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徐德江先生在《汉字与普通语言学》中指出，我们可以得出人类一切语言(口说与书写)所共有的区分词汇与语法的标准了：凡由口说语言的语音(文字的字形)符号的增加、减少、替换等方式来表示语义变化者，都是词汇问题；凡是符号本身无变化，只由口说语言的语音(文字的字形)符号的次序变化，即用语言单位的结合性表示语义者，才是语法问题。(徐德江，1998)
后来徐先生在《浅谈文字语言》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凡由符号的物质外壳(语音、字形)直接表示的意思，都是词汇意义，属词汇范围；凡由符号的物质外壳(语音、字形)相互的结合性和由符号的物质外壳(语音、字形)与语境的结合性所表示的意思，都是语法意义，属语法范围。这才是真正的人类语言文字中都存在的共性语法。徐先生接着指出：西方特色的普通文字学语言学，沿用印欧语言理论，将形态变化定为语法的主要内容，把虚词亦列为语法内容，都是不对的。(徐德江，2005)
原先，我们接受了基于印欧语言特色的所谓“普通语言学”理论，认为“形态和虚词都属于语法范畴”。后来，学习了一些基于汉语汉字特色来构建真正的普通语言文字学的学者们的论著，其中包括徐德江先生的论著，逐步改变看法。现在，我们完全赞同徐德江先生的论点。下面谈谈对这一理论的评析。
一、语法是用小的语言文字单位结合成大的语言文字单位的法则
人类运用各种手段来认知、描绘和表述周围的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有“三维”的空间和“一维”的时间，所以客观世界是“多维的”，简单地说，我们生活在“四维”的世界里。
下面的情景可以使我们亲身体验到世界是“四维”的。当我们走进一个静止的火车厢，会感到这个车厢的长、宽、高，即感到自己处于“三维”的世界里；当这列火车开动以后，我们会感到这个三维的车厢载着我们一起随着“一维”的时间而向前运动，车窗外的物体仿佛都在向后运动，这时我们深深地感到自己生活在“四维”的世界里。
人们用“三维”的“蜡像”来塑造“多维”的历史人物，因为没办法表现“时间”，所以每一座“蜡像”尽管在形象上可以跟本人一模一样，但由于少了时间的“一维”而缺乏活力。
人们用“二维”的“图画”来描绘“多维”的客观事物，因为没办法表现“时间”的永不停顿，所以每一幅“图画”都标明只是截取了时间上特定的一瞬间。还因为二维“图画”跟三维“空间”相比，少了“一维”而缺乏“立体感”，要想呈现较真实的有“立体感”的画面情景，画家就得根据客观事物通过人的视觉在大脑中的映像(如照片那样)来总结归纳而规定了许多绘画法则，如透视学所规定的“体积上：近大远小，色彩上：近浓远淡，形象上：近处清晰远处模糊”等法则。这说明人类表达客观世界的手段的“维度”越少，表达的“局限性”越大，需要规定的表达法则就越多。
人们要想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客观世界就有更大的局限性：“语言”要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和听，“文字”要一个字词一个字词地写和阅。就是说，“语言文字”是“一维”的。
人们用“一维”的“语言文字”来表述“多维的”客观世界，因为少了太多的“维度”，就必须总结规定许多“约定俗成”的法规。这些法规的总和就是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语法”。本文所用的术语“语法”，既用于以声波传播的“有声语言”，也用于以光波传播的“有形文字”，并且都对应于英语的grammar。英语grammar既译为“语法”，也译为“文法”，因为grammar的词根gram义为“文字”。telegram(电报)的构词分析：tele-(远方)、-gram(文字)，“电报”就是“远方(传来的)文字”。
语法的主要矛盾是语言文字表述对象的“多维性”跟语言文字表述手段的“一维性”的矛盾。
说评书时所用的套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不表，且说……”就是“一维性”语言表述手段“局限性”的表现。客观世界中同一“时间”在不同“空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一维性”的语言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表述“不同空间”的事情，所以用语言作为表述手段的文学作品就规定了采用分叙、补叙、倒叙、倒插笔等等写法。
因为语言文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人文社会现象，不可能由哪一个“圣人”一次就制定出全部的“语法规则”而让大家去贯彻执行。何况语法规则也是在逐渐地与时俱进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近来语言学者们讨论的汉语“程度副词＋名词”(他的脸很中国)以及“动宾式动词＋宾语”(过境美国)等都是不符合“教学语法”规定但很流行的语言现象。而这些新的语言现象完全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用较简短的信息形式表达较丰富的信息内容”。
总之，语法是用小的语言文字单位结合成大的语言文字单位的约定俗成的与时俱进的法则。其中有3个要点：①语言文字单位的“结合性”；②法则的“约定俗成”；③法则的“与时俱进”。
二、词是“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
徐德江先生在《语言文字理论新探》中指出：“词是客观事物的标志”，“一个是标志客观事物的相对独立性的功能，叫做标独功能；一个是标志客观事物联系性的功能，称为结合功能。词就是标独功能与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徐德江，1986)
事物有相对独立性和普遍联系性。徐先生提出的词的“标独功能”体现了对事物的相对独立性的认识，“结合功能”体现了对事物普遍联系性的认识。“词的标独功能”是词的物质外壳(语音、字形)所表达的在意义上跟其他的词相区别的标独能力。“词的结合功能”是词所固有的潜在的跟其他的词相搭配的结合能力。词就是“标独功能”与“结合功能”这两个因素的对立统一体。
别的语言学家也看到了词的标独功能，也重视词与词的结合功能，但他们认为结合功能不是词的构造中的内容。他们认为词汇中的形态是为了表现语法而存在的，汉语的“虚词”也只不过是“实词”的外部结构形态，只有语法作用，没有词汇意义。
徐德江先生认为：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依存的。词的标独功能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起决定作用。标独功能决定结合功能是词结构的核心内容。任何一个词的产生首先决定于词的标独功能。标独功能确定了，结合功能也就随之产生了。标独功能是事物独立性的标志，结合功能是事物部分联系性的标志。一个词的产生，只有当人把词的物质外壳（能指）与词的意义（所指）结合起来，就是令这个物质外壳代表这个特殊事物的时候，这个物质外壳才具有“词”的资格，才能进入语言，表达人们的认识。
