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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有核武器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且难回答的问题。按美国人的说法，台湾当局曾一度暗中进行过试制，只是在美方的干预下才没得逞。事情绝没那么简单。
６０年代：成立“中山研究院”这个“最敏感、最神秘”的研究机构，奇怪的是这个被称为台湾科技人才库的机构，１０年中竟没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台湾当局极度震惊，一方面急不可耐地要求美国对大陆的核设施进行彻底摧毁，以扼杀中国迅速壮大的核能力，另一方面下决心发展军事科研，建立“自力自主”的军事工业。
１９６５年７月，蒋介石亲自点将，命“国防部次长”唐君铂上将负责筹建“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并出任筹备主任，拨专款１．４亿美元，致力核武器和陆海空三军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
由于台湾１９５５年７月１８日就与美国签有《和平使用原子能合作协议》，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５日，又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签订有《原子能安全保障检查三边协定》，因此台湾当局只能采取欺骗的手段，假借民用之名，从当时世界上核能研究较为先进的国家获得技术援助。１９６６年２月中旬，台湾核能研究所正副所长前往以色列，参观其核设施。据美国去年解密文件中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９日的一份报告称：“台湾核能研究所长与副所长几周前在以色列访问，并与以色列的科学家会面。虽然以色列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两名台湾科学家仍在前往欧洲的行程中间，在以色列停留数天，并参观了以色列的ＮａＮａＩ Ｓｈｏｒｅｏ原子炉。”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３日，美国专门在台北举办了“原子能应用示范展览”，美原子能委员会代表柯尔在致开幕词时说，希望通过这次原子能应用示范展览，能协助台湾解决部分科学问题。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还专门发了贺词。据美国情报部门透露，１９６７年间，通过美国的协助，台湾在核子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可观的进展。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直属台湾“参谋总长”领导。该院位于台北市西南４３公里的桃园县龙潭镇大汉滨水库旁，占地３００多公顷。“中科院”拥有一支庞大的科研和技术队伍，编制两万人，有科研人员６３００人，技术人员８５００人，其中军职占１／３，文职占２／３。主要成员均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交通大学”等大学研究所里招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防奖学金”获得者。该奖学金规定，凡获得奖学金的研究生毕业后必须到“中科院”服务四年。该院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结构完备”，从学历看，博士学位者４００人，硕士学位者２８００人，大学毕业生７０００多人；从结构看，下设四个研究所和六个研发与制造中心，分别负责核能、火箭、导弹、飞机、舰艇、电子、军用车辆等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其中，第一研究所为核能研究所，第二研究所为火箭、导弹研究所，第三研究所为电子系统研究所。“中科院”在屏东县恒春九鹏（台湾岛的最南端）还专门建立了新武器试验基地。全院年研究经费为１００亿元台币以上。台湾报刊认为，“中科院”堪称台湾科技人才库，其研究投入之巨，可创办四个一流大学。台湾老百姓则称之为“最敏感、最神秘”的地方。值得指出的是，“中科院”虽是研究机构，但１０年中竟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
７０年代早期：美国认为台湾五年内将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例行检查也发现台湾方面做了手脚，在美国和国际压力下台湾当局暂时收手。
１９６９年７月，在加拿大核能公司的帮助下，台湾核能研究所兴建了“台湾研究反应器”。同时，还修建了一家用于加工天然铀的工厂、一家后处理工厂和一个钚化学试验室。１９７１年２月，核能研究所自行设计制造的“微功率反应器”首次达到临界状态。两年之后，功率为４０兆瓦的重水反应器也达到临界状态。美国解密文件证明，“６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７３年，台湾官员曾秘密穿梭于西德与台湾之间，企图获得西门子公司的反应堆和核燃料再处理设备，用以提炼制造核武器的铀。合同签订后不久被中央情报局发现，中情局急令外交部向西德和台湾方面施压，这桩交易才被迫告吹”。随后美国派遣代表团赴台两次对台湾核设施实施检查，结果发现台湾以“民用研究”为名，把从南非购买的１００吨铀和从美国购买的钚，转用于核武器计划。美国政府立即要求台湾停止核计划，采取的第一步是拆除“０１４号”，这是核燃料再处理室，它的作用是处理用过的核燃料，从中提炼“钚弹”所需原料；接着，在一年内运走重水和用过的核燃料。迫于美国的干涉，蒋介石表示暂时搁置核武器计划。
