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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是，在１９６２年以后，他逐渐远离中共核心领导层。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
笔者从历史资料出发，将这一过程概括为陈云的“一、二、三、四、五”，试图大略描述之。
“一”：倡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一条根本路线——“实事求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历史进入两年徘徊时期。陈云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思考良策，大声疾呼。
陈云认为，做一切工作，必须先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对头，这就是实事求是。１９７７年８月，他在参加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团小组会上发言，着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抓整顿党风。他说，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要注意两点：一是中央、省、市（包括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抬轿子、吹喇叭、随风倒的人确实有。二要认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就能出现。次日，陈云在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的发言中，提议在“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报告，但在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这一条中，加上“允许保留意见”一句。会议接受了这个意见。
陈云大力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否定，在全党、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同时也遭受到有关部门、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强烈反对。在巨大的压力下，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革命家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一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明确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在文章中，陈云还有针对性地指出：现在“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忱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陈云的这篇文章是应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和新华社约请而写的。文章写出后，有人专门同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一句一句地对照，要改成一致。对此，陈云说：“既然每一句都要和华主席讲的一样，华主席怎样讲，大家都得怎么讲；华主席没讲的，大家都不许讲，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如果那样，把华主席的文章每天重登一遍不就行了吗？”
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陈云通过处理一些实际问题这种特殊的方式，继续给予大力支持。比如：
——在经济工作方面，他强调必须实事求是。１９７８年７月至９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的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认为，如果仅仅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盲目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是要吃大亏的。因此，在看了登载这次会议的重要发言的简报后，他认为有很多意见并不切合实际。因此，在７月３１日，陈云向李先念提出，会议最好能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这样我们的认识才会更全面。
——要实事求是地处理党的有关历史问题。１９７８年９月，有的同志写信向陈云反映，在文艺界一些老同志中，由于过去的一些隔阂，对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某些历史问题，比如３０年代上海文艺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若不加以澄清，会影响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９月１１日，陈云致信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认真负责地谈了他所知道的徐懋庸等问题后，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３０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评价时，必须把他们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
毫无疑问，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路线，与陈云积极呼应邓小平，大力倡导这一作风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必须首先解决两件大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使党和国家彻底从“文革”造成的困难中摆脱出来，打开全党全国工作的新局面，陈云认为，首先必须做的工作就是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而在所有冤假错案中，急须解决两件大事：一是为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尽快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使他重新回到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陈云给李先念写了他对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各项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对天安门事件要重新审查；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的工作，等等。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将他和几位老同志商量过的意见写成文字，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发言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书面发言，当时即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虽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出，但是，发言不胫而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得到大多数同志包括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赞成和拥护。华国锋在全会的讲话中也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这年７月２１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政治问题三次发言，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引导了会议的方向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始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就政治问题先后做了三次发言：第一次是１１月１２日提出要解决的六个问题；第二次是１１月２２日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几次插话；第三次是１２月１０日关于汪东兴问题和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发言。
１１月１２日，陈云第一次参加东北组的讨论，并作重要发言，就是已收入《陈云文选》第３卷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一文。发言首先肯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接着，他话锋一转，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他特别指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在发言中，陈云列举了“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所涉及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的问题，陶铸、王鹤寿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错误问题等六大问题，并逐一进行了观点鲜明的说明和论证，要求中央及时给以解决。从发言中看出，前五个问题属于应该平反，康生问题则属于批评其所犯的严重错误。其中，前两个问题涉及人数较多，天安门事件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他感到有重新推动的必要。
陈云这个发言在简报上发表后，会议讨论的热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１１月１３日，萧克在东北组发言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１２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重提一下。”同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革’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１１月１６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从陈云发言的当天下午开始，各个小组的讨论就开始围绕着陈云提出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开展起来。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起来。
１１月２２日上午，陈云第二次出席东北组的会议，参加大家的讨论。在聂荣臻发言时，陈云作了四次简短有力的插话。
第一次插话是关于“二月逆流”问题。当聂荣臻谈到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陈云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是逆流。”
第二次插话是关于康生问题。当聂荣臻讲到陈毅批评康生后，康生称病从山东回北京，住在宿舍里不见人、不说话，住了好几年时，陈云插话说：“陈毅同志要我去看他（指康生——引者注），劝他看看文件，参加些会议，以后才出来的。”