词的“相对独立性”的另一面就是词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词的联系性取决于词的意义。词的意义特征决定了在一维性的语言中，可以有怎样的组合，可以和哪些词结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词的意义决定了词的语法性，也可以说是词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词的普遍联系性。
西方语法分成两个部分：词法（morphology），句法（syntax）。morphology直译应为“形态学”；syntax直译应为“结构学”。前者研究词的本身，后者研究以词造句。
西方语言学家把“形态”作为语法研究的中心。在印欧语中，由词形变化建立语法范畴。于是，“形态”当然属于语法范畴。回想笔者上个世纪50年代在大学学俄语时，“语法”课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讲俄语的“形态”。那时笔者也认为“形态”当然属于“语法范畴”。同样是在50年代学习俄语的徐德江先生在深入研究了西方语言学和汉语汉字的特色之后，基于深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功底，早在1973年就有胆有识地提出了“形态和虚词不属于语法范围”的理论。
三、“虚词”属于词汇范畴而不属于语法范畴
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词汇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实词，一部分是虚词。实词只有词汇意义而没有语法意义；虚词只有语法意义而没有词汇意义。他们又说，有词汇意义的实词属于词汇范畴。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的虚词属于语法范畴。当今一些汉语语法教材说：虚词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功能。明明说虚词是词，而且属于词汇分类中首先分成的“实词和虚词”中的一大类，但是在具体论述虚词时，却又否定它们属于词汇范畴，只属于语法范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所有的词都是用来指称客观存在的事物和关系的，都具有词汇意义，也都具有语法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的客观存在都是“事物”，事物跟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事物”。实词和虚词都既能指称“事物”，也能指称“关系”。即实词和虚词都既有词汇意义，也具有语法意义。正像徐先生所指出的：实词和虚词都是“标独功能”与“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
先来看“实词”。例如“贵宾”这个词，因为词义是“尊贵的客人”，所以词类上是“名词”，语法上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而不宜作“谓语”。如说：*“他贵宾了”和*“他很贵宾”听起来都很别扭。并因词义上有“尊贵的”意思，所以适于跟含敬意的量词“位”相搭配，如说：“这一位贵宾”和“那两位贵宾”听着都很恰当。如说：*“这一位小偷”和*“那两位流氓”听起来也很别扭。又例如“病”这个词，因为词义是“主体生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所以词类上是“不及物动词”，即“一价动词：V{主语}”，语法上只能带“主语”而不能带“宾语”，只能问：“谁病了”而不能问：*“谁病了什么”。又如“吃”这个词，词义是“主体经过咀嚼而咽下去一种客体”，所以词类上是“单宾及物动词”，即“二价动词：V{主语、宾语}”，语法上可同时带“主语”和“宾语”，可以问：“谁吃了什么”。而“赠”这个词，词义是“主体无偿把客体送给邻体”，所以词类上是“双宾及物动词”，即“三价动词：V{主语、近宾语、远宾语}”，语法上可同时带两个“宾语”，可以问：“谁赠给什么人什么东西了”。这证明“实词”既有“标独功能”的显性的词汇意义，也具有“结合功能”的潜在的语法意义。但是不能因为有潜在的语法意义就说“实词”属于“语法范畴”。
再来看“虚词”。实际上，“实词”和“虚词”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虚词”和“实词”的划分本来就是人为的。何况汉语的“虚词”基本上是由“实词”演化而来。例如“和”这个词，因为作为实词有“平局、并列”的词义，所以可演化为“连词”，语法功能大致相当于英语的and。汉语的大多数“介词”(在、用、把)都是从“动词”演化而来。汉语最主要的“时态助词”(了、着)都有下列从“实词”到“虚词”逐步演化的轨迹：
“了(liǎo)”[实词，“了结”义，如“小事化了。”] →“了(le)”(虚词，“了结”义，如“雨停了。”
“着(zhuó)”[实词，“附着”义，如“飞机着陆。”] →“着(zhe)”(虚词，“持续”义，如“下着雨。”
这说明“虚词”跟“实词”同样兼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不能说虚词属于“语法范畴”。
四、“形态”属于词汇范畴而不属于语法范畴
西方早期的语法以“词”和“词形变化表”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有三个步骤：①划分出“词”这一语言实体；②确定“词类”；③制定完备的“词形变化表中的形态变化”，从而描写和分析词与词之间的句子结构中的句法关系。在西方语法史上，最先形成的是“形态学”，而句法描写又以形态描写为基础。研究词的形态变化，是为了说明句法学的功能。基于“形态是句法功能的形式标志”这种认识，就在“形态”和“语法”之间划上了等号，有了“形态发达的语言，其语法也发达”的结论。
汉语研究中一度盛行寻找“形态”，是因为有些中国语言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苏联语法学家的影响，以模仿“印欧语”为时尚。虽然在汉语中寻找“形态”之风像是一场“沙尘暴”那样已经过去，但是留下的“沙尘”仍遮盖着汉语汉字的“本色”，需要有识之士进一步深刻地揭示汉语汉字的根本特点，构建基于汉语汉字特点的真正的普通语言文字学。
印欧语的“形态”的功能，汉语是靠“虚词”和“词序”来完成的。以英语表示“时态”(tense)的方式来说，构成“过去时”(the past tense)采用了“形态”的方式(make→made；take→took)；而构成“将来时”(the future tense)采用了“虚词”的方式(make→shall make；take→will take)。可见，“形态”和“虚词”的区别点在于“形态”要打破和重新组合“实词”原形的“音节结构”以体现结合功能；而“虚词”不打破“实词”原形的“音节结构”，仅仅是增加了新词(离散的新的音节结构)以体现结合功能。