但美国对此并不放心。１９７３年初，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施奈德向台湾明确提出，美国拟组团再次考察台湾的核子研究情形。据台湾已故新闻界耆宿魏景蒙证实，“美国这个代表团在台湾终止了台湾的核武器发展计划，在场的‘中科院’军方人士目睹此一场景，悲愤欲绝，但却无可奈何”。４月份，美国在为英国提供的台湾核武器发展报告中，作了这样的叙述：尽管设备已经关闭，但不排除台北未来可能根据政治气候和对军事情势的研判，再度决定发展核武器。１９７４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台北在从事小规模的核武器计划，显然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约莫五年之内可望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果然，台湾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并未因上述情况而停止。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７日，即蒋介石病故的六个月之后，蒋经国在美国接受合众社记者采访时公开宣称：“台湾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台湾反攻大陆不需要美国军队参加，只求提供道义和物质的支持。”１９７６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按惯例对台湾核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结果发现５００多克的钚不翼而飞。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又抓住了台湾秘密对使用过的核燃料进行后处理的把柄。为此，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科长李文以国务卿基辛格的名义训令安克志“大使”向台驻美“大使”沈剑虹交涉抗议，安克志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了他和沈剑虹谈话的要点，再度表示美方对台湾信守承诺不从事核武器研究发展的怀疑。这样，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台湾首次秘密研发核武器才迫不得已而告终。
７０年代中后期至８０年代：蒋经国吸取以往教训，“以民掩军”，在民用核能的幌子下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到８０年代中期距成功仅一步之遥。
７０年代中后期蒋经国执政台湾，按照蒋介石的临终遗言，核武器计划再次启动。这一次蒋经国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打着大力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研制核武器。
在民用的幌子下，台湾与美国签订有浓缩铀的长期供货合同，同时，还先后从英国、法国、南非等地购买了近１０亿美元的核燃料。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８日，美国与台湾签署一项协定，承诺今后３０年向台湾提供２０亿美元的浓缩铀。按１９８４年牌价计算，２０亿美元可购１．９～２．３万吨天然铀。另据资料显示，８０年代初在台湾岛东北部山区还发现了几处富铀矿。台湾已经朝着核燃料自制自给的目标迈进。
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台湾当局还投资１０亿新台币，在离台湾岛南端７５公里的兰屿岛，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核废料储存厂，并于１９８２年５月正式投入使用。
台湾当局利用“以民掩军”的手段在发展民用核能的同时，为发展军用核能储存了大批技术力量。在这期间，台湾当局为发展民用核技术，先后投资４７．３１亿美元，修建了三座核电站，它们分别是：１９７７年底在台北县石门乡建成的核电厂；１９８２年在台北县金山乡建成的核电厂；１９８５年在南部恒春半岛马鞍山建成的核电厂。三座核电厂共拥有六座核反应堆，６５个核设施，装机容量５１４．４万千瓦，发电量占全岛发电量的４１％～５０％左右，成为台湾的主要电源之一。
台湾三座核电站每年大约消耗１６００吨天然铀，若按年度乏燃料总卸出量为１６２吨计算，核电反应堆运行３０年或４０年，卸出的总乏燃料量约为４５００～６０００吨，其数量相当可观。而制造核武器的钚就是从这些乏燃料中提取的。有资料证明，７０年代后期，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检查台湾核设施时，就曾发现其“热实验室”烧过的乏燃料池下面，有一个在设计图上并没有的用来秘密转移核原料的“暗门”；同时在一间储存室里，还发现有两套没有使用过的燃料棒，而台湾官员却硬说是乏燃料。
１９７９年，台核能研究所在高雄中磷公司兴建磷酸提铀先导工厂。同年５月，又与法国塞卡公司合作设立一座年产２０吨二氧化铀燃料丸的压水式反应器燃料束先导工厂。１９８０年，核能研究所完成了６００兆瓦肯都型重水压水式反应器的概念设计。次年，磷酸提铀工厂、氧化铀提纯转化实验工厂、动力用反应器燃料先导厂、伽马射线照射厂相继完工。１９８５年，氧化铀转化及燃料丸制造成功。为了加速发展核武器计划，台湾当局不惜血本，对“中科院”的经费投资猛增，１９８６年，该院列在军方名义下的经费预算为４．２５亿美元，１９８７年增加到７．２亿美元，占台军事预算总经费的９．４％。另外还有部分经费列在教育局等名义下。