第三次插话是在聂荣臻提到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问题时，陈云字字千钧地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第四次插话是在聂荣臻谈到“向前看”时，陈云强调：“不要搞运动，只要中央开个口。”
１１月２５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关于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等九个问题的决定，还讲到了关于结束中央和各级专案组、关于“三支两军”等问题。显然，这些决定是充分吸纳了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与会各小组同志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作出的，因而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
１２月１０日，陈云继续出席东北组小组会议。在上午的发言中，陈云首先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并就政治问题谈了两点建议：一是，“汪东兴同志在抓‘四人帮’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对这件事，“党是应该记录在案的”。“但是汪东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是有错误的，也是欠了账的”。“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对现在出现的一些不正常事情应该有所检讨和说明，对汪东兴同志这些问题也应该记录在案”。二是，“有人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赞成。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这也可以使老年同志减轻工作，也可以使汪东兴同志所管的工作大大减少”。
这一发言同样博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免去了汪东兴的各项兼职。１９８０年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接受了汪东兴等同志的辞职请求。同时，正式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
“四”：从四件冤假错案入手，推动其余历史案件的平反工作
粉碎“四人帮”之后，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是当时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指导下，这项工作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陈云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在党内的影响力，从四件事情入手，推动着这项工作：
一、关于黄克诚问题。早在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５日，陈云就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让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二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从时间上看，这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始。
二、关于刘少奇、张闻天问题。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３日，陈云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问题时，实事求是地提到了当时还没有反平昭雪的刘少奇和张闻天，对他们进行了公正的评价。同年９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党史陈列》时，陈云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且要求不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具体涉及到了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
三、关于金明和“六十一人案”问题。１９７７年，金明曾写信给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来信经刘震转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纪置之不理。刘震把这件事情告诉陈云后，陈云亲切地对刘说，不光是金明同志的问题，“六十一人案”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他们的问题我是了解的，我那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要在适当时机向中央报告这个问题。并说，你放心，我要管这个事情。
四、关于王鹤寿、陶铸问题。１９７８年１月３日，陈云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里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同年４月２４日，陈云又转交了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上述只列举了陈云最为关注的四件事。这四个问题，有的当时就迅速得以解决，有的则开始进行重新审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得到圆满解决。陈云从这四件具体事情入手，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拨乱反正的进程，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
“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经济问题提出五点建议，开启了新时期经济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序幕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经济问题作了一次发言，谈了他的五点意见，从而开启了新时期经济调整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序幕。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试图把“两个凡是”与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并且提出了急于求成的“四个一点”：“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国国民经济一度出现了盲目冒进的现象。中央工作会议对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对两年来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提出了批评，希望摒弃过去那种用政治运动方式搞经济的不成功做法，采用更为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今后两三年内把比例失调的现象大体调整过来，不要重犯１９５８年一哄而起的错误。陈云素有“党内经济专家”的美誉，大家都期盼着陈云能提出有效的办法。
陈云冷静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提出了自己对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
——关于粮食问题。陈云建议：“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坚决地指出：“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关于工业引进项目问题，陈云强调“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
——关于财力下放问题，陈云明确提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关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问题，陈云认为，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强调“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关于“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陈云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这个发言被登上简报后，立即引起其他各组的高度重视。许多同志表示完全赞成和拥护，并提出在小组会上进行讨论。
陈云的发言，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果说，国务院务虚会上大家还在“务虚”的话，那么，在陈云发言之后，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序幕就完全开启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迈出了健康发展的步伐。
陈云在三中全会上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尽管陈云在全党有着崇高的威望，但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中共十一大的选举中，陈云以他几十年来在全党形成的威望和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以全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在８月１９日举行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却没能进入政治局。当时参加会议的姚依林回忆说：“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所有小组都提名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小平、先念同志也多次提过，华国锋同志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家攻得厉害，大势所趋，才解决这个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再次提出了要求陈云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问题，而且呼声越来越高。１１月２８日下午，刚刚访英归来的王震参加西北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此后连续几天，绝大多数同志踊跃发言，表示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这一建议。他们都说，陈云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领导人之一，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既在白区和苏区工作过，又领导过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长期以来他的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办事极其公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他当选党的副主席是符合党心、民心的，是众望所归。
