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教育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专业刊物。1909年(清朝宣统元年)2月15日，该刊在上海由时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的陆费逵创刊，每月出一期，每年为一卷。1932年曾经因故停刊，1934年9月复刊。抗日战争开始后，《教育杂志》从1938年起在香港编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第二次停刊。1947年6月，该刊又在上海复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前后40年的时间里，《教育杂志》共出刊33卷382期。由于战乱等原因，一般图书馆对该刊的收藏都残缺不全。1975年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全套《教育杂志》影印版，被视为研究民国时期教育的珍贵史料。
　　《教育杂志》创刊时，正值我国科举制度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大量涌现的历史时期，所以该刊最初的目的是探讨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教育领域中的问题，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根据当时教育发展的需要，《教育杂志》广泛介绍外国教育思潮和各国教育制度，讨论国内教育问题，对扩大教育界的视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教育杂志》对教育问题广泛关注，除教育学、心理学外，对图书馆等辅助教育手段，对中小学技能课、职业教育、社会成人教育也都注意介绍。客观上，刊物记录了民国时期的教育法规、章程、会议及学运。稿件来源广泛，国内知名教育家都有大量的撰述和译著在该刊发表。后来，《教育杂志》实际上成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界论坛，反映着民国时期的教育研究和教育现实状况，促进了民国时期教育界的学术交流，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必备史料。而其中，开放性是《教育杂志》的一个显著特色。
　　首先，从它的内容编排上看，每期除了刊登各种有关教育的文章和论文外，还设有世界教育新潮、教育评坛、新刊介绍、教育界消息等栏目，力求兼蓄教育界的各个重要方面。《教育杂志》曾大量刊登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文章，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多在该刊发表。如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发表多篇文章，其中《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包天笑著译的教育小说《苦儿流浪记》《馨儿就学记》都曾在该刊上连载。《教育杂志》还及时报道了中国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发展，以及教育领域中最新的各种信息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11年，在《教育杂志》上，陆费逵发表了《色欲与教育》，提出“色欲是人类及生物生殖本能，抑制绝非善策”、“教育之力使青年有彻底了解而自知节制”，明确地倡导性教育。
　　其次，从《教育杂志》刊登的文章来看，形成了各抒己见，近乎百家争鸣的氛围。有很多教育家、名人在《教育杂志》上对有关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到教育制度的建立(如《中国教育经费问题》，作者程其保，刊于第16卷第8期，1924年8月20日)，小到识字和汉语教学等问题，都有涵盖。梁启超、黎锦熙、萧楚女、夏丐尊、朱自清、钱玄同、朱光潜、蔡元培等人均有文章在此发表，甚至一些意见各异的观点也可自然而然地见于该杂志。例如，关于作文练习的频率问题，梁启超提出“每学期作文次数最多两三次”，而夏丐尊却提出“现在校中每月二次或三次的文课，实嫌太少”。如此意见对立而全都予以刊登，体现了《教育杂志》的开放、包容。又如第十五卷第六号，整期探讨的都是“庚子赔款与教育”问题。民国前三年，列强将赔款取消或退还，关于如何将这些款项用于教育，《教育杂志》用这一整期列出了11篇文章。作者们对这些教育经费的用途畅所欲言，所言不同，却各有千秋。
　　再次，该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世界教育新潮”及“国外教育杂志要目一览”。在这些栏目中，作者积极地吸收国外的思想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吴研因根据美国杜威的思想来阐述文字的自然教学法(《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三号，1922)；《道尔顿制功课指定概说》是将道尔顿制介绍到国内(《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六号，1924)。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界正以开放的心态关注国外的教育发展态势，并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
　　当然，“毁灭一样东西要比重建一样东西容易得多”。从《教育杂志》所刊登文章的某些内容来看，引入国外或国内的先进思想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批判性强烈，而重建性难免有些不足。毕竟，那时中国的教育筚路蓝缕，要探索的问题太多。
　　不论如何，作为中国早期的专业性定期刊物，《教育杂志》出版时间较为长久，发行量也较大，对同一时期的教育界人士、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过重大影响。自杂志创办人陆费逵之后，朱元善、李石岑、周予同、唐钺、黄觉民、赵廷为、李季开等人先后担任该刊主编，基本上继承了杂志的办刊宗旨和风格。而它的开放性，有助于开阔中国人的教育视野，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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