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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保持高层密切沟通，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让人们看到两国领导人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而忙碌、实干的身影。我们有诸多理由为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感到比较乐观，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各种负面因素依然存在，而如十克服这些负面因素将成为两国共同努力的课题。
2009年4月29日至30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麻生在访华前夕曾说：“自去年胡主席访日后的一年里，日中包括政治、经济在内所有领域及各个层次的合作正在切实地开展。我认为，对于已经迎来了春天、今后也将继续发展的日中关系来讲，或许不再需要用季节来比喻了。”
人们记得，2006年10月以来中日领导人的历次互访曾被称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这次麻生首相的访华或许可称为“不再需要用季节来比喻” 的富有成果的“合作之旅”。这是因为两国业已达成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此后的事情就是如何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添砖加瓦、充实内涵了。
2008年中日领导人会见达到创纪录的五次，今年4月两国领导人在一个月内会谈就达到三次。 至于麻生首相本人，在迄今半年多时间里已分别与胡主席和温总理进行了四次会晤，此次专程访华，则是去年胡主席访日之际与福田首相确认“构建两国首脑定期互访的机制”之后日本首相首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意味着两国首脑定期互访机制的正式启动。中日保持高层密切沟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频繁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让人们看到了两国领导人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而忙碌、实干的身影。
麻生访华的成果
这次中日领导人会谈和会见的成果突出体现在三个领域：(1)中日经济合作；(2)环保节能和气候变化。(3)人员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 在中日经济合作领域，两国就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达成了高度的一直、中日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双方携手合作，对于克服危机、共度时艰具有重大意义，也成为双方领导人此次会晤的最大成果。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危机，双方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交换了看法。
双方还对对方国家实施大规模经济振兴计划、推进以扩大内需为中心的景气对策给予了积极评价。中日分别是世界上第三、第二经济大国，预计今明两年日本经济将出现负增长，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也明显放缓，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贸易大国的中日两国“搞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为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做贡献。
为了进一步推动合作，双方同意重开有关中日经济合作的高层经济对话。2007年中国内地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在2008年，尽管最后几个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全年双边贸易总额仍达2668亿美元，同比增长13％。在这次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就“拓宽合作思路，深挖合作潜力”，“积极拓展在节能环保，信息通讯、绿色经济、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达成共识，其具俸内容包括合作开发新一代移动电话技术，共同完善有关信息通信的法律法规，这意味着信息通讯领域可望成为中日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双方还就开设东京羽田机场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包机航线达成了一致。
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日不仅互为重要市场，也是地区经济的重要稳定力量。在此次会谈中，双方同意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合作重点，进一步加强在“10 3”、东亚峰会和中日韩等区域机制中的协调与配合。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始于2000年、旨在稳定区域金融的“清迈倡议”正在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向多边货币安排迈进。就在麻生访华后的5月3日，中日韩财长就三国对筹建中的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为此中日各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中日韩三国占储备库总额的80％。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储备库将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帮助。
在环保合作领域，双方一致同意将在节能环保、遏制沙尘暴、酸雨乃至气候变化等领域启动一批新的合作项目，比如对污染严重的湖水的净化、燃煤电站的节能环保对策等。日本今年还准备拨款50亿日元用于建立有关废弃物处理、水质净化领域的中日联合项目。两国将继续在去年胡主席访日期间已经达成协议的多达505项涉及水、大气、废品处理与循环使用以及清洁煤技术的环保项目中深化合作。专家指出，中日加强在环保领域的合作，可望开拓新的投资和贸易领域，并推动两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可以说中日在应对金融危机与环境危机这两个方面的合作，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人员交流领域，双方一致同意推进两国人民间的进一步交流。中日双方已达成协议：自2008年起，连续四年，每年实现总人数4000人规模的青少年互访。2008年“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两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扩大“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日本政府今年将再邀请lOO名四川地震灾区的高中生和初中生访日。麻生还提议建立“日中未来领袖对话”机制，作为中日青年才俊进行探索和讨论的平台。
除了以上三方面成果外，两国领导人还就防治甲型流感、密切交换疫情信息、尽最大努力防止疫情蔓延等达成了合作共识。此外，中日领导人就历史问题、朝核问题、核裁军等问题的表态。也体现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很多共识。
在访华期间，麻生作为首相第一次提出了“根据情况讨论中日EPA(中日经济合作协定)的可能性”的建议(目前日本已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九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EPA并已生效)，并提出了两国共同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建议。鉴于中国到2015年劳动力人口将不再增长，而老龄化人口将达到两亿，日本到2013年每四人当中将有一名为65岁以上的老人，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日中两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将有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麻生首相的上述建议很值得我们重视。
