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清晨，我和北京四中的同学们一道，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晨曦，满怀豪情地走向天安门广场，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为迎接这个伟大日子的到来，我们度过了许许多多难忘的日日夜夜。
　　1948年，我考入北平四中。那时，国民党已经奄奄一息，正在进行垂死挣扎。教育无人顾及，学校破烂不堪。由于货币贬值，所以学生们只能用一袋面粉缴纳学费。初中学段没有完整的课桌椅，学生要抽签自备桌椅。我家从东单小市买了一套旧课桌椅，而我的同桌李敖则是从家里搬来一个小八仙桌，还有的同学摞起几块砖头，上面放一块木板当课桌。
　　记得开学后三个多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到校时，看见国民党士兵已经在校门口站岗，不许我们进校，连书包都不许取出来。原来，傅作义的部队已经把学校作为阵地，在操场上架起四门大炮。军队驻扎在校园里，连我们的课桌椅也被当作劈柴烧了。
　　就这样，学校一直停课到年底。一天，忽然有同学传来消息，希望同学们回校。我们再次进入学校时，看到校长室前的地面上整齐地放着一排排步枪，而国民党兵则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了。我正在纳闷时，几位高中同学（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的同志）站在椅子上，激情满怀地对大家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军队就要出城整编，解放军就要进城了，希望同学们一起去欢迎解放军！同学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接下来的那些天，我和不少同学一起，每天来到学校，学唱革命歌曲《东方红》《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用彩纸做小旗子，听解放区的故事。1949年初，四中的队伍在西四牌楼的路边，挥舞着小旗，高唱着歌曲，欢迎从西直门进城的站在一辆辆坦克和战车上的豪迈的解放军战士。我们迎来了北平解放的第一个日夜。
　　不久，地下党和老区来的同志接管了学校，我们开始复课。那时，共产党及其在青年中的外围组织还没有公开。但是，他们在学校里建立了进步的图书社，图书社里除了有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著作外，还有赵树理等作家的小说，像《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不少同学去看书，实际上是接受着革命的启蒙教育。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5月，地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成员公开身份并转为团员。当时，我所在的班里已有两位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他们是我相识最早的团员。
　　当时，最令人激动的是平津解放后，大军南下、捷报频传的时刻。4月南京解放，5月西安、上海解放……每一喜讯传来，同学们都上街游行庆祝，白天举着红旗，晚上提着灯笼，一路高歌，一路欢呼。随着大军南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下工作团，于是，学校里又掀起参加南工团的热潮，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还有初中同学都踊跃报名，随军南下。
　　当年7月，北京市为了加强学校的革命队伍建设，利用暑期成立了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在党员班主任和班上团员的影响下，我也申请参加学习，所以也被允许进入学习团。这是为我一生理想信念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学习团共有四个分团，主任是彭真同志；其中三分团主要是中学生，分团主任是汪家镠同志。我们每天早晨提着马扎，拿着笔记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去会场听报告。报告人有艾思奇、胡绳、薄一波、刘澜涛、荣高棠等领导和专家。我们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党史、学生运动等理论，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8月灿烂的星空下，我和一批同学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庄严宣誓，成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接着，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工作便在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中展开了。当时，天安门广场还是丁字形，堆积着多年未清理的垃圾（垃圾底層甚至还有明清时代的残留物），同学们和许多群众一道来到广场进行清理。大家挥汗如雨，但心情舒畅，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让广场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启航。
　　10月1日上午，四中的同学们穿着当时最美的“礼服”—白汗衫、蓝裤子，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虽然我们的位置离城楼较远，但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大家席地而坐，高唱革命歌曲，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下午3时，广播喇叭里传来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顿时，广场上红旗飘舞，万众欢腾。接着举行阅兵式，我们仰头看着一队队飞机轰鸣着飞过蔚蓝的天空，感到无比自豪。阅兵式后，我们开始游行，北京四中的校旗飘舞在队伍的前面。我们从广场游行到学校，已是夜晚，但大家心潮澎湃，仍然欢呼歌唱，还扭起了刚刚学会的秧歌，久久不愿散去。
　　70年前的这一天，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迎接这一天到来的日日夜夜，镌刻在北京四中的校史上，也深深地镌刻在我们每个亲历者的心上。
　　（编辑？沙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