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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文学体系，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因此一些广为流传的佳作与著作也能够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供读者欣赏，不过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基础不同，有很多词汇以及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上下文进行系统化地叙述之后，才能够较为精准地阐述其观点。
【关键词】英美文化视域;名著;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105-02
之所以称为“名著”，那就说明这些文学作品在客观地反映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候，能够在广大读者中形成强烈的共鸣且充分地受到认可。将这些名著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显然能够最大化地增加读者群体，从广义上来说是绝对能够提升作者知名度的，然而对于跨语言文学翻译，特别是在东西方的文化基础明显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开展名著作品翻译，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一、英美文化视域下的名著共性特征
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学爱好者在进行文化创作的时候，都将写实作为写作的一个最明显特征，这在很长时期以后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几乎都是以折射、讥讽当时的社会现象为主，进而也让这些作家拥有了大批忠实的拥趸。
其实以现代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名著就可以发现，其中很多信息与内容，在当下看来不仅有些已经逐步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被封存到了历史的长河中，而且有些观点在经过了时间的验证之后，被發现其观点并非是绝对正确的。然而这并不影响其仍然被冠以“名著”来传承，毕竟这些内容的时代特征是极为鲜明的，所代表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被固化的信息与内容。
二、英美文化视域下的名著翻译要点
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绝非是一蹴而就的，是在历经了千百年的文化传承、沉淀与积累下所形成的，因此，在理论上来说，在英美文化中被无限拔高的文学作品，在东方文化底蕴下并不一定会被认可。即便是在当下资讯信息如此发达的社会中，很多理念也并不会存在“被共性理解”的客观条件，这让一些名著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充分地考虑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具体差异性。
（一）社会环境差异导致了文字翻译存在明显差异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对外交流是相对较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的读者群体对于国外的一些民俗、民风是知之甚少，造成了在一些名著作品中被高度浓缩了的民俗文化信息和思想观点即便是被直译过来，读者其实都很难明白其中的意思。
例如在《月亮与六便士》第三十四章，毛姆写到主角在巴黎，早餐吃了croissant，喝了cafe au lait。时至今日，即便是高中生都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croissant是羊角面包或者说牛角面包，café au lait是欧蕾咖啡，它们对法国人来说，相当于中国人的油条和豆浆。但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西餐厅是很罕见的，只有王府井那边的起士林等少数几家，而且起士林还是俄罗斯餐厅，不是法国餐厅，所以傅惟慈不知道croissant和café au lait是什么东西。他可能查了英文词典，发现croissant的解释是a rich crescent-shaped roll，而café au lait的解释是coffee and milk，所以他就翻译成“月牙形小面包”和“咖啡牛奶”。这就是一种极为典型的“用中式思维模式去理解英式生活”，不仅完全破坏了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而且还完全误导了读者，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的确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败笔。
（二）语言结构的差异导致文学翻译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汉语，最明显的特征是“以字表意”，而英语主要依靠词汇的不同组合来表达意思，将其放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汉语文学作品中文字总量并不大，但是其所能够表达的意思却极为丰富，而英语文学作品中词汇量涵盖较多，要想将其翻译成中文，需要涉及的中文信息往往是英语词汇量的数倍之多，要是再想具体一些，或者是再想翻译得更为精细一点，那对于译者的文学功底就是不小的考验了。
英译汉的作品是这样，汉译英的作品也更是如此，例如《声声慢》中最为经典的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林语堂译本是：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许渊冲译本是：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两种翻译，都真实地还原了这种场景，然而拿这两个译本来进行对比的话，从文学的视角上来看，显然是前者林语堂先生的译本更具有“文艺范”。原词用了七组叠词，哀婉凄厉，同时富有音乐的悲怆美。林语堂先生的翻译选用头韵 （Alliteration），用一连串d 开头的形容词，铺垫出主人公的情绪，且逐层递进，气势逼人。无论从感情还是音韵上，匠心独运，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
