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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偶辞格是我国古老的修辞方式,它经过漫长的发展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辞格之一。本文主要依据时间的先后顺序,对对偶辞格的发展流变进行整体历史考察,以求对对偶辞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对偶 骈体文 《文镜秘府论》 陈望道
一﹑对偶辞格的萌芽产生期
对偶也叫骈偶、丽辞或对仗,“骈偶”的“骈”指两马并驾齐驱,“偶”的含义是成对。“丽”在古代是“并列、对偶”的意思。所谓对偶,一般是指运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对词组或句子,来表达相似、相连或相对内容的一种修辞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对偶格的例子就散见于六经、诸子文中。墨子在《墨子·小取》篇中对对偶做了最早的阐述。他认为“侔也者,比辞而俱行”。在这里“侔”也就是偶。孙诒让《墨子间诂》注释说:“《说文》:‘侔,齐等也。’谓辞义齐等,比而同之。”不过,这一时期对偶手法的运用并不普遍,也很难说是自觉地运用。两汉时期,“赋”体发展起来以后,对偶方式才得到发展和广泛地运用。何凌风《试析〈史记〉对偶艺术》一文,共统计了《史记》130篇,对偶句竟高达4201句。[1]
二﹑对偶辞格的建立——以《文心雕龙》为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赋”体作品逐渐趋向骈体化,加之声律说的兴起和玄学发展高潮的到来,便产生了形式主义的骈体文。骈体文讲求骈偶与典故,因此,对偶手法成为当时文人追求的重要艺术形式,非对不发的骈体文就统治了文坛。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丽辞》篇,这标志着对偶格的正式确立。刘勰成为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对对偶格起名和进行总结的人。他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分析了对偶辞格产生的原因,如《文心雕龙·丽辞》篇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2]刘勰认为造化在赋予生灵形体时,肢体必然是双的,而人在作文运思时,也自然会使各种想法两两配合,最终形成对偶句式。其实,这种分析过于笼统,没有认识到对偶手法的产生及运用是骈文盛行的结果。
此外,刘勰在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文人片面追求骈文、刻意雕琢的弊病之后,提出运用对偶须顺应自然之势,该用时才能用,不能矫揉造作。“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3]他把对偶分为两组四类,一组是事对和言对,一组是正对和反对。这种分类方法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但刘勰并没有指出大量使用对偶行文,会使文章的性质改变,从而使对偶格进入了畸形发展期。
三﹑唐代——对偶辞格发展的转型期
隋唐时期,对偶辞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一反六朝骈俪的文风,使得刻意追求对偶辞格的现象有所矫正。如《韩愈传》称:“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如裴度《寄李翱书》说:“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雅词远志,一以矫之。”[4]
不仅在散文方面,文人学者们意识到了“枝对叶比”之病,而且在史论修辞方面,史学家刘知己也反对在写史中滥用俪章偶句,反对为了文句上的刻意求偶,故意将简洁的语句拉长。如“自兹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史通·叙事》)[5]
唐代对偶格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近体诗的盛行为对偶辞格的运用提供了形式上的方便。唐以前的韵文,对对偶格的运用,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而唐以后近体律绝,对对偶辞格的字数、平仄、对仗,均有严格的规定。如律诗中要求对仗工整,词性相当,结构相同;从意义的锤炼上看,要求字斟句酌,准确无误;从语音上,要求平仄相协。由此,谈论对偶格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对偶进行了分类,论析比刘勰更深刻,也更为详尽。如皎然《诗议》:“诗有八种对:一曰邻近,二曰交络,三曰当句对,四曰含境,五曰背体,六曰偏对,七曰假对,八曰双虚实对。”。[6]李峤《评诗格》:“诗有九对:一曰切对,二曰切侧对,三曰字对,四曰字侧对,五曰声对,六曰双声对,七曰侧双声对,八曰叠韵对,九曰叠韵侧对。”[7]王昌龄《诗中密旨》:“一曰势对。二曰疏对。三曰意对。四曰句对。五曰偏对,重字与双声叠韵是也。”[8]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该书《东卷》的《论对》《二十九种对》,与《北卷》的《论对篇》都是专论对偶的。它全面总结归纳了各种对偶格。《文镜秘府论》归纳了二十九种对偶手法,如的名对、隔句对、双拟对、联绵对、互成对、异类对、赋体对、双声对、叠韵对、回文对、意对、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邻近对、交络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总不对对等。对偶的种类分的如此之多,为我们汇集了大量的修辞资料,这也从整体上反映了唐代对偶论的发达盛况。
