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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字》是美国作家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对比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本文试从人物配置关系的对比、个人心理和外在的对比、场景映衬烘托来反映人物心灵历程等三个方面，对小说中的对比手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物配置 个人心理 场景映衬 对比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红字》是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因其流畅的文字、透析的心理描写以及深刻的道德冲突，在美国文学界引起了近一个世纪的关注，时至今日仍然是不朽的经典。而在《红字》中，对比手法的充分运用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
霍桑小说的力量在于他视小说艺术为图画的整体观念：角色的作用不在个体，而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它的整体构想的关系。在他的作品里，重要的角色总是三五成群的。《红字》中的男女主人公、教会和行政当局以及清教徒大众构成了一个互动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三角，制约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小说人物关系通过配置对比使他们的个性在相得益彰中得以酣畅淋漓的表现。小说中的人物不多，其中有姓名的不超过10个；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构成了反衬与被反衬、影子与原型的关系，呼应相对。而几个主要人物也在成双的组合冲突中和同时登场亮相的交汇中，交代出与红字主题相关的象征。
四个主要人物以红字为纽带可进行类比配置，进而组合排列成六组对比：1、如果海丝特是有形的红字，那么丁梅斯代尔就是无形的红字；2、如果丁梅斯代尔是无形的红字，那么珠儿就是鲜活的红字；3、如果珠儿是活的红字，那么齐灵渥斯就是红字的制造者；4、如果齐灵渥斯是营造红字的罪恶者，那么丁梅斯代尔则是罪恶的煎熬者；5、如果海丝特是现在的红字，那么珠儿则是红字的再生；6、如果海丝特胸前的红字是“值得尊敬”的标志，那么齐灵渥斯则是黑暗与丑陋的代表与注脚。下面选择几组来做具体分析。
海丝特与齐灵渥斯的关系如遵循社会原则仍是妻子与丈夫的关系，然而两人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作品一开始就展现了海丝特婚姻的畸形：海丝特年轻貌美、生机勃勃，而齐灵渥斯老朽干瘪，两人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性格、志趣上来说都是相距甚远，从而揭示了美与丑的不相容、合法婚姻的不合理性。海丝特在丈夫杳无音信两年后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怀孕；当所谓的奸情败露后，她被迫佩带代表通奸的羞耻的红字“A”，但这大写的红字并没使她退怯、向传统认罪，却让她在被剥夺真正意义的基督教之爱的环境中，大胆地追求自由生活，成为对丈夫、对教权、对男权至上的社会传统宗教意识的抗争者。而其丈夫齐灵渥斯发现了这个“大逆不道”的奸情后，拼命地窥视着妻子的情人。出于追求家庭幸福，原也可以理解，但他不择手段，不惜抛弃“博爱”的基督精神，噬啮他人的灵魂，却使他在海丝特的映衬下显得丑恶而畸形。
丁梅斯代尔与海丝特之间是有真情的情爱关系。“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对情人，一个勇敢，坚强；一个怯懦、忍受；一个令人起敬，一个可悲可叹。当海丝特佩带红字在刑台上示众时，为了爱人的名声，她独自承担了全部的罪恶和耻辱，并离群索居，一个人抚养女儿。后又不惜一切前往森林与奄奄一息的丁梅斯代尔相会，约其逃往欧洲。在海丝特身上体现的是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和富有野性的反抗精神。但丁梅斯代尔却不同，他明明有爱，却偏偏要把这种感情视同邪魔，没有胆量在世人面前承认爱情，保护自己的爱人。这源于他是一个牧师，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清教的教义教导人们重理智，排斥感情，禁绝欲望。这样的教义和经典始终埋藏着现世追求和终极追求的深刻矛盾，“原罪”的文化观念深深扎根于丁梅斯代尔命运的深处，在他身上得到了本能的反应，原罪与赎罪在其内心激烈地厮杀。在赎罪与内省的宗教意识的纠缠中，再加之齐灵渥斯的复仇，他倍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最终走向了死亡，成为了专制文化的牺牲品。这个被宗教箍牢的可怜人衬出了海丝特持有的野性精神的高大。
