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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莎士比亚《奥瑟罗》中的女主人公苔丝狄蒙娜（Desdemona）经历了走出威尼斯、困于塞浦路斯、离开人世魂归天外三层“故事空间”的转换，分别反映了莎士比亚创作时代中女性对于爱情的幻想，即个人意识的解放；女性婚姻生活状况，即在婚姻家庭中从属被动地位的现实；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奥瑟罗》的悲剧揭示了个人意识觉醒后女性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奥瑟罗》 空间叙事理论 女性生存困境
引言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瑟罗》（1605）是以一个异族摩尔人将军为主人公，围绕其爱情悲剧展开的叙事。相比《哈姆雷特》《李尔王》以及《麦克白》均是发生于帝王阶层关于权力斗争的故事，独特的题材和人物情节设置使之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三部悲剧的艺术魅力。《奥瑟罗》涉及威尼斯、塞浦路斯和抽象的死亡空间，根据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1978），空间叙事可以分为“故事空间”（story space）与“话语空间”（discourse space）a，《奥瑟罗》中的三层“故事空间”的转换反映了莎士比亚写作环境下女性生存的状况。
国内外的先行研究集中于分析奥瑟罗等男性人物，对于苔丝狄蒙娜等女性人物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主要的研究视角有女性主义、女性人物心理、莎士比亚的女性观等。截至目前，知网可查以“《奥瑟罗》与女性”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有二十余篇，其中并未有以空间叙事理论进行分析的先行研究。本文将利用查特曼的空间叙事理论，以空间转换为线索重新梳理《奥瑟罗》的文本，从威尼斯、塞浦路斯岛以及抽象的死亡空间这三层“故事空间”的转换，分析莎士比亚创作时代中女性个体、家庭以及社会层面的生存困境。
一、走出威尼斯与个人意识觉醒
苔丝狄蒙娜在威尼斯的“故事空間”中受到了人际交往空间和活动空间的双重限制。首先是人际交往空间的限制，苔丝狄蒙娜从小生活在威尼斯的贵族家庭中，在其父亲眼中是一名贵族女子，生性怯懦温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会因为高贵的身份地位而不屑于同异族人交往，从中反映出苔丝狄蒙娜在威尼斯的原父系家庭中扮演的是一个柔弱胆怯的角色，也是父亲或是家族的所有物。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勃拉班修在得知苔丝狄蒙娜与奥瑟罗相爱后的言论中得到证明：“她已经被人污辱，人家把她从我的地方拐走。”b勃拉班修所说的“我的地方”便是苔丝狄蒙娜一直以来成长和生活的地方，但这并不再局限于以勃拉班修为中心的小家庭，而是指代与奥瑟罗不同种族及阶层的威尼斯白人贵族圈。在这种“地方”生活的苔丝狄蒙娜受到了空间的局限，她之所以会被奥瑟罗的冒险生活吸引，感到惊喜和好奇，甚至因此而爱上对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人际交往空间仅限于父系家庭。其次是活动空间的限制，从奥瑟罗的陈述中可知苔丝狄蒙娜在原父系家庭中主要负责日常家务，此处间接地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正是因为女性需要负责主要的家务，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家庭空间对于女性的束缚力。身处威尼斯贵族家庭空间中的苔丝狄蒙娜，鲜有话语权和个人意识，更偏向于做一个聆听者，同时直到第一幕第三场后半部分之前，她并没有任何的话语表达，这也是空间局限下苔丝狄蒙娜对于个人话语的无意识。
然而通过分析奥瑟罗对于两人相爱经过的话语可知，苔丝狄蒙娜的个人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这一个人意识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利用直接话语表达个人思想。在面对公爵以及父亲的质问时，她没有表现得像勃拉班修所说的胆小软弱，而是直接阐明了自己与奥瑟罗的关系，承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同时借用母亲的例子表明了立场，认为自己应该像母亲尊重父亲一样热爱自己的丈夫，将丈夫看得比父亲更重要。