四﹑宋金元时期——新的发展迹象
宋词元曲的出现,客观上为对偶辞格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在唐人分类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文体需要,新的对偶手法应运而生。周得清《中原音韵》中的“作词十法”论“对偶”,概括出了扇面对、重叠对、救尾对等三类,并作了解释。“扇面对”,如《调笑令》:“以第四句对第六句,第五句对第七句。”“重叠对”,如《鬼三台》:“以第一句对第二句,以第四句对第五句;第一、第二、第三却对第四、第五、第六句也是”。“救尾对”,如《寨儿令》:“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为三对”。这些显然与律诗中的对偶有所不同。慧洪的《冷斋夜话》里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对偶手法,即蹉对。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论述新的对偶格时说:“合壁对——两句对者是。连璧对——四句对者是。鼎足对——三句对者是。连珠对——多句对者是。隔句对——长短句对者是。鸾凤和鸣对——首尾相对,如《叨叨令》所对者是也。燕逐花衣对——三句对做一句者是。”这里是讲元曲的,元曲的句子长短不一,不像律诗那样整齐,因此,对偶格就出现了新的样式。
这一时期,关于对偶格运用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包世臣在他的《文谱》中,第一次将奇偶(即对偶)从行文之法(写作方法)的角度来分析。如《文谱》云:“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旨之所极。垫拽、繁复者,回互之事。顺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而所以回互、激射之法备,而后隐显之义见矣。”[9]
关于包世臣的行文之法中的“奇偶”,袁晖、宗庭虎的《汉语修辞学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解释了包世臣“奇偶”的涵义。“所谓奇偶是指词法、句法和章节的奇偶。从另一个角度看,有时是形式上的奇偶(如‘语偶’‘节奇’等);有时是内容上的的奇偶(如‘意偶’‘单意可奇可偶’)。通过奇偶这一基本方法,可产生句式和章节的千变万化。”[10]由此,可以肯定,清人对于对偶格认识的进步性。
五、现当代——对偶辞格的理论成熟期
现当代关于对偶辞格的论述,已成为修辞学中必然涉及的一部分。现当代许多修辞学者都对对偶辞格做了精辟的阐述,把对偶研究推向了成熟、创新的阶段。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把对偶列为积极修辞中的章句上的辞格。陈望道首次揭示了构成对偶的美学基础是“普通美学是上的所谓对称”[11]。这无疑是对偶格理论研究的深入。陈望道还纠正了唐钺对对偶格的模糊认识,因为唐钺在《修辞格》一书中,把五类二十七格,其中,对偶格是根于重复的,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陈望道明确指出,应该让对偶格(即俪辞)成为独立辞格。此外,陈望道还批评了在对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要求人们运用对偶要适应语境,自然得体,体现了“适应题旨情景”的总原则。
继陈望道之后,王希杰说:“对偶,是用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或者近似、音节数目完全相等的一对句子,来表达一个相独立或者相对称的意思。”[12]宗庭虎、邓明以说:“对偶又称俪辞或对子,是运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对词组或句子,来表达相似、相连或相对内容的一种修辞方式。它借助于形式上的齐整与对称,显露出来,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13]
从以上几位修辞者的论述中可知,他们大都是以陈望道的论述为滥觞,改变了古人对对偶格只言片语的探讨和界定,主要从形式和内容方面解释这一修辞现象,对偶的分类不再像古人那样繁琐,这就为我们灵活地运用这一辞格提供了方便。当前,对偶辞格已成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修辞方式,它的运用极其广泛,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总的看来,对偶辞格的历史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对偶格的结构方式变得多样化,在长短不同的句式中均可安排出现。
2.对偶格的使用范围扩大了。
3.对偶格的要求和标准降低了,有极强的灵活性。
注 释:
[1]何凌风.试析《史记》对偶艺术[J].广西师院学报,2001,(1):82—86.
[2][3]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97页.
[5]刘知己.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6][7][8][9][日]弘法大师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24—225页.
[10]袁晖,宗庭虎.汉语修辞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289—290页.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202页.