珠儿与齐灵渥斯是无血缘纽带的父女关系。这一老一少，一个是被文明污染的社会人，一个是纯真的自然人。作者用一道光、一只鸟、一朵花来象征珠儿，象征着幸福、美丽的开始，体现着一种新文明、新道德建立之前的希望。
在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配置中，善与恶、理智与情欲是相对照而存在的，从中也阐明了人物彼此的辨证关系。霍桑这样的对照艺术手法比之常见的对比，烘托更鲜明、更强烈、更集中、更容易体现此形象与彼形象的对立映衬关系，表现出作者对美、善的追求。
而霍桑不仅仅局限于此，他在小说中又会通过对同一事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不同表现，在两个以上人物同时登场亮相的交汇对比中进一步挖掘人物的深刻内涵，使由红字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同时出场，如同戏剧迭起的高潮，抓住了人物在那惊心动魄间的情节场景中瞬间的魅力，从而把各个人物交织在一个严密的结构中。
在小说的第三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我永远不会说的！”海丝特回答说，她的眼睛凝视着那年轻牧师的深沉而忧郁的眼睛。“这红字烙得太深了，你是取不下来的。但愿我能在忍受痛苦的同时，也忍受住他的痛苦！”
“说吧，女人！”从刑台附近的人群中发出另一个冷峻的声音。“说出来吧，让你的孩子有一个父亲！”
“我不说。”海丝特回答着。她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我的孩子应该寻求一个上天的父亲；她将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世俗的父亲的。”
“她不肯说！”丁梅斯代尔嗫嚅着。他一直俯身探出阳台，一只手捂住心口，等候着听他呼吁的结果。这时他长长吐了口气。缩回了身体。“一个女人的心胸是多么坚强和宽阔啊！她不肯说！”
不用说明话语的发出者，读者亦可辨认出对话人分别是谁。很显然那个冷酷的声音就是齐灵渥斯，只有丑陋的灵魂才会有残冷的逼人声。坚强而感人的回答者无疑是海丝特。“我不说”，“我永远不会说的”，这是对第三个对话者的宽慰和表达她内心真挚、深沉的爱，也是对齐灵渥斯逼问声的厌恶、鄙视和反抗。在鲜明的比较中体现了海丝特的善良和高尚。而那个审讯者正是丁梅斯代尔，倍受痛苦的他声音恐惧而柔弱。他从一开始“俯身探出阳台，一只手捂住心口”到“长长吐了口气，缩回了身体”的细微的身体变化动作已暴露了其内心的复杂：一面忍受着沉重的煎熬，另一面又缺乏公开承认的勇气。他为海丝特的坚强而震惊，又为自己的不败露而庆幸。狡猾的齐灵渥斯也在牧师的神色变化中察觉到了一丝隐秘，从而使海丝特的崇高得到了鲜明烘托。
二
霍桑自称《红字》为“心理的罗曼史”，他把人物比作蜿蜒的洞穴，把作家的创作比作在这个洞穴中的层层掘进。作品通过对照的艺术，透过人物的表象，揭示出美丑、善恶的本质。在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对照中，表现出“心灵美胜于一切，心灵撞击冲突的艺术魅力”。
外在美与内在美高度统一体现在海丝特的身上。在刑台示众的那一天，台上的海丝特 “身材颀长，体态优美之极。她头上乌黑的浓发光彩夺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不仅如此，她还把人们认为代表耻辱的红字A精心绣成奇巧花边。这尽善尽美的装饰不得不使世俗的女人们妒忌这个“淫妇”有一手好针线。再看她的神态“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同镇的居民和街坊邻里”。这样的神态正是海丝特内心不屈、反抗的外在表现。立于刑台上，她醒悟到男女之间的婚爱关系被神圣化的契约关系所代替，“除非丈夫死亡，或除非丈夫因妻子不贞而休之，婚姻永远有效”。上帝、男人、女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神圣森严的等级关系，而她的通奸行为无疑是冒犯了神圣的上帝。但她却无视这种社会传统，不以罪为耻，而是为争取自我权利斗争着。她的不满、叛逆的心理，都通过她的神态等肢体语言向世人宣泄传达出来：出现在刑台上，却偏偏将自己装点得美轮美奂，从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叛、美结合的女性形象。
