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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女性主义在20世纪中叶的凸起,翻译和文化的联姻使性别身份被投射到文化身份研究的视域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受到译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采取批判性的视角来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阐述它的观点、翻译实践及其策略,同时揭露其局限性,并给出适当建议。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 性别隐喻 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489(2010)06-0103-02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文化、政治、经济等深刻影响着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翻译由此从一种被动、静止的封闭环境走出来,而翻译活动也被看成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随着女性主义在20世纪中叶的凸起,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受到译界的广泛关注。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兴起的原因
自古以来,翻译和女性都从属于各自的等级秩序中的弱势地位,同被归于话语的边缘地位。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主仆关系”,前者创作在先,后者只能被动传递,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尼科拉•沃德•乔夫(N•W•Jouve)则声称译者占据着“女性的位置”。作者如同男性,代表着本源、第一性、创造性,处于等级秩序中的统治地位;而译者则如同女性,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机械的和没有创造性的,只能亦步亦趋地服从于作者。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对于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定位遭到了怀疑与动摇。另一方面,席卷欧美并波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女性主义运动也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要求性别平等和女性自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和要求对译者与译作地位承认的翻译研究二者产生了共鸣,于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
二、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性别隐喻
由于妇女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和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历史境遇十分相似,因此在消解一切权威和规范的后现代主义风潮里,翻译和妇女的地位问题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她们致力于找出并批评那些将翻译与妇女置于文学阶梯底部的种种纠缠不清的概念。罗莉•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认为“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翻译常被比喻为女性,而且比喻中往往隐含着对女性的不敬。我们不难发现中外许多关于译者的喻说,诸如“舌人”、“媒婆”、“译匠”、“一仆二主”之“仆人”、“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等等,它们构成了丰富的译者形象谱系。1654年,法国修辞学家兼翻译家吉尔•梅纳日(Gilles Ménage)宣称,文采斐然、有违“原意”的翻译是“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es),这引起了强烈批判。张伯伦在她的文章“翻译中的性别与隐喻”(Gender andMetaphoricof Translation)中认为,女性主义研究揭示了生产(productive)与再生产(reproductive)之间的价值区分,决定了一个文化对作品价值判断的方式,这样一种模式以父性(paternity)和权威(authority)来描述本源性(originality)或创造性(creativity),却将女性降至各色各样的次等位置。同样道理,人们承认写作是原创的,是具有男性气质的,而翻译则是派生的,具有女性气质。对妇女而言,她们必须忠于自己的丈夫;对翻译而言,译作必须忠于原作。这反映了在婚姻和翻译活动中不公正的“双重标准”。正如西蒙(Sherry Simon)所说,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feminized)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是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译者公开宣布利用译者主体性的这一因素,提倡将翻译作为重写的机会,以反抗文本的男性中心和女性歧视,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并以此影响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界定。女性主义强调翻译主体,认为要求译文绝对重视原文就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父)权一样是不公平的。因为“语言中充满了性别歧视,忠实常常意味着剥夺女性的话语权,让女性的身影隐而不现”。女性主义强调译文的创造性,为颠覆传统的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原文和译文由传统的服从、忠实的主仆关系变为平等的互补、映衬关系,译者地位也由原来低于作者提升到与作者同等的地位。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
与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相比,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她们多样化的实践。女性主义译者尝试翻译在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文本,即带有浓厚男权思想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女性主义译者质疑原文的语法、概念和思想等各个层面的表达,并尝试用创造性的译法来凸显原文或源语的性别歧视的性质,引起读者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是: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劫持”(hijacking)。前两者不难理解,例如,《圣经》翻译中,在呼语Brothers的前面补上Sisters,即属“增补”。Lotbiniere-Harwood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即是“加写前言”;类似这两例的情况若以脚注的形式出现,即是“加写脚注”。所谓“劫持”,一言以蔽之,就是操纵原文中那些不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词句并在译文中改写它们。女性主义译者往往对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进行挪用(appropriation)。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创造新词,如上文中Lotbinier Harwood自造auther、shelove及将Québecois(魁北克人,阳性复数)改为自造的Québecois-e-s(包含阳性复数和阴性复数);二是尽量使用女性主义者已创造的新词,如hystory(Mary Daly从希腊语词根hyst“子宫”+story创造出来,意为“女性的历史”,与his+story=history相对)。
四、评论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促进了翻译实践蓬勃兴起,并且引发了翻译观念和翻译思想上的一场革命。
(一)颠覆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
