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行将赴京出任民国第一任正式内阁总理的众望之选宋教仁，现身上海沪宁火车站（原老北站）。一名矮个杀手突然从他背后闪出，连放三枪，一枪正中宋的右后肋，子弹斜下腹部。
　　这一枪，要了年仅三十一岁的宋教仁的命，也从此断绝了近代中国通往宪政的道路。
　　就在宋教仁临行前，特来送行的《民立报》创办人于右任，还提醒他，“先生此行责任甚重，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其“慎重防卫”。但宋教仁认为，此次北上的目的“堂堂正正”，而婉拒了同仁的好意。
　　连月以来，宋教仁从长沙顺江而下，在武汉、上海等地一再陈说他的政治意见，一面痛陈民国初年的乱局，实是“现之恶政府所造成”；一面力陈“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
　　他的这番言论，已引来当权者不满。在他尚未到沪时，宋教仁的湖南老乡、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就曾劝他稍加戒备，但他仍以光天化日下之政治竞争，岂容有卑鄙残忍的手段，而置若罔闻。
　　遭小人黑枪伏击后，被送往沪宁铁路医院的宋教仁自知不治，躺在病榻之上口授一封致大总统袁世凯的电文，望其“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两日后，宋教仁撒手西去，至死不能瞑目。孙中山挽其“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于今百年，立宪的风潮犹在耳畔，立在上海闸北公园内宋墓坟头的宋教仁塑像，仍定格在那个遇刺的瞬间，近代中国宪政议会制的进路戛然而止，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也因此倍加波折、起伏。中弹瘫坐的宋教仁神色黯然，像是有无处呼号的怆痛。

与袁世凯的明争暗斗

　　就在遇刺前一个多月，自号“渔父”的宋教仁，拜别武陵桃源（今湖南常德市桃源县，即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载武陵）家中老母，缘沅水而上，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民国第一次正式国会召开前的助选之旅。
　　此时，新组建不到半年的国民党风头正健，频传在各地选举中胜出的捷报。
　　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地作巡回演说时，宋教仁极力鼓吹他的政治构想，“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
　　“先定宪法、后理党政”的一番主张，与他两年前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想法一以贯之。照此势头，“临时约法”到期之日，即是国民党以大选胜出的执政党身份，登上民国政坛之时。
　　随着千年帝制的终结，不仅是一人居于万人之上的皇权被废，更是最高权力受制于宪法之始。三十出头的宋教仁，初出茅庐即秉此理想，经十年奋斗始见宪政的曙光。
　　遍举民初政坛，能以一人之力挟制全国的，当数年过五十的晚清重臣袁世凯；此外，革命党人里的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也都资望深厚。当日舆论有“四君合，则国民不可得而分”的说法。
　　就在国民党改组成功、隐然露出国会第一大党之相时，孙中山、黄兴受袁世凯之邀，赴京恳谈。这趟事前被视作“杀机暗伏”的鸿门宴，结果却落得个“南北交欢”。
　　短短半个月里，孙与袁晤谈十三次，次次都夙夜方休，袁世凯在私下致孙的书信里，不惜表白“听君一席谈，如逢秋水伊人”，让吃马屁的孙中山招架不住，甚至在公开讲话里投桃报李，称袁“绝无不忠国民之意，国民对袁万不可存猜疑心，转至激迫袁为恶”。
　　晚一步受邀准备进京的宋教仁，不仅得到袁大总统托孙、黄带来的许诺：国会一开即举其为总理；更额外收到了一张面值五十万元的巨额支票，和一身剪裁合体的西服。
　　袁世凯如此曲意表达对这个年轻人的器重，得到的回应却是支票原璧奉还，和复信里一句干巴巴的“有钱亦无用”。在公开的演讲中，宋非但未见收敛，还公开质问，“中华民国成立虽届两年，果能较之前清有进步乎？”
　　退出唐绍仪的短命内阁，辞去农林部长之职的宋教仁，眼看着民国临时政府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内阁已更迭了四届。而乘此中央权力空虚之际，俄国人对内蒙虎视眈眈，虽经宋教仁“屡次警告”，袁世凯仍不作为；反倒是急于再度向西方四国开口，以盐税做抵押借款千万，宋教仁又力持不可，而袁世凯置之不理。这些政见不合，逼得宋教仁公开叫板。
　　遥想十年前，袁世凯尚在清政府外交使臣任上，作为留日学生的宋教仁就曾为边境的间岛问题上书袁世凯。袁爱惜其才，而欲赐赏其“四品京官”。翻过那一页老黄历，如今的袁世凯则颇成了宋教仁眼中推行宪政的障碍。
　　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宋教仁站在挤满听众的礼堂里，放出的话掷地有声，“我们的选举活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妒忌）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他在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
　　这在1913年2月1日发出的谶语，不想一年后就遭应验。宋教仁一死，袁世凯就甩开宪政加诸权力身上的紧箍咒，逆潮流而动，欲黄袍加身。孙中山也没有做成中国的华盛顿，恼羞成怒之下开“二次革命”的战端，从此陷近代中国于半个世纪的炮火纷争。

