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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教育事业是振兴乡村的实现基础之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纵观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历史，乡村教育主要由家庭教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三方面的内涵构成，而“为农”是其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当下，富有乡村特色的、合宜乡村教育发展的乡村教育模式却存在远离乡土、顾此失彼、缺乏载体等困境。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构当前的乡村教育模式，主要通过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创新“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共同体、明确主体意识优化乡村教育载体等路径来复兴乡村教育。
关键词： 乡村教育;嬗变;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5.09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吴佳颖.乡村教育的嬗变过程及复兴路径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0（5）58-63.
引言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发展的基石，承载了为国家培优育人的重大使命，其中乡村教育历来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点发展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主要以恢复和“扫盲”为主，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策来恢复和发展乡村教育。新中国成立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这标志着新中国开始全面探索乡村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恢复了“高考”，开始推行教育制度改革，此时期的乡村教育发展迎来了第二次高潮，但仍侧重于学校教育。进入21世纪，国家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200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就新时期农村教育工作的开展作了全面部署，使乡村教育获得了全新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2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聚焦“三农”领域，力争补齐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突出短板，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综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重视乡村教育，关注的重点相对在学校，“家庭教养”与“社会教化”功能相对欠缺。9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运动①使乡村学校教育远离本土，导致家庭教养与社会教化处于一种“悬浮”的尴尬处境。近年来，党和国家意识到乡村教育存在的此类偏差，逐步展开“纠偏”，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张村为例，从嬗变的角度分析乡村教育存在的困境，并探讨有助于乡村教育复兴的有效路径。
一、乡村教育的基本概念及现状
乡村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与价值的存在，而不是单纯空间和时间维度的概念[1]。对于乡村教育，部分学者片面地将乡村学校教育②与之等同：他们片面地关注乡村教师队伍的发展、村校基础设施的完善，认为乡村学校各项基础设施改善了，乡村教育也就振兴了。然而，学校教育只是乡村教育的部分，它是一种弱化的现代城市教育在乡村社会的延伸与移植。随着学校教育在乡村的普及，乡村教育逐渐显现出“离农”③趋势，在空间上“失去了乡村”，却又赶不上城市教育的步伐，成了“无人、无根、无为”的存在。基于此，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该观点的错位，容中逵提出乡村教育的复兴要依赖于家庭、学校以及村落共同体三种教育形式的同质同构[2]。鲁可荣、胡凤娇认为乡村教育以乡村的实际生活为指针，以帮助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及促进乡村的发展为目标，是集家庭教育、村落共同体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一体的教育综合体[3]。李森、汪建华将乡村教育的内涵分为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方面：宏观层面上的乡村教育是指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服务的一切教育;中觀层面上的乡村教育是指乡村地区（县级行政区划以下地区）的教育;微观层面上的乡村教育主要是指乡村的学校教育[4]。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乡村教育的讨论。
二、田野调查点概况
（一）张村概况
张村是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的一个行政村，位于虞南重镇-章镇东部，由原张村、东风、甘大、东方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民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张村只剩下一个小学，即坐落于原张村自然村的大勤小学，共有90余名学生、20余位教师及后勤行政人员。
（二）张村的教育嬗变概况
1.家庭教养：从三代多元教养到隔代协理教养