这也正如《圣经》中所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哈林顿也曾在《给婚姻的建议》（1528）中指出：“丈夫与妻子的结合应该比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紧密，丈夫和妻子爱彼此应该超过他们爱自己的父母。”c但是论述中也反映出在原父系家庭空间束缚下婚姻家庭观念仍旧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她过分强调克尽妻子义务的重要性，女性有权利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生活，但在家庭中仍属于从属地位。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妻子最重要的职责便是服从丈夫，即便苔丝狄蒙娜的身份、社会地位高于奥瑟罗，而同处于婚姻家庭这一空间下时，妻子仍须服从丈夫的安排，这也为苔丝狄蒙娜困于塞浦路斯岛的空间埋下了伏笔。二是主动走出威尼斯空间。虽然长期拘束于父系家庭空间，但她却可以主动向奥瑟罗传达出爱情的信号，并且没有听从元老的建议继续待在父系家庭中，而是申请追随丈夫走出了威尼斯。从微观上看，第一幕苔丝狄蒙娜从父亲的“我的地方”到议事厅的空间转换中，出现了较为密集的话语表达，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话语意识的觉醒。从宏观上看，苔丝狄蒙娜走出了威尼斯，不再受制于原父系家庭、家族的束缚，不必专注于日常的家庭事务。对威尼斯这一空间的叛逆，是她对于自由恋爱的追求，更是个人意识的解放。
从威尼斯的故事空间反观莎士比亚创作的社会环境，苔丝狄蒙娜对于爱情的追求也体现出了英国上流社会主流婚姻观念的转变。17世纪以前英国上层社会中大多由父母或亲属决定子女的配偶，而择偶的标准主要是家族政治和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当时上流社会婚姻中较为严格的等级限制和利益观念，子女几乎没有选择权。但是17世纪以后的婚姻决策权逐渐从父母向子女方面转移，婚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观点也日益受到重视。苔丝狄蒙娜走出威尼斯，是女性对于爱情婚姻追求的典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有意识地独立于原父系家庭，逐渐掌握婚姻的选择权，同时对于爱情的思考也体现了女性个人意识的解放。
二、困于塞浦路斯与婚姻家庭束缚
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看，随着《奥瑟罗》故事的发展，叙事中心从威尼斯转移到了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隐居之地——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虽然被奥瑟罗说成是“新遭战乱的城市”，但当土耳其人的威胁随着暴风雨一起烟消云散后，它实际上成了爱神的小岛，一个纵情狂欢的地方，到处是笙歌燕舞、饮酒嬉乐……d看似自由的塞浦路斯岛，扩大了苔丝狄蒙娜与丈夫的情感距离，致使婚姻家庭中地位失衡的加剧；也促使伊拉古展开更大的阴谋，导致其精神贞洁的丧失，塞浦路斯岛无疑成为苔丝狄蒙娜的另一空间困境。 一方面是婚姻中地位的失衡。“故事空间”转换到塞浦路斯岛后，苔丝狄蒙娜失去了家族的支持，奥瑟罗作为将军无疑成为强势的一方，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双方在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从地理条件来看，塞浦路斯岛属于较为陌生的环境，为苔丝狄蒙娜和奥瑟罗设置了社会环境上的隔离。奥瑟罗对苔丝狄蒙娜的感情经历由信任到动摇再到猜疑最后到坚信其不忠，这一系列的转变仅凭伊拉古的一面之词。如果将“故事空间”设置为威尼斯，那么奥瑟罗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自然伊拉古的阴谋也将不能得逞，所以塞浦路斯岛的地理条件也在这场悲剧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宗教理念来看，当时的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根据《关于婚姻状态的布道》所述，女性被定义为弱小的生物，没有被授予男性的力量和毅力，所以必须要承认男人的权威。16世纪晚期的著名传教士帕金斯也认为男性对家庭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女性只是合作者，所以苔丝狄蒙娜婚姻地位的失衡也是这一宗教理念的具体体现。从社会环境来看，当时英国法律规定财产归成年男性户主占有，女性唯一有权支配的就是自己的嫁妆，苔丝狄蒙娜出走就相当于放弃了继承家族财产的资格，更不用说嫁妆了，这对于一位贵族女子来说就是失去了财产继承权。