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写过一篇《遗嘱》。遗嘱就是等着上天堂或入地狱的人向活人的最后交代，希望眷属家人、诸亲好友认真执行的。那时我记得是70岁，该作准备了。
　　又过了五年，我还没有死。按照外国布尔乔亚们的规矩，每隔几年，老头老太太都得重写遗嘱，直到他们写不动为止。
　　首先宣布：那篇遗嘱在我死后仍然有效，希望家属亲友不要有半點违背。
　　其次，除了不发讣闻，不念悼词，不买灰盒，不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纪念会、座谈会等等热闹名堂之外，也千万不要在家里悬挂本人遗像。这是为了免得我的仇人看见时心里暗喜：“这家伙毕竟比我先死了！”或者我生前的“债主”来临顿时怏怏不乐：“这家伙还欠我一幅书法，这回让我永远讨不着了，多狠心！”
　　甚至还有些爱说闲话的人，对着遗像东一句西一句地各抒己见：“人总是爱掩饰缺点的，苗子生前长得矮，所以死后只挂个半身像，让人看不出他是个矬子。”“干吗穿西装呢？死了还崇洋媚外。”
　　如果遗像是干部服（其实近十年来我很少穿干部服，当然用旧底片放大也未尝不可），又有意见：“标准像早都过时了，又不是什么首长，顶多像十多年前报上登过的王洪文。真是猪鼻子插葱———装象。”“胸前挂个毛主席像章才够派。”“人都死了，还眼瞪瞪瞧着我们干吗，你又没有丝毫本领改造世界！”
　　《老子》说：“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我平生已深深体会到让人当靶子打的滋味，人都死了，还不图个清静，干吗要挂个遗像在家里任人指东画西呢？
　　我之不许挂遗像，还是根据实践经验得来的。我家多年来挂了我岳母的遗像，头两个月，老伴、儿子、孙子辈对着遗像还有点肃然之感；五六个月之后，天天相对，就视若无睹。奶奶再也没有指着外太婆的遗像，教育孙女学习外太婆的种种可敬品德了。还有一天，一位陌生远客在我家吃便饭，指着岳母的遗像对我老伴说：“您这张照片照得真好，就是稍微显老一点。”
　　第三，据我奶奶说，我出生的时候并不难产，这说明我来到人间时是痛痛快快的，因此当我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也希望痛痛快快。我的意思并不是想“咔嚓”一刀当个烈士，当然这是再“痛快”不过的，但我从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我只是说，希望我是顺顺当当的，平平安安的，不拖泥带水牵累亲人不得安宁地死，比如说脑溢血、心脏突发症之类几秒钟内就魂归天国，这就最好不过了。当然，出门被汽车碾死也很痛快，不过让满街的人看见我浑身鲜血躺在地上呻吟着的惨状而指手画脚，这首先使我的灵魂受到严重干扰，其次，给世人最后留下一个十分难堪的形象，并且痛快之中偏向于“痛”，这我也不干。
　　我想到马克思之死。1883年3月14日午后，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是“安详而毫无痛苦地长眠”的。恩格斯为此发表过意见：医术也许能使他（马克思）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常喜欢讲伊壁鸠鲁说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过的庸人们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
　　啊哈，我找到提倡“安乐死”的经典根据了。
　　除此，我的亲人希望多拿几年日见微薄的工资（而不计较比工资多付出十、百倍的医疗公费），或者出于一种浪费感情的“恻隐之心”，在我万一得了全身瘫痪、脑软化，以及其他躺在床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拖延至十年八年的病症时，还让我光荣地当个“植物人”，那是一种极端违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极其残忍卑劣的行为。不！我是人就应当是动物，决不当什么“植物人”！我相信恩格斯的话句句是真理，我不希望科学家们通过我“为医学技术增光”。如有不肖子孙硬要我不死不活去当“植物人”供人观赏，亦如郑板桥说的，“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考虑到当了“植物人”———也就是死人，不会说话了，就趁现在把这个意见载入文字，“是所至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