关于这段历史，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在今年初出版的日记《八年参谋总长》中，详细披露了他兼任“中山科学院”院长期间台湾研制核武的情况。他在１９８１年的日记中写道：“中科院以化学方法研制浓缩铀，已获初步突破”，１９８６年日记写道：“台在短期内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并可在奉命下进行”，并注明曾在屏东九鹏新武器试验基地进行了小型核试爆。有资料证明，“中科院”还聘有许多外籍顾问和美籍华人专家秘密来院交流。据一位曾在美国负责主持“核融合能开发”的华裔科学家透露，在蒋经国时期他就曾以“探亲之便，顺道讲学，并与中山科学院参与研发原子弹计划者多有接触，传授过‘核融合能’秘笈”，并与蒋经国“围绕研发小型氢弹的可行性”作过晤谈。
这一时期，台湾“清华大学”的核子弹系和核能研究所备受当局重视。该校校址设在新竹，是台湾惟一培养核能人才的园地，每年有１００名毕业生，其中７０％的人派出留学深造，有许多人至今仍在美国核技术研究机构工作，它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均有密切关系。校图书馆藏有台湾最丰富的核能和原子能文献，据１９８３年统计，约有４２万册。蒋经国时期，台湾核武器研究“一路顺风”，到１９８７年年底，估计只差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制造出原子弹。
８０年代后期：美国一手策划的“张宪义出逃事件”使台湾当局的核武器计划再次功亏一篑。蒋经国在获知此事的当日猝死。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精心策划的“张宪义事件”发生了。１９８８年１月９日，台湾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窃取台核武器计划机密文件，在中央情报局协助下叛逃美国，随后又在美国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作证，将其掌握的台湾研制核武器的内幕和盘托出，并说台湾准备在射程为１０００公里的“天马”导弹上安装核弹头，而“天马”的研制已接近完成。顿时，全美上下一片哗然。美国立即向台湾施压，要求终止其核计划。据后来披露的一些消息称，张氏叛逃绝非偶然，美国对台湾当局一直放心不下，在台的核武计划中布下暗子，张宪义早年赴美学习期间就已被中央情报局策反成为“间谍”，并安插在台湾核武器研制核心部门，台湾核武器计划的一举一动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张宪义叛逃事件发生后，台湾当局极度震惊，蒋氏父子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前功尽弃。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在获知此事后的当日下午１５时５５分，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五天后，美国代表团抵台，开始拆除台湾价值１８．５亿美元的重水反应堆。台湾当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惨重的惩罚面前，不得不承诺，以后将不再发展核武器。台湾第二次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再次功亏一篑。
９０年代中期：李登辉时期公然讨论核武器的使用，并将核火力写进军队条令。
蒋介石父子虽然没有搞成核武器，但台湾却掌握了不少核武器研制的经验，同时其民用核能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积累和储备了大量的核技术人才和能力，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核能遗产。李登辉接手执政时，台湾岛内已有了六个核能研究机构，直接从事核能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员就有１４００余名，尤以“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力量最为雄厚。该所有研究人员５００名，硕士、博士占３０％以上，技术人员５８０名，行政管理人员１７０名，总计１２５０人，占台核开发研究人数的８９％。台湾核能研究所的主要核设施有：重水研究堆、水池反应堆、沸水堆、年产１０吨的二氧化铀转化工厂、７００万伏电子伏特加速器、１００万居里钴源辐射厂、强放热室及检验设备、核废料处理设施和多种非破坏性的检验设备等。台湾的核技术发展已形成规模，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尤其是年产１０吨的二氧化铀转化能力和天然铀提炼技术、乏燃料卸出量，以及发现富铀矿床等，标志着台湾已具有不可轻视的核能潜力。台湾当局还在台北技术学院设立了核子科学系。每年选派百余名具有一定学位或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到美国的研究所或大学学习。同时加大核能研究的投资，１９８９年，台湾的总科研费为２０８．６亿元新台币，而核能研究费就有２０．５４亿元，约占总费用的１０％。