社会史专家劳伦斯·斯通指出16至18世纪的英国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支持既有物质形式的礼物赠予，如事物、衣物和钱款；也有非物质性的情感交流以及家族声誉、信息提供、人际关系等。e因此，走出威尼斯而困于塞浦路斯岛的苔丝狄蒙娜不仅失去了物质上的支持，而且也切断了她与家族非物质性的关系。无论是地理条件、宗教理念还是社会环境，塞浦路斯岛都导致了苔丝狄蒙娜在婚姻中地位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是精神贞洁的丧失。随着威尼斯到塞浦路斯岛这一空间的转换，伊拉古的诋毁和诽谤愈加强烈，这直接影响了苔丝狄蒙娜的名誉，导致其最终困于塞浦路斯的悲剧。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更加关注女性在性行为上是否贞洁，作为基督徒的苔丝狄蒙娜一直强调自己的清白，认为贞洁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伊拉古却向所有人诽谤她的清白，在威尼斯时他向勃拉班修说她与奥瑟罗的相爱是不正当的勾当，破坏其名声而迫使她与父亲和家族决裂，但是因对象和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对于女主人公贞洁的名声并不能构成威胁。当空间转换到了相对比较封闭孤立的塞浦路斯岛时，他的诽谤直接作用于奥瑟罗，谣言和阴谋不断被扩大，变成了社会对于苔丝狄蒙娜贞洁的一致质疑。他通过污蔑她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女人而怂恿罗德利哥与凯西奥决斗，而后挑拨奥瑟罗，导致两人感情的破裂。虽然苔丝狄蒙娜并没有真正失去节操和贞洁，但是在伊拉古的诽谤和诋毁后，其实她精神上的贞洁已经被污染，因为周围的人在流言蜚语中逐渐怀疑甚至认定了她的不忠。当得知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凯西奥的死讯时，她也只能绝望地说出自己的人生就此断送了，相比于肉体上的贞洁，精神上的清白或许更加重要。威尼斯至塞浦路斯的空间转换使得苔丝狄蒙娜的精神贞洁愈加丧失，这就意味着婚姻家庭对女性贞洁的要求逐渐成为其自由、解放的束缚。
在塞浦路斯岛的“故事空间”中，婚姻地位的失衡以及精神贞洁的丧失反映了苔丝狄蒙娜在婚姻家庭中的生存困境。虽然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权选择自己恋爱婚姻的对象，但是需要建立在放弃一部分利益和身份的前提之下，同时即便是具有个人意识的女性在婚姻家庭中仍然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很难与丈夫形成较为平等的对话关系，而大众对贞洁等的要求也体现出了婚姻家庭对于女性的束缚。女性的个人意识缺少平等婚姻家庭的土壤，最终导致了苔丝狄蒙娜的死亡悲剧。
三、魂归天外与社会话语缺失
《奥瑟罗》的结尾，苔丝狄蒙娜离开了人世，此时的“故事空间”从具体的地点转换为抽象的死亡空间，这一空间中更多地反映出女性缺乏社会话语权的现实，以及女性是否应该争取话语权的社会性难题。
苔丝狄蒙娜在面对丈夫的质疑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选择回避，遭受奥瑟罗的暴行后还为丈夫辩解道：“一定是威尼斯有什么国家大事，或是他在这儿塞浦路斯发现了什么秘密的阴谋，扰乱了他的清明的神志。”f苔丝狄蒙娜意识到了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之间的空间差异，即威尼斯代表着较为开放的国家环境，而塞浦路斯岛则象征着较为封闭的个体社会，置于塞浦路斯岛空间中的苔丝狄蒙娜并没有反思在与奥瑟罗的相处中逐渐失去个人意识这一现实。丈夫的怀疑并不是事实，但是她却没有力证个人的忠诚与清白，而是选择了沉默和屈从。如果苔丝狄蒙娜尚有在威尼斯时追求爱情的个人意识，那么在塞浦路斯岛是否依旧可以保持与奥瑟罗相对平等的对话关系，面对奥瑟罗的质疑时是不是可以据理力争，为自己的清白进行辩解呢？实际上对于苔丝狄蒙娜而言，个人意识觉醒并走出威尼斯可能不是难事，但是摆脱婚姻家庭中的被动从属地位，争取社会话语权却绝非易事，空间转换后的她本身孤立无援，并且对于爱情的盲目也使她顺从各种诽谤与猜疑，最终只能魂归天外，处于死亡空间中的苔丝狄蒙娜让女性缺乏社会话语权的生存困境更加显现。