从学习“第二语言”的角度来看，英语的“将来时”容易学，因为只要记住“shall/will＋V”就行了；而“过去时”难学，因为需要记住许许多多“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由此可以得出语言学习“难易度”的两点结论：①“必需死记”的比重越大越难学，“能够推理”的比重越大越容易学；②“固定合成”的比重越大越难学，“按理装配”的比重越大越容易学。
总之，“形态”和“虚词”也跟“实词”同样，都是“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都属于“词汇范畴”而不属于“语法范畴”。
五、汉语语法主要研究语言文字的“顺序”
徐德江先生划清了“词汇学”和“语法学”研究内容的界限，为构建有汉语汉字特色的语法(文法)体系指明了方向。笔者在渐渐学习“徐德江文字语言理论”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汉语汉字特点的认识，初步草拟了以语序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汉语语法(文法)的轮廓，发表在《汉字文化》2007年第4期第20页(鲁川，2007)。我们大致把汉语顺序的研究分为：
①汉语“常规句”中按照“语义角色”的“固有预想度”排列的语块顺序。
②汉语“实用句”中按照“语用话位”的“升降预想度”移位的语块顺序。
③汉语“周边语块”中按照“多项定语”的“属性紧密度”排列的词语顺序。
④汉语“多音节词”中按照“构词理据模式”排列的字词顺序。
其中①、②、④的拙见，敬请参看(鲁川，2007)，此处不赘。但是关于③的拙见因篇幅所限而未能见于该文，现在补充如下，以便看到关于“汉语顺序”的比较完整的全貌。
1.汉语“周边语块”中的“定语”表达的是“中心语”的属性
越是体现固有的、本质属性的、“紧密度”越高的定语离中心语越近；越是体现变动的、非本质属性的、“紧密度”越低的定语离中心语越远。简单地说：关系越近的“定语”越靠近“中心语”。
按照上边所讲的，“预想论”指出：“关系”越近的越是先想到的，就先说。例如，年迈的张大娘高兴地说：“春节期间，儿子和儿媳妇都来了。”这是因为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比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妇近。如果隔壁的李大娘说：“春节期间，儿媳妇和儿子都来了。”就会让听这话的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李大娘的儿媳妇比儿子更孝顺，所以事实上在李大娘的心里，儿媳妇比儿子更亲近”。这里要注意，不能机械地理解“预想论”的“关系越近的就越先说，关系越远的就越后说”的论点。这一个论点的前提是“言者”自己是“关系基准者”，所说到的是“关系涉及者”。如上面第一例，张大娘说：“儿子和儿媳妇都来了”。其中，“张大娘”自己是“关系基准者”，而“儿子、儿媳妇”都是“关系涉及者”。因为“张大娘”在最前面，所以总结出来的语序规则：“关系越近的就越先说”，应该修改为表达得更准确的语序规则：关系越近的“关系涉及者”越靠近“关系基准者”。
在“定语和中心语”的语法关系中，“中心语”是关系基准者，“定语”是关系涉及者。关系越近的“定语”越靠近“中心语”。“关系越近”则“紧密度越高”。例如：
门外的那个蓝色塑料凳子。
①“塑料”跟“凳子”的紧密度最高。“塑料”是固有属性，不具有“可变性”。
②“蓝色”紧密度也较高。“蓝色”是比较固定的，如要变色需重新喷漆，“变更期”较长。
③“那个”紧密度很低。只是说话时的一种临时的“指别”。
④“门外的”紧密度最低。“门外的”可变为“屋里的”，只需要几秒钟。
2.“组合式”定语和“黏合式”定语
定语带“的”称为“组合式”定中结构；定语不带“的”就称为“黏合式”定中结构。多项定语顺序的基本规则是：“组合式”定语位于“黏合式”定语之前。就是说，从跟“中心语”的关系上看，“黏合式”定语比“组合式”定语的紧密度更高。例如：
①“新学生的宿舍”中，“新学生”是“黏合式”结构。这栋宿舍只住“新学生”，不住“老学生”。至于“宿舍”是否为“新”的，未加说明，不得而知。
②“新的学生宿舍”中，“学生宿舍”是“黏合式”结构。表明这栋“宿舍”是供全体学生住的，既住“新学生”，也住“老学生”。并且说明：这栋“宿舍”是“新”建成的。
3.多项定语的语义分类
多项定语的功能是凸显中心语的多种“属性”。中心语的“实体”就是这些属性的“宿主”。
定语的第一部分是中心语所在的位置，即所在的环境，称之为“所在”。定语的第二部分是言者所感到的中心语的性状，并对所感的信息发表“评述”，称之为“所感”。定语的第三部分是中心语所特有的跟宿主凝为一体的固有的属性，即可以跟中心语合成“一个名称”的，称之为“所称”。
①“所在”是中心语所在的“处境”和“指量”。包括“领主、时间、空间、行动、指别、数量”等。“所在”的功能是把此实体跟彼实体“区别”开来。
②“所感”是言者对中心语实体的所感而引发的“评述”。分为主观感评的“估量、评价”，以及客观感述的“外观、性质”。主观感述在前，客观感述在后而接近中心语。“所感”的功能是把言者感到的此实体的属性“凸显”出来，即对此实体加以“描写”。
③“所称”是中心语实体固有的本质属性。这种定语关系最近，属性和宿主凝成一体，甚至相当于一个“复合词”。“所称”的功能是言者可以把这个属性跟实体凝固成一个整体，以作为对该实体的“称呼”，就是对这个实体给以一个更准确更贴切的“名称”。
多项定语按照“所在”→“所感”→“所称”的顺序排列，充分体现了：人们观察事物的顺序是“从动到静，从大到小，从外到内”，人们评论和估价一个事物的顺序是“从主观到客观”，人们列举事物特征的顺序是“从非本质属性到本质属性”的原则。这一切都符合人们思考时先想到什么，后想到什么的顺序，也就是符合“预想论”的基本理论。
4.汉语多项定语按语义关系的分类排序
对于汉语多项定语按语义分类排序的研究，硕果累累。许多语法著作和教科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讨论。本文在前辈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预想论”的角度进行归纳和整理。对各种论著中的例句进行预想论的解释。
预想论作为一种新提出的语序理论，一方面要能解决先前的理论不能解决或解释不够完善的问题(如用预想论的“关系亲疏”来解释先说“儿子”后说“儿媳妇”比用“象似性”解释更贴切)，另一方面要能对用已有的理论作出的正确成果同样用新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如用预想论解释已有的“多项定语”的研究成果)。
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归纳出一个“汉语多项定语按语义关系的分类排序表”。然后对这个表进行“预想论”的解释。在这个表中（参见下页），类与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但是每一个类的典型成员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