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主仆关系”,前者创作在先,后者只能被动传递;前者的权威不容侵犯,后者必须忠于前者;处主宰地位的前者是雄健的男性,处从属地位的后者是残缺的女性。翻译的价值低于创作。女性主义翻译观与此大相径庭,他们认为译者是原著和读者之间的纽带,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是原著译入语的首位读者并兼顾着阐释者和作者的身份。翻译是文化的介入和调和,译文是原文的话语重构,是译者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给予了原作异域的生存空间。因此,女性主义认为原文与译文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二)颠覆传统翻译理论关于译文要忠实原文的观点
传统的翻译观以忠实作为衡量译作的惟一尺度,译作要求与原作达到别无二致的“化境”,而“不忠的美人”指的是只雅而不信的翻译。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求译文对原作的忠诚就如同要求女性对丈夫或父权的绝对忠诚一样不公平。女性主义给出了“忠实”的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女性主义提出了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重写,“重写”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原作者的初衷,融合自己的观点,对原作重构,并使之朝着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就无异于作者主观追求对原作的变形。翻译中对文本“妇占”(Woman handling)取代了谦卑形的译者,也使传统的翻译“忠实”原则失去立足之地。
(三)局限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于强调翻译中译者对语言的操纵和干预,以女性为标准审视男性文明、以女性为中心排斥男性,使得学者对女性主义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对语言的操纵是不必要的,把性别歧视归因于语言也是缺乏理论依据的。痕迹明显的操纵与干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例如有些女性主义译者特意彰显原文中或许并不存在的女性意识。大量的注释会干扰读者阅读,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过度张扬译者的女性意识将会导致读者阅读自由权利的被侵犯。英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伍尔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双性同体(androgyny)”的概念,“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双性同体”主张对立因素和对立的文化应该互补互利,共存共享。其实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惟一的,我们肯定一个翻译策略的同时并不是要否定另一个翻译策略,两者可以互为补充。因此为了避免女性主义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发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该借鉴“双性同体”概念。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引入到翻译领域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这个观念值得翻译研究者思考,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克服单纯的女性主义翻译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的翻译研究更加全面,更具包容性。
[参考文献]
[1]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
[2]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3]刘勇.从女性翻译理论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J].零陵学院学报,2002(11).
[4]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收稿日期]2010年3月26日
[作者简介]柯俊波(1979～ ):男,湖北黄石人,空军航空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化、翻译理论。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 性别隐喻 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489(2010)06-0103-02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文化、政治、经济等深刻影响着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翻译由此从一种被动、静止的封闭环境走出来,而翻译活动也被看成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随着女性主义在20世纪中叶的凸起,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受到译界的广泛关注。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兴起的原因
自古以来,翻译和女性都从属于各自的等级秩序中的弱势地位,同被归于话语的边缘地位。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主仆关系”,前者创作在先,后者只能被动传递,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尼科拉•沃德•乔夫(N•W•Jouve)则声称译者占据着“女性的位置”。作者如同男性,代表着本源、第一性、创造性,处于等级秩序中的统治地位;而译者则如同女性,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机械的和没有创造性的,只能亦步亦趋地服从于作者。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对于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定位遭到了怀疑与动摇。另一方面,席卷欧美并波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女性主义运动也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要求性别平等和女性自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和要求对译者与译作地位承认的翻译研究二者产生了共鸣,于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
二、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性别隐喻
由于妇女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和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历史境遇十分相似,因此在消解一切权威和规范的后现代主义风潮里,翻译和妇女的地位问题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她们致力于找出并批评那些将翻译与妇女置于文学阶梯底部的种种纠缠不清的概念。罗莉•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认为“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翻译常被比喻为女性,而且比喻中往往隐含着对女性的不敬。我们不难发现中外许多关于译者的喻说,诸如“舌人”、“媒婆”、“译匠”、“一仆二主”之“仆人”、“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等等,它们构成了丰富的译者形象谱系。1654年,法国修辞学家兼翻译家吉尔•梅纳日(Gilles Ménage)宣称,文采斐然、有违“原意”的翻译是“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es),这引起了强烈批判。张伯伦在她的文章“翻译中的性别与隐喻”(Gender andMetaphoricof Translation)中认为,女性主义研究揭示了生产(productive)与再生产(reproductive)之间的价值区分,决定了一个文化对作品价值判断的方式,这样一种模式以父性(paternity)和权威(authority)来描述本源性(originality)或创造性(creativity),却将女性降至各色各样的次等位置。