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记忆往往始于4到6岁，那时你还是孩子，发生的事情会在你的脑海里产生印记，但并无思考。思考往往是在你上学读书之后，产生了思维模式、是非观念、逻辑定理，便有了“事件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等自我提问。
　　我的记忆，应该是在6岁左右，“辽沈战役”的时候。血战四平时，我在四平城内，常见变换入城的队伍，闹不清正反、对错。1948年，我到了天津南郊，又赶上了“平津战役”。那时我8岁，天津解放了，也有成年人的喜悦和高兴。
　　抗美援朝时，我已在天津上学。学会了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觉得中国很了不起。
　　真正有了思考，应该是加入本溪市曲艺团，成为一名专业曲艺演员后。那时，经常学习的就是毛主席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明确了文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向，我们团经常下兵营、去军部、赴矿山、到炼钢炉前，为士兵、为工人同志们服务；也经常下乡，去公社、下大队为农民演出。为了服务到位，有一次，我下到马塘公社最远处的施家大队演出，那里离火车站还有50里路。我听说一位军属老大娘住在密林深山，独门独院，一辈子没看过节目，便请公社文教助理陪同，又步行15里路，为这位没看过文艺节目的老太太一个人，说了一段《程咬金卖耙子》。老人家听得津津有味，临走时还在问：“后来那个人怎的啦？”我说：“下次来再给您说。”由于当时那里没电，我们只好趁天黑之前快往回赶，不然怕遇见狼。
　　“文化大革命”之后，文艺事业复苏。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我们又扩大了为人民服务的范围和地域。为贯彻和弘扬传统文化，我的评书《杨家将》首开了电视评书的栏目；并为中央电视台策划、主持，开播了《曲苑杂坛》的专题设置；我还多次参加中国文联的万里采风活动，最高曾到过海拔5300米的“红其拉普”口岸，中巴边界界碑，慰问边防战士，最低曾到徐州矿务局“竖井”地下1300米巷道“掌子面”，为一线工人现场演出。
　　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为了宣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我参加了6次由中央文明办、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团”的演出。巡演大力宣扬军中的见义勇为的卢家胜、勇斗歹徒的厦门三兄弟、文艺界的“好汉”金汉、影星田华等典型的先进事迹。在建党百年之际，我要写录一部评书《话说党史》（1919—1949），作为献礼节目。这就需要我了解建党初期的往事和经过。我没有当时的记忆，只有靠阅读和看资料，这叫作“阅读记忆”和“观赏记忆”。这种“记忆”，把我带到了“想当年”和“那时候”。
　　写党史、说党史，让我在学党史的同时更受教于党史。当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对共产党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时候，不少意志薄弱者脱党而去；也有不少意志坚定者，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更有坚定信念者，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后，挺身而立、继续战斗。此后产生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全国无数次的起义，乃至“上井冈”“反围剿”“万里长征”，哪次革命活动都是无数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取来的。仅以陈毅元帅描写赣南游击战争的一首词，便可见当时斗争环境之艰苦。“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糧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尤其是1936年冬，游击队被困20余日，最后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伤病在身的陈毅，面对死神的即将到访，他仍有革命者视死如归、斗志不减的气势，写下流传千古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死后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是一个面临死亡的革命者的豪言壮语，这里包含着“创伟业、建新国，图复兴、为人民”的伟大抱负。如今我们学党史，就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识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在我们的学习记忆当中，再思考新的征程。
　　（作者：评书表演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