根据田野调查发现，在张村，家风甚严。若有青年、孩童做出违背传统礼俗之事，如男子不务正业、媳妇不孝敬公婆、儿童见到长辈视若无睹等，都会被村中长者斥责“父母教养不好”。其实，长者口中的“父母教养”即家风、家教。家庭教育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持久的一种教育形态，乡村家庭教育的主体与地位伴随着村落的发展而变化[5]，随着社会的发展，张村“多世同堂”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家庭规模逐渐缩小，表现为以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为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不便，张村村民在生产大队进行生产劳动以赚取公分来维系家庭生活。有时长辈忙于农务而无暇顾及孩童的教育，则同辈群体的教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同辈的言行举止对于孩童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乡村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随着农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张村的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村民改善生活环境的意愿日趋强烈，各种楼房拔地而起，这种趋势在1992年达到高潮。这间接造成了“数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步“分家”而居，家庭愈加小型化，“核心家庭”普遍建立。同时，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张村许多“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时孩子家庭教养的主体是父母，祖父母辈的作用虽未消失但其功能正逐渐减弱[6]。
张村虽以农业为发展基础，但村民除了从事耕作外，还掌握了一些如木工、泥瓦工等相关建筑手艺，以此作为生存技能。90年代末，村民纷纷外出打工以获取更加舒适的生活，有条件的会将孩子带在身边，但这只是部分，大多数的孩子则与父母分开留在村中与祖父母生活，这些孩子的家庭教养职责就落在了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身上。随着家庭“碎片化”、村落“空心化”程度的加深，家庭教养的功能开始异化：祖辈的隔代协理教养往往最终形成“不敢管或管不了”的局面;而父母与孩子接触少，存在愧疚心理，孩子则对父母失去敬畏感，导致家庭教养逐渐式微，乡村教育呈现“分崩离析”状态。于是，大多数张村家庭将孩子的教育及成长寄托给了学校。他们并不单纯地将学校当作是教授文化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能让孩子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全能机构。 2.学校教育：从张溪学校到城南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基础扫盲班。张村的扫盲班为避免与日常农业生产相冲突，往往安排在晚上上课，因此被村民称为“夜校”。这是张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的学校教育，尽管场地简陋，且部分村民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而来，但扫盲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完成了清除“文盲”的历史使命。同时，扫盲班为张村各生产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记工评分员”，这些人有的成为了张溪学校小学部的教师。
张溪学校是张溪乡无数乡贤和有识之士发扬张溪文化的现实寄托，也是培养后代的重要场所。它是在原夜校的基础上建设而成，共分为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其中小学部以原大会堂为教学场所，初中部与高中部则新建学堂校舍。建校初期，教师结构以民办为主，后来一部分逐渐转正。小学招生对象仅为张村学龄儿童，初中和高中则面向整个张溪乡，以考试成绩作为入学标准。张溪学校创办以后，张村学龄儿童有了固定的学习空间和时间，他们可以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至80年代，张溪高中撤校与章镇镇中学合并，合称章镇中学。1992年，张溪乡与大勤乡合并，张溪中学更名为大勤中学。2001年，大勤乡撤乡并入章镇，且随着“撤点并校”运动的开展，2003年章镇中学与上虞城区高中合并，成立城南中学。至此，张村的学校教育中“本地化”逐渐走向“城镇化”。
3.社会教化：从家族宗祠到文化礼堂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宗族文化，“家国同构”便是其显著的特征，这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与专制统治相交织的产物，它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7]，尤以乡村为甚。在乡村，家族宗祠是家族权力和宗族权威的施展地，族规、祖训和祠规是为约束宗族成员的一种颇具震慑力的“法律”，族长则是执行者。“宗祠”可潜移默化地教化族人，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强化家族文化认同感，以此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兴盛，规制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和礼仪习俗[8]。张村有一口历史悠久的“桂花井”，村祠即坐落于旁，长期承载着社会教化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张氏祠堂被大会堂所取代，至此，乡村社会传统的精英阶层退出历史舞台，[9]于是，社会教化的主体由传统的族长、乡绅转向了村级行政干部，乡村教育迅速向学校教育靠拢，村落社会教化逐渐“悬浮”于村规民约与熟人社会“自律”之上。