同样道理,人们承认写作是原创的,是具有男性气质的,而翻译则是派生的,具有女性气质。对妇女而言,她们必须忠于自己的丈夫;对翻译而言,译作必须忠于原作。这反映了在婚姻和翻译活动中不公正的“双重标准”。正如西蒙(Sherry Simon)所说,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feminized)的过程、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是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译者公开宣布利用译者主体性的这一因素,提倡将翻译作为重写的机会,以反抗文本的男性中心和女性歧视,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并以此影响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界定。女性主义强调翻译主体,认为要求译文绝对重视原文就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父)权一样是不公平的。因为“语言中充满了性别歧视,忠实常常意味着剥夺女性的话语权,让女性的身影隐而不现”。女性主义强调译文的创造性,为颠覆传统的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原文和译文由传统的服从、忠实的主仆关系变为平等的互补、映衬关系,译者地位也由原来低于作者提升到与作者同等的地位。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
与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相比,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她们多样化的实践。女性主义译者尝试翻译在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文本,即带有浓厚男权思想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女性主义译者质疑原文的语法、概念和思想等各个层面的表达,并尝试用创造性的译法来凸显原文或源语的性别歧视的性质,引起读者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是: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劫持”(hijacking)。前两者不难理解,例如,《圣经》翻译中,在呼语Brothers的前面补上Sisters,即属“增补”。Lotbiniere-Harwood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即是“加写前言”;类似这两例的情况若以脚注的形式出现,即是“加写脚注”。所谓“劫持”,一言以蔽之,就是操纵原文中那些不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词句并在译文中改写它们。女性主义译者往往对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进行挪用(appropriation)。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创造新词,如上文中Lotbinier Harwood自造auther、shelove及将Québecois(魁北克人,阳性复数)改为自造的Québecois-e-s(包含阳性复数和阴性复数);二是尽量使用女性主义者已创造的新词,如hystory(Mary Daly从希腊语词根hyst“子宫”+story创造出来,意为“女性的历史”,与his+story=history相对)。
四、评论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促进了翻译实践蓬勃兴起,并且引发了翻译观念和翻译思想上的一场革命。
(一)颠覆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
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和译文是“主仆关系”,前者创作在先,后者只能被动传递;前者的权威不容侵犯,后者必须忠于前者;处主宰地位的前者是雄健的男性,处从属地位的后者是残缺的女性。翻译的价值低于创作。女性主义翻译观与此大相径庭,他们认为译者是原著和读者之间的纽带,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是原著译入语的首位读者并兼顾着阐释者和作者的身份。翻译是文化的介入和调和,译文是原文的话语重构,是译者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给予了原作异域的生存空间。因此,女性主义认为原文与译文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二)颠覆传统翻译理论关于译文要忠实原文的观点
传统的翻译观以忠实作为衡量译作的惟一尺度,译作要求与原作达到别无二致的“化境”,而“不忠的美人”指的是只雅而不信的翻译。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求译文对原作的忠诚就如同要求女性对丈夫或父权的绝对忠诚一样不公平。女性主义给出了“忠实”的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女性主义提出了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重写,“重写”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原作者的初衷,融合自己的观点,对原作重构,并使之朝着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就无异于作者主观追求对原作的变形。翻译中对文本“妇占”(Woman handling)取代了谦卑形的译者,也使传统的翻译“忠实”原则失去立足之地。
(三)局限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于强调翻译中译者对语言的操纵和干预,以女性为标准审视男性文明、以女性为中心排斥男性,使得学者对女性主义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对语言的操纵是不必要的,把性别歧视归因于语言也是缺乏理论依据的。痕迹明显的操纵与干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例如有些女性主义译者特意彰显原文中或许并不存在的女性意识。大量的注释会干扰读者阅读,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过度张扬译者的女性意识将会导致读者阅读自由权利的被侵犯。英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伍尔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双性同体(androgyny)”的概念,“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双性同体”主张对立因素和对立的文化应该互补互利,共存共享。其实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惟一的,我们肯定一个翻译策略的同时并不是要否定另一个翻译策略,两者可以互为补充。因此为了避免女性主义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发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该借鉴“双性同体”概念。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引入到翻译领域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这个观念值得翻译研究者思考,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克服单纯的女性主义翻译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的翻译研究更加全面,更具包容性。
[参考文献]
[1]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
[2]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3]刘勇.从女性翻译理论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J].零陵学院学报,2002(11).
[4]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收稿日期]2010年3月26日
[作者简介]柯俊波(1979～ ):男,湖北黄石人,空军航空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化、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