算请几位书画家朋友到店里现场作画,以聚聚人气,并且还和书画家约定,作品均以超低价酬宾。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营销方式不仅吸引了大量顾客观摩,而且短短7天时间成交数十幅作品,几乎等于以前一年的销售量。
刘国柱在喜出望外之余,迅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认为这种现场创作的方式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解决了市场的两个瓶颈:赝品和价格虚高。在这里,顾客不仅可以目睹书画家创作的全过程,而且一旦成交,画廊还免费为买家和书画家拍合影,以留下永久纪念。这不仅解决了赝品问题的困扰,而且买者与自己喜爱的书画家近距离接触,拉近了他们的感情。同时,由于买者亲历了所购作品创作的全过程,作品融入了他自己的情感,更增添了审美情趣和艺术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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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茹古斋经营的书画三五万元是最普通的,眼睛主要盯着有钱人,虚高的价格使中低收入者望而却步。但现在,他们已把眼光投向了更广大的中低收入者阶层。数百元就可以买到一张真品,这让更多的人不必再在昂贵的书画面前自惭形秽,而是有了接近和了解书画艺术的兴趣。
摸到了市场规律,刘国柱顿觉柳暗花明。他们在400多平米的画廊摆上了8张大画案,笔墨纸砚也置备齐全,“摆开八仙桌,迎接十六方”。来这里写字画画,不限头衔,不问出身,不收费用,只有一条,你的作品要过了总经理刘国柱的眼。也就是说,除了艺术水准,来这里创作没有任何其他的门槛。于是,书画者纷纷慕名而来。现在,每天顾客盈门,从5月到现在短短4个月时间,卖出去的作品早已逾千幅。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现在,这里已成为许多书画家倾慕的一个平台,很多书画家就是从这里打开了市场缺口。画家孙振千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的作品定位在两三万元一幅,但一年也卖不了几张。5月份我来到茹古斋,从三四百元开始,结果很受欢迎,两个多月就卖了80多张,虽然价格降下来了,收入反而提高了。这样一方面我为更多的人服务了,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喜欢我的作品,对我也是个无声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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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张晶已70岁了,是周秀歧(国立艺专潘天寿的学生,吴冠中同班同学)的入室弟子,可谓师承有序。但由于大半辈子一直在贵州,“笔底明珠无人买”,只得“闲抛闲掷野藤中”。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茹古斋。他小试牛刀,那娴熟的大写意手法让目光极高的刘国柱大加赞赏,称之为“大雅之作”。现在,老先生成了茹古斋的签约画家,他的画也从最初的无人知晓到近万元一幅,且每天定单不断。满头银发的张老先生神采奕奕,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
刘国柱说,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画廊应该走的路子,就是为画家和买家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画廊借助这个平台,发现、宣传并向市场推介优秀画家,画廊与画家一起成长。市场是块试金石,行与不行完全由买家说了算。一些有着各种头衔的书画家在这里由于没有市场,他自己就不来了。从5月到现在,在这里创作的书画家作品价格已普遍翻了一番,这种价格不是人为炒作,而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2005年末至今,高温的书画市场已出现明显回落,即使在二级市场,前两年火爆的场景已不多见,观望多于冲动。不管是成交率还是成交价位,均呈明显下滑态势。即便面对名家作品,也不会盲目出高价,而是要分个三六九等,以艺术高下来论价。业内人士对此并不担心,普遍认为:这一方面是前两年的火爆消耗了一部分购买力,另一方面也是市场走向理性的表现,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的。
编辑/李小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