与苔丝狄蒙娜相比，《奥瑟罗》中还设置了女性配角爱米利娅这个人物，虽然她在戏剧的结尾处反抗男性暴行和阴谋，力争个人话语权，但是最终还是被男性所杀害。爱米利娅的早期形象符合社会中对于女性的设定，人微言轻且无条件服从丈夫的命令，但是后期其形象却与逐渐失语的苔丝狄蒙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奥瑟罗和伊拉古都勒令她闭嘴时，她依旧坚守着自己说话的权利据理力争，认为自己应该具有说话的权利，即便被人辱骂也决心要捍卫自己的话语权。面对丈夫的指责时，她也坚定地说出了“不再回家”的想法，对于话语权的维护可以说是爱米利娅个人意识觉醒的表现，也代表着女性争取话语权以及社会地位的表现；但是奋起抗争的爱米利娅，却被丈夫杀害而彻底成为失语者，这也就印证了《圣经》中莉莉丝的故事。“父权制文化下女性的言说和女性的‘胆大妄为’——也就是说，女性对男性霸权的反抗……女性被告知，假如她們胆敢为自身进行定义，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g爱米利娅争取社会话语权形成了与男性的对抗，最终被男性杀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管是苔丝狄蒙娜的沉默还是爱米利娅的反驳，最后的结局都是魂归天外，这表明了女性无论是否主动争取社会话语权，在当时的社会空间中都不会得到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或社会地位。 结语
莎士比亚在《奥瑟罗》中设置了三层“故事空间”——威尼斯、塞浦路斯岛以及死亡空间。威尼斯的父系家庭中人际交往以及活动空间受到局限，但苔丝狄蒙娜为爱出走，个人意识觉醒；塞浦路斯岛的婚姻家庭中女性地位的失衡以及精神贞洁的丧失，进一步束缚了女性的自由解放；死亡空间下缺失社会话语的同时也陷入了是否应该争取话语权的困境。结合时代背景，女性在爱情和婚姻选择等方面的自由说明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自我觉醒的察觉与部分认可，这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一般理想”h。虽然个人对于爱情的选择会伴随着物质和社会身份上的损失，但是对于爱情的独立思考和个人追求表明了女性已经具备摆脱原父系家庭空间束缚的意愿与能力。尽管如此，婚姻家庭中男女平等关系尚未形成，社会环境下的女性也仍然缺乏话语权。莎士比亚借由爱米利娅之口表达出了带有男女平等色彩的观念：“让做丈夫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妻子也和他们有同样的感觉：她们的舌头也能辨别甜酸，正像她们的丈夫们一样。”i但莎士比亚并没有给出解决女性生存困境的出路。无论是否争取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女性最终多会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个人觉醒后的女性还是处在家庭和社会的生存困境中。
关于莎士比亚的女性观问题，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批评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最具父权化的文本”j，也有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女性观是开明的k。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分析《奥瑟罗》中苔丝狄蒙娜的生存困境可知，莎士比亚没有完全肯定男性的权威，也未给出女性解放的出路，由此不能认为莎士比亚存在男女性别上的偏重，他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通过文字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女性的生存状况。
a 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M].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96.
bfi 莎士比亚：《奥瑟罗》，朱生豪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67页，第225页。
c 赵秀荣：《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
d 张琦：《不能完成的颠覆——论莎士比亚女性主义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49页。
e 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刁筱华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1页。
g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h 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j Lisa Jardine.Still Harping on Daughters： Women and Drama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M].New York：the Harvester Press，1983：1.