可以看到新的积极因素
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展开了热烈讨论，“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根本”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在对华关系方面“理性稳健派”逐渐占据上风。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中日各自国家利益的认识在两国大多数人当中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和常识。
第二，当前世界面对的三大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疫病危机 正在“逼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加强协调合作，“同舟共济”， 减少人类内部的争斗和内耗，集中力量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在上述全球性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协调合作”而是“如何加强协调合作”的问题。
第三，从布什政权后期到奥巴马政权上台，中美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虽然近来在日本围绕“中美关系改善对日本是否有利”有所争论，但至少那种“以中美对立为前提的对中政策”的主张显得过时并日益失去市场，寻求“日中美三边关系趋于平衡”乃至“应推动日中美战略对话”的政策主张日趋抬头。从今后相当长时期看，一方面日美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改善将可能对中日关系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四，尽管日本有些势力对台海两岸关系升温感到不快，但是，更多的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两岸关系升温将对中日关系带来正面影响。最近美国奥巴马政权对于两岸关系持续升温表示了赞赏，有中国学者分析认为，这“预示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敏感度开始有了实质性降低，中美被‘台独’势力拖入战争的可能性渐行渐远。”这意味着台湾问题作为影响中、美、日关系的负面因素的作用可能趋于减弱。
第五，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引发了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有关“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激辩。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战后以来日本创造了颇具“日本特色”的发展模式，并影响了不少亚洲发展中国家。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人们日益感到需要探索一种不仅适用于单个国家、而且适用于整个地区的、面向21世纪的“亚洲可持续发展模式”。随着日本经济融入亚洲经济的广度，深度的日益提高，日本的“脱亚情结”正在逐渐被“返亚情结”所取代，中日两国将可能在共同振兴亚洲的事业中成为携手合作的伙伴而非“争夺主导权的对手”。
负面因素不可不察
我们有诸多理由为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感到比较乐观，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各种负面因素依然存在，而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因素将成为两国共同努力的课题。
第一，在历史问题上，虽然我们采取了“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所谓“双管齐下论”，打开了持续多年的中日政治关系僵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已经实现了“历史的和解”。从最近中日双方乃至各自国内围绕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几部电影作品的各种反应来看，要真正做到“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其实很难。显然，中日两国要像法德两国那样实现“历史的和解”，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将其作为一项包括政府外交、民间交往、宣传教育、历史研究等在内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来共同加以推进。
第二，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未曾遇到的一个新课题。从日本的媒体看，日本人对于中国“崛起”的心理反应既复杂又多元，日本的精英阶层一方面对中国迅猛发展在心理上感觉不平衡甚至产生危机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在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富、地区、城乡差距拉大以及腐败问题等，感到不服气，有些日本人仍然看不起中国，日本的媒体也喜欢挑中国的毛病，用以证明“日本还行”。
第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核心词在于“战略”和“互惠”，两国出于战略互惠的需要，有时需要避免一时一事的计较与纠缠。然而，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中日高层出于战略考量所展开的外交博弈过程往往会被立即曝光，在部分民众中引起强烈的情绪化反应，致使外交乃至决策高层不得不将“谨慎”置于突出地位，在施展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策略方面受到局限。当前在日本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某些政治家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理念，无视中国领导人关于近年来中日关系得到改善“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双方应共同珍惜、维护”的语重心长的殷殷之言，往往会在不知什么时候就做出一些有悖于中日之间相互承诺、甚至挑衅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事情，这种“阵发性”问题可能增加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导致出现新的波折。
第四，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日益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突出矛盾，或可能上升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如何找到一种能够解决“开发海洋资源的紧迫需要”与“主权争端久拖不决”之间尖锐矛盾的现实可行、互利双赢的措施，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智慧。