丁梅斯代尔，作者描绘“他的外貌颇有魅力，有着高耸、白皙的额头和一双忧郁的褐色大眼，至于他的嘴唇，如果不是紧闭着，就会易于颤抖，表明了他既有神经质的敏感又有极大的自制力。”复杂的外貌正是他内外人性与神性撞击中矛盾的写照，多年宗教道路形成了他禁欲主义的世界观，但他又有着天然人性的自然萌生，无时不在渴望着爱情，当海丝特出现后，他久被压抑的人性便排山倒海般地爆发出来，可一旦品尝了爱情的“禁果”，他又觉犯下了滔天大罪。一方面他不断忏悔，另一方面其人性又显示出了不可抵挡的力量，罪与赎，善与恶……使他的灵魂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在经历了灵与肉的挑战后，神性包裹下爆发的人性最终取得了胜利。他最后还是裸露了胸膛上“罪恶”的A字，投入到情人的怀抱，走向了爱情的祭坛。
丑陋的外貌、畸形的躯体与畸形的灵魂相对应，这便是齐灵渥斯。他“身材矮小，满脸皱纹”，两肩不一般高，瘦削、稍稍变形的躯体，这样的体貌正是其灵魂的写照。他首先以“高明”的医术骗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又在伪装中借治病为名不断地折磨牧师，“两眼闪着地狱的光焰，脸闪现出一种狰狞的神情”，像一个贼在偷窃般地挖掘牧师内心的隐秘。丑陋是天性的恶，而恶是不道德的。虽然他在死前良心发现，把遗产全部留给了珠儿。但在他身上总体体现的是恶与不道德，是所谓的文明“合理化、合法化”的一个代表。
三
除人物对比外，霍桑也着意安排了自然环境与人物事件的对照。《红字》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总是以略带神秘的自然景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映衬人物的心理。
小说的背景是16、17世纪的新英格兰，那是个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令人窒息的时代，早期的清教徒在美国建立了社会风俗、宗教教条。他们一方面制定了严酷的法律桎梏统治人民；另一方面用宗教的精神枷锁愚弄、囚禁人民。这样的背景在文中并未直接描述，而是通过景物来烘托。作品开篇就是一座令人生畏的监狱：
“狱门是用厚实的椽木做的，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了大铁针。监狱周围杂草丛生，狰狞阴森，不堪入目，笼罩着神秘悒郁、黯然沉重的气氛。”
这正是当时时代的写照。可是这样晦暗凄楚的监狱门边仍有一丛亮色——野玫瑰傲然挺立，盛开着宝石般的花朵。自然生长的野玫瑰和人造的监狱相互对立烘托，代表了两个相反的象征：监狱是封建陋俗的黑暗社会的标志；粗铁钉、椽木大门象征着宗教习惯、风俗人情的严峻与桎梏。野玫瑰是海丝特母女性格的物化——美丽刚强，不屈的反抗，这种对立又使人物与环境紧密相连，预兆着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一场文明社会束缚与顽强的个人精神之间的冲突的到来。
小说的开头、中间和结尾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刑台，刑台是人造的，是腐朽的观念习俗的代表，是扼杀生命的场所。但不同的是刑台场景反衬出牧师不同的心理和性格历程。
第一个刑台场景是在故事的开始，海丝特怀抱珠儿站在刑台上，而审讯者正是丁梅斯代尔。他虽然是在扮演布道牧师的角色，但心灵却遭受着深重的精神折磨。第二个刑台场景是在《牧师的夜游》中，丁梅斯代尔忍受了七年的痛苦，终于来到了海丝特七年前站的刑台上，他借着夜幕与海丝特母女在此忏悔赎罪，也就在那一刻，多年来被扼杀的对情人和女儿的爱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使他觉得在“层层乌云的隙缝中，也都显现出一道暗红色的亮光，化成一个巨大的A字。”这个场景是他的人性在夜幕遮掩下的展现。第三个场景是在他即将升任主教的前夕，在宗教典礼中，他当众宣布了隐藏多年的秘密：他，就是海丝特的情人；随后在母女身边安然死去。霍桑正是在场景和人物心灵的交融中透视出人的本性。
霍桑《红字》中象征手法和独特对比艺术的运用，紧紧地吸引着读者。而小说中的人物和景物则都在对比交融中展示着迷人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柯恩：《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
[2] 雨果：《秋叶集》，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
[3] 马太：《马太福音》，外文出版社，1982年版。
[4] 毛信德：《美国小说史纲》，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5] 霍桑：《红字》，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版。