这三大类和中心语的语义关系紧密度从松到紧分别是：“所在”→“所感”→“所称”。
4.1“所在”表示言者所观察到的“实体”(中心语)所在的偶然的外部属性。
“处境”表示“实体”(中心语)“所在”的环境。这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包括“领主”和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发生的“行动”。
“指量”表示“实体”(中心语)的“指别”和“数量”。显然，“指别、数量”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4.2“所感”表示言者所感受到的“实体”(中心语)实际具有的外部属性。
“主观评估”是言者被“实体”的属性所激活的“主观估量”和“主观评价”。主观估量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有“男尊女卑”偏见的言者就称男的是“大男子汉”，称女的为“小娘儿们”。至于主观评价“好、坏”、“忠、奸”、“漂亮、难看”等定语都带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
“客观描述”表示言者对于所感到的“实体”的属性作出如实的客观描述。“外观”指外显的属性：“体积”、“色彩”、“形式”等。如“微型电视”、“深蓝色领带”、“西式糕点”中的定语。“内质”指内在的属性：“内容”、“性能”、“材质”等。例如“科学家像”、“弹性垫圈”、“塑料凳子”中的定语。
4.3“所称”表示言者已经把“实体”(中心语)具有的这种“内部属性”看作实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实体”的名称。“所称”就是实体的“类别”，也就是中心语的分类属性，就是中心语实体的固有的本质属性，就是跟中心语凝为一个整体而相当于一个“复合词”的类别标志。表中第三行末尾的“可以合成一个名称”即把第四行的“类别”跟“实体”合为一个名称，表明“类别属性”跟中心语具有最强的“凝合性”。在“类别”属性中包括：“性别”、“功能”、“领域”等。例如：“男保姆”、“女博士”、“正音词典”、“水稻专家”、“天文数字”中的定语。
5．汉语多项定语顺序的“预想论”解释
①“领主”具有两个含义，既是实体的“领有者”，又是自身行动的“主体”。按照预想论，“领主”是首先想到的，当然应该排在前面。例如在“画家的一幅油画像”中，“画家”是领主，也就是“画家拥有的或所画的”油画像，画中的人通常不是画家(假如是的应该称为“自画像”)。但是在“一幅画家的油画像”中，“画家”位于“一幅”之后，即不是“领主”，而是“内容”，意思是“一幅画着画家的”油画像。
②“(时间、空间)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作定语的“降级事件”以“行动”为中枢，可以带各种有关的周边角色，其“主体”由前面的“领主”兼任，不需重复。当然，也可以只有“时间,空间,行动”之一。例如“书桌上的墨水瓶”实际是“(某时)书桌上(放着) 的墨水瓶”。
③“指别”功能是言者通过“指”的方法把实体从诸多的类似者区“别”出来。“指别”主要只有近指的“这(此)”和远指“那(彼)”，总是位于“数量”之前。
④“数量”是实物的数量属性，也是偶然的机遇。“数量”总在“指别”之后。有时没有“数”，只有“量”，跟“指别”组成“指量”(这个、那个、这些、那些)。
⑤“估量”是言者对实物某种属性的“程度”方面的主观估计。主观估量主要有“大、小”两个字。因为是主观估量是说“程度”的大小，而不是实物“体积”的大小，所以通常不加“的”。例如：“大坏蛋”的意思不是“大的坏蛋”，而是“很坏的坏蛋”。至于表示“体积”的“大、小”，则属于“外观”，如“大海虾”确实很大，“小瓜皮帽”确实很小。还有“类别”中的“大、小”，已经成为“名称”中的类别标志。如“大衣”不是“很大的衣”，而是一种“较长的西式外衣”。所以在前面可以加各种各样的“客观描述”，如“黑大衣、破大衣、长大衣、短大衣、皮大衣、棉大衣”。注意区别开：“小大衣”中的“小”是客观描述的“外观”，而“大”是名称的“类别”。
⑥“评价”是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主观评价”。主观评价所反映的首先是言者的立场观点，其次是言者的个人好恶。对于同一件事，有人说“忠”，有人说“奸”；对于同一个人，有人说“美”，有人说“丑”。
⑦“外观”是言者所客观描述的外显属性，包括：“体积”、“色彩”、“形式”等。其顺序也是：体积→色彩→形式。例如“中号黑色女式布鞋”。
⑧“内质”是言者所客观描述的内在属性，包括：“材料”、“性能”、“材质”、“内容”等。“内质”通常位于“外观”之后，例如“蓝色塑料凳子”、“大幅科学家画像”。
⑨“类别”是实体的分类属性，即其固有的本质属性，可跟实体凝为一个“复合词”。在“类别”之下有两个“序位”。在“高中教师”和“语文教师”中，“高中”和“语文”都是“教师”的类别。同现时只可说：“高中语文教师”；不可说：*“语文高中教师”。从“预想论”的角度来看，经验告诉人们：要找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只要先走进这所“高中”，再找到“语文教研室”，就一定能得知这位“教师”身在哪里。事实上不存在一个什么“语文教师协会”，所有的“高中语文教师”、“初中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师”天天都在那里上班。
由此悟出：汉语的“多项定语顺序”是一条“路径”，寻找者沿着这条路径一步一步地走向“目标”(中心语)。而英语的“多项定语顺序”是“目标”(中心语)一步一步地走向寻找者的“路径”。用汉语和用英语写的信封地址是最好的证明。沿着汉语信封的路径，你可以一步一步地缩小范围而走向“收信人”。而沿着英语信封的路径，“收信人”一步步地向你走，带着“收信人”的从小到大的所在的空间单位的信息。
以上是笔者学习“徐德江文字语言理论”的一点很不成熟的体会，可能存在偏颇或者舛误，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
［1］黄宵雯、徐晓萍《思考汉字》，同心出版社，2005
［2］鲁川《汉语语法主要研究用字构词造句的排序理据》，《汉字文化》2007年第4期
［3］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5］徐德江《汉字与普通语言学》，《汉字文化》1998年第1期
［6］徐德江《论汉字的科学性》, 《汉字文化》2007年第1期
［7］徐德江《浅谈文字语言》,《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
［8］徐德江《析构形理论》，载于《徐德江语文论著选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
