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全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令中国新一轮改革箭在弦上。近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提醒，此轮改革与过去30年颇为不同，在实践中将无可避免地遇到法律层面的冲突和挑战，其中不少过去确立的法律条款并不适应新的改革发展需求，全面深化各项改革，亟需解决法制层面的瓶颈。
　　以大众关注的中国证券市场改革为例，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11月27日表示，证券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一类项目是鼓舞人心的大事。资本市场说到底是一个法治市场，法治强，则市场兴。三中全会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证券法在修改时要在培育和强化市场机制上下功夫，制度安排应侧重于更多提供市场主体的活动规则，而不是监管机构的管制规则。因此，修改后的证券法，应是一部市场运行法，而不是一部市场管制法。
　　如何将改革诉求与动议通过正常的途径转化为法律和政策，或者通过修订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来加以体现，是不容忽视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草莽年代，每一步突破，几乎都是由当时被视为“违法乱纪者”加以推动。现在改革进入到利益调整的深水区，靠“违法乱纪”，尤其是靠官僚阶层“违法乱纪”来推动改革是不现实的。周其仁教授近来屡屡呼吁要尽快清理和废止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用意即在于此。
　　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曾指出，西方国家通过完善的所有权体制，解放了僵化在资产中的资本，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将边缘产权的摸索和努力合法化，从而创造了大量财富。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财富增长，也包含这样的特征。
　　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不曾遇到如此多的法律问题。1952年中国颁行《土地改革法》以后，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设立，均是以中共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规范。因此上世纪80年代改革人民公社体制，以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法制建设，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通过的各项法律法规数以千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从法治国家角度看，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而要推进改革，势必要突破一些已有规章，需要修法或废止过时法规。否则，贯彻本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此前实践证明，如果不系统地清理、修订一些关键的法律条款，中央通过的改革决定很可能落实不了。过去十年，许多人认为改革推进力度不够，其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法制与改革的步调缺乏配合。
　　在“十六大”前，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规定，要从高新技术领域的国有企业近年新增的净资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股权奖励给这些国企的管理者和研发者。这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决定。但其后涉及国企股权改革的相关法规修订并没有跟上，等有关国企要落实上述中央决定时，才发现很难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做到，很多国企的股权激励改革因此停滞。类似难题在此次三中全会后将大量遇到，除非及时修法。
　　进一步看，迄今30多年的中国改革，经历了颇为曲折的摸石头过河的过程，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从来互为表里，构成中国改革探索的一体两面。如果只有底层的改革创举，顶层不能及时给予合法性承认，相关改革就会变成权宜之计，不能构成制度，没有长远未来。如果只有顶层设计或决定，底层没有呼应和行动，改革也难以落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尤其需要上下互动，并将底层实践的努力合法化。正如周其仁所指出的，中国在经济、市场和社会的边缘部分存在一个热闹的法外世界。对于那些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法外世界，要依法取缔，但那些并不危害他人或社会、略加规范就可以符合社会更大利益的法外世界，则应当让法律体系增加吸纳力和弹性，尽最大努力吸纳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活动，这是关系中国长治久安的大事。
　　从法律制度层面看，中国作为一个成文法系国家，现行法律框架所固化的法治环境，往往令情势更加复杂。因为相较于习惯法，成文法系的法律总是存在一定的时滞，过慢清理阻碍变革，过快清理则不利于法治权威性的养成。适当加大最高法对某些法律条文的解释权，对于一时看不准的趋势进行规范时适度模糊一些，不失为一个变通之道，这样既能为立法和决策者摸索求变释放一定弹性空间，又能为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增添助力。
　　多年来，中国改革有一个不错的传统，就是通过改革试验区，让一些地区先行先试，争取某些突破。但先行先试，往往会碰到法律障碍。上海自贸区通过依法授权进行突破，把一些全国性法律法规暂停，代之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一套章法，待几年实践后再进行总结，这或许是处理法律限制与改革矛盾的一条新路径。
　　总之，全面改革需要变法，唯有依程序解决制度难题，依法改革才能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