作者简介：谢芳，女，1978—，浙江上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工作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人物配置 个人心理 场景映衬 对比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红字》是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因其流畅的文字、透析的心理描写以及深刻的道德冲突，在美国文学界引起了近一个世纪的关注，时至今日仍然是不朽的经典。而在《红字》中，对比手法的充分运用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
霍桑小说的力量在于他视小说艺术为图画的整体观念：角色的作用不在个体，而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它的整体构想的关系。在他的作品里，重要的角色总是三五成群的。《红字》中的男女主人公、教会和行政当局以及清教徒大众构成了一个互动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三角，制约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小说人物关系通过配置对比使他们的个性在相得益彰中得以酣畅淋漓的表现。小说中的人物不多，其中有姓名的不超过10个；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构成了反衬与被反衬、影子与原型的关系，呼应相对。而几个主要人物也在成双的组合冲突中和同时登场亮相的交汇中，交代出与红字主题相关的象征。
四个主要人物以红字为纽带可进行类比配置，进而组合排列成六组对比：1、如果海丝特是有形的红字，那么丁梅斯代尔就是无形的红字；2、如果丁梅斯代尔是无形的红字，那么珠儿就是鲜活的红字；3、如果珠儿是活的红字，那么齐灵渥斯就是红字的制造者；4、如果齐灵渥斯是营造红字的罪恶者，那么丁梅斯代尔则是罪恶的煎熬者；5、如果海丝特是现在的红字，那么珠儿则是红字的再生；6、如果海丝特胸前的红字是“值得尊敬”的标志，那么齐灵渥斯则是黑暗与丑陋的代表与注脚。下面选择几组来做具体分析。
海丝特与齐灵渥斯的关系如遵循社会原则仍是妻子与丈夫的关系，然而两人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作品一开始就展现了海丝特婚姻的畸形：海丝特年轻貌美、生机勃勃，而齐灵渥斯老朽干瘪，两人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性格、志趣上来说都是相距甚远，从而揭示了美与丑的不相容、合法婚姻的不合理性。海丝特在丈夫杳无音信两年后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怀孕；当所谓的奸情败露后，她被迫佩带代表通奸的羞耻的红字“A”，但这大写的红字并没使她退怯、向传统认罪，却让她在被剥夺真正意义的基督教之爱的环境中，大胆地追求自由生活，成为对丈夫、对教权、对男权至上的社会传统宗教意识的抗争者。而其丈夫齐灵渥斯发现了这个“大逆不道”的奸情后，拼命地窥视着妻子的情人。出于追求家庭幸福，原也可以理解，但他不择手段，不惜抛弃“博爱”的基督精神，噬啮他人的灵魂，却使他在海丝特的映衬下显得丑恶而畸形。
丁梅斯代尔与海丝特之间是有真情的情爱关系。“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对情人，一个勇敢，坚强；一个怯懦、忍受；一个令人起敬，一个可悲可叹。当海丝特佩带红字在刑台上示众时，为了爱人的名声，她独自承担了全部的罪恶和耻辱，并离群索居，一个人抚养女儿。后又不惜一切前往森林与奄奄一息的丁梅斯代尔相会，约其逃往欧洲。在海丝特身上体现的是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和富有野性的反抗精神。但丁梅斯代尔却不同，他明明有爱，却偏偏要把这种感情视同邪魔，没有胆量在世人面前承认爱情，保护自己的爱人。这源于他是一个牧师，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清教的教义教导人们重理智，排斥感情，禁绝欲望。这样的教义和经典始终埋藏着现世追求和终极追求的深刻矛盾，“原罪”的文化观念深深扎根于丁梅斯代尔命运的深处，在他身上得到了本能的反应，原罪与赎罪在其内心激烈地厮杀。在赎罪与内省的宗教意识的纠缠中，再加之齐灵渥斯的复仇，他倍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最终走向了死亡，成为了专制文化的牺牲品。这个被宗教箍牢的可怜人衬出了海丝特持有的野性精神的高大。
