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继续作者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立场,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完全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和研究文化的翻译问题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作者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非但不会丧失,反而会并且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伴随而来的就是传统的翻译的定义也应该发生变化:从单一的语言学定义发展为多重定义,恰如同文化的多重定义那样。在作者看来,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普遍方法论指导意义。当今译学界的一个当务之急便是对翻译这一术语的既定含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翻译研究的兴衰无疑也与文化研究的地位如何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上述理论预设, 本文探讨了翻译对始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意义,认为在文化研究陷入单一文化的自恋怪圈的今天,诉诸翻译也许是使其摆脱其危机状态的一个有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