与孙中山的政见分歧

　　宋教仁当年沿江流布立宪分权之说，在大江南北建立起日隆的声望。但流言也在暗地里滋长，再次缠绕上这个年少得志的政坛新人。
　　“宋之主张宪政，实为一己之私运动总理”的说法，从报纸上不胫而走，搅动着旁观者的视线、当局者的人心。
　　早在辛亥年，宋教仁晚一步到达起义首役之城，正逢汉阳的形势飘摇，武昌和湖南两地的义军相互救援不上，黎元洪和黄兴之间生出罅隙。革命指挥权落入谁手，成了左右革命局面的紧要关头。

　　在两军炮弹交落、骤雨暗布大江的夜晚，宋教仁抢渡汉口、解缆东下，连夜起草一纸《鄂州约法》，谋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此计一出，同盟会元老章太炎当即在《国民报》上将宋教仁比作管仲、张仪式的人物，“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如建置内阁，则“堪为宰辅”。
　　在那部《鄂州约法》中，宋教仁设计的政体已颇具责任内阁的雏形。都督府中统领九名政务委员的政务长，相当于内阁总理。都督发布的法令需政务委员副署，而全体政务委员有权对都督投“不信任票”。如此一来，即便黎元洪被推上最高统帅的位置，革命党人仍能依靠内阁的运作限制其权力。
　　不料此案一出，先是得罪了黎系，后又不见谅于同盟会人，反而生出宋教仁谋一己私权的猜忌。章太炎晚年自编的年谱中，道破其中奥秘，“遁初（宋教仁）自许当为执政，嘱余作人物品评，余念同志中惟遁初略读政书，粗有方略，时辈既无过遁初者，因为宣布。”这里的“宣布”，是指他章太炎“以一人之见，品藻时贤：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一时间，“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悠悠众口，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
　　待到上海响应武昌起事成功，革命军进占南京，宋教仁建立临时政府的纸上计划行诸现实。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又再进一步，在尚未坐稳“总统”之位的孙中山面前，和盘托出新政府行“内阁制”的设计。
　　在那个奠定民国基业的圣诞夜（1911年12月25日），这个不到三十岁的毛头小伙，在兴冲冲要当“中国华盛顿”的孙中山面前，寸步不让，力主内阁制，因为“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孙中山则坚持实行总统拥有更大实权的总统制。
　　这一老一少的上唇都蓄一部八字胡，在那个晚上直争得颤抖不已。十七省代表见识了这个湖南来的“狂生”，背地里多指斥其“犯上”。
　　对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事后的记录只给人留下驳杂的印象。在同盟会元老居正的日记中，留下了一笔“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力持不可”的简单记载。而孙中山的亲信、广东政府首脑胡汉民则记述了孙本人的反应：“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孙口中所言的“惟一置信推举之人”，想来便是他孙文自己。
　　据宋教仁的日本友人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的记录，当晚回到住处的宋教仁仍不解气，向他抱怨“黄兴的优柔寡断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到了第二天一早，宋教仁又特意为昨夜发脾气的事，向北一挥道歉，口气已委婉了许多，“孙先生是个好人……至于美法两国政治形式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讨论的时机”。
　　经过这两趟波折，不仅让宋教仁难以洗脱“权谋”的诬谤，甚至让革命领袖孙中山，也生出“内阁制”的提议是要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恶感。
　　但有意思的是，未久南北和议，孙中山将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同时送上《临时约法》，约法采取的是责任内阁制，规定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孙中山心里清楚，“既然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那么，就不能不对他加以防范”。之后，孙领着袁世凯每岁资助的三万元补贴，出洋考察他的大兴铁路事业去了。
　　独自暴露在舆论火力下的宋教仁，还是不知收敛锋芒，更拿“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打比方，认为人人应谋当总理，“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他反过来讥刺时人，以任民国职务与谋官进爵同等视之，得之则喜，不得则忧，“久已养成此种龌龊心理，今以加之于人，又何足怪？”