在讨论中，几乎每个小组都以全体举手、热烈鼓掌的方式表示拥护补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几天的热烈酝酿，全会正式选举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正式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笔者从历史资料出发，将这一过程概括为陈云的“一、二、三、四、五”，试图大略描述之。
“一”：倡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一条根本路线——“实事求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历史进入两年徘徊时期。陈云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思考良策，大声疾呼。
陈云认为，做一切工作，必须先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对头，这就是实事求是。１９７７年８月，他在参加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团小组会上发言，着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抓整顿党风。他说，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要注意两点：一是中央、省、市（包括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抬轿子、吹喇叭、随风倒的人确实有。二要认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就能出现。次日，陈云在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的发言中，提议在“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报告，但在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这一条中，加上“允许保留意见”一句。会议接受了这个意见。
陈云大力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否定，在全党、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同时也遭受到有关部门、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强烈反对。在巨大的压力下，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革命家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一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明确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在文章中，陈云还有针对性地指出：现在“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忱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陈云的这篇文章是应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和新华社约请而写的。文章写出后，有人专门同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一句一句地对照，要改成一致。对此，陈云说：“既然每一句都要和华主席讲的一样，华主席怎样讲，大家都得怎么讲；华主席没讲的，大家都不许讲，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如果那样，把华主席的文章每天重登一遍不就行了吗？”
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陈云通过处理一些实际问题这种特殊的方式，继续给予大力支持。比如：
——在经济工作方面，他强调必须实事求是。１９７８年７月至９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的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认为，如果仅仅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盲目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是要吃大亏的。因此，在看了登载这次会议的重要发言的简报后，他认为有很多意见并不切合实际。因此，在７月３１日，陈云向李先念提出，会议最好能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这样我们的认识才会更全面。
——要实事求是地处理党的有关历史问题。１９７８年９月，有的同志写信向陈云反映，在文艺界一些老同志中，由于过去的一些隔阂，对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某些历史问题，比如３０年代上海文艺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若不加以澄清，会影响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９月１１日，陈云致信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认真负责地谈了他所知道的徐懋庸等问题后，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３０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评价时，必须把他们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
毫无疑问，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路线，与陈云积极呼应邓小平，大力倡导这一作风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必须首先解决两件大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使党和国家彻底从“文革”造成的困难中摆脱出来，打开全党全国工作的新局面，陈云认为，首先必须做的工作就是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而在所有冤假错案中，急须解决两件大事：一是为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尽快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使他重新回到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陈云给李先念写了他对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各项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对天安门事件要重新审查；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的工作，等等。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将他和几位老同志商量过的意见写成文字，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发言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书面发言，当时即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虽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出，但是，发言不胫而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得到大多数同志包括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赞成和拥护。华国锋在全会的讲话中也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这年７月２１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政治问题三次发言，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引导了会议的方向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始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就政治问题先后做了三次发言：第一次是１１月１２日提出要解决的六个问题；第二次是１１月２２日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几次插话；第三次是１２月１０日关于汪东兴问题和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发言。
１１月１２日，陈云第一次参加东北组的讨论，并作重要发言，就是已收入《陈云文选》第３卷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一文。发言首先肯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接着，他话锋一转，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他特别指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在发言中，陈云列举了“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所涉及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的问题，陶铸、王鹤寿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错误问题等六大问题，并逐一进行了观点鲜明的说明和论证，要求中央及时给以解决。从发言中看出，前五个问题属于应该平反，康生问题则属于批评其所犯的严重错误。其中，前两个问题涉及人数较多，天安门事件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他感到有重新推动的必要。
陈云这个发言在简报上发表后，会议讨论的热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１１月１３日，萧克在东北组发言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１２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重提一下。”同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革’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１１月１６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从陈云发言的当天下午开始，各个小组的讨论就开始围绕着陈云提出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开展起来。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起来。
１１月２２日上午，陈云第二次出席东北组的会议，参加大家的讨论。在聂荣臻发言时，陈云作了四次简短有力的插话。
第一次插话是关于“二月逆流”问题。当聂荣臻谈到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陈云插话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是逆流。”
第二次插话是关于康生问题。当聂荣臻讲到陈毅批评康生后，康生称病从山东回北京，住在宿舍里不见人、不说话，住了好几年时，陈云插话说：“陈毅同志要我去看他（指康生——引者注），劝他看看文件，参加些会议，以后才出来的。”
第三次插话是在聂荣臻提到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问题时，陈云字字千钧地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第四次插话是在聂荣臻谈到“向前看”时，陈云强调：“不要搞运动，只要中央开个口。”