三、英美文化视域下的名著作品翻译误区
当东西方文化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推动下迎来了更多的融合之后，很多人开始试图借助网络环境的应用来进一步强化东西方文学的互通性。原则上来说，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文化视域的差异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且即便是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如果对人文历史都不能够形成系统化的认知，仅仅能够知其皮毛的话，不仅对于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互通毫无益处，反而容易出现一些东施效颦的尴尬，毕竟语言翻译是一项极为严肃的课题，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规避一些错误的观点。 （一）名人译名著即是“精品”
纵观东西方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确有很多大师级的名家，而且其中也不乏精通东西方文化的泰斗级人物，无论是出于对这些名师的崇拜，还是从对这些文学大家的文学创作认可角度上来说，从单一文化语境下，他们的作品被称之为名著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久而久之，在一种惯性思维的模式下就形成了这些名人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也被视为经典之作。
其实如何看待这种“名人效应”，需要有一个冷静且理性的态度，毕竟这些名人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一些个人感情因素在其中，尤其是个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是有可能直接影响翻译效果的，基于此，并不能以偏概全地都纳入“精品”中，只有这些作品都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且在读者群体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之后，才能够真正地称其为佳作。
以荷尔德林的诗词作品为例，目前国内从事翻译的专业机构都将翻译荷尔德林的诗词作为检验自身能力的一个“标尺”，不少专业的团队和优秀的译者也都开始这方面的翻译工作，通行的有商务版顾正祥译《荷尔德林诗新编》、上海文艺版林克译《浪游者》、华东师大版刘皓明译《荷尔德林后期诗歌集》、人民文学版王佐良译《荷尔德林诗集》，乃至还有早已绝版的同济大学版先刚译《塔楼之诗》。
在上述这些译本中，如果单纯地论翻译上的成就，显然是人民文学版的王佐良先生更为人熟知，然而对比这些译本来看，唯独就是他的译本其读者的认可度最低，通过对读者群体进行走访显示，大部分读者认为比较可读的是林克、先刚版，但都远非尽善尽美。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比较特殊的是刘皓明版，从语言和文学架构上来看，译者学养深厚，笔力雄浑，个人能力的确是不可小觑。然而通读译文之后会发现一个问题，译文中的遣词造句佶屈古奥，这固然是彰显了译者的文学造诣然而由于是译作，并非是原作，给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造成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尤其对于日常阅读来说，实在很不讨好。
（二）名著译作内容一成不变
其实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比较有争议的，自傅雷先生的“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这种尖锐观点一出，在文学翻译领域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能够拿出极为翔实的论点和论据。其实，译作是否需要修正或者更新，是需要从文化视域的不同发展下来审视的，英美文化视域的基础架构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其文化氛围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东方文化在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正视自身的缺憾和不足，这样才能够让读者更为清晰地了解文学作品“语境”的效果。
文学创作不是数学理论的印证，其结果并不是具有“排他性特征”的，更具有包容，才是名著作品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真实地渲染艺术效果的最佳表现形式。需要明确的是，名著翻译考验的不仅仅是译者对于外文的理解能力，更多的是對于中文语系、语境的了解和掌握能力，二者如何进行完美地衔接，译者的文学造诣与功底是直接影响翻译效果的。基于此，结合社会元素的变化，在适当的时机对译本进行修正或者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量外国名诗在译成中文时，存有误译，许多中国读者将误译当成高明之处，加以模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朦胧诗”。正是在这个被扭曲的“学习——模仿——创造”过程中，误译成了正统，许多读者自觉地去捍卫名家误译，甚至没意识到误译的存在。这显然是对名著作品中语言艺术的一种亵渎，基于不同的文化基础下所形成的文学作品，需要有一个严谨且客观态度去进行翻译，这样才能够较为完美地诠释出原著中引人入胜的语言结构形式。
参考文献：
[1]韩雯婧.名著翻译乱象中译本的经典化因素研
究——以杨苡版《呼啸山庄》译本为例[J].出版广角，2019，
（20）：76-78.
[2]王丽.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归化与异化方式对比分析[J].英语广场，2019，（06）：30-31.
[3]姚琴.基于名著平行语料库的汉英熟语翻译研究对汉英词典编纂的启示——以《红楼梦》的“撒谎”“撒野”熟语及其英译为例[J].名作欣赏，2017，（35）：11-13.