k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莎士比亚研究》，《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第27页。
作 者： 王麗媛，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奥瑟罗》 空间叙事理论 女性生存困境
引言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瑟罗》（1605）是以一个异族摩尔人将军为主人公，围绕其爱情悲剧展开的叙事。相比《哈姆雷特》《李尔王》以及《麦克白》均是发生于帝王阶层关于权力斗争的故事，独特的题材和人物情节设置使之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三部悲剧的艺术魅力。《奥瑟罗》涉及威尼斯、塞浦路斯和抽象的死亡空间，根据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1978），空间叙事可以分为“故事空间”（story space）与“话语空间”（discourse space）a，《奥瑟罗》中的三层“故事空间”的转换反映了莎士比亚写作环境下女性生存的状况。
国内外的先行研究集中于分析奥瑟罗等男性人物，对于苔丝狄蒙娜等女性人物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主要的研究视角有女性主义、女性人物心理、莎士比亚的女性观等。截至目前，知网可查以“《奥瑟罗》与女性”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有二十余篇，其中并未有以空间叙事理论进行分析的先行研究。本文将利用查特曼的空间叙事理论，以空间转换为线索重新梳理《奥瑟罗》的文本，从威尼斯、塞浦路斯岛以及抽象的死亡空间这三层“故事空间”的转换，分析莎士比亚创作时代中女性个体、家庭以及社会层面的生存困境。
一、走出威尼斯与个人意识觉醒
苔丝狄蒙娜在威尼斯的“故事空間”中受到了人际交往空间和活动空间的双重限制。首先是人际交往空间的限制，苔丝狄蒙娜从小生活在威尼斯的贵族家庭中，在其父亲眼中是一名贵族女子，生性怯懦温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会因为高贵的身份地位而不屑于同异族人交往，从中反映出苔丝狄蒙娜在威尼斯的原父系家庭中扮演的是一个柔弱胆怯的角色，也是父亲或是家族的所有物。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勃拉班修在得知苔丝狄蒙娜与奥瑟罗相爱后的言论中得到证明：“她已经被人污辱，人家把她从我的地方拐走。”b勃拉班修所说的“我的地方”便是苔丝狄蒙娜一直以来成长和生活的地方，但这并不再局限于以勃拉班修为中心的小家庭，而是指代与奥瑟罗不同种族及阶层的威尼斯白人贵族圈。在这种“地方”生活的苔丝狄蒙娜受到了空间的局限，她之所以会被奥瑟罗的冒险生活吸引，感到惊喜和好奇，甚至因此而爱上对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人际交往空间仅限于父系家庭。其次是活动空间的限制，从奥瑟罗的陈述中可知苔丝狄蒙娜在原父系家庭中主要负责日常家务，此处间接地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正是因为女性需要负责主要的家务，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家庭空间对于女性的束缚力。身处威尼斯贵族家庭空间中的苔丝狄蒙娜，鲜有话语权和个人意识，更偏向于做一个聆听者，同时直到第一幕第三场后半部分之前，她并没有任何的话语表达，这也是空间局限下苔丝狄蒙娜对于个人话语的无意识。
然而通过分析奥瑟罗对于两人相爱经过的话语可知，苔丝狄蒙娜的个人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这一个人意识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利用直接话语表达个人思想。在面对公爵以及父亲的质问时，她没有表现得像勃拉班修所说的胆小软弱，而是直接阐明了自己与奥瑟罗的关系，承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同时借用母亲的例子表明了立场，认为自己应该像母亲尊重父亲一样热爱自己的丈夫，将丈夫看得比父亲更重要。这也正如《圣经》中所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哈林顿也曾在《给婚姻的建议》（1528）中指出：“丈夫与妻子的结合应该比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紧密，丈夫和妻子爱彼此应该超过他们爱自己的父母。”