随着，“以武拒统”分裂祖国的野心越来越暴露。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８日，李登辉在台“国大”会议上突然提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应该重新研究核武器的问题”。虽然三日后李登辉矢口否认，但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反响。１９９８年初，李登辉又故伎重演，提出台湾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第二天又派“总统府”改口更正。在李登辉的唆使下，台湾军方多次开会研讨能否发展核武器。据称，李登辉数次主持召开“国防计划会议”，制定台湾发展核武器的“兴华计划”，明确提出要搞“不经过核试爆的核武器”。并扬言要通过黑社会从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国购买核技术，提出“台湾必须因应情势，根据时机，加快核武器拥有，不在量多”。在派核技术人员赴美学习的同时，还考虑高薪聘请前苏联的核技术人员到台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９９年台湾《全球防卫杂志》３月号又发表署名文章“台湾应否发展战略核武”认为：“如果因为中共威胁‘假如台湾部署核武’便将武力犯台，而自缚手脚，则正中了中共的下怀。”台湾“有必要向国际说明为了生存被迫发展核武的事实”，“用来作为在国际上谈判的筹码”。文章称，“要采用类似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核子吓阻观念，在核战略上，透过打击敌方的经济与政治中心来吓阻战争爆发”，提出“面对中共庞大优势的传统兵力，一旦拥有核武，可以吓阻解放军传统武力方式的进犯”。至于如何使用，文章提出“核武及其投射工具部署地下化、机动化甚至海底化，以降低其易毁性”。“借用水下发射的短、中程弹道导弹”，“把导弹吊舱拖曳到北京、上海、广州的外海部署，然后以遥控引爆。台湾只要拥有２０枚低易毁性、配备核子弹头的水下遥控发射型弹道导弹，同时公布核武战略的政治底线与临界点，便足以收到战略吓阻之效”。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台湾当局竟然把如何使用战术核武器问题写进军队条令。据资料表明，台９０年代中期修改后颁发的《作战条令》规定：“核火力由师级以上指挥官掌握。”《步兵营（含营部连）教战准则》就核生化火力的使用申请与要求问题也规定：“核子火力系由师级以上指挥官掌握；营长可提出建议与申请，若获得核子火力支援时，其使用及申请程序概同炮兵火力的运用，但计划运用核子火力时，特须考虑天候、地形等因素，且须注意本部队的安全，以及射击后对沾染地区的通过等。”《联兵准则》中，把核子火力作为战斗火力之一，明确其“具有广泛破坏力与杀伤力，可直接获得歼灭战果，促进作战速度，可造成敌之分离，或迟滞敌之行动，极有利于机动作战”等。另外，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台湾军队还在历次演习中都增加了“核安”科目。印巴核试验后，李登辉再次提出“对大陆的有效吓阻，关键在于对大陆能否有核吓阻”。时隔不久，国民党中委刘泰英就放言，“台湾飞弹可以打到香港、上海”。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不久，台“国防部”声称：台军早已掌握发展中短程导弹关键技术，成功发射了雄风２Ｅ空对地和攻舰导弹，并有巡弋导弹功能。郝柏村日记也说：早在六七十年代台湾就进行过射程达１０００公里的中程导弹试验并“特别提醒中科院，因远程导弹、巡航导弹有敏感性，不得与外商进行合作”。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台“国防部长”唐飞又在“立法院国务委员会会议”中证实，“如因应大陆日益强大的导弹攻势，台湾除致力研制及建立低层反导弹防御系统外，也将进行中程地对地导弹的研制，以达到吓阻的目的”。有资料证实，台“中科院”研制的射程为１０００公里的“天弓－ⅡＢ”型弹道导弹已于２０００年进行实弹测试，并获得技术上的突破，并于２００１年开始批量生产。
外国权威机构评称：在三到四个月之内台湾可以拥有核武器，有消息称“中科院”已完成原子弹的计算机仿真试爆。
有资料表明，近年来，台核研所一直在秘密进行核武器研究，并始终保留有一座小反应堆，当局每年为此拨付经费超过３０亿元新台币。有消息说，１９９０年台湾当局有关部门曾提出要对“中山科学院”账目进行公开审查，遭台“审计署”权威人士断然拒绝，但他还是说漏了嘴，称“中科院”的预算是绝密的，因为它正在研制核武器。１９９８年６月，伦敦战略研究所主任西格尔在对台核能情况考察后，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台湾徘徊在核门槛外”的文章指出，“台湾当局为防范美国把台湾推入中国大陆的怀抱，正在发动巧妙的宣传攻势，以提醒全世界，台湾军方握有发展核武器的选择权，但私下并不讳言核计划的存在”。西格尔断言：台湾“在核武器及导弹的专门技术方面非常先进”，“在三到四个月之内可以拥有核武器！”
更值得指出的是，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０日台湾《民视新闻》报道：“立委林瑞图今天把一个里面装着硝酸铀的蓝色铁桶拿到立法院，要求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赶快处理。”报道说：“当年军方在终止核计划后，把一批铀的化合物卖给了民间，流入民间的铀原料至少有七罐。硝酸铀是一种铀的化合物，浓缩提炼后，可以制造核弹头。”这进一步证实了当年台湾民间关于有制造核弹头的原料去向不明的传闻确有其事。在２０００年组织的国际武检中，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拒绝对其进行核武器检查。据悉，１９９９年台“中山科学院”已完成原子弹的计算机仿真试爆。
陈水扁上台，其分裂祖国的言行更加猖狂，２００１年提出“决战境外”的战略新构想，公开挑战祖国大陆，挑战亚太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决战境外”构想提出后，台湾当局极有可能加大某些武器装备的发展力度，有可能在其以往研制核生化武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为“以武拒统”增加资本。据台湾媒体报道，近年来，台湾当局积极落实“逖靖”计划，秘密研制射程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的中程导弹，该项目目前已进入关键时期。