［9］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通讯地址：100036 北京第119信箱，作者为研究员）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后来徐先生在《浅谈文字语言》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凡由符号的物质外壳(语音、字形)直接表示的意思，都是词汇意义，属词汇范围；凡由符号的物质外壳(语音、字形)相互的结合性和由符号的物质外壳(语音、字形)与语境的结合性所表示的意思，都是语法意义，属语法范围。这才是真正的人类语言文字中都存在的共性语法。徐先生接着指出：西方特色的普通文字学语言学，沿用印欧语言理论，将形态变化定为语法的主要内容，把虚词亦列为语法内容，都是不对的。(徐德江，2005)
原先，我们接受了基于印欧语言特色的所谓“普通语言学”理论，认为“形态和虚词都属于语法范畴”。后来，学习了一些基于汉语汉字特色来构建真正的普通语言文字学的学者们的论著，其中包括徐德江先生的论著，逐步改变看法。现在，我们完全赞同徐德江先生的论点。下面谈谈对这一理论的评析。
一、语法是用小的语言文字单位结合成大的语言文字单位的法则
人类运用各种手段来认知、描绘和表述周围的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有“三维”的空间和“一维”的时间，所以客观世界是“多维的”，简单地说，我们生活在“四维”的世界里。
下面的情景可以使我们亲身体验到世界是“四维”的。当我们走进一个静止的火车厢，会感到这个车厢的长、宽、高，即感到自己处于“三维”的世界里；当这列火车开动以后，我们会感到这个三维的车厢载着我们一起随着“一维”的时间而向前运动，车窗外的物体仿佛都在向后运动，这时我们深深地感到自己生活在“四维”的世界里。
人们用“三维”的“蜡像”来塑造“多维”的历史人物，因为没办法表现“时间”，所以每一座“蜡像”尽管在形象上可以跟本人一模一样，但由于少了时间的“一维”而缺乏活力。
人们用“二维”的“图画”来描绘“多维”的客观事物，因为没办法表现“时间”的永不停顿，所以每一幅“图画”都标明只是截取了时间上特定的一瞬间。还因为二维“图画”跟三维“空间”相比，少了“一维”而缺乏“立体感”，要想呈现较真实的有“立体感”的画面情景，画家就得根据客观事物通过人的视觉在大脑中的映像(如照片那样)来总结归纳而规定了许多绘画法则，如透视学所规定的“体积上：近大远小，色彩上：近浓远淡，形象上：近处清晰远处模糊”等法则。这说明人类表达客观世界的手段的“维度”越少，表达的“局限性”越大，需要规定的表达法则就越多。
人们要想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客观世界就有更大的局限性：“语言”要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和听，“文字”要一个字词一个字词地写和阅。就是说，“语言文字”是“一维”的。
人们用“一维”的“语言文字”来表述“多维的”客观世界，因为少了太多的“维度”，就必须总结规定许多“约定俗成”的法规。这些法规的总和就是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语法”。本文所用的术语“语法”，既用于以声波传播的“有声语言”，也用于以光波传播的“有形文字”，并且都对应于英语的grammar。英语grammar既译为“语法”，也译为“文法”，因为grammar的词根gram义为“文字”。telegram(电报)的构词分析：tele-(远方)、-gram(文字)，“电报”就是“远方(传来的)文字”。
语法的主要矛盾是语言文字表述对象的“多维性”跟语言文字表述手段的“一维性”的矛盾。
说评书时所用的套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不表，且说……”就是“一维性”语言表述手段“局限性”的表现。客观世界中同一“时间”在不同“空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一维性”的语言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表述“不同空间”的事情，所以用语言作为表述手段的文学作品就规定了采用分叙、补叙、倒叙、倒插笔等等写法。
因为语言文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人文社会现象，不可能由哪一个“圣人”一次就制定出全部的“语法规则”而让大家去贯彻执行。何况语法规则也是在逐渐地与时俱进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近来语言学者们讨论的汉语“程度副词＋名词”(他的脸很中国)以及“动宾式动词＋宾语”(过境美国)等都是不符合“教学语法”规定但很流行的语言现象。而这些新的语言现象完全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用较简短的信息形式表达较丰富的信息内容”。
总之，语法是用小的语言文字单位结合成大的语言文字单位的约定俗成的与时俱进的法则。其中有3个要点：①语言文字单位的“结合性”；②法则的“约定俗成”；③法则的“与时俱进”。
二、词是“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
徐德江先生在《语言文字理论新探》中指出：“词是客观事物的标志”，“一个是标志客观事物的相对独立性的功能，叫做标独功能；一个是标志客观事物联系性的功能，称为结合功能。词就是标独功能与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徐德江，1986)
事物有相对独立性和普遍联系性。徐先生提出的词的“标独功能”体现了对事物的相对独立性的认识，“结合功能”体现了对事物普遍联系性的认识。“词的标独功能”是词的物质外壳(语音、字形)所表达的在意义上跟其他的词相区别的标独能力。“词的结合功能”是词所固有的潜在的跟其他的词相搭配的结合能力。词就是“标独功能”与“结合功能”这两个因素的对立统一体。
别的语言学家也看到了词的标独功能，也重视词与词的结合功能，但他们认为结合功能不是词的构造中的内容。他们认为词汇中的形态是为了表现语法而存在的，汉语的“虚词”也只不过是“实词”的外部结构形态，只有语法作用，没有词汇意义。
徐德江先生认为：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依存的。词的标独功能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起决定作用。标独功能决定结合功能是词结构的核心内容。任何一个词的产生首先决定于词的标独功能。标独功能确定了，结合功能也就随之产生了。标独功能是事物独立性的标志，结合功能是事物部分联系性的标志。一个词的产生，只有当人把词的物质外壳（能指）与词的意义（所指）结合起来，就是令这个物质外壳代表这个特殊事物的时候，这个物质外壳才具有“词”的资格，才能进入语言，表达人们的认识。