与梁启超的政治竞争

　　1913年，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大选之前的那个春节，宋教仁最后一次回到了家乡桃源。十年前，宋参与华兴会反清起事，事败而抛妻弃子，遁走日本，如今儿子已长到他齐肩的高度。他唯一的兄长宋教信，因受当年起事的牵连，多年前已被枪决于市。这也导致宋氏一门，于今惟剩五代孙女一个直系血亲。
　　一别十年回故乡，宋在桃源乡居二月，却恰好错过了民初政坛的又一重磅事件。亡命海外十五载的梁启超终于归国，“所受欢迎，更视孙（中山）、黄（兴）过数倍”。
　　这位旧日的改良派领袖，归国第一件事，就是决计发起“第三党”运动，成立民主党（后与他党合并为进步党），投入民国的国会选举。其主张“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在《进步党宣言书》中，梁启超提出：“政党政治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则民视民听之实克举而政象即于良。”
　　年长九岁的梁启超曾是宋教仁的启蒙导师。梁最初即是以湖南为传布改良思想的发端，宋教仁虽未直接受教于他，但梁所办《湘学报》是他在省会长沙就学时的启蒙读物，而1897年的湖南童生课艺中即有论及中西“党”见不同与英国的两党制。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其间反思戊戌变法的“败点”，以为很大原因就在改良派人士（后多成为“保皇派”）未能结成现代政党。当时在日本攻读法政的宋教仁，则被认为“擅长政党纵横之术”，在“保皇派”人士中也享有称誉，谓其“非徒有破坏力而有建设力也”。与宋教仁同寓日本期间，梁启超也曾请托中间人谋求与宋晤面，因梁见宋发表在《民报》上的文字显出长才实学，颇对其另眼相看。实际上，宋教仁在刚二十出头时，就有超越康（有为）梁（启超）的“野心”，曾在友人面前夸誓，“无论康梁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出现”。
　　梁与宋，一个是老派改良主义者，一个是注重建设的革命者，俩人在政见上自有难以通融之处：同为要求宪政，梁启超重三权分立、“主权在国”；宋教仁则重立法权至上、“主权在民”。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梁主中央集权，“强善政府”；宋则主地方分权，“省长民选”。 　　两人虽政见不同，但方向却颇一致，都试图将中国政治推上“议会宪政”之路。宋教仁对议会制念兹在兹，自不必多言，梁启超也认为“我国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回到民初的背景，袁世凯当政之始，虽显露出个人专制趋向，但当时毕竟已搭建成责任内阁制框架，又兼舆论开放，政党林立，袁世凯的权力受到各方牵制。应该说，议会宪政的实现并非全无可能。
　　国会即开，旧党与新党，大有“马上见”的架势。宋教仁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他素来意愿的议会政治的最后一块拼板。
　　早在1912年8月，同盟会在宋教仁手中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代理事长（理事长为孙本人），成了党内手握实权的第一人。他带领浴火重生的国民党，一跃从民国初年的三百多个大小政党中脱颖而出，打破了临时国会之中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足鼎力之势，为国民党在未来正式大选中获胜打下了基石。
　　在国会的正式选举中，国民党也确实获得最大胜利，成为国会最大党——参、众两院议员870席，国民党得392席，占45%；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223席，占25.5%。其余议席为跨党议员（185席）、无党派议员（70席）。稍后的1913年5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在北京合组“进步党”，两党制议会几乎呼之欲出。
　　宋教仁志得意满，说“国民党在全国选举的胜利，已占国会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制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也喜出望外：“本党既得占优胜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
　　在宋教仁构想的责任内阁制中，政治游戏的规则由宪法明文载定。国会中哪个党派占多数，就可以组织“一党内阁”。曾出任农林部长的宋教仁，目睹唐绍仪的多党内阁、陆徵祥的“超然内阁”、赵秉钧形式上的党派内阁的失败，“一党内阁”遂成了他认定的行宪出路。
　　宋教仁将辛亥以来的革命分为两期：正式国会首开之前是“急欲造成共和统一之时代，故总统可易，参议院可改，国务员可解散，临时政府地点可迁移，但求达到统一之共和而已”；此后则到了“政党对于国家担负义务之时代”，“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
　　然而，梁启超与宋教仁统率两党相见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一幕，终于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梁漱溟晚年回忆为此事留下了一个孤证，只徒让后世生出无限遐想。他说，第一届国会竞选期间，宋教仁曾专程跑到天津拜访梁启超，以英美式两党轮替执政相勉励。“梁若执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