c但是论述中也反映出在原父系家庭空间束缚下婚姻家庭观念仍旧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她过分强调克尽妻子义务的重要性，女性有权利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生活，但在家庭中仍属于从属地位。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妻子最重要的职责便是服从丈夫，即便苔丝狄蒙娜的身份、社会地位高于奥瑟罗，而同处于婚姻家庭这一空间下时，妻子仍须服从丈夫的安排，这也为苔丝狄蒙娜困于塞浦路斯岛的空间埋下了伏笔。二是主动走出威尼斯空间。虽然长期拘束于父系家庭空间，但她却可以主动向奥瑟罗传达出爱情的信号，并且没有听从元老的建议继续待在父系家庭中，而是申请追随丈夫走出了威尼斯。从微观上看，第一幕苔丝狄蒙娜从父亲的“我的地方”到议事厅的空间转换中，出现了较为密集的话语表达，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话语意识的觉醒。从宏观上看，苔丝狄蒙娜走出了威尼斯，不再受制于原父系家庭、家族的束缚，不必专注于日常的家庭事务。对威尼斯这一空间的叛逆，是她对于自由恋爱的追求，更是个人意识的解放。
从威尼斯的故事空间反观莎士比亚创作的社会环境，苔丝狄蒙娜对于爱情的追求也体现出了英国上流社会主流婚姻观念的转变。17世纪以前英国上层社会中大多由父母或亲属决定子女的配偶，而择偶的标准主要是家族政治和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当时上流社会婚姻中较为严格的等级限制和利益观念，子女几乎没有选择权。但是17世纪以后的婚姻决策权逐渐从父母向子女方面转移，婚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观点也日益受到重视。苔丝狄蒙娜走出威尼斯，是女性对于爱情婚姻追求的典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有意识地独立于原父系家庭，逐渐掌握婚姻的选择权，同时对于爱情的思考也体现了女性个人意识的解放。
二、困于塞浦路斯与婚姻家庭束缚
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看，随着《奥瑟罗》故事的发展，叙事中心从威尼斯转移到了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隐居之地——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虽然被奥瑟罗说成是“新遭战乱的城市”，但当土耳其人的威胁随着暴风雨一起烟消云散后，它实际上成了爱神的小岛，一个纵情狂欢的地方，到处是笙歌燕舞、饮酒嬉乐……d看似自由的塞浦路斯岛，扩大了苔丝狄蒙娜与丈夫的情感距离，致使婚姻家庭中地位失衡的加剧；也促使伊拉古展开更大的阴谋，导致其精神贞洁的丧失，塞浦路斯岛无疑成为苔丝狄蒙娜的另一空间困境。 一方面是婚姻中地位的失衡。“故事空间”转换到塞浦路斯岛后，苔丝狄蒙娜失去了家族的支持，奥瑟罗作为将军无疑成为强势的一方，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双方在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从地理条件来看，塞浦路斯岛属于较为陌生的环境，为苔丝狄蒙娜和奥瑟罗设置了社会环境上的隔离。奥瑟罗对苔丝狄蒙娜的感情经历由信任到动摇再到猜疑最后到坚信其不忠，这一系列的转变仅凭伊拉古的一面之词。如果将“故事空间”设置为威尼斯，那么奥瑟罗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自然伊拉古的阴谋也将不能得逞，所以塞浦路斯岛的地理条件也在这场悲剧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宗教理念来看，当时的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根据《关于婚姻状态的布道》所述，女性被定义为弱小的生物，没有被授予男性的力量和毅力，所以必须要承认男人的权威。16世纪晚期的著名传教士帕金斯也认为男性对家庭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女性只是合作者，所以苔丝狄蒙娜婚姻地位的失衡也是这一宗教理念的具体体现。从社会环境来看，当时英国法律规定财产归成年男性户主占有，女性唯一有权支配的就是自己的嫁妆，苔丝狄蒙娜出走就相当于放弃了继承家族财产的资格，更不用说嫁妆了，这对于一位贵族女子来说就是失去了财产继承权。社会史专家劳伦斯·斯通指出16至18世纪的英国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支持既有物质形式的礼物赠予，如事物、衣物和钱款；也有非物质性的情感交流以及家族声誉、信息提供、人际关系等。e因此，走出威尼斯而困于塞浦路斯岛的苔丝狄蒙娜不仅失去了物质上的支持，而且也切断了她与家族非物质性的关系。