词的“相对独立性”的另一面就是词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词的联系性取决于词的意义。词的意义特征决定了在一维性的语言中，可以有怎样的组合，可以和哪些词结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词的意义决定了词的语法性，也可以说是词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词的普遍联系性。
西方语法分成两个部分：词法（morphology），句法（syntax）。morphology直译应为“形态学”；syntax直译应为“结构学”。前者研究词的本身，后者研究以词造句。
西方语言学家把“形态”作为语法研究的中心。在印欧语中，由词形变化建立语法范畴。于是，“形态”当然属于语法范畴。回想笔者上个世纪50年代在大学学俄语时，“语法”课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讲俄语的“形态”。那时笔者也认为“形态”当然属于“语法范畴”。同样是在50年代学习俄语的徐德江先生在深入研究了西方语言学和汉语汉字的特色之后，基于深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功底，早在1973年就有胆有识地提出了“形态和虚词不属于语法范围”的理论。
三、“虚词”属于词汇范畴而不属于语法范畴
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词汇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实词，一部分是虚词。实词只有词汇意义而没有语法意义；虚词只有语法意义而没有词汇意义。他们又说，有词汇意义的实词属于词汇范畴。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的虚词属于语法范畴。当今一些汉语语法教材说：虚词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功能。明明说虚词是词，而且属于词汇分类中首先分成的“实词和虚词”中的一大类，但是在具体论述虚词时，却又否定它们属于词汇范畴，只属于语法范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所有的词都是用来指称客观存在的事物和关系的，都具有词汇意义，也都具有语法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的客观存在都是“事物”，事物跟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事物”。实词和虚词都既能指称“事物”，也能指称“关系”。即实词和虚词都既有词汇意义，也具有语法意义。正像徐先生所指出的：实词和虚词都是“标独功能”与“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
先来看“实词”。例如“贵宾”这个词，因为词义是“尊贵的客人”，所以词类上是“名词”，语法上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而不宜作“谓语”。如说：*“他贵宾了”和*“他很贵宾”听起来都很别扭。并因词义上有“尊贵的”意思，所以适于跟含敬意的量词“位”相搭配，如说：“这一位贵宾”和“那两位贵宾”听着都很恰当。如说：*“这一位小偷”和*“那两位流氓”听起来也很别扭。又例如“病”这个词，因为词义是“主体生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所以词类上是“不及物动词”，即“一价动词：V{主语}”，语法上只能带“主语”而不能带“宾语”，只能问：“谁病了”而不能问：*“谁病了什么”。又如“吃”这个词，词义是“主体经过咀嚼而咽下去一种客体”，所以词类上是“单宾及物动词”，即“二价动词：V{主语、宾语}”，语法上可同时带“主语”和“宾语”，可以问：“谁吃了什么”。而“赠”这个词，词义是“主体无偿把客体送给邻体”，所以词类上是“双宾及物动词”，即“三价动词：V{主语、近宾语、远宾语}”，语法上可同时带两个“宾语”，可以问：“谁赠给什么人什么东西了”。这证明“实词”既有“标独功能”的显性的词汇意义，也具有“结合功能”的潜在的语法意义。但是不能因为有潜在的语法意义就说“实词”属于“语法范畴”。
再来看“虚词”。实际上，“实词”和“虚词”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虚词”和“实词”的划分本来就是人为的。何况汉语的“虚词”基本上是由“实词”演化而来。例如“和”这个词，因为作为实词有“平局、并列”的词义，所以可演化为“连词”，语法功能大致相当于英语的and。汉语的大多数“介词”(在、用、把)都是从“动词”演化而来。汉语最主要的“时态助词”(了、着)都有下列从“实词”到“虚词”逐步演化的轨迹：
“了(liǎo)”[实词，“了结”义，如“小事化了。”] →“了(le)”(虚词，“了结”义，如“雨停了。”
“着(zhuó)”[实词，“附着”义，如“飞机着陆。”] →“着(zhe)”(虚词，“持续”义，如“下着雨。”
这说明“虚词”跟“实词”同样兼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不能说虚词属于“语法范畴”。
四、“形态”属于词汇范畴而不属于语法范畴
西方早期的语法以“词”和“词形变化表”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有三个步骤：①划分出“词”这一语言实体；②确定“词类”；③制定完备的“词形变化表中的形态变化”，从而描写和分析词与词之间的句子结构中的句法关系。在西方语法史上，最先形成的是“形态学”，而句法描写又以形态描写为基础。研究词的形态变化，是为了说明句法学的功能。基于“形态是句法功能的形式标志”这种认识，就在“形态”和“语法”之间划上了等号，有了“形态发达的语言，其语法也发达”的结论。
汉语研究中一度盛行寻找“形态”，是因为有些中国语言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苏联语法学家的影响，以模仿“印欧语”为时尚。虽然在汉语中寻找“形态”之风像是一场“沙尘暴”那样已经过去，但是留下的“沙尘”仍遮盖着汉语汉字的“本色”，需要有识之士进一步深刻地揭示汉语汉字的根本特点，构建基于汉语汉字特点的真正的普通语言文字学。
印欧语的“形态”的功能，汉语是靠“虚词”和“词序”来完成的。以英语表示“时态”(tense)的方式来说，构成“过去时”(the past tense)采用了“形态”的方式(make→made；take→took)；而构成“将来时”(the future tense)采用了“虚词”的方式(make→shall make；take→will take)。可见，“形态”和“虚词”的区别点在于“形态”要打破和重新组合“实词”原形的“音节结构”以体现结合功能；而“虚词”不打破“实词”原形的“音节结构”，仅仅是增加了新词(离散的新的音节结构)以体现结合功能。