第五，在这次领导人会谈中提及的“饺子事件”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之不足，相互感情之脆弱。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个别案件”，我们为侦破这一“个案”做了很大努力，但至今没有侦破，而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比比皆是，我们需要有耐心。然而，在日本，“饺子事件”经过日本媒体的热炒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其内涵就是中国出口日本的食品“不安全”甚至“有毒”，“饺子事件”居然成了日本国民对中国好感人数比例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今后，如何建立一种防止突发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及国民感情的机制，成为两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2009年4月29日至30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麻生在访华前夕曾说：“自去年胡主席访日后的一年里，日中包括政治、经济在内所有领域及各个层次的合作正在切实地开展。我认为，对于已经迎来了春天、今后也将继续发展的日中关系来讲，或许不再需要用季节来比喻了。”
人们记得，2006年10月以来中日领导人的历次互访曾被称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这次麻生首相的访华或许可称为“不再需要用季节来比喻” 的富有成果的“合作之旅”。这是因为两国业已达成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此后的事情就是如何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添砖加瓦、充实内涵了。
2008年中日领导人会见达到创纪录的五次，今年4月两国领导人在一个月内会谈就达到三次。 至于麻生首相本人，在迄今半年多时间里已分别与胡主席和温总理进行了四次会晤，此次专程访华，则是去年胡主席访日之际与福田首相确认“构建两国首脑定期互访的机制”之后日本首相首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意味着两国首脑定期互访机制的正式启动。中日保持高层密切沟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频繁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让人们看到了两国领导人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而忙碌、实干的身影。
麻生访华的成果
这次中日领导人会谈和会见的成果突出体现在三个领域：(1)中日经济合作；(2)环保节能和气候变化。(3)人员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 在中日经济合作领域，两国就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达成了高度的一直、中日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双方携手合作，对于克服危机、共度时艰具有重大意义，也成为双方领导人此次会晤的最大成果。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危机，双方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交换了看法。
双方还对对方国家实施大规模经济振兴计划、推进以扩大内需为中心的景气对策给予了积极评价。中日分别是世界上第三、第二经济大国，预计今明两年日本经济将出现负增长，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也明显放缓，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贸易大国的中日两国“搞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为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做贡献。
为了进一步推动合作，双方同意重开有关中日经济合作的高层经济对话。2007年中国内地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在2008年，尽管最后几个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全年双边贸易总额仍达2668亿美元，同比增长13％。在这次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就“拓宽合作思路，深挖合作潜力”，“积极拓展在节能环保，信息通讯、绿色经济、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达成共识，其具俸内容包括合作开发新一代移动电话技术，共同完善有关信息通信的法律法规，这意味着信息通讯领域可望成为中日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双方还就开设东京羽田机场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包机航线达成了一致。
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日不仅互为重要市场，也是地区经济的重要稳定力量。在此次会谈中，双方同意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合作重点，进一步加强在“10 3”、东亚峰会和中日韩等区域机制中的协调与配合。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始于2000年、旨在稳定区域金融的“清迈倡议”正在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向多边货币安排迈进。就在麻生访华后的5月3日，中日韩财长就三国对筹建中的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为此中日各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中日韩三国占储备库总额的80％。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储备库将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帮助。
在环保合作领域，双方一致同意将在节能环保、遏制沙尘暴、酸雨乃至气候变化等领域启动一批新的合作项目，比如对污染严重的湖水的净化、燃煤电站的节能环保对策等。日本今年还准备拨款50亿日元用于建立有关废弃物处理、水质净化领域的中日联合项目。两国将继续在去年胡主席访日期间已经达成协议的多达505项涉及水、大气、废品处理与循环使用以及清洁煤技术的环保项目中深化合作。专家指出，中日加强在环保领域的合作，可望开拓新的投资和贸易领域，并推动两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可以说中日在应对金融危机与环境危机这两个方面的合作，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人员交流领域，双方一致同意推进两国人民间的进一步交流。中日双方已达成协议：自2008年起，连续四年，每年实现总人数4000人规模的青少年互访。2008年“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两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扩大“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日本政府今年将再邀请lOO名四川地震灾区的高中生和初中生访日。麻生还提议建立“日中未来领袖对话”机制，作为中日青年才俊进行探索和讨论的平台。
除了以上三方面成果外，两国领导人还就防治甲型流感、密切交换疫情信息、尽最大努力防止疫情蔓延等达成了合作共识。此外，中日领导人就历史问题、朝核问题、核裁军等问题的表态。也体现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很多共识。
在访华期间，麻生作为首相第一次提出了“根据情况讨论中日EPA(中日经济合作协定)的可能性”的建议(目前日本已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九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EPA并已生效)，并提出了两国共同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建议。鉴于中国到2015年劳动力人口将不再增长，而老龄化人口将达到两亿，日本到2013年每四人当中将有一名为65岁以上的老人，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日中两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将有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麻生首相的上述建议很值得我们重视。
可以看到新的积极因素