无论是地理条件、宗教理念还是社会环境，塞浦路斯岛都导致了苔丝狄蒙娜在婚姻中地位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是精神贞洁的丧失。随着威尼斯到塞浦路斯岛这一空间的转换，伊拉古的诋毁和诽谤愈加强烈，这直接影响了苔丝狄蒙娜的名誉，导致其最终困于塞浦路斯的悲剧。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更加关注女性在性行为上是否贞洁，作为基督徒的苔丝狄蒙娜一直强调自己的清白，认为贞洁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伊拉古却向所有人诽谤她的清白，在威尼斯时他向勃拉班修说她与奥瑟罗的相爱是不正当的勾当，破坏其名声而迫使她与父亲和家族决裂，但是因对象和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对于女主人公贞洁的名声并不能构成威胁。当空间转换到了相对比较封闭孤立的塞浦路斯岛时，他的诽谤直接作用于奥瑟罗，谣言和阴谋不断被扩大，变成了社会对于苔丝狄蒙娜贞洁的一致质疑。他通过污蔑她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女人而怂恿罗德利哥与凯西奥决斗，而后挑拨奥瑟罗，导致两人感情的破裂。虽然苔丝狄蒙娜并没有真正失去节操和贞洁，但是在伊拉古的诽谤和诋毁后，其实她精神上的贞洁已经被污染，因为周围的人在流言蜚语中逐渐怀疑甚至认定了她的不忠。当得知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凯西奥的死讯时，她也只能绝望地说出自己的人生就此断送了，相比于肉体上的贞洁，精神上的清白或许更加重要。威尼斯至塞浦路斯的空间转换使得苔丝狄蒙娜的精神贞洁愈加丧失，这就意味着婚姻家庭对女性贞洁的要求逐渐成为其自由、解放的束缚。
在塞浦路斯岛的“故事空间”中，婚姻地位的失衡以及精神贞洁的丧失反映了苔丝狄蒙娜在婚姻家庭中的生存困境。虽然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权选择自己恋爱婚姻的对象，但是需要建立在放弃一部分利益和身份的前提之下，同时即便是具有个人意识的女性在婚姻家庭中仍然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很难与丈夫形成较为平等的对话关系，而大众对贞洁等的要求也体现出了婚姻家庭对于女性的束缚。女性的个人意识缺少平等婚姻家庭的土壤，最终导致了苔丝狄蒙娜的死亡悲剧。
三、魂归天外与社会话语缺失
《奥瑟罗》的结尾，苔丝狄蒙娜离开了人世，此时的“故事空间”从具体的地点转换为抽象的死亡空间，这一空间中更多地反映出女性缺乏社会话语权的现实，以及女性是否应该争取话语权的社会性难题。
苔丝狄蒙娜在面对丈夫的质疑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选择回避，遭受奥瑟罗的暴行后还为丈夫辩解道：“一定是威尼斯有什么国家大事，或是他在这儿塞浦路斯发现了什么秘密的阴谋，扰乱了他的清明的神志。”f苔丝狄蒙娜意识到了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之间的空间差异，即威尼斯代表着较为开放的国家环境，而塞浦路斯岛则象征着较为封闭的个体社会，置于塞浦路斯岛空间中的苔丝狄蒙娜并没有反思在与奥瑟罗的相处中逐渐失去个人意识这一现实。丈夫的怀疑并不是事实，但是她却没有力证个人的忠诚与清白，而是选择了沉默和屈从。如果苔丝狄蒙娜尚有在威尼斯时追求爱情的个人意识，那么在塞浦路斯岛是否依旧可以保持与奥瑟罗相对平等的对话关系，面对奥瑟罗的质疑时是不是可以据理力争，为自己的清白进行辩解呢？实际上对于苔丝狄蒙娜而言，个人意识觉醒并走出威尼斯可能不是难事，但是摆脱婚姻家庭中的被动从属地位，争取社会话语权却绝非易事，空间转换后的她本身孤立无援，并且对于爱情的盲目也使她顺从各种诽谤与猜疑，最终只能魂归天外，处于死亡空间中的苔丝狄蒙娜让女性缺乏社会话语权的生存困境更加显现。
与苔丝狄蒙娜相比，《奥瑟罗》中还设置了女性配角爱米利娅这个人物，虽然她在戏剧的结尾处反抗男性暴行和阴谋，力争个人话语权，但是最终还是被男性所杀害。爱米利娅的早期形象符合社会中对于女性的设定，人微言轻且无条件服从丈夫的命令，但是后期其形象却与逐渐失语的苔丝狄蒙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奥瑟罗和伊拉古都勒令她闭嘴时，她依旧坚守着自己说话的权利据理力争，认为自己应该具有说话的权利，即便被人辱骂也决心要捍卫自己的话语权。面对丈夫的指责时，她也坚定地说出了“不再回家”的想法，对于话语权的维护可以说是爱米利娅个人意识觉醒的表现，也代表着女性争取话语权以及社会地位的表现；但是奋起抗争的爱米利娅，却被丈夫杀害而彻底成为失语者，这也就印证了《圣经》中莉莉丝的故事。“父权制文化下女性的言说和女性的‘胆大妄为’——也就是说，女性对男性霸权的反抗……女性被告知，假如她們胆敢为自身进行定义，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g爱米利娅争取社会话语权形成了与男性的对抗，最终被男性杀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管是苔丝狄蒙娜的沉默还是爱米利娅的反驳，最后的结局都是魂归天外，这表明了女性无论是否主动争取社会话语权，在当时的社会空间中都不会得到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或社会地位。 结语