在党和国家出台相关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政策的背景下，张村文化礼堂带着延续乡村特有文化的功能在大勤小学旧校址上修缮、建立起来，逐步实现了国家与民众在文化层面的双向互动。张村文化礼堂承载了村宴及家宴的举办、戏台和乡贤馆等内涵，其内墙两边挂著图文并茂的二十四孝文化和乡规民约，展示村史民情、乡风民俗、乡村教育等内容。由于村庄的整合依赖其自生力量，因此这些内容以文化自觉的意识对张村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对张村村民起到了社会教化的作用，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三、乡村教育存在的困境
（一）乡村教育远离乡土
乡村教育远离乡土指的是乡村教育趋向城市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内容远离乡土。目前乡村学校的课程内容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倾向，主要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很少有涉及乡村传统文化的内容。类似于民风民俗、地方人文、农业生产等植根于乡村的本土文化内容则游离在乡村教育的边缘，当前的学校教育忽视了乡村传统的乡土文化价值。除此，家长们在教育方面同样将重点放在孩子的学业上，而漠视了乡土文化。尤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械化生产取代了传统的精耕细作，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同时人们更加重视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学龄人群无需进行农业劳动，也不再传承传统农耕技艺。二是教育观念远离乡土。在广大农村，学生能否“考出去”“跃农门”已经成为了检验农村教育成果的根本标尺，也成为了乡村学校获得社会支持与认可的重要标志。在“教育公平”理念下，乡村学校培养学生基本实行精英教育模式，希望培养更多“高分”学生;家长则期望孩子专心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从而改变现有生活，不用再像老辈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下这种教育观念很大程度上舍去了乡村教育原本的优势，但在很多方面又与城市教育无法竞争。
（二）乡村教育顾此失彼
目前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旨在更好地发挥学校培优育人的功能，农村家庭教养功能逐渐弱化，村民们也逐渐将教育孩子的重担寄托给了学校。尤其是祖辈隔代协理教养的家庭，“离农式教育”的观点让祖辈们认为自己年纪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只有把孩子送到学校，才能被“教育”好，才能成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教育对“留守儿童”成长的作用。与此同时，出于时代变迁和个人发展的需求，在张村传承了近千年的“师徒”制度被打破。祖辈父辈时期，拜师学艺如火如荼，许多村民会把自家孩子送入木匠、泥瓦匠家中当“学徒工”，师父对这些孩子来说既为师亦为父，至今尚有当年的“学徒工”过年过节看望师父的传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人际关系以后会越来越淡化。一方面，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导致出现“空心村”现象，人们出于经济利益和自身发展的考虑不愿意继承传统的手艺。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即使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也可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技术，人们选择了后者。当前的乡村教育实践中，学校成了乡村教育的主体，家庭与村落共同体成了“他者”，家庭和村落甚至将自身的某些教育功能转嫁于学校，教育视阈仅限于一隅。
（三）乡村教育缺乏载体
根据张村乡村教育的嬗变情况来看，乡村教育由具有明确的主体承载性逐渐转向无主体承载性。乡村学校是承担乡村教育的重要场域，是维持乡村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支撑。但随着90年代“撤点并校”运动的开展，大量乡村学校或撤销或与城镇学校合并，逐渐脱离农村。像张村的张溪学校渐渐与城镇学校合并，最终只剩下大勤小学，且大勤小学的学生数量在逐年大幅减少。十多年前，大勤小学还有400余名学生，而现在虽然学校引进了大量青年优秀教师，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学生数量却明显下降：全校一至六年级各设一个班，每班10-20人不等，全校加起来不到100人。同时，乡村的社会教化也存在类似问题，村民的日常教化没有类似学校老师的固定教化者，只能由村中年长者和村干部暂时充当，且随着社会的开化，收效甚微。另外，社会教化活动也没有相应的固定场所，很难在随机的教化过程中将村民组织起来。转向行政化聚集场所的教化空间难以为普通乡民所利用，而新兴的文化大礼堂则由于缺乏某种权威，无法对村落特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村民的参与度不高，利用率低，长期闲置。 四、复兴乡村教育的路径
（一）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发展相结合
乡村是历史记忆、传统伦理和情感归属的根基，乡土文化是乡村文化传承的主体，也是乡风文明的载体。要复兴乡村教育，必须植根乡村社会生活，增强对乡土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促使乡土文化融入乡村教育，并使之与乡村社会发展相结合。具体措施有：村落应激活本村文化资源，带动乡村文化走向家庭、走进课堂;村民和学校应转变教育观念，培养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学生应热爱这片土生土长的村落，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主动承担起乡村教育复兴、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如张村的大勤小学始终秉承蔡元培“劳动教育”的观点，坚持让农业劳动回归校园，来保留教育的乡土特质。张村也通过统筹讲堂、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途径向张村家庭展示本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唤醒村民对村庄的记忆，重构其对村落传统文化的當代价值，而不是一味地渴望“离农”，追求城市化。当然，也应该鼓励大勤小学主动融入乡村社会，在学习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开发乡土课程，重视张村“鲜果村落”和“抗战胜地”的特色，将农耕文化、孝德文化与爱国精神等乡土人文纳入教材，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提高其对乡村的认知与热爱。