１１月２５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关于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等九个问题的决定，还讲到了关于结束中央和各级专案组、关于“三支两军”等问题。显然，这些决定是充分吸纳了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与会各小组同志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作出的，因而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
１２月１０日，陈云继续出席东北组小组会议。在上午的发言中，陈云首先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并就政治问题谈了两点建议：一是，“汪东兴同志在抓‘四人帮’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对这件事，“党是应该记录在案的”。“但是汪东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是有错误的，也是欠了账的”。“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对现在出现的一些不正常事情应该有所检讨和说明，对汪东兴同志这些问题也应该记录在案”。二是，“有人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赞成。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这也可以使老年同志减轻工作，也可以使汪东兴同志所管的工作大大减少”。
这一发言同样博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免去了汪东兴的各项兼职。１９８０年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接受了汪东兴等同志的辞职请求。同时，正式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
“四”：从四件冤假错案入手，推动其余历史案件的平反工作
粉碎“四人帮”之后，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是当时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指导下，这项工作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陈云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在党内的影响力，从四件事情入手，推动着这项工作：
一、关于黄克诚问题。早在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５日，陈云就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让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二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从时间上看，这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始。
二、关于刘少奇、张闻天问题。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３日，陈云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问题时，实事求是地提到了当时还没有反平昭雪的刘少奇和张闻天，对他们进行了公正的评价。同年９月２６日和２７日，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党史陈列》时，陈云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且要求不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具体涉及到了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
三、关于金明和“六十一人案”问题。１９７７年，金明曾写信给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来信经刘震转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纪置之不理。刘震把这件事情告诉陈云后，陈云亲切地对刘说，不光是金明同志的问题，“六十一人案”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他们的问题我是了解的，我那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要在适当时机向中央报告这个问题。并说，你放心，我要管这个事情。
四、关于王鹤寿、陶铸问题。１９７８年１月３日，陈云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里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同年４月２４日，陈云又转交了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上述只列举了陈云最为关注的四件事。这四个问题，有的当时就迅速得以解决，有的则开始进行重新审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得到圆满解决。陈云从这四件具体事情入手，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拨乱反正的进程，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
“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经济问题提出五点建议，开启了新时期经济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序幕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经济问题作了一次发言，谈了他的五点意见，从而开启了新时期经济调整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序幕。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试图把“两个凡是”与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并且提出了急于求成的“四个一点”：“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国国民经济一度出现了盲目冒进的现象。中央工作会议对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对两年来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提出了批评，希望摒弃过去那种用政治运动方式搞经济的不成功做法，采用更为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今后两三年内把比例失调的现象大体调整过来，不要重犯１９５８年一哄而起的错误。陈云素有“党内经济专家”的美誉，大家都期盼着陈云能提出有效的办法。
陈云冷静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提出了自己对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
——关于粮食问题。陈云建议：“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坚决地指出：“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关于工业引进项目问题，陈云强调“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
——关于财力下放问题，陈云明确提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关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问题，陈云认为，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强调“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关于“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陈云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这个发言被登上简报后，立即引起其他各组的高度重视。许多同志表示完全赞成和拥护，并提出在小组会上进行讨论。
陈云的发言，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果说，国务院务虚会上大家还在“务虚”的话，那么，在陈云发言之后，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序幕就完全开启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迈出了健康发展的步伐。
陈云在三中全会上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尽管陈云在全党有着崇高的威望，但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中共十一大的选举中，陈云以他几十年来在全党形成的威望和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以全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在８月１９日举行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却没能进入政治局。当时参加会议的姚依林回忆说：“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所有小组都提名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小平、先念同志也多次提过，华国锋同志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家攻得厉害，大势所趋，才解决这个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再次提出了要求陈云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问题，而且呼声越来越高。１１月２８日下午，刚刚访英归来的王震参加西北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此后连续几天，绝大多数同志踊跃发言，表示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这一建议。他们都说，陈云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领导人之一，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既在白区和苏区工作过，又领导过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长期以来他的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办事极其公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他当选党的副主席是符合党心、民心的，是众望所归。
在讨论中，几乎每个小组都以全体举手、热烈鼓掌的方式表示拥护补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几天的热烈酝酿，全会正式选举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正式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