[1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13]宗庭虎,邓明以.修辞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232页.
(吕艳红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
关键词:对偶 骈体文 《文镜秘府论》 陈望道
一﹑对偶辞格的萌芽产生期
对偶也叫骈偶、丽辞或对仗,“骈偶”的“骈”指两马并驾齐驱,“偶”的含义是成对。“丽”在古代是“并列、对偶”的意思。所谓对偶,一般是指运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对词组或句子,来表达相似、相连或相对内容的一种修辞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对偶格的例子就散见于六经、诸子文中。墨子在《墨子·小取》篇中对对偶做了最早的阐述。他认为“侔也者,比辞而俱行”。在这里“侔”也就是偶。孙诒让《墨子间诂》注释说:“《说文》:‘侔,齐等也。’谓辞义齐等,比而同之。”不过,这一时期对偶手法的运用并不普遍,也很难说是自觉地运用。两汉时期,“赋”体发展起来以后,对偶方式才得到发展和广泛地运用。何凌风《试析〈史记〉对偶艺术》一文,共统计了《史记》130篇,对偶句竟高达4201句。[1]
二﹑对偶辞格的建立——以《文心雕龙》为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赋”体作品逐渐趋向骈体化,加之声律说的兴起和玄学发展高潮的到来,便产生了形式主义的骈体文。骈体文讲求骈偶与典故,因此,对偶手法成为当时文人追求的重要艺术形式,非对不发的骈体文就统治了文坛。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丽辞》篇,这标志着对偶格的正式确立。刘勰成为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对对偶格起名和进行总结的人。他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分析了对偶辞格产生的原因,如《文心雕龙·丽辞》篇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2]刘勰认为造化在赋予生灵形体时,肢体必然是双的,而人在作文运思时,也自然会使各种想法两两配合,最终形成对偶句式。其实,这种分析过于笼统,没有认识到对偶手法的产生及运用是骈文盛行的结果。
此外,刘勰在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文人片面追求骈文、刻意雕琢的弊病之后,提出运用对偶须顺应自然之势,该用时才能用,不能矫揉造作。“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3]他把对偶分为两组四类,一组是事对和言对,一组是正对和反对。这种分类方法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但刘勰并没有指出大量使用对偶行文,会使文章的性质改变,从而使对偶格进入了畸形发展期。
三﹑唐代——对偶辞格发展的转型期
隋唐时期,对偶辞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一反六朝骈俪的文风,使得刻意追求对偶辞格的现象有所矫正。如《韩愈传》称:“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如裴度《寄李翱书》说:“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雅词远志,一以矫之。”[4]
不仅在散文方面,文人学者们意识到了“枝对叶比”之病,而且在史论修辞方面,史学家刘知己也反对在写史中滥用俪章偶句,反对为了文句上的刻意求偶,故意将简洁的语句拉长。如“自兹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史通·叙事》)[5]
唐代对偶格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近体诗的盛行为对偶辞格的运用提供了形式上的方便。唐以前的韵文,对对偶格的运用,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而唐以后近体律绝,对对偶辞格的字数、平仄、对仗,均有严格的规定。如律诗中要求对仗工整,词性相当,结构相同;从意义的锤炼上看,要求字斟句酌,准确无误;从语音上,要求平仄相协。由此,谈论对偶格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对偶进行了分类,论析比刘勰更深刻,也更为详尽。如皎然《诗议》:“诗有八种对:一曰邻近,二曰交络,三曰当句对,四曰含境,五曰背体,六曰偏对,七曰假对,八曰双虚实对。”。[6]李峤《评诗格》:“诗有九对:一曰切对,二曰切侧对,三曰字对,四曰字侧对,五曰声对,六曰双声对,七曰侧双声对,八曰叠韵对,九曰叠韵侧对。”[7]王昌龄《诗中密旨》:“一曰势对。二曰疏对。三曰意对。四曰句对。五曰偏对,重字与双声叠韵是也。”[8]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该书《东卷》的《论对》《二十九种对》,与《北卷》的《论对篇》都是专论对偶的。它全面总结归纳了各种对偶格。《文镜秘府论》归纳了二十九种对偶手法,如的名对、隔句对、双拟对、联绵对、互成对、异类对、赋体对、双声对、叠韵对、回文对、意对、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邻近对、交络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总不对对等。对偶的种类分的如此之多,为我们汇集了大量的修辞资料,这也从整体上反映了唐代对偶论的发达盛况。
四﹑宋金元时期——新的发展迹象
