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艺术作品，均反映社会及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音乐也包括在内。由于社会改革给人们生活和思想带来的变化，必然要求并导致艺术作品的多样化，民族器乐是音乐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
　　风格——指的是一首作品的特点，在民族音乐作品中，它体现在作曲技法、演出形式、乐器使用、乐队编制等方面。
　　每个作曲家，在创作中都希望要不断创新，不重复自己或盲目模仿别人。
　　当今的民族器乐创作，由于许多专业作曲家的介入，已向多元化发展，在作曲技法、题材、体裁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风格更加多样，出现了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作品，例如这次中国音乐学院华夏民族室内乐团演出的《韶》（高为杰曲）、《思》（杨立青曲）、《殇》（王西麟曲）以及民族管弦乐队演奏的《西北组曲》（谭盾曲）、《追梦京华》（第四乐章——《除夕》）（关乃忠曲）等等。
　　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在我国兴起的情况：在1979年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重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倡文艺作品题材及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之后，一些音乐刊物刊登了许多以前不提倡的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文章，许多有关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书籍也相继出版了。这些文章、书籍以及各音乐院校举办的有关讲座，弥补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知识的不足。
　　青年人向来都是接受新思想、新潮流的先锋，当时在北京就出现了一批创新观念极强的青年作曲家，他们运用西方的现代作曲技法与我国最古老的民族音乐素材和创作手法相结合，通过自我的心理去表现民族性格，着重写意而较少写实，充分运用严格或自由的序列技木，强调多调性、无调性，强调音色的变化对比，力度的张弛，节奏和速度的多变，结构的自由，力求表现多元化的题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华横溢的青年作曲家谭盾，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第一场“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中他那极具创新理念的、风格各异的八首作品，演出时令人耳目一新。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古筝与箫的二重奏《南乡子》。它的曲名很传统，《南乡子》原是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所以，该曲的题材首先就给人以古风的印象。其次古筝的定弦以最传统的基本调D宫五声音阶（D、E、#F、A、B）开始，继以C宫、bB宫、bD宫由四个不同的五声音阶的定弦，排列起来就形成了完整的十二音序列，箫亦演奏这些变化音。此外，在节奏、节拍、速度、力度等方面的写作又有许多新的突破，从而使古筝和箫的演奏技法上，除了保留一些传统的，如滑音及装饰等手法之外，又开创出许多新的技法与音色，特别是西方现代音乐中一大特点的力度幅度——从ppp　　继谭盾之后，分别于1985、1986年，又有几位青年作曲家举行了他们的作品音乐会，他们也大都是把民族传统音乐素材、创作技法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如叶小纲、瞿小松、郭文景等人，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民族器乐的创作中追求新的中西表现手法的结合。
　　其他作曲家也随后跟上，出现了许多这种类型的作品，如上面提到的高为杰的《韶I》《韶II》，赵晓生的《唐诗乐境》（绿腰、听琴、唤凤），王宁的《国风》（萧、筝、二胡三重奏）等等。
　　香港的林乐培先生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写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昆虫世界》《秋诀》，它们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的多样化，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2002年台湾文建会举办民族音乐创作比赛（我当时在台南艺术大学任客座教授，参与了初评工作），经评选后获奖的作品基本上也属于上述的范畴，它们分别为：