莎士比亚在《奥瑟罗》中设置了三层“故事空间”——威尼斯、塞浦路斯岛以及死亡空间。威尼斯的父系家庭中人际交往以及活动空间受到局限，但苔丝狄蒙娜为爱出走，个人意识觉醒；塞浦路斯岛的婚姻家庭中女性地位的失衡以及精神贞洁的丧失，进一步束缚了女性的自由解放；死亡空间下缺失社会话语的同时也陷入了是否应该争取话语权的困境。结合时代背景，女性在爱情和婚姻选择等方面的自由说明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自我觉醒的察觉与部分认可，这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一般理想”h。虽然个人对于爱情的选择会伴随着物质和社会身份上的损失，但是对于爱情的独立思考和个人追求表明了女性已经具备摆脱原父系家庭空间束缚的意愿与能力。尽管如此，婚姻家庭中男女平等关系尚未形成，社会环境下的女性也仍然缺乏话语权。莎士比亚借由爱米利娅之口表达出了带有男女平等色彩的观念：“让做丈夫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妻子也和他们有同样的感觉：她们的舌头也能辨别甜酸，正像她们的丈夫们一样。”i但莎士比亚并没有给出解决女性生存困境的出路。无论是否争取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女性最终多会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个人觉醒后的女性还是处在家庭和社会的生存困境中。
关于莎士比亚的女性观问题，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批评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最具父权化的文本”j，也有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女性观是开明的k。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分析《奥瑟罗》中苔丝狄蒙娜的生存困境可知，莎士比亚没有完全肯定男性的权威，也未给出女性解放的出路，由此不能认为莎士比亚存在男女性别上的偏重，他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通过文字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女性的生存状况。
a 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M].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96.
bfi 莎士比亚：《奥瑟罗》，朱生豪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第167页，第225页。
c 赵秀荣：《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
d 张琦：《不能完成的颠覆——论莎士比亚女性主义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49页。
e 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刁筱华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1页。
g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h 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j Lisa Jardine.Still Harping on Daughters： Women and Drama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M].New York：the Harvester Press，1983：1.
k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莎士比亚研究》，《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第27页。
作 者： 王麗媛，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