事实表明，几十年来台湾当局一直企图发展核武器，和祖国大陆对抗，尽管屡遭重挫，但台湾当局并没有死心！
６０年代：成立“中山研究院”这个“最敏感、最神秘”的研究机构，奇怪的是这个被称为台湾科技人才库的机构，１０年中竟没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台湾当局极度震惊，一方面急不可耐地要求美国对大陆的核设施进行彻底摧毁，以扼杀中国迅速壮大的核能力，另一方面下决心发展军事科研，建立“自力自主”的军事工业。
１９６５年７月，蒋介石亲自点将，命“国防部次长”唐君铂上将负责筹建“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并出任筹备主任，拨专款１．４亿美元，致力核武器和陆海空三军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
由于台湾１９５５年７月１８日就与美国签有《和平使用原子能合作协议》，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５日，又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签订有《原子能安全保障检查三边协定》，因此台湾当局只能采取欺骗的手段，假借民用之名，从当时世界上核能研究较为先进的国家获得技术援助。１９６６年２月中旬，台湾核能研究所正副所长前往以色列，参观其核设施。据美国去年解密文件中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９日的一份报告称：“台湾核能研究所长与副所长几周前在以色列访问，并与以色列的科学家会面。虽然以色列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两名台湾科学家仍在前往欧洲的行程中间，在以色列停留数天，并参观了以色列的ＮａＮａＩ Ｓｈｏｒｅｏ原子炉。”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３日，美国专门在台北举办了“原子能应用示范展览”，美原子能委员会代表柯尔在致开幕词时说，希望通过这次原子能应用示范展览，能协助台湾解决部分科学问题。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还专门发了贺词。据美国情报部门透露，１９６７年间，通过美国的协助，台湾在核子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可观的进展。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直属台湾“参谋总长”领导。该院位于台北市西南４３公里的桃园县龙潭镇大汉滨水库旁，占地３００多公顷。“中科院”拥有一支庞大的科研和技术队伍，编制两万人，有科研人员６３００人，技术人员８５００人，其中军职占１／３，文职占２／３。主要成员均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交通大学”等大学研究所里招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防奖学金”获得者。该奖学金规定，凡获得奖学金的研究生毕业后必须到“中科院”服务四年。该院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结构完备”，从学历看，博士学位者４００人，硕士学位者２８００人，大学毕业生７０００多人；从结构看，下设四个研究所和六个研发与制造中心，分别负责核能、火箭、导弹、飞机、舰艇、电子、军用车辆等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其中，第一研究所为核能研究所，第二研究所为火箭、导弹研究所，第三研究所为电子系统研究所。“中科院”在屏东县恒春九鹏（台湾岛的最南端）还专门建立了新武器试验基地。全院年研究经费为１００亿元台币以上。台湾报刊认为，“中科院”堪称台湾科技人才库，其研究投入之巨，可创办四个一流大学。台湾老百姓则称之为“最敏感、最神秘”的地方。值得指出的是，“中科院”虽是研究机构，但１０年中竟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
７０年代早期：美国认为台湾五年内将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例行检查也发现台湾方面做了手脚，在美国和国际压力下台湾当局暂时收手。
１９６９年７月，在加拿大核能公司的帮助下，台湾核能研究所兴建了“台湾研究反应器”。同时，还修建了一家用于加工天然铀的工厂、一家后处理工厂和一个钚化学试验室。１９７１年２月，核能研究所自行设计制造的“微功率反应器”首次达到临界状态。两年之后，功率为４０兆瓦的重水反应器也达到临界状态。美国解密文件证明，“６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７３年，台湾官员曾秘密穿梭于西德与台湾之间，企图获得西门子公司的反应堆和核燃料再处理设备，用以提炼制造核武器的铀。合同签订后不久被中央情报局发现，中情局急令外交部向西德和台湾方面施压，这桩交易才被迫告吹”。随后美国派遣代表团赴台两次对台湾核设施实施检查，结果发现台湾以“民用研究”为名，把从南非购买的１００吨铀和从美国购买的钚，转用于核武器计划。美国政府立即要求台湾停止核计划，采取的第一步是拆除“０１４号”，这是核燃料再处理室，它的作用是处理用过的核燃料，从中提炼“钚弹”所需原料；接着，在一年内运走重水和用过的核燃料。迫于美国的干涉，蒋介石表示暂时搁置核武器计划。