宋词元曲的出现,客观上为对偶辞格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在唐人分类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文体需要,新的对偶手法应运而生。周得清《中原音韵》中的“作词十法”论“对偶”,概括出了扇面对、重叠对、救尾对等三类,并作了解释。“扇面对”,如《调笑令》:“以第四句对第六句,第五句对第七句。”“重叠对”,如《鬼三台》:“以第一句对第二句,以第四句对第五句;第一、第二、第三却对第四、第五、第六句也是”。“救尾对”,如《寨儿令》:“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为三对”。这些显然与律诗中的对偶有所不同。慧洪的《冷斋夜话》里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对偶手法,即蹉对。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论述新的对偶格时说:“合壁对——两句对者是。连璧对——四句对者是。鼎足对——三句对者是。连珠对——多句对者是。隔句对——长短句对者是。鸾凤和鸣对——首尾相对,如《叨叨令》所对者是也。燕逐花衣对——三句对做一句者是。”这里是讲元曲的,元曲的句子长短不一,不像律诗那样整齐,因此,对偶格就出现了新的样式。
这一时期,关于对偶格运用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包世臣在他的《文谱》中,第一次将奇偶(即对偶)从行文之法(写作方法)的角度来分析。如《文谱》云:“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旨之所极。垫拽、繁复者,回互之事。顺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而所以回互、激射之法备,而后隐显之义见矣。”[9]
关于包世臣的行文之法中的“奇偶”,袁晖、宗庭虎的《汉语修辞学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解释了包世臣“奇偶”的涵义。“所谓奇偶是指词法、句法和章节的奇偶。从另一个角度看,有时是形式上的奇偶(如‘语偶’‘节奇’等);有时是内容上的的奇偶(如‘意偶’‘单意可奇可偶’)。通过奇偶这一基本方法,可产生句式和章节的千变万化。”[10]由此,可以肯定,清人对于对偶格认识的进步性。
五、现当代——对偶辞格的理论成熟期
现当代关于对偶辞格的论述,已成为修辞学中必然涉及的一部分。现当代许多修辞学者都对对偶辞格做了精辟的阐述,把对偶研究推向了成熟、创新的阶段。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把对偶列为积极修辞中的章句上的辞格。陈望道首次揭示了构成对偶的美学基础是“普通美学是上的所谓对称”[11]。这无疑是对偶格理论研究的深入。陈望道还纠正了唐钺对对偶格的模糊认识,因为唐钺在《修辞格》一书中,把五类二十七格,其中,对偶格是根于重复的,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陈望道明确指出,应该让对偶格(即俪辞)成为独立辞格。此外,陈望道还批评了在对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要求人们运用对偶要适应语境,自然得体,体现了“适应题旨情景”的总原则。
继陈望道之后,王希杰说:“对偶,是用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或者近似、音节数目完全相等的一对句子,来表达一个相独立或者相对称的意思。”[12]宗庭虎、邓明以说:“对偶又称俪辞或对子,是运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对词组或句子,来表达相似、相连或相对内容的一种修辞方式。它借助于形式上的齐整与对称,显露出来,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13]
从以上几位修辞者的论述中可知,他们大都是以陈望道的论述为滥觞,改变了古人对对偶格只言片语的探讨和界定,主要从形式和内容方面解释这一修辞现象,对偶的分类不再像古人那样繁琐,这就为我们灵活地运用这一辞格提供了方便。当前,对偶辞格已成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修辞方式,它的运用极其广泛,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总的看来,对偶辞格的历史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对偶格的结构方式变得多样化,在长短不同的句式中均可安排出现。
2.对偶格的使用范围扩大了。
3.对偶格的要求和标准降低了,有极强的灵活性。
注 释:
[1]何凌风.试析《史记》对偶艺术[J].广西师院学报,2001,(1):82—86.
[2][3]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97页.
[5]刘知己.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6][7][8][9][日]弘法大师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24—225页.
[10]袁晖,宗庭虎.汉语修辞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289—290页.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202页.
[1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13]宗庭虎,邓明以.修辞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232页.
(吕艳红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