（二）合作创新“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共同体
家庭、学校和村落社会三者具有不同的教育功能，共同构成了乡村学龄儿童的教育环境。要实现乡村教育的复兴，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养、社会教化这三种教育方式进行有机结合，并创新协同机制，在保证完成学校教育的同时重新焕发家庭教养和社会教化的生机与活力。如张村的教育不应局限于学校的“大包大揽”，而是可以将大勤小学的教育职责适当地向家庭与村落社会延伸，文化大礼堂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传承方式。同时，这三种教育方式缺一不可。家庭教养和社会教化大多侧重于家风文明与道德修养，学校则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专精领域的教育职责应由具有专业素养的教师承担，家长需要起到辅助作用。尤其是张村祖辈隔代协理教养的家庭，祖父母几乎没有能力辅导学生的功课，也不能判断作业的正确与否，但他们在为人处事方面的言传身教往往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家庭成员与村民需要明确自身的教育主体地位，强化责任意识，而不是将教育的重担一味地推给学校。
（三）明确主体意识，优化乡村教育载体
无论何种公共活动，必须明确其主体、客体与环境，教育也是如此。尤其在农村，村落群体相对零散，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重要。但当前乡村学校数量减少，家庭结构松散，村落日趋“空心化”，无不显示出乡村教育环境的式微。此时，以“新乡贤”为代表的文化农民的介入为乡村教育带来了物质支持与精神动力。在他们的扶持下，乡村学校的教育设备得到了改善，村落的社会教化丰富了内容。而乡贤往往在村落具有较高的权威，他们可担当起教育者的角色，教化村民。因此，“新乡贤”“新农人”成为乡村教育振兴有力的推动者。但是，乡村教育的复兴不仅要靠“人”，还必须借助强大的物质载体。张村的大勤小学与文化大礼堂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传承乡土文化，复兴乡村教育的重任。因此，一方面张村基层政府与村民应更加重视大勤小学的价值，在学校的建设过程中投入更多精力，吸引更多学龄儿童入学，让大勤小学永“驻”张村。另一方面，张村的文化礼堂也可进一步优化。它可以立足村落本身增加礼堂的功能，如移风易俗、乡风评议等活动，提高其利用率。同时，应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并依托乡村的自然和人文历史资源来唤醒和深化农民的乡土文化情结，吸引他们投身乡村教育复兴领域，从而优化乡村教育载体。
五、结语
我国乡村教育的百年变迁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渗透、博弈乃至对抗的过程。[10]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教育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尤其随着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乡村教育“离土”趋势显著，家庭教养衰弱、社会教化式微。[11]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乡村振兴成为我国新时代的重要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是将乡村振兴上升到现阶段重要的国家战略。然而，乡村振兴的基础在教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乡村教育的复兴不应仅仅依赖学校的兴盛，而是要扎根乡土，依靠家庭教养、学校教育以及村落社会教化三种教育形式的同质同构，并健全劳动教育体系机制，形成普遍重视劳动教育的氛围。
注释：
①“撤点并校”运动：农村的中小学开展大规模的撤并，打破“一村一校”的教育格局，使农村中小学的布局朝“一镇一校”的方向转变。参见：单丽卿，王春光.农村教育发展的趋势与问题——兼论“离农”和“为农”之争[J].社会科学研究， 2015（1）：124-132.
②乡村学校教育：在乡村地区作为正式的社会机构的学校内所开展的对乡村入学者的有目的、有组织地以影响其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实践活动。参见：李森，汪建华.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1-69.
③离农：离农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取向之一，即教育脱离农村实际，造成农村人才的流失，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与之相对的是为农。参见：张济洲.“离农”？“为农”？——农村教育发展中的悖论[J].当代教育科学， 2005（19）：36-38.
参考文献：
[1]余应鸿.乡村教育发展的内生机制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6-58.
[2]容中逵.当代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柢问题及其解决思路[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6）：36-39.
[3]鲁可荣，胡凤娇.乡村教育复兴与文化传承路径探析——以浙江四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17-123.
[4]李森，汪建华.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1-69.
[5]张东燕，高书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功能演进与价值提升——兼论家庭教育现代化[J].中国教育学刊，2020（1）：66-71.