但美国对此并不放心。１９７３年初，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施奈德向台湾明确提出，美国拟组团再次考察台湾的核子研究情形。据台湾已故新闻界耆宿魏景蒙证实，“美国这个代表团在台湾终止了台湾的核武器发展计划，在场的‘中科院’军方人士目睹此一场景，悲愤欲绝，但却无可奈何”。４月份，美国在为英国提供的台湾核武器发展报告中，作了这样的叙述：尽管设备已经关闭，但不排除台北未来可能根据政治气候和对军事情势的研判，再度决定发展核武器。１９７４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台北在从事小规模的核武器计划，显然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约莫五年之内可望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果然，台湾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并未因上述情况而停止。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７日，即蒋介石病故的六个月之后，蒋经国在美国接受合众社记者采访时公开宣称：“台湾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台湾反攻大陆不需要美国军队参加，只求提供道义和物质的支持。”１９７６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按惯例对台湾核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结果发现５００多克的钚不翼而飞。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又抓住了台湾秘密对使用过的核燃料进行后处理的把柄。为此，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科长李文以国务卿基辛格的名义训令安克志“大使”向台驻美“大使”沈剑虹交涉抗议，安克志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了他和沈剑虹谈话的要点，再度表示美方对台湾信守承诺不从事核武器研究发展的怀疑。这样，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台湾首次秘密研发核武器才迫不得已而告终。
７０年代中后期至８０年代：蒋经国吸取以往教训，“以民掩军”，在民用核能的幌子下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到８０年代中期距成功仅一步之遥。
７０年代中后期蒋经国执政台湾，按照蒋介石的临终遗言，核武器计划再次启动。这一次蒋经国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打着大力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研制核武器。
在民用的幌子下，台湾与美国签订有浓缩铀的长期供货合同，同时，还先后从英国、法国、南非等地购买了近１０亿美元的核燃料。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８日，美国与台湾签署一项协定，承诺今后３０年向台湾提供２０亿美元的浓缩铀。按１９８４年牌价计算，２０亿美元可购１．９～２．３万吨天然铀。另据资料显示，８０年代初在台湾岛东北部山区还发现了几处富铀矿。台湾已经朝着核燃料自制自给的目标迈进。
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台湾当局还投资１０亿新台币，在离台湾岛南端７５公里的兰屿岛，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核废料储存厂，并于１９８２年５月正式投入使用。
台湾当局利用“以民掩军”的手段在发展民用核能的同时，为发展军用核能储存了大批技术力量。在这期间，台湾当局为发展民用核技术，先后投资４７．３１亿美元，修建了三座核电站，它们分别是：１９７７年底在台北县石门乡建成的核电厂；１９８２年在台北县金山乡建成的核电厂；１９８５年在南部恒春半岛马鞍山建成的核电厂。三座核电厂共拥有六座核反应堆，６５个核设施，装机容量５１４．４万千瓦，发电量占全岛发电量的４１％～５０％左右，成为台湾的主要电源之一。
台湾三座核电站每年大约消耗１６００吨天然铀，若按年度乏燃料总卸出量为１６２吨计算，核电反应堆运行３０年或４０年，卸出的总乏燃料量约为４５００～６０００吨，其数量相当可观。而制造核武器的钚就是从这些乏燃料中提取的。有资料证明，７０年代后期，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检查台湾核设施时，就曾发现其“热实验室”烧过的乏燃料池下面，有一个在设计图上并没有的用来秘密转移核原料的“暗门”；同时在一间储存室里，还发现有两套没有使用过的燃料棒，而台湾官员却硬说是乏燃料。
１９７９年，台核能研究所在高雄中磷公司兴建磷酸提铀先导工厂。同年５月，又与法国塞卡公司合作设立一座年产２０吨二氧化铀燃料丸的压水式反应器燃料束先导工厂。１９８０年，核能研究所完成了６００兆瓦肯都型重水压水式反应器的概念设计。次年，磷酸提铀工厂、氧化铀提纯转化实验工厂、动力用反应器燃料先导厂、伽马射线照射厂相继完工。１９８５年，氧化铀转化及燃料丸制造成功。为了加速发展核武器计划，台湾当局不惜血本，对“中科院”的经费投资猛增，１９８６年，该院列在军方名义下的经费预算为４．２５亿美元，１９８７年增加到７．２亿美元，占台军事预算总经费的９．４％。另外还有部分经费列在教育局等名义下。
关于这段历史，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在今年初出版的日记《八年参谋总长》中，详细披露了他兼任“中山科学院”院长期间台湾研制核武的情况。他在１９８１年的日记中写道：“中科院以化学方法研制浓缩铀，已获初步突破”，１９８６年日记写道：“台在短期内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并可在奉命下进行”，并注明曾在屏东九鹏新武器试验基地进行了小型核试爆。有资料证明，“中科院”还聘有许多外籍顾问和美籍华人专家秘密来院交流。据一位曾在美国负责主持“核融合能开发”的华裔科学家透露，在蒋经国时期他就曾以“探亲之便，顺道讲学，并与中山科学院参与研发原子弹计划者多有接触，传授过‘核融合能’秘笈”，并与蒋经国“围绕研发小型氢弹的可行性”作过晤谈。
