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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及其名著《神灭论》，人们大都听说过。在中国式教育体系里，学生只要记住他是南北朝时一位无神论思想家，就足以应付考试中的那道填空题了。但读书向来别具只眼的钱锺书先生，却在《管锥编》里令人震惊地证实，主张“神灭论”的范缜，还同时支持“有鬼论”。他由此提醒我们，“谈者（将范缜）牵合之于‘无神论’”未免轻率。英国大诗人弥尔顿写过一本《论出版自由》的小册子，奠定了他在人类追求言論自由史上的不朽地位。鉴于出版自由常与宗教信仰自由并列，人们或许以为，致力于拓展人类言论边界的大诗人，也会为宗教信仰自由呐喊助阵——实情却并非如此。身为新教徒的弥尔顿，在宗教领域毫不宽容，他“甚至主张查禁罗马天主教或任何非基督教的宗教读物”。《我反对》是一本介绍美国最高法院著名异议的书，读后不难发现，那些在信仰、理念、知识、智慧、道德等方面最为接近，因而也最可能在重大法律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大法官，观点却¾¬常势如水火，甚而发展到竞相指责对方是“自由之敌”。
言论自由的认知前提是：认识出现偏差是人的本性，那些被我们视为错误的观点，很可能包含了真理，而我们自以为正确无比的观点，说不定只是愚蠢的偏见。因此，真正的言论自由，应该像爱护鲜花那样保护那些疑似毒草的观点。由于人们总是倾向于铲除毒草，在实际执行中，保护毒草较之爱护鲜花，往往更为迫切，也更能展示我辈捍卫言论自由的力度和诚意。
在最近方舟子质疑韩寒的公共讨论中，个别为韩寒辩护的学者，不断告诫我们留意“言论自由的边界”。这话对吗？要说对，大概也只相当于称范缜为“无神论者”，乍听相当有理，细思却蛮不是那么回事。
言论自由即使存在边界，也肯定不同于一道严禁逾越的国境线。一部言论自由史，实际上也是人类不断突破已有言论边界的历史。当我们谈论言论自由时，也在无可回避地表白自己的态度。态度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会判若两端。考察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史，我们发现，言论自由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空前拓展，部分Ô¬因在于，那些性喜以敲钟人姿态警告他人留意“言论自由的边界”的家伙，越来越不成气候，而相反的态度正日益深入人心。
有家《好色客》杂志，曾虚构各路名人初尝禁果的¾¬历，令诸多公众人物大为难堪，杂志因此被告上法庭。这事儿落在念念不忘敲响言论警钟的学者眼里，难免被夸饰成针对名人名誉权的极大伤害，反观那位总是更担心言论空间受到压缩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则睿智地回应道：“说实话，如果政治漫»¬不把一个政治人物描绘成妓院里弹钢琴的，我还觉得奇怪呢。”可见，老是强调“边界”的学者未必犯下了某种学术过错，他与别人的分歧缘于瞩目的方向，顺着他缉毒警官般的眼光，言论自由的光亮只会日益暗µ¬，最终弱化为一灯如豆。相反的眼光是这样的：哪怕那位大法官更加厌恶《好色客》的做法（实情也是如此），他也不愿削弱对方的言论空间。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往往不是体现在对正确思想的支持上，而恰恰体现在对那些“该死观点”的包容上。真理需要空间，让错误言论得到生存的土壤，也就同时让真理得到了生长空间。就此而言，那些在涉及名人名誉时惯于夸大其词并擅长把自己弄成好汉模样的学者，已¾¬走向了反面。哪怕他把自己的忠勇形象峨然到关云长的程度，也难保他的观点不会向麦城走去。
充分的言论自由，注定会导致泥沙俱下，它并没有向我们预告一个艳阳天。相反，决意捍卫言论自由，就等于同时承诺，我们打算与风暴一起成长。当美国杰出的大法官布兰代斯先生认定“对恶意与危险言论的矫治措施是发表更多的言论”时，他不仅向每一位公民发出了召唤，也对言论自由本身表达了信心：无论言论自由会带来何等令人沮丧的问题，更加坚定地捍卫它，最终都会使每一个人、使我们的文明共同体深深受益。
一个可悲的对照是，当我们的个别学者忙于为公众人物韩寒可能的名誉受损大表痛心时（他不惜为韩寒量身定制一个“疑似公众人物”的可笑观念，甚至不惜大幅篡改“私权”的属性及适用范围），美国大法官布伦南（“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伟大意见书，就是他写下的）早在1967年的“《时代周刊》诉希尔案”的多数意见书里，就已把思想拓展到如下境界——他强调，即使是普通公民，对于自己偶或的名誉受损，最好也能µ¬然处之，理由是：“不同程度的曝光自己，是文明共同体中个人生活的必然伴生品。在一个特别注重言论与出版自由价值的社会中，被曝光的风险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的一部分。”
言论自由，下有底线，上无禁区。对于诽谤、辱骂等严重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我们必须坚定地加以唾弃，那些有违“政治正确”（如种族歧视）的言论发布者，也需受到相应处罚，这就是底线。但在底线之上，态度截然不同，布伦南大法官强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那些把自己弄成一座言论气象站，整天忙于发布各类言论预警的敲钟人学者，对照之下，恐怕连布伦南的背影都看不到了。明人不做暗事，我批评的是萧瀚先生。