从学习“第二语言”的角度来看，英语的“将来时”容易学，因为只要记住“shall/will＋V”就行了；而“过去时”难学，因为需要记住许许多多“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形式”。由此可以得出语言学习“难易度”的两点结论：①“必需死记”的比重越大越难学，“能够推理”的比重越大越容易学；②“固定合成”的比重越大越难学，“按理装配”的比重越大越容易学。
总之，“形态”和“虚词”也跟“实词”同样，都是“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的对立统一体，都属于“词汇范畴”而不属于“语法范畴”。
五、汉语语法主要研究语言文字的“顺序”
徐德江先生划清了“词汇学”和“语法学”研究内容的界限，为构建有汉语汉字特色的语法(文法)体系指明了方向。笔者在渐渐学习“徐德江文字语言理论”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汉语汉字特点的认识，初步草拟了以语序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汉语语法(文法)的轮廓，发表在《汉字文化》2007年第4期第20页(鲁川，2007)。我们大致把汉语顺序的研究分为：
①汉语“常规句”中按照“语义角色”的“固有预想度”排列的语块顺序。
②汉语“实用句”中按照“语用话位”的“升降预想度”移位的语块顺序。
③汉语“周边语块”中按照“多项定语”的“属性紧密度”排列的词语顺序。
④汉语“多音节词”中按照“构词理据模式”排列的字词顺序。
其中①、②、④的拙见，敬请参看(鲁川，2007)，此处不赘。但是关于③的拙见因篇幅所限而未能见于该文，现在补充如下，以便看到关于“汉语顺序”的比较完整的全貌。
1.汉语“周边语块”中的“定语”表达的是“中心语”的属性
越是体现固有的、本质属性的、“紧密度”越高的定语离中心语越近；越是体现变动的、非本质属性的、“紧密度”越低的定语离中心语越远。简单地说：关系越近的“定语”越靠近“中心语”。
按照上边所讲的，“预想论”指出：“关系”越近的越是先想到的，就先说。例如，年迈的张大娘高兴地说：“春节期间，儿子和儿媳妇都来了。”这是因为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比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妇近。如果隔壁的李大娘说：“春节期间，儿媳妇和儿子都来了。”就会让听这话的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李大娘的儿媳妇比儿子更孝顺，所以事实上在李大娘的心里，儿媳妇比儿子更亲近”。这里要注意，不能机械地理解“预想论”的“关系越近的就越先说，关系越远的就越后说”的论点。这一个论点的前提是“言者”自己是“关系基准者”，所说到的是“关系涉及者”。如上面第一例，张大娘说：“儿子和儿媳妇都来了”。其中，“张大娘”自己是“关系基准者”，而“儿子、儿媳妇”都是“关系涉及者”。因为“张大娘”在最前面，所以总结出来的语序规则：“关系越近的就越先说”，应该修改为表达得更准确的语序规则：关系越近的“关系涉及者”越靠近“关系基准者”。
在“定语和中心语”的语法关系中，“中心语”是关系基准者，“定语”是关系涉及者。关系越近的“定语”越靠近“中心语”。“关系越近”则“紧密度越高”。例如：
门外的那个蓝色塑料凳子。
①“塑料”跟“凳子”的紧密度最高。“塑料”是固有属性，不具有“可变性”。
②“蓝色”紧密度也较高。“蓝色”是比较固定的，如要变色需重新喷漆，“变更期”较长。
③“那个”紧密度很低。只是说话时的一种临时的“指别”。
④“门外的”紧密度最低。“门外的”可变为“屋里的”，只需要几秒钟。
2.“组合式”定语和“黏合式”定语
定语带“的”称为“组合式”定中结构；定语不带“的”就称为“黏合式”定中结构。多项定语顺序的基本规则是：“组合式”定语位于“黏合式”定语之前。就是说，从跟“中心语”的关系上看，“黏合式”定语比“组合式”定语的紧密度更高。例如：
①“新学生的宿舍”中，“新学生”是“黏合式”结构。这栋宿舍只住“新学生”，不住“老学生”。至于“宿舍”是否为“新”的，未加说明，不得而知。
②“新的学生宿舍”中，“学生宿舍”是“黏合式”结构。表明这栋“宿舍”是供全体学生住的，既住“新学生”，也住“老学生”。并且说明：这栋“宿舍”是“新”建成的。
3.多项定语的语义分类
多项定语的功能是凸显中心语的多种“属性”。中心语的“实体”就是这些属性的“宿主”。
定语的第一部分是中心语所在的位置，即所在的环境，称之为“所在”。定语的第二部分是言者所感到的中心语的性状，并对所感的信息发表“评述”，称之为“所感”。定语的第三部分是中心语所特有的跟宿主凝为一体的固有的属性，即可以跟中心语合成“一个名称”的，称之为“所称”。
①“所在”是中心语所在的“处境”和“指量”。包括“领主、时间、空间、行动、指别、数量”等。“所在”的功能是把此实体跟彼实体“区别”开来。
②“所感”是言者对中心语实体的所感而引发的“评述”。分为主观感评的“估量、评价”，以及客观感述的“外观、性质”。主观感述在前，客观感述在后而接近中心语。“所感”的功能是把言者感到的此实体的属性“凸显”出来，即对此实体加以“描写”。
③“所称”是中心语实体固有的本质属性。这种定语关系最近，属性和宿主凝成一体，甚至相当于一个“复合词”。“所称”的功能是言者可以把这个属性跟实体凝固成一个整体，以作为对该实体的“称呼”，就是对这个实体给以一个更准确更贴切的“名称”。
多项定语按照“所在”→“所感”→“所称”的顺序排列，充分体现了：人们观察事物的顺序是“从动到静，从大到小，从外到内”，人们评论和估价一个事物的顺序是“从主观到客观”，人们列举事物特征的顺序是“从非本质属性到本质属性”的原则。这一切都符合人们思考时先想到什么，后想到什么的顺序，也就是符合“预想论”的基本理论。
4.汉语多项定语按语义关系的分类排序
对于汉语多项定语按语义分类排序的研究，硕果累累。许多语法著作和教科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讨论。本文在前辈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预想论”的角度进行归纳和整理。对各种论著中的例句进行预想论的解释。
预想论作为一种新提出的语序理论，一方面要能解决先前的理论不能解决或解释不够完善的问题(如用预想论的“关系亲疏”来解释先说“儿子”后说“儿媳妇”比用“象似性”解释更贴切)，另一方面要能对用已有的理论作出的正确成果同样用新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如用预想论解释已有的“多项定语”的研究成果)。
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归纳出一个“汉语多项定语按语义关系的分类排序表”。然后对这个表进行“预想论”的解释。在这个表中（参见下页），类与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但是每一个类的典型成员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
这三大类和中心语的语义关系紧密度从松到紧分别是：“所在”→“所感”→“所称”。