珠儿与齐灵渥斯是无血缘纽带的父女关系。这一老一少，一个是被文明污染的社会人，一个是纯真的自然人。作者用一道光、一只鸟、一朵花来象征珠儿，象征着幸福、美丽的开始，体现着一种新文明、新道德建立之前的希望。
在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配置中，善与恶、理智与情欲是相对照而存在的，从中也阐明了人物彼此的辨证关系。霍桑这样的对照艺术手法比之常见的对比，烘托更鲜明、更强烈、更集中、更容易体现此形象与彼形象的对立映衬关系，表现出作者对美、善的追求。
而霍桑不仅仅局限于此，他在小说中又会通过对同一事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不同表现，在两个以上人物同时登场亮相的交汇对比中进一步挖掘人物的深刻内涵，使由红字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同时出场，如同戏剧迭起的高潮，抓住了人物在那惊心动魄间的情节场景中瞬间的魅力，从而把各个人物交织在一个严密的结构中。
在小说的第三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我永远不会说的！”海丝特回答说，她的眼睛凝视着那年轻牧师的深沉而忧郁的眼睛。“这红字烙得太深了，你是取不下来的。但愿我能在忍受痛苦的同时，也忍受住他的痛苦！”
“说吧，女人！”从刑台附近的人群中发出另一个冷峻的声音。“说出来吧，让你的孩子有一个父亲！”
“我不说。”海丝特回答着。她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我的孩子应该寻求一个上天的父亲；她将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世俗的父亲的。”
“她不肯说！”丁梅斯代尔嗫嚅着。他一直俯身探出阳台，一只手捂住心口，等候着听他呼吁的结果。这时他长长吐了口气。缩回了身体。“一个女人的心胸是多么坚强和宽阔啊！她不肯说！”
不用说明话语的发出者，读者亦可辨认出对话人分别是谁。很显然那个冷酷的声音就是齐灵渥斯，只有丑陋的灵魂才会有残冷的逼人声。坚强而感人的回答者无疑是海丝特。“我不说”，“我永远不会说的”，这是对第三个对话者的宽慰和表达她内心真挚、深沉的爱，也是对齐灵渥斯逼问声的厌恶、鄙视和反抗。在鲜明的比较中体现了海丝特的善良和高尚。而那个审讯者正是丁梅斯代尔，倍受痛苦的他声音恐惧而柔弱。他从一开始“俯身探出阳台，一只手捂住心口”到“长长吐了口气，缩回了身体”的细微的身体变化动作已暴露了其内心的复杂：一面忍受着沉重的煎熬，另一面又缺乏公开承认的勇气。他为海丝特的坚强而震惊，又为自己的不败露而庆幸。狡猾的齐灵渥斯也在牧师的神色变化中察觉到了一丝隐秘，从而使海丝特的崇高得到了鲜明烘托。
二
霍桑自称《红字》为“心理的罗曼史”，他把人物比作蜿蜒的洞穴，把作家的创作比作在这个洞穴中的层层掘进。作品通过对照的艺术，透过人物的表象，揭示出美丑、善恶的本质。在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对照中，表现出“心灵美胜于一切，心灵撞击冲突的艺术魅力”。
外在美与内在美高度统一体现在海丝特的身上。在刑台示众的那一天，台上的海丝特 “身材颀长，体态优美之极。她头上乌黑的浓发光彩夺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不仅如此，她还把人们认为代表耻辱的红字A精心绣成奇巧花边。这尽善尽美的装饰不得不使世俗的女人们妒忌这个“淫妇”有一手好针线。再看她的神态“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同镇的居民和街坊邻里”。这样的神态正是海丝特内心不屈、反抗的外在表现。立于刑台上，她醒悟到男女之间的婚爱关系被神圣化的契约关系所代替，“除非丈夫死亡，或除非丈夫因妻子不贞而休之，婚姻永远有效”。上帝、男人、女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神圣森严的等级关系，而她的通奸行为无疑是冒犯了神圣的上帝。但她却无视这种社会传统，不以罪为耻，而是为争取自我权利斗争着。她的不满、叛逆的心理，都通过她的神态等肢体语言向世人宣泄传达出来：出现在刑台上，却偏偏将自己装点得美轮美奂，从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叛、美结合的女性形象。