方舟子针对韩寒的质疑，正是一件具有公共属性的话题，其中是非，只有在“不受阻°¬、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讨论下，才有望澄清。
（作者系文化学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言论自由的认知前提是：认识出现偏差是人的本性，那些被我们视为错误的观点，很可能包含了真理，而我们自以为正确无比的观点，说不定只是愚蠢的偏见。因此，真正的言论自由，应该像爱护鲜花那样保护那些疑似毒草的观点。由于人们总是倾向于铲除毒草，在实际执行中，保护毒草较之爱护鲜花，往往更为迫切，也更能展示我辈捍卫言论自由的力度和诚意。
在最近方舟子质疑韩寒的公共讨论中，个别为韩寒辩护的学者，不断告诫我们留意“言论自由的边界”。这话对吗？要说对，大概也只相当于称范缜为“无神论者”，乍听相当有理，细思却蛮不是那么回事。
言论自由即使存在边界，也肯定不同于一道严禁逾越的国境线。一部言论自由史，实际上也是人类不断突破已有言论边界的历史。当我们谈论言论自由时，也在无可回避地表白自己的态度。态度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会判若两端。考察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史，我们发现，言论自由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空前拓展，部分Ô¬因在于，那些性喜以敲钟人姿态警告他人留意“言论自由的边界”的家伙，越来越不成气候，而相反的态度正日益深入人心。
有家《好色客》杂志，曾虚构各路名人初尝禁果的¾¬历，令诸多公众人物大为难堪，杂志因此被告上法庭。这事儿落在念念不忘敲响言论警钟的学者眼里，难免被夸饰成针对名人名誉权的极大伤害，反观那位总是更担心言论空间受到压缩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则睿智地回应道：“说实话，如果政治漫»¬不把一个政治人物描绘成妓院里弹钢琴的，我还觉得奇怪呢。”可见，老是强调“边界”的学者未必犯下了某种学术过错，他与别人的分歧缘于瞩目的方向，顺着他缉毒警官般的眼光，言论自由的光亮只会日益暗µ¬，最终弱化为一灯如豆。相反的眼光是这样的：哪怕那位大法官更加厌恶《好色客》的做法（实情也是如此），他也不愿削弱对方的言论空间。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往往不是体现在对正确思想的支持上，而恰恰体现在对那些“该死观点”的包容上。真理需要空间，让错误言论得到生存的土壤，也就同时让真理得到了生长空间。就此而言，那些在涉及名人名誉时惯于夸大其词并擅长把自己弄成好汉模样的学者，已¾¬走向了反面。哪怕他把自己的忠勇形象峨然到关云长的程度，也难保他的观点不会向麦城走去。
充分的言论自由，注定会导致泥沙俱下，它并没有向我们预告一个艳阳天。相反，决意捍卫言论自由，就等于同时承诺，我们打算与风暴一起成长。当美国杰出的大法官布兰代斯先生认定“对恶意与危险言论的矫治措施是发表更多的言论”时，他不仅向每一位公民发出了召唤，也对言论自由本身表达了信心：无论言论自由会带来何等令人沮丧的问题，更加坚定地捍卫它，最终都会使每一个人、使我们的文明共同体深深受益。
一个可悲的对照是，当我们的个别学者忙于为公众人物韩寒可能的名誉受损大表痛心时（他不惜为韩寒量身定制一个“疑似公众人物”的可笑观念，甚至不惜大幅篡改“私权”的属性及适用范围），美国大法官布伦南（“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伟大意见书，就是他写下的）早在1967年的“《时代周刊》诉希尔案”的多数意见书里，就已把思想拓展到如下境界——他强调，即使是普通公民，对于自己偶或的名誉受损，最好也能µ¬然处之，理由是：“不同程度的曝光自己，是文明共同体中个人生活的必然伴生品。在一个特别注重言论与出版自由价值的社会中，被曝光的风险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的一部分。”
言论自由，下有底线，上无禁区。对于诽谤、辱骂等严重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我们必须坚定地加以唾弃，那些有违“政治正确”（如种族歧视）的言论发布者，也需受到相应处罚，这就是底线。但在底线之上，态度截然不同，布伦南大法官强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那些把自己弄成一座言论气象站，整天忙于发布各类言论预警的敲钟人学者，对照之下，恐怕连布伦南的背影都看不到了。明人不做暗事，我批评的是萧瀚先生。
方舟子针对韩寒的质疑，正是一件具有公共属性的话题，其中是非，只有在“不受阻°¬、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讨论下，才有望澄清。
（作者系文化学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