[6]容中逵.乡村家庭教养变迁的历史轨迹——基于颐村家庭教养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J].青年研究，2013（1）：77-85.
[7]骆正林.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家族势力、国家权力、民间力量的相互盈缩[J].探索，2008（6）：110-115.
[8]鲁可荣，程川.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28-35.
[9]张祝平.论乡村礼堂的变迁与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30-36.
[10]姚荣.从“嵌入”到“悬浮”：国家与社会视角下我国乡村教育变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4）：27-39.
[11]陈时见，胡娜.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9-74.
关键词： 乡村教育;嬗变;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5.09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吴佳颖.乡村教育的嬗变过程及复兴路径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0（5）58-63.
引言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发展的基石，承载了为国家培优育人的重大使命，其中乡村教育历来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点发展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主要以恢复和“扫盲”为主，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策来恢复和发展乡村教育。新中国成立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这标志着新中国开始全面探索乡村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恢复了“高考”，开始推行教育制度改革，此时期的乡村教育发展迎来了第二次高潮，但仍侧重于学校教育。进入21世纪，国家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200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就新时期农村教育工作的开展作了全面部署，使乡村教育获得了全新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2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聚焦“三农”领域，力争补齐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突出短板，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综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重视乡村教育，关注的重点相对在学校，“家庭教养”与“社会教化”功能相对欠缺。9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运动①使乡村学校教育远离本土，导致家庭教养与社会教化处于一种“悬浮”的尴尬处境。近年来，党和国家意识到乡村教育存在的此类偏差，逐步展开“纠偏”，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张村为例，从嬗变的角度分析乡村教育存在的困境，并探讨有助于乡村教育复兴的有效路径。
一、乡村教育的基本概念及现状
乡村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与价值的存在，而不是单纯空间和时间维度的概念[1]。对于乡村教育，部分学者片面地将乡村学校教育②与之等同：他们片面地关注乡村教师队伍的发展、村校基础设施的完善，认为乡村学校各项基础设施改善了，乡村教育也就振兴了。然而，学校教育只是乡村教育的部分，它是一种弱化的现代城市教育在乡村社会的延伸与移植。随着学校教育在乡村的普及，乡村教育逐渐显现出“离农”③趋势，在空间上“失去了乡村”，却又赶不上城市教育的步伐，成了“无人、无根、无为”的存在。基于此，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该观点的错位，容中逵提出乡村教育的复兴要依赖于家庭、学校以及村落共同体三种教育形式的同质同构[2]。鲁可荣、胡凤娇认为乡村教育以乡村的实际生活为指针，以帮助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及促进乡村的发展为目标，是集家庭教育、村落共同体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一体的教育综合体[3]。李森、汪建华将乡村教育的内涵分为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方面：宏观层面上的乡村教育是指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服务的一切教育;中觀层面上的乡村教育是指乡村地区（县级行政区划以下地区）的教育;微观层面上的乡村教育主要是指乡村的学校教育[4]。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乡村教育的讨论。
二、田野调查点概况
（一）张村概况
张村是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的一个行政村，位于虞南重镇-章镇东部，由原张村、东风、甘大、东方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民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张村只剩下一个小学，即坐落于原张村自然村的大勤小学，共有90余名学生、20余位教师及后勤行政人员。
（二）张村的教育嬗变概况
1.家庭教养：从三代多元教养到隔代协理教养