丁梅斯代尔，作者描绘“他的外貌颇有魅力，有着高耸、白皙的额头和一双忧郁的褐色大眼，至于他的嘴唇，如果不是紧闭着，就会易于颤抖，表明了他既有神经质的敏感又有极大的自制力。”复杂的外貌正是他内外人性与神性撞击中矛盾的写照，多年宗教道路形成了他禁欲主义的世界观，但他又有着天然人性的自然萌生，无时不在渴望着爱情，当海丝特出现后，他久被压抑的人性便排山倒海般地爆发出来，可一旦品尝了爱情的“禁果”，他又觉犯下了滔天大罪。一方面他不断忏悔，另一方面其人性又显示出了不可抵挡的力量，罪与赎，善与恶……使他的灵魂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在经历了灵与肉的挑战后，神性包裹下爆发的人性最终取得了胜利。他最后还是裸露了胸膛上“罪恶”的A字，投入到情人的怀抱，走向了爱情的祭坛。
丑陋的外貌、畸形的躯体与畸形的灵魂相对应，这便是齐灵渥斯。他“身材矮小，满脸皱纹”，两肩不一般高，瘦削、稍稍变形的躯体，这样的体貌正是其灵魂的写照。他首先以“高明”的医术骗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又在伪装中借治病为名不断地折磨牧师，“两眼闪着地狱的光焰，脸闪现出一种狰狞的神情”，像一个贼在偷窃般地挖掘牧师内心的隐秘。丑陋是天性的恶，而恶是不道德的。虽然他在死前良心发现，把遗产全部留给了珠儿。但在他身上总体体现的是恶与不道德，是所谓的文明“合理化、合法化”的一个代表。
三
除人物对比外，霍桑也着意安排了自然环境与人物事件的对照。《红字》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总是以略带神秘的自然景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映衬人物的心理。
小说的背景是16、17世纪的新英格兰，那是个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令人窒息的时代，早期的清教徒在美国建立了社会风俗、宗教教条。他们一方面制定了严酷的法律桎梏统治人民；另一方面用宗教的精神枷锁愚弄、囚禁人民。这样的背景在文中并未直接描述，而是通过景物来烘托。作品开篇就是一座令人生畏的监狱：
“狱门是用厚实的椽木做的，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了大铁针。监狱周围杂草丛生，狰狞阴森，不堪入目，笼罩着神秘悒郁、黯然沉重的气氛。”
这正是当时时代的写照。可是这样晦暗凄楚的监狱门边仍有一丛亮色——野玫瑰傲然挺立，盛开着宝石般的花朵。自然生长的野玫瑰和人造的监狱相互对立烘托，代表了两个相反的象征：监狱是封建陋俗的黑暗社会的标志；粗铁钉、椽木大门象征着宗教习惯、风俗人情的严峻与桎梏。野玫瑰是海丝特母女性格的物化——美丽刚强，不屈的反抗，这种对立又使人物与环境紧密相连，预兆着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一场文明社会束缚与顽强的个人精神之间的冲突的到来。
小说的开头、中间和结尾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刑台，刑台是人造的，是腐朽的观念习俗的代表，是扼杀生命的场所。但不同的是刑台场景反衬出牧师不同的心理和性格历程。
第一个刑台场景是在故事的开始，海丝特怀抱珠儿站在刑台上，而审讯者正是丁梅斯代尔。他虽然是在扮演布道牧师的角色，但心灵却遭受着深重的精神折磨。第二个刑台场景是在《牧师的夜游》中，丁梅斯代尔忍受了七年的痛苦，终于来到了海丝特七年前站的刑台上，他借着夜幕与海丝特母女在此忏悔赎罪，也就在那一刻，多年来被扼杀的对情人和女儿的爱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使他觉得在“层层乌云的隙缝中，也都显现出一道暗红色的亮光，化成一个巨大的A字。”这个场景是他的人性在夜幕遮掩下的展现。第三个场景是在他即将升任主教的前夕，在宗教典礼中，他当众宣布了隐藏多年的秘密：他，就是海丝特的情人；随后在母女身边安然死去。霍桑正是在场景和人物心灵的交融中透视出人的本性。
霍桑《红字》中象征手法和独特对比艺术的运用，紧紧地吸引着读者。而小说中的人物和景物则都在对比交融中展示着迷人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柯恩：《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
[2] 雨果：《秋叶集》，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
[3] 马太：《马太福音》，外文出版社，1982年版。
[4] 毛信德：《美国小说史纲》，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5] 霍桑：《红字》，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版。
作者简介：谢芳，女，1978—，浙江上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工作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