4.1“所在”表示言者所观察到的“实体”(中心语)所在的偶然的外部属性。
“处境”表示“实体”(中心语)“所在”的环境。这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包括“领主”和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发生的“行动”。
“指量”表示“实体”(中心语)的“指别”和“数量”。显然，“指别、数量”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4.2“所感”表示言者所感受到的“实体”(中心语)实际具有的外部属性。
“主观评估”是言者被“实体”的属性所激活的“主观估量”和“主观评价”。主观估量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有“男尊女卑”偏见的言者就称男的是“大男子汉”，称女的为“小娘儿们”。至于主观评价“好、坏”、“忠、奸”、“漂亮、难看”等定语都带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
“客观描述”表示言者对于所感到的“实体”的属性作出如实的客观描述。“外观”指外显的属性：“体积”、“色彩”、“形式”等。如“微型电视”、“深蓝色领带”、“西式糕点”中的定语。“内质”指内在的属性：“内容”、“性能”、“材质”等。例如“科学家像”、“弹性垫圈”、“塑料凳子”中的定语。
4.3“所称”表示言者已经把“实体”(中心语)具有的这种“内部属性”看作实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实体”的名称。“所称”就是实体的“类别”，也就是中心语的分类属性，就是中心语实体的固有的本质属性，就是跟中心语凝为一个整体而相当于一个“复合词”的类别标志。表中第三行末尾的“可以合成一个名称”即把第四行的“类别”跟“实体”合为一个名称，表明“类别属性”跟中心语具有最强的“凝合性”。在“类别”属性中包括：“性别”、“功能”、“领域”等。例如：“男保姆”、“女博士”、“正音词典”、“水稻专家”、“天文数字”中的定语。
5．汉语多项定语顺序的“预想论”解释
①“领主”具有两个含义，既是实体的“领有者”，又是自身行动的“主体”。按照预想论，“领主”是首先想到的，当然应该排在前面。例如在“画家的一幅油画像”中，“画家”是领主，也就是“画家拥有的或所画的”油画像，画中的人通常不是画家(假如是的应该称为“自画像”)。但是在“一幅画家的油画像”中，“画家”位于“一幅”之后，即不是“领主”，而是“内容”，意思是“一幅画着画家的”油画像。
②“(时间、空间)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作定语的“降级事件”以“行动”为中枢，可以带各种有关的周边角色，其“主体”由前面的“领主”兼任，不需重复。当然，也可以只有“时间,空间,行动”之一。例如“书桌上的墨水瓶”实际是“(某时)书桌上(放着) 的墨水瓶”。
③“指别”功能是言者通过“指”的方法把实体从诸多的类似者区“别”出来。“指别”主要只有近指的“这(此)”和远指“那(彼)”，总是位于“数量”之前。
④“数量”是实物的数量属性，也是偶然的机遇。“数量”总在“指别”之后。有时没有“数”，只有“量”，跟“指别”组成“指量”(这个、那个、这些、那些)。
⑤“估量”是言者对实物某种属性的“程度”方面的主观估计。主观估量主要有“大、小”两个字。因为是主观估量是说“程度”的大小，而不是实物“体积”的大小，所以通常不加“的”。例如：“大坏蛋”的意思不是“大的坏蛋”，而是“很坏的坏蛋”。至于表示“体积”的“大、小”，则属于“外观”，如“大海虾”确实很大，“小瓜皮帽”确实很小。还有“类别”中的“大、小”，已经成为“名称”中的类别标志。如“大衣”不是“很大的衣”，而是一种“较长的西式外衣”。所以在前面可以加各种各样的“客观描述”，如“黑大衣、破大衣、长大衣、短大衣、皮大衣、棉大衣”。注意区别开：“小大衣”中的“小”是客观描述的“外观”，而“大”是名称的“类别”。
⑥“评价”是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主观评价”。主观评价所反映的首先是言者的立场观点，其次是言者的个人好恶。对于同一件事，有人说“忠”，有人说“奸”；对于同一个人，有人说“美”，有人说“丑”。
⑦“外观”是言者所客观描述的外显属性，包括：“体积”、“色彩”、“形式”等。其顺序也是：体积→色彩→形式。例如“中号黑色女式布鞋”。
⑧“内质”是言者所客观描述的内在属性，包括：“材料”、“性能”、“材质”、“内容”等。“内质”通常位于“外观”之后，例如“蓝色塑料凳子”、“大幅科学家画像”。
⑨“类别”是实体的分类属性，即其固有的本质属性，可跟实体凝为一个“复合词”。在“类别”之下有两个“序位”。在“高中教师”和“语文教师”中，“高中”和“语文”都是“教师”的类别。同现时只可说：“高中语文教师”；不可说：*“语文高中教师”。从“预想论”的角度来看，经验告诉人们：要找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只要先走进这所“高中”，再找到“语文教研室”，就一定能得知这位“教师”身在哪里。事实上不存在一个什么“语文教师协会”，所有的“高中语文教师”、“初中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师”天天都在那里上班。
由此悟出：汉语的“多项定语顺序”是一条“路径”，寻找者沿着这条路径一步一步地走向“目标”(中心语)。而英语的“多项定语顺序”是“目标”(中心语)一步一步地走向寻找者的“路径”。用汉语和用英语写的信封地址是最好的证明。沿着汉语信封的路径，你可以一步一步地缩小范围而走向“收信人”。而沿着英语信封的路径，“收信人”一步步地向你走，带着“收信人”的从小到大的所在的空间单位的信息。
以上是笔者学习“徐德江文字语言理论”的一点很不成熟的体会，可能存在偏颇或者舛误，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
［1］黄宵雯、徐晓萍《思考汉字》，同心出版社，2005
［2］鲁川《汉语语法主要研究用字构词造句的排序理据》，《汉字文化》2007年第4期
［3］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5］徐德江《汉字与普通语言学》，《汉字文化》1998年第1期
［6］徐德江《论汉字的科学性》, 《汉字文化》2007年第1期
［7］徐德江《浅谈文字语言》,《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
［8］徐德江《析构形理论》，载于《徐德江语文论著选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
［9］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通讯地址：100036 北京第119信箱，作者为研究员）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