根据田野调查发现，在张村，家风甚严。若有青年、孩童做出违背传统礼俗之事，如男子不务正业、媳妇不孝敬公婆、儿童见到长辈视若无睹等，都会被村中长者斥责“父母教养不好”。其实，长者口中的“父母教养”即家风、家教。家庭教育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持久的一种教育形态，乡村家庭教育的主体与地位伴随着村落的发展而变化[5]，随着社会的发展，张村“多世同堂”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家庭规模逐渐缩小，表现为以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为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不便，张村村民在生产大队进行生产劳动以赚取公分来维系家庭生活。有时长辈忙于农务而无暇顾及孩童的教育，则同辈群体的教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同辈的言行举止对于孩童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乡村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随着农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张村的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村民改善生活环境的意愿日趋强烈，各种楼房拔地而起，这种趋势在1992年达到高潮。这间接造成了“数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步“分家”而居，家庭愈加小型化，“核心家庭”普遍建立。同时，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张村许多“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时孩子家庭教养的主体是父母，祖父母辈的作用虽未消失但其功能正逐渐减弱[6]。
张村虽以农业为发展基础，但村民除了从事耕作外，还掌握了一些如木工、泥瓦工等相关建筑手艺，以此作为生存技能。90年代末，村民纷纷外出打工以获取更加舒适的生活，有条件的会将孩子带在身边，但这只是部分，大多数的孩子则与父母分开留在村中与祖父母生活，这些孩子的家庭教养职责就落在了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身上。随着家庭“碎片化”、村落“空心化”程度的加深，家庭教养的功能开始异化：祖辈的隔代协理教养往往最终形成“不敢管或管不了”的局面;而父母与孩子接触少，存在愧疚心理，孩子则对父母失去敬畏感，导致家庭教养逐渐式微，乡村教育呈现“分崩离析”状态。于是，大多数张村家庭将孩子的教育及成长寄托给了学校。他们并不单纯地将学校当作是教授文化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能让孩子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全能机构。 2.学校教育：从张溪学校到城南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基础扫盲班。张村的扫盲班为避免与日常农业生产相冲突，往往安排在晚上上课，因此被村民称为“夜校”。这是张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的学校教育，尽管场地简陋，且部分村民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而来，但扫盲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完成了清除“文盲”的历史使命。同时，扫盲班为张村各生产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记工评分员”，这些人有的成为了张溪学校小学部的教师。
张溪学校是张溪乡无数乡贤和有识之士发扬张溪文化的现实寄托，也是培养后代的重要场所。它是在原夜校的基础上建设而成，共分为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其中小学部以原大会堂为教学场所，初中部与高中部则新建学堂校舍。建校初期，教师结构以民办为主，后来一部分逐渐转正。小学招生对象仅为张村学龄儿童，初中和高中则面向整个张溪乡，以考试成绩作为入学标准。张溪学校创办以后，张村学龄儿童有了固定的学习空间和时间，他们可以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至80年代，张溪高中撤校与章镇镇中学合并，合称章镇中学。1992年，张溪乡与大勤乡合并，张溪中学更名为大勤中学。2001年，大勤乡撤乡并入章镇，且随着“撤点并校”运动的开展，2003年章镇中学与上虞城区高中合并，成立城南中学。至此，张村的学校教育中“本地化”逐渐走向“城镇化”。
3.社会教化：从家族宗祠到文化礼堂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宗族文化，“家国同构”便是其显著的特征，这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与专制统治相交织的产物，它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7]，尤以乡村为甚。在乡村，家族宗祠是家族权力和宗族权威的施展地，族规、祖训和祠规是为约束宗族成员的一种颇具震慑力的“法律”，族长则是执行者。“宗祠”可潜移默化地教化族人，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强化家族文化认同感，以此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兴盛，规制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和礼仪习俗[8]。张村有一口历史悠久的“桂花井”，村祠即坐落于旁，长期承载着社会教化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张氏祠堂被大会堂所取代，至此，乡村社会传统的精英阶层退出历史舞台，[9]于是，社会教化的主体由传统的族长、乡绅转向了村级行政干部，乡村教育迅速向学校教育靠拢，村落社会教化逐渐“悬浮”于村规民约与熟人社会“自律”之上。
在党和国家出台相关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政策的背景下，张村文化礼堂带着延续乡村特有文化的功能在大勤小学旧校址上修缮、建立起来，逐步实现了国家与民众在文化层面的双向互动。张村文化礼堂承载了村宴及家宴的举办、戏台和乡贤馆等内涵，其内墙两边挂著图文并茂的二十四孝文化和乡规民约，展示村史民情、乡风民俗、乡村教育等内容。由于村庄的整合依赖其自生力量，因此这些内容以文化自觉的意识对张村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对张村村民起到了社会教化的作用，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三、乡村教育存在的困境