　　民族室内乐：《玲珑》（谢鹏曲，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清浊》（张旭儒曲，西安音乐学院作曲教师）、《竹影》（杨青曲，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第二二胡狂想曲》（王建民曲，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民族管弦乐合奏《日环蚀》（徐坚强曲，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妫川古韵》（王宁曲，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雾社一九三○》（刘学轩曲，台湾青年作曲家）。
　　以上获奖的乐曲，又是一批以现代与传统手法相结合的中青年作曲家所写的风格各异、题材多样、专业技法较好的作品。《日环蚀》是作者试图运用中国民族乐器的不同演奏手法来描绘天体出现奇观的瞬间……。《妫川古韵》则是民族管弦乐队与合唱结合的大合奏曲，题材源于北京延庆一带的妫川文化遗迹，历史的传说与神话。《雾社一九三○》表现了台湾1930年雾社事件（抗日运动、当地的泰雅族人发动的抗日斗争，最终悲壮牺牲），献给古今中外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音乐主题取材于台湾泰雅族生活歌谣，这位年轻的台湾作曲家将它们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较好地表达了乐曲的内容。在2006年3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与中国广播艺术团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民族管弦乐新作品征集评选”活动中，获银奖的合奏曲《空城计》（姜莹曲）亦是一部优秀的、有创意的现代技法的作品，近期在北京中、小学民族管弦乐队演奏比赛中，由北京三十五中乐队演出，受到好评。
　　有这么多人喜爱运用这种手法写作，说明有人希望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手法，使作品的风格更加多样化。
　　另一类作品是在中西传统作曲技法结合的基础上吸收某些现代技法，这类作品大多数都是在舞台上常见的，为专业或业余乐团常演的现代管弦乐作品，如大家所熟知的彭修文先生的作品，刘文金先生继《长城随想曲》之后的其它作品；如《鹰之恋》《茉莉花》以及新作《泰山魂》等。其中《鹰之恋》音乐形象鲜明，具有新疆塔吉克族的风格，反映该族人民热情开朗的性格及对家乡的热爱，旋律、节奏、配器等方面比较新颖，和声也很讲究。关乃忠的《拉萨行》《管弦丝竹知多少》《丰年祭》以及他的其它协奏曲，中西技法与内容结合得当。如合奏曲《丰年祭》，乐曲结构不大，但很完整，具有浓郁的台湾民间风格，旋律、和声、配器、复调等都写得不错，形象地反映出台湾的民俗，人们在丰收后祭祀中的欢乐。张殿英的《岳飞》《母亲》等乐曲，以中西传统手法为主，民族性很强，在新加坡他的作品专场音乐会演出中，受到热烈欢迎。赵季平是很会运用民间素材的作曲家，他的创作手法精练，音乐形象鲜明，如《庆典序曲》《丝路幻想曲》（管子协奏曲），都很有特点。施万春的《版纳风情》是作曲家功力深厚、深入浅出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它那优美的旋律、鲜明的节奏、有特色的配器及和声，都给人以难忘的印象，是台湾高雄经常上演的曲目，获得听众“最喜爱的民乐曲”选票第一名。
　　在2006年初的民乐新作征集评选中，也有许多这类作品，如《骏马奔腾》（骆季超曲）、《幻想曲》（房晓敏曲）、《火红的安代》（张翰书曲）等等。
　　上面提及的众多作品，都希望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些作曲家的共同点是既写意也写实，强调可听性，让人们听得懂。此外，还有许多用传统乐曲或戏曲以及其它体裁的作品改编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如彭修文改编的《乱云飞》，刘文金、赵咏山改编的《十面埋伏》，黄晓飞改编的《龙翔操》，华夏乐团演出的《浪淘沙》（高为杰编曲）等，通过改编，使原来传统乐曲以新的面貌呈现给世人。
　　总的看来，各种风格、各种题材、体裁的作品不算少，但真正在舞台上演出，并受听众欢迎喜爱的还不算多。
　　不同作曲技法的运用，目的是为了写出好作品，我认为古今中外的作曲技法都应该吸收而为我所用，要推陈出新，要有新创意，但不是盲目地模仿。每一首作品都有它的亮点，我们要发现并珍视它。我比较喜欢用多种手法结合的自由写作，譬如作曲家王建民的两首《二胡狂想曲》和二胡曲《天山风情》，杨青于2004年写的《丝路梦》（二胡与乐队）等，它们既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又有多种作曲技法的结合，既注意到可听性，又注意到演奏技术的难度，给演奏家们以发挥的空间。
　　音乐是为了表达人们感情的，在中国传统的器乐曲中，无论是文曲或武曲，最主要的是传情，而不是单纯的炫技，但音乐又是技艺性很高的艺术，无论是作品或演奏，都不能忽视技艺的提高。
　　希望在民族管弦乐曲的创作中，通过大家的努力，写出更多、更新、更好并能与大多数人分享的美妙乐曲。
　　
　　黄晓飞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