作者简介：
李峥，男，汉族，四川南充人，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关键词】英美文化视域;名著;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105-02
之所以称为“名著”，那就说明这些文学作品在客观地反映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候，能够在广大读者中形成强烈的共鸣且充分地受到认可。将这些名著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显然能够最大化地增加读者群体，从广义上来说是绝对能够提升作者知名度的，然而对于跨语言文学翻译，特别是在东西方的文化基础明显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开展名著作品翻译，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一、英美文化视域下的名著共性特征
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学爱好者在进行文化创作的时候，都将写实作为写作的一个最明显特征，这在很长时期以后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几乎都是以折射、讥讽当时的社会现象为主，进而也让这些作家拥有了大批忠实的拥趸。
其实以现代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名著就可以发现，其中很多信息与内容，在当下看来不仅有些已经逐步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被封存到了历史的长河中，而且有些观点在经过了时间的验证之后，被發现其观点并非是绝对正确的。然而这并不影响其仍然被冠以“名著”来传承，毕竟这些内容的时代特征是极为鲜明的，所代表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被固化的信息与内容。
二、英美文化视域下的名著翻译要点
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绝非是一蹴而就的，是在历经了千百年的文化传承、沉淀与积累下所形成的，因此，在理论上来说，在英美文化中被无限拔高的文学作品，在东方文化底蕴下并不一定会被认可。即便是在当下资讯信息如此发达的社会中，很多理念也并不会存在“被共性理解”的客观条件，这让一些名著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充分地考虑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具体差异性。
（一）社会环境差异导致了文字翻译存在明显差异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对外交流是相对较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的读者群体对于国外的一些民俗、民风是知之甚少，造成了在一些名著作品中被高度浓缩了的民俗文化信息和思想观点即便是被直译过来，读者其实都很难明白其中的意思。
例如在《月亮与六便士》第三十四章，毛姆写到主角在巴黎，早餐吃了croissant，喝了cafe au lait。时至今日，即便是高中生都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croissant是羊角面包或者说牛角面包，café au lait是欧蕾咖啡，它们对法国人来说，相当于中国人的油条和豆浆。但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西餐厅是很罕见的，只有王府井那边的起士林等少数几家，而且起士林还是俄罗斯餐厅，不是法国餐厅，所以傅惟慈不知道croissant和café au lait是什么东西。他可能查了英文词典，发现croissant的解释是a rich crescent-shaped roll，而café au lait的解释是coffee and milk，所以他就翻译成“月牙形小面包”和“咖啡牛奶”。这就是一种极为典型的“用中式思维模式去理解英式生活”，不仅完全破坏了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而且还完全误导了读者，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的确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败笔。
（二）语言结构的差异导致文学翻译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汉语，最明显的特征是“以字表意”，而英语主要依靠词汇的不同组合来表达意思，将其放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汉语文学作品中文字总量并不大，但是其所能够表达的意思却极为丰富，而英语文学作品中词汇量涵盖较多，要想将其翻译成中文，需要涉及的中文信息往往是英语词汇量的数倍之多，要是再想具体一些，或者是再想翻译得更为精细一点，那对于译者的文学功底就是不小的考验了。
英译汉的作品是这样，汉译英的作品也更是如此，例如《声声慢》中最为经典的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林语堂译本是：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许渊冲译本是：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两种翻译，都真实地还原了这种场景，然而拿这两个译本来进行对比的话，从文学的视角上来看，显然是前者林语堂先生的译本更具有“文艺范”。原词用了七组叠词，哀婉凄厉，同时富有音乐的悲怆美。林语堂先生的翻译选用头韵 （Alliteration），用一连串d 开头的形容词，铺垫出主人公的情绪，且逐层递进，气势逼人。无论从感情还是音韵上，匠心独运，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
三、英美文化视域下的名著作品翻译误区