（一）乡村教育远离乡土
乡村教育远离乡土指的是乡村教育趋向城市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内容远离乡土。目前乡村学校的课程内容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倾向，主要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很少有涉及乡村传统文化的内容。类似于民风民俗、地方人文、农业生产等植根于乡村的本土文化内容则游离在乡村教育的边缘，当前的学校教育忽视了乡村传统的乡土文化价值。除此，家长们在教育方面同样将重点放在孩子的学业上，而漠视了乡土文化。尤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械化生产取代了传统的精耕细作，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同时人们更加重视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学龄人群无需进行农业劳动，也不再传承传统农耕技艺。二是教育观念远离乡土。在广大农村，学生能否“考出去”“跃农门”已经成为了检验农村教育成果的根本标尺，也成为了乡村学校获得社会支持与认可的重要标志。在“教育公平”理念下，乡村学校培养学生基本实行精英教育模式，希望培养更多“高分”学生;家长则期望孩子专心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从而改变现有生活，不用再像老辈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下这种教育观念很大程度上舍去了乡村教育原本的优势，但在很多方面又与城市教育无法竞争。
（二）乡村教育顾此失彼
目前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旨在更好地发挥学校培优育人的功能，农村家庭教养功能逐渐弱化，村民们也逐渐将教育孩子的重担寄托给了学校。尤其是祖辈隔代协理教养的家庭，“离农式教育”的观点让祖辈们认为自己年纪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只有把孩子送到学校，才能被“教育”好，才能成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教育对“留守儿童”成长的作用。与此同时，出于时代变迁和个人发展的需求，在张村传承了近千年的“师徒”制度被打破。祖辈父辈时期，拜师学艺如火如荼，许多村民会把自家孩子送入木匠、泥瓦匠家中当“学徒工”，师父对这些孩子来说既为师亦为父，至今尚有当年的“学徒工”过年过节看望师父的传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人际关系以后会越来越淡化。一方面，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导致出现“空心村”现象，人们出于经济利益和自身发展的考虑不愿意继承传统的手艺。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即使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也可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技术，人们选择了后者。当前的乡村教育实践中，学校成了乡村教育的主体，家庭与村落共同体成了“他者”，家庭和村落甚至将自身的某些教育功能转嫁于学校，教育视阈仅限于一隅。
（三）乡村教育缺乏载体
根据张村乡村教育的嬗变情况来看，乡村教育由具有明确的主体承载性逐渐转向无主体承载性。乡村学校是承担乡村教育的重要场域，是维持乡村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支撑。但随着90年代“撤点并校”运动的开展，大量乡村学校或撤销或与城镇学校合并，逐渐脱离农村。像张村的张溪学校渐渐与城镇学校合并，最终只剩下大勤小学，且大勤小学的学生数量在逐年大幅减少。十多年前，大勤小学还有400余名学生，而现在虽然学校引进了大量青年优秀教师，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学生数量却明显下降：全校一至六年级各设一个班，每班10-20人不等，全校加起来不到100人。同时，乡村的社会教化也存在类似问题，村民的日常教化没有类似学校老师的固定教化者，只能由村中年长者和村干部暂时充当，且随着社会的开化，收效甚微。另外，社会教化活动也没有相应的固定场所，很难在随机的教化过程中将村民组织起来。转向行政化聚集场所的教化空间难以为普通乡民所利用，而新兴的文化大礼堂则由于缺乏某种权威，无法对村落特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村民的参与度不高，利用率低，长期闲置。 四、复兴乡村教育的路径
（一）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发展相结合
乡村是历史记忆、传统伦理和情感归属的根基，乡土文化是乡村文化传承的主体，也是乡风文明的载体。要复兴乡村教育，必须植根乡村社会生活，增强对乡土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促使乡土文化融入乡村教育，并使之与乡村社会发展相结合。具体措施有：村落应激活本村文化资源，带动乡村文化走向家庭、走进课堂;村民和学校应转变教育观念，培养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学生应热爱这片土生土长的村落，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主动承担起乡村教育复兴、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如张村的大勤小学始终秉承蔡元培“劳动教育”的观点，坚持让农业劳动回归校园，来保留教育的乡土特质。张村也通过统筹讲堂、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途径向张村家庭展示本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唤醒村民对村庄的记忆，重构其对村落传统文化的當代价值，而不是一味地渴望“离农”，追求城市化。当然，也应该鼓励大勤小学主动融入乡村社会，在学习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开发乡土课程，重视张村“鲜果村落”和“抗战胜地”的特色，将农耕文化、孝德文化与爱国精神等乡土人文纳入教材，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提高其对乡村的认知与热爱。
