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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峥嵘半生，当你不得考虑自己晚年生活，不得不为传承问题作为规划时，以下三种情形，请作出选择：
　　A.有心有力，能对自己生前后事做安徘和选择
　　B.有心无力，瘫痪在床，眼看儿女争权，家业混乱
　　c撒手而去，未作安排，任儿女自行解决
　　三个选项，选A的前提是正视自己的年老，转身，主动做好”身后传承”的安乔，但此时财富拥有者旁们可能会需要一些财富传承工具来协助自己完成计划。遗嘱、信托、保险、家办公分室……哪种工具可能帮上忙？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避谈生死，作为生意人的企业家更是普遍选择“大吉大利”的做法。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都已经在积极地做着“身前传承”，比如，培养子女接班家族企业，为子女创业鼎力出资，为家人购买大额人寿保险，提前将名下房产、股权过户到后代名下等等。他们做这些事情时都认为是“大吉大利”，而谈及进行系统的“身后传承”方案设计时，便觉得不吉利，觉得安排身后事应该到垂垂老矣时才需要。殊不知，“身后传承”跟年龄没有关系，它更多与“最大限度地节省家族财富传承成本”紧密相关。
　　在中伦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龚乐凡看来，国内高净值人群在身后财富传承上存在的一个凸显共性问题是：“创富”不能等，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抓住一切投资机会，期望赚取更多的财富留给后代; “守富”可以等，意识到重要，但在落地上没有紧迫感且不愿意支付成本，总觉得还可以投机性地“观望”，直到错过了时间节点。在乎成本、嫌投资回报不够高，最终丧失的将是自己所有的家产和东山再起的能力。“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龚乐凡说。
　　在“身后事”的具体规划上，龚乐凡的切身感受是：高净值人士往往简单地运用了某个单一工具就以为“万事大吉”。比如找律师或公证员设立了遗嘱就做好了财富安排，买了保险就可以让财富安全“高枕无忧”。实际上，单单能在中国本土运作的财富传承工具就至少有二十余种。而且不同的财产类型，比如公司股权、知识产权、房地产、古董字画、金融资产、网络资产等等，再加上其它散布在境内外的财产，会使其财富传承所面对的因素更复杂，绝对不是单一工具能通盘解决的。“一个高质量的传承方案需要通过家族信托、保险、基金等不同工具的功能搭配來实现，而前提是要找到可委托的‘总设计师’——一家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同时高净值家庭必须先如实申报自己所有财产与负债，由专业机构调查与评估后设计综合性的整体方案，科学高效地进行筹划。”龚乐凡指出，“身后传承”筹划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情，首先要运用好最基本的工具，例如遗嘱。然后要娴熟运用保险、信托（境内和境外）、公司架构、移民和税务筹划等工具，综合进行家族的财富规划。
　　“我们碰到最常见的案例就是企业股权的传承。在海外的公司，股权装入信托，在架构设计、税务安排等方面较为简单易行，因此也比较常见。而境内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份要置入信托，则面临高昂的税负以及证监会对信托的限制问题。境内的房产如果要置入信托，房产过户所触发的金额不菲的各种税负也让人望而却步。”龚乐凡举例，如果在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就能搭建一个家族持股平台，那么在未来如果创始人去世，股权传承纷争的不确定性就会降到最低，也有助于公司股权架构的长期稳定。另外，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搭建跨境的安全合规架构，“这种做法必须注意的是要满足国内商务部、外管局的审核规定，确保合乎中国以及境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在龚乐凡看来，越是有企业希望传承的高净值人士，“尽早规划”的紧迫性越强。龚乐凡指出，我们所处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政策环境也在不断变动之中，假如未来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等开征，再作相关的筹划必定会带来更高的成本。另一方面，高净值人士自身及所拥有的财富（包括企业）也处于变动的风险之中，错过了一些时点，往往不可逆转，直接意味着财富的损失。“所以，传承规划的关键之一，就是时间管理与时点把控，越早开始越主动。最健康的时候做筹划，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时间点。”龚乐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