当东西方文化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推动下迎来了更多的融合之后，很多人开始试图借助网络环境的应用来进一步强化东西方文学的互通性。原则上来说，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文化视域的差异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且即便是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如果对人文历史都不能够形成系统化的认知，仅仅能够知其皮毛的话，不仅对于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互通毫无益处，反而容易出现一些东施效颦的尴尬，毕竟语言翻译是一项极为严肃的课题，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规避一些错误的观点。 （一）名人译名著即是“精品”
纵观东西方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确有很多大师级的名家，而且其中也不乏精通东西方文化的泰斗级人物，无论是出于对这些名师的崇拜，还是从对这些文学大家的文学创作认可角度上来说，从单一文化语境下，他们的作品被称之为名著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久而久之，在一种惯性思维的模式下就形成了这些名人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也被视为经典之作。
其实如何看待这种“名人效应”，需要有一个冷静且理性的态度，毕竟这些名人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一些个人感情因素在其中，尤其是个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是有可能直接影响翻译效果的，基于此，并不能以偏概全地都纳入“精品”中，只有这些作品都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且在读者群体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之后，才能够真正地称其为佳作。
以荷尔德林的诗词作品为例，目前国内从事翻译的专业机构都将翻译荷尔德林的诗词作为检验自身能力的一个“标尺”，不少专业的团队和优秀的译者也都开始这方面的翻译工作，通行的有商务版顾正祥译《荷尔德林诗新编》、上海文艺版林克译《浪游者》、华东师大版刘皓明译《荷尔德林后期诗歌集》、人民文学版王佐良译《荷尔德林诗集》，乃至还有早已绝版的同济大学版先刚译《塔楼之诗》。
在上述这些译本中，如果单纯地论翻译上的成就，显然是人民文学版的王佐良先生更为人熟知，然而对比这些译本来看，唯独就是他的译本其读者的认可度最低，通过对读者群体进行走访显示，大部分读者认为比较可读的是林克、先刚版，但都远非尽善尽美。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比较特殊的是刘皓明版，从语言和文学架构上来看，译者学养深厚，笔力雄浑，个人能力的确是不可小觑。然而通读译文之后会发现一个问题，译文中的遣词造句佶屈古奥，这固然是彰显了译者的文学造诣然而由于是译作，并非是原作，给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造成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尤其对于日常阅读来说，实在很不讨好。
（二）名著译作内容一成不变
其实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比较有争议的，自傅雷先生的“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这种尖锐观点一出，在文学翻译领域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能够拿出极为翔实的论点和论据。其实，译作是否需要修正或者更新，是需要从文化视域的不同发展下来审视的，英美文化视域的基础架构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其文化氛围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东方文化在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正视自身的缺憾和不足，这样才能够让读者更为清晰地了解文学作品“语境”的效果。
文学创作不是数学理论的印证，其结果并不是具有“排他性特征”的，更具有包容，才是名著作品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真实地渲染艺术效果的最佳表现形式。需要明确的是，名著翻译考验的不仅仅是译者对于外文的理解能力，更多的是對于中文语系、语境的了解和掌握能力，二者如何进行完美地衔接，译者的文学造诣与功底是直接影响翻译效果的。基于此，结合社会元素的变化，在适当的时机对译本进行修正或者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量外国名诗在译成中文时，存有误译，许多中国读者将误译当成高明之处，加以模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朦胧诗”。正是在这个被扭曲的“学习——模仿——创造”过程中，误译成了正统，许多读者自觉地去捍卫名家误译，甚至没意识到误译的存在。这显然是对名著作品中语言艺术的一种亵渎，基于不同的文化基础下所形成的文学作品，需要有一个严谨且客观态度去进行翻译，这样才能够较为完美地诠释出原著中引人入胜的语言结构形式。
参考文献：
[1]韩雯婧.名著翻译乱象中译本的经典化因素研
究——以杨苡版《呼啸山庄》译本为例[J].出版广角，2019，
（20）：76-78.
[2]王丽.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归化与异化方式对比分析[J].英语广场，2019，（06）：30-31.
[3]姚琴.基于名著平行语料库的汉英熟语翻译研究对汉英词典编纂的启示——以《红楼梦》的“撒谎”“撒野”熟语及其英译为例[J].名作欣赏，2017，（35）：11-13.
作者简介：
李峥，男，汉族，四川南充人，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