（二）合作创新“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共同体
家庭、学校和村落社会三者具有不同的教育功能，共同构成了乡村学龄儿童的教育环境。要实现乡村教育的复兴，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养、社会教化这三种教育方式进行有机结合，并创新协同机制，在保证完成学校教育的同时重新焕发家庭教养和社会教化的生机与活力。如张村的教育不应局限于学校的“大包大揽”，而是可以将大勤小学的教育职责适当地向家庭与村落社会延伸，文化大礼堂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传承方式。同时，这三种教育方式缺一不可。家庭教养和社会教化大多侧重于家风文明与道德修养，学校则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专精领域的教育职责应由具有专业素养的教师承担，家长需要起到辅助作用。尤其是张村祖辈隔代协理教养的家庭，祖父母几乎没有能力辅导学生的功课，也不能判断作业的正确与否，但他们在为人处事方面的言传身教往往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家庭成员与村民需要明确自身的教育主体地位，强化责任意识，而不是将教育的重担一味地推给学校。
（三）明确主体意识，优化乡村教育载体
无论何种公共活动，必须明确其主体、客体与环境，教育也是如此。尤其在农村，村落群体相对零散，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重要。但当前乡村学校数量减少，家庭结构松散，村落日趋“空心化”，无不显示出乡村教育环境的式微。此时，以“新乡贤”为代表的文化农民的介入为乡村教育带来了物质支持与精神动力。在他们的扶持下，乡村学校的教育设备得到了改善，村落的社会教化丰富了内容。而乡贤往往在村落具有较高的权威，他们可担当起教育者的角色，教化村民。因此，“新乡贤”“新农人”成为乡村教育振兴有力的推动者。但是，乡村教育的复兴不仅要靠“人”，还必须借助强大的物质载体。张村的大勤小学与文化大礼堂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传承乡土文化，复兴乡村教育的重任。因此，一方面张村基层政府与村民应更加重视大勤小学的价值，在学校的建设过程中投入更多精力，吸引更多学龄儿童入学，让大勤小学永“驻”张村。另一方面，张村的文化礼堂也可进一步优化。它可以立足村落本身增加礼堂的功能，如移风易俗、乡风评议等活动，提高其利用率。同时，应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并依托乡村的自然和人文历史资源来唤醒和深化农民的乡土文化情结，吸引他们投身乡村教育复兴领域，从而优化乡村教育载体。
五、结语
我国乡村教育的百年变迁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渗透、博弈乃至对抗的过程。[10]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教育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尤其随着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乡村教育“离土”趋势显著，家庭教养衰弱、社会教化式微。[11]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乡村振兴成为我国新时代的重要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是将乡村振兴上升到现阶段重要的国家战略。然而，乡村振兴的基础在教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乡村教育的复兴不应仅仅依赖学校的兴盛，而是要扎根乡土，依靠家庭教养、学校教育以及村落社会教化三种教育形式的同质同构，并健全劳动教育体系机制，形成普遍重视劳动教育的氛围。
注释：
①“撤点并校”运动：农村的中小学开展大规模的撤并，打破“一村一校”的教育格局，使农村中小学的布局朝“一镇一校”的方向转变。参见：单丽卿，王春光.农村教育发展的趋势与问题——兼论“离农”和“为农”之争[J].社会科学研究， 2015（1）：124-132.
②乡村学校教育：在乡村地区作为正式的社会机构的学校内所开展的对乡村入学者的有目的、有组织地以影响其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实践活动。参见：李森，汪建华.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1-69.
③离农：离农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取向之一，即教育脱离农村实际，造成农村人才的流失，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与之相对的是为农。参见：张济洲.“离农”？“为农”？——农村教育发展中的悖论[J].当代教育科学， 2005（19）：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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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森，汪建华.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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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骆正林.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家族势力、国家权力、民间力量的相互盈缩[J].探索，2008（6）：110-115.
[8]鲁可荣，程川.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28-35.
[9]张祝平.论乡村礼堂的变迁与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30-36.
[10]姚荣.从“嵌入”到“悬浮”：国家与社会视角下我国乡村教育变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4）：27-39.
[11]陈时见，胡娜.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