何处桃花源？

　　宋教仁事未竟而身先死，也让初开议会政治的民国政坛不出三个月就被拽回了党同伐异、兵戎相见的老路。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匆匆赶回，不顾党人黄兴等的劝解，于7月12日公开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这场注定要失败的动武，让孙中山落得个再次成为流亡领袖的下场，信誓旦旦的他，在日本重新当起了地下社团的老大，新建的“中国革命党”要靠胁迫党徒按指模的帮会方法，来发誓效忠革命。
　　袁世凯在10月6日国会第一次投票未获当选大总统之日，更发动街头游民、地痞流氓，凑成一非法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后出动军警驱散议员。三个月后，第一部国会通过的宪法《天坛宪法》草案出炉之日，也成了民国短暂宪政的死祭之时。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如此形容民初的政治实践，“中国从一驾四匹马拉的马车换乘了一辆没有被洪水冲走的豪华小汽车”，在激流中换马的袁世凯，最终还是被巨大的惯性拽回了帝制的老路。
　　当年那个革命失败后口占“联阮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不灵”的“武陵渔父”，怎么也想不到苦心建立的民国，在他死后居然还是“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地垂成”。
　　百年过去，他家乡的阡陌桑田之属，像是在陶渊明撰写的“桃花源”千年古境里停滞了下来。在这亦真似幻的芳芷水边，只空余斯人的叹息。
　　而到底是谁指使谋杀宋教仁，于今还是一宗悬案。

宋教仁轶事

帮了清政府一把

　　1907年春天，日本长白山东南一块滩地，即 “间岛”。宋教仁查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间岛问题》一书。后中日就“间岛”主权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

不要官

　　据传，慈禧太后阅毕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一书后，拍案说：“国有人才如此，管理外务大臣不能引用，可惜可惜。”遂赏宋教仁给四品京堂，来京候用，并撤销对宋教仁的通缉。但宋教仁却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 ，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

不要钱

　　清政府重臣袁世凯因宋教仁著《间岛问题》有功，命驻日公使送给他酬金2000元，宋教仁不受，驻日公使硬是塞给了他，宋教仁随后将这笔钱散给留学日本的困乏者。他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被扇耳光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以南京为首都。但袁世凯拒绝南下任职。有人提议开战，以迎接袁世凯为名带兵北上。宋教仁反对这个建议，认为革命军无法击败北洋军。这时，同盟会元老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宋教仁左眼流血。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给袁世凯当说客，想出卖南京。

又被扇耳光

　　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宣读新党章时，其中一条规定国民党不吸收女党员。这激怒了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她冲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记耳光。宋教仁只能捂面退避。

宋教仁短暂一生

　　1882年4月5日，宋教仁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上坊村一户书香之家。童年爱好武术，就读乡塾，天资聪颖。
　　1898年，16岁，据称宋教仁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大他4岁的方快姐。
　　1899年，17岁，入读桃源漳江书院。
　　1901年，19岁，考中秀才。
　　1902年，20岁，赴武昌投考“文普通中学堂”，被录取。
　　1903年8月，21岁结识黄兴，成为挚友，不满清政府统治，倾向革命。11月4日 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
　　1904年，宋教仁22岁。参与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潜赴日本。12月13日，抵达日本。

　　1905年6月，23岁，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
　　1906年，24岁，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期间编纂《间岛问题》，为清政府日后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做了有力证据。
　　1907年，25岁。黄兴赴安南谋举事，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
　　1910年，28岁，返回中国。
　　1911年，29岁，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28日，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1912年1月1日，30岁，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受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31岁，领导国民党获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