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展开了热烈讨论，“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根本”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在对华关系方面“理性稳健派”逐渐占据上风。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中日各自国家利益的认识在两国大多数人当中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和常识。
第二，当前世界面对的三大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疫病危机 正在“逼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加强协调合作，“同舟共济”， 减少人类内部的争斗和内耗，集中力量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在上述全球性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协调合作”而是“如何加强协调合作”的问题。
第三，从布什政权后期到奥巴马政权上台，中美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虽然近来在日本围绕“中美关系改善对日本是否有利”有所争论，但至少那种“以中美对立为前提的对中政策”的主张显得过时并日益失去市场，寻求“日中美三边关系趋于平衡”乃至“应推动日中美战略对话”的政策主张日趋抬头。从今后相当长时期看，一方面日美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改善将可能对中日关系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四，尽管日本有些势力对台海两岸关系升温感到不快，但是，更多的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两岸关系升温将对中日关系带来正面影响。最近美国奥巴马政权对于两岸关系持续升温表示了赞赏，有中国学者分析认为，这“预示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敏感度开始有了实质性降低，中美被‘台独’势力拖入战争的可能性渐行渐远。”这意味着台湾问题作为影响中、美、日关系的负面因素的作用可能趋于减弱。
第五，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引发了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有关“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激辩。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战后以来日本创造了颇具“日本特色”的发展模式，并影响了不少亚洲发展中国家。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人们日益感到需要探索一种不仅适用于单个国家、而且适用于整个地区的、面向21世纪的“亚洲可持续发展模式”。随着日本经济融入亚洲经济的广度，深度的日益提高，日本的“脱亚情结”正在逐渐被“返亚情结”所取代，中日两国将可能在共同振兴亚洲的事业中成为携手合作的伙伴而非“争夺主导权的对手”。
负面因素不可不察
我们有诸多理由为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感到比较乐观，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各种负面因素依然存在，而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因素将成为两国共同努力的课题。
第一，在历史问题上，虽然我们采取了“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所谓“双管齐下论”，打开了持续多年的中日政治关系僵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已经实现了“历史的和解”。从最近中日双方乃至各自国内围绕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几部电影作品的各种反应来看，要真正做到“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其实很难。显然，中日两国要像法德两国那样实现“历史的和解”，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将其作为一项包括政府外交、民间交往、宣传教育、历史研究等在内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来共同加以推进。
第二，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未曾遇到的一个新课题。从日本的媒体看，日本人对于中国“崛起”的心理反应既复杂又多元，日本的精英阶层一方面对中国迅猛发展在心理上感觉不平衡甚至产生危机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在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富、地区、城乡差距拉大以及腐败问题等，感到不服气，有些日本人仍然看不起中国，日本的媒体也喜欢挑中国的毛病，用以证明“日本还行”。
第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核心词在于“战略”和“互惠”，两国出于战略互惠的需要，有时需要避免一时一事的计较与纠缠。然而，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中日高层出于战略考量所展开的外交博弈过程往往会被立即曝光，在部分民众中引起强烈的情绪化反应，致使外交乃至决策高层不得不将“谨慎”置于突出地位，在施展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策略方面受到局限。当前在日本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某些政治家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理念，无视中国领导人关于近年来中日关系得到改善“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双方应共同珍惜、维护”的语重心长的殷殷之言，往往会在不知什么时候就做出一些有悖于中日之间相互承诺、甚至挑衅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事情，这种“阵发性”问题可能增加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导致出现新的波折。
第四，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日益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突出矛盾，或可能上升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如何找到一种能够解决“开发海洋资源的紧迫需要”与“主权争端久拖不决”之间尖锐矛盾的现实可行、互利双赢的措施，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智慧。
第五，在这次领导人会谈中提及的“饺子事件”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之不足，相互感情之脆弱。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个别案件”，我们为侦破这一“个案”做了很大努力，但至今没有侦破，而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比比皆是，我们需要有耐心。然而，在日本，“饺子事件”经过日本媒体的热炒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其内涵就是中国出口日本的食品“不安全”甚至“有毒”，“饺子事件”居然成了日本国民对中国好感人数比例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今后，如何建立一种防止突发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及国民感情的机制，成为两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