这一时期，台湾“清华大学”的核子弹系和核能研究所备受当局重视。该校校址设在新竹，是台湾惟一培养核能人才的园地，每年有１００名毕业生，其中７０％的人派出留学深造，有许多人至今仍在美国核技术研究机构工作，它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均有密切关系。校图书馆藏有台湾最丰富的核能和原子能文献，据１９８３年统计，约有４２万册。蒋经国时期，台湾核武器研究“一路顺风”，到１９８７年年底，估计只差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制造出原子弹。
８０年代后期：美国一手策划的“张宪义出逃事件”使台湾当局的核武器计划再次功亏一篑。蒋经国在获知此事的当日猝死。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精心策划的“张宪义事件”发生了。１９８８年１月９日，台湾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窃取台核武器计划机密文件，在中央情报局协助下叛逃美国，随后又在美国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作证，将其掌握的台湾研制核武器的内幕和盘托出，并说台湾准备在射程为１０００公里的“天马”导弹上安装核弹头，而“天马”的研制已接近完成。顿时，全美上下一片哗然。美国立即向台湾施压，要求终止其核计划。据后来披露的一些消息称，张氏叛逃绝非偶然，美国对台湾当局一直放心不下，在台的核武计划中布下暗子，张宪义早年赴美学习期间就已被中央情报局策反成为“间谍”，并安插在台湾核武器研制核心部门，台湾核武器计划的一举一动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张宪义叛逃事件发生后，台湾当局极度震惊，蒋氏父子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前功尽弃。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在获知此事后的当日下午１５时５５分，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五天后，美国代表团抵台，开始拆除台湾价值１８．５亿美元的重水反应堆。台湾当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惨重的惩罚面前，不得不承诺，以后将不再发展核武器。台湾第二次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再次功亏一篑。
９０年代中期：李登辉时期公然讨论核武器的使用，并将核火力写进军队条令。
蒋介石父子虽然没有搞成核武器，但台湾却掌握了不少核武器研制的经验，同时其民用核能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积累和储备了大量的核技术人才和能力，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核能遗产。李登辉接手执政时，台湾岛内已有了六个核能研究机构，直接从事核能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员就有１４００余名，尤以“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力量最为雄厚。该所有研究人员５００名，硕士、博士占３０％以上，技术人员５８０名，行政管理人员１７０名，总计１２５０人，占台核开发研究人数的８９％。台湾核能研究所的主要核设施有：重水研究堆、水池反应堆、沸水堆、年产１０吨的二氧化铀转化工厂、７００万伏电子伏特加速器、１００万居里钴源辐射厂、强放热室及检验设备、核废料处理设施和多种非破坏性的检验设备等。台湾的核技术发展已形成规模，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尤其是年产１０吨的二氧化铀转化能力和天然铀提炼技术、乏燃料卸出量，以及发现富铀矿床等，标志着台湾已具有不可轻视的核能潜力。台湾当局还在台北技术学院设立了核子科学系。每年选派百余名具有一定学位或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到美国的研究所或大学学习。同时加大核能研究的投资，１９８９年，台湾的总科研费为２０８．６亿元新台币，而核能研究费就有２０．５４亿元，约占总费用的１０％。
随着，“以武拒统”分裂祖国的野心越来越暴露。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８日，李登辉在台“国大”会议上突然提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应该重新研究核武器的问题”。虽然三日后李登辉矢口否认，但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反响。１９９８年初，李登辉又故伎重演，提出台湾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第二天又派“总统府”改口更正。在李登辉的唆使下，台湾军方多次开会研讨能否发展核武器。据称，李登辉数次主持召开“国防计划会议”，制定台湾发展核武器的“兴华计划”，明确提出要搞“不经过核试爆的核武器”。并扬言要通过黑社会从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国购买核技术，提出“台湾必须因应情势，根据时机，加快核武器拥有，不在量多”。在派核技术人员赴美学习的同时，还考虑高薪聘请前苏联的核技术人员到台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９９年台湾《全球防卫杂志》３月号又发表署名文章“台湾应否发展战略核武”认为：“如果因为中共威胁‘假如台湾部署核武’便将武力犯台，而自缚手脚，则正中了中共的下怀。”台湾“有必要向国际说明为了生存被迫发展核武的事实”，“用来作为在国际上谈判的筹码”。文章称，“要采用类似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核子吓阻观念，在核战略上，透过打击敌方的经济与政治中心来吓阻战争爆发”，提出“面对中共庞大优势的传统兵力，一旦拥有核武，可以吓阻解放军传统武力方式的进犯”。至于如何使用，文章提出“核武及其投射工具部署地下化、机动化甚至海底化，以降低其易毁性”。“借用水下发射的短、中程弹道导弹”，“把导弹吊舱拖曳到北京、上海、广州的外海部署，然后以遥控引爆。台湾只要拥有２０枚低易毁性、配备核子弹头的水下遥控发射型弹道导弹，同时公布核武战略的政治底线与临界点，便足以收到战略吓阻之效”。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台湾当局竟然把如何使用战术核武器问题写进军队条令。据资料表明，台９０年代中期修改后颁发的《作战条令》规定：“核火力由师级以上指挥官掌握。”《步兵营（含营部连）教战准则》就核生化火力的使用申请与要求问题也规定：“核子火力系由师级以上指挥官掌握；营长可提出建议与申请，若获得核子火力支援时，其使用及申请程序概同炮兵火力的运用，但计划运用核子火力时，特须考虑天候、地形等因素，且须注意本部队的安全，以及射击后对沾染地区的通过等。”《联兵准则》中，把核子火力作为战斗火力之一，明确其“具有广泛破坏力与杀伤力，可直接获得歼灭战果，促进作战速度，可造成敌之分离，或迟滞敌之行动，极有利于机动作战”等。另外，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台湾军队还在历次演习中都增加了“核安”科目。印巴核试验后，李登辉再次提出“对大陆的有效吓阻，关键在于对大陆能否有核吓阻”。时隔不久，国民党中委刘泰英就放言，“台湾飞弹可以打到香港、上海”。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不久，台“国防部”声称：台军早已掌握发展中短程导弹关键技术，成功发射了雄风２Ｅ空对地和攻舰导弹，并有巡弋导弹功能。郝柏村日记也说：早在六七十年代台湾就进行过射程达１０００公里的中程导弹试验并“特别提醒中科院，因远程导弹、巡航导弹有敏感性，不得与外商进行合作”。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台“国防部长”唐飞又在“立法院国务委员会会议”中证实，“如因应大陆日益强大的导弹攻势，台湾除致力研制及建立低层反导弹防御系统外，也将进行中程地对地导弹的研制，以达到吓阻的目的”。有资料证实，台“中科院”研制的射程为１０００公里的“天弓－ⅡＢ”型弹道导弹已于２０００年进行实弹测试，并获得技术上的突破，并于２００１年开始批量生产。
外国权威机构评称：在三到四个月之内台湾可以拥有核武器，有消息称“中科院”已完成原子弹的计算机仿真试爆。
有资料表明，近年来，台核研所一直在秘密进行核武器研究，并始终保留有一座小反应堆，当局每年为此拨付经费超过３０亿元新台币。有消息说，１９９０年台湾当局有关部门曾提出要对“中山科学院”账目进行公开审查，遭台“审计署”权威人士断然拒绝，但他还是说漏了嘴，称“中科院”的预算是绝密的，因为它正在研制核武器。１９９８年６月，伦敦战略研究所主任西格尔在对台核能情况考察后，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台湾徘徊在核门槛外”的文章指出，“台湾当局为防范美国把台湾推入中国大陆的怀抱，正在发动巧妙的宣传攻势，以提醒全世界，台湾军方握有发展核武器的选择权，但私下并不讳言核计划的存在”。西格尔断言：台湾“在核武器及导弹的专门技术方面非常先进”，“在三到四个月之内可以拥有核武器！”
更值得指出的是，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０日台湾《民视新闻》报道：“立委林瑞图今天把一个里面装着硝酸铀的蓝色铁桶拿到立法院，要求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赶快处理。”报道说：“当年军方在终止核计划后，把一批铀的化合物卖给了民间，流入民间的铀原料至少有七罐。硝酸铀是一种铀的化合物，浓缩提炼后，可以制造核弹头。”这进一步证实了当年台湾民间关于有制造核弹头的原料去向不明的传闻确有其事。在２０００年组织的国际武检中，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拒绝对其进行核武器检查。据悉，１９９９年台“中山科学院”已完成原子弹的计算机仿真试爆。
陈水扁上台，其分裂祖国的言行更加猖狂，２００１年提出“决战境外”的战略新构想，公开挑战祖国大陆，挑战亚太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决战境外”构想提出后，台湾当局极有可能加大某些武器装备的发展力度，有可能在其以往研制核生化武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为“以武拒统”增加资本。据台湾媒体报道，近年来，台湾当局积极落实“逖靖”计划，秘密研制射程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公里的中程导弹，该项目目前已进入关键时期。
事实表明，几十年来台湾当局一直企图发展核武器，和祖国大陆对抗，尽管屡遭重挫，但台湾当局并没有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