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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者关心的刘邦，是作为开国之君的汉高祖。西汉垂法万世，刘邦开创的不少制度，往往作为讨论的起点。不过，刘邦的王朝，在历史纪年表中紧接秦代，却带有楚汉之际深刻的烙印。
高祖朝是西汉的开始，也是秦楚之际的收束。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需要再次讨论两个高祖朝的老问题：同姓诸侯取代异姓诸侯，以及“郡国并行制”的施行原因。
一、高祖十年与“非刘氏不王”
刘邦称帝之初，东方诸侯王皆为异姓，几年之内，异姓诸侯几被诛杀殆尽。刘邦大封同姓，并与群臣约定“非刘氏不得为王”。勾践以来的读者无不熟知鸟尽弓藏之道，认定刘邦一开始便计划以同姓王全盘取代异姓王。细绎史料，情况未必如此单纯。在刘邦灭异姓王的过程中，高祖十年（前一九七）是一个转折点。
高祖十年，天下无事。
高祖九年，功臣分封已毕，十年全年没有列侯受封。刘邦在位期间，年年东行，长驻洛阳。这一年，他一直居于长安，直到年末陈豨反叛始领兵而东。称帝五年多来，这是汉王朝最为平静的一年。
在汉高祖时代，这短暂的平静罕异而脆弱。刘邦称帝至去世的七年间，国家事实上仍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段时间，是刘邦对王朝权力结构分配的重组期。其中对诸侯王的调整，正可以高祖十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刘邦对异姓诸侯王尚无全部铲除的打算。此后，“非同姓不王”才得以彻底执行。
高祖五年，刘邦赢得垓下之战的胜利，即位称帝。立即获得封赏的，是封国位于关东的七位诸侯王。当时的诸侯王皆非刘姓，通常称为异姓诸侯王。“异姓”一词，含蓄地强调着“异”。他们是刘邦政权中的功臣，却不同于从起于丰、沛，多年辗转跟随刘邦的军功集团。独立性更强，与刘邦的关系也较为微妙。
七人中除彭越新立，韩信、韩王信、吴芮、英布、臧荼、张敖六人，在楚汉战争中都已获得王号。垓下之战前夕，为得魏相彭越支持，刘邦许以王号，胜利后立即兑现。
异姓诸侯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是刘邦不得不从楚汉战争中继承下来的遗产。陈苏镇教授曾指出，此时刘邦虽然称帝，但地位无异于“霸王”。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异姓诸侯王多曾与刘邦并世称王，有过人的军事实力。此时虽听命于汉，但仍具相当的独立性。比起君臣，他们的关系近于霸主与联盟成员。以高祖五年的分封之势，韩信据楚，彭越、韩王信盘踞中原要地，对汉郡构成巨大的压迫，这恐怕是刘邦难以长期容忍的。如何处理这种箭在弦上的关系，是刘邦建国后面对的最大挑战。
高祖五年，燕王臧荼首先谋反。击破臧荼后，刘邦立卢绾为燕王。这是刘邦遵循自己的意志所立的第一个诸侯王。卢绾之封，值得玩味。灭臧荼即立卢绾，说明刘邦对在东方立诸侯王的做法疑问不大；所立非刘氏子弟，说明刘邦还没有明确的封建同姓的意识，或封同姓为王的时机尚不成熟。不过，卢绾不是功勋最高者，他与刘邦相交一生，出入卧内，诸将莫敢比肩。可见此时刘邦对关东诸侯国颇为在意，一抓到机会，就将土地封给自己更信任的人。这种意识更进一步，就是封同姓。
高祖六年十二月，刘邦先废韩信为淮阴侯，收回楚地，解除了军事上最大的威胁。继而，新王朝才大封功臣。同时，立刘贾、刘交、刘肥为王，领楚地、齐地。高祖六年遍封群臣，是刘邦着手建立新帝国的权力秩序之始。封同姓诸侯显然是这一秩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分封经过精心设计，具体操作原则可总结为：以同姓间异姓。
收回韩信所辖土地后，刘贾、刘交、刘喜皆得三郡之地。刘肥所封尤厚，领齐地七十三县。韩王信的徙封，也是这一布局中的一环。高祖五年，刘邦以颍川郡封韩王信，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此时韩王信徙封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南），颍川收归汉有。这将韩王信从故韩国领土上迁出，也使他远离刘邦频繁活动的洛阳地区。颍川本与彭越所辖的砀郡相接。通過徙封韩王信，收回韩信所辖的齐地、楚地，处于军事要地的梁国事实上已被同姓诸侯王合围。
如此，黥布的淮南国北有楚、东有荆；彭越的梁国东边齐、楚，西为汉郡；韩王信被徙边郡，东北的燕、赵虽为异姓王国，但卢绾与刘邦至亲，张敖为刘邦之婿。从地理上，同姓诸侯王将异姓诸侯王分隔开来。刘邦对同姓、异姓诸侯分布最初的设计，应大致如此。这一切，在高祖六年伊始即告完成。
高祖七年，刘如意被封为代王。此后，刘邦没有封建新的同姓王。高祖九年，如意徙为赵王。刘邦建国后的诸侯王调整，至此暂时告一段落。到高祖十年，刘姓较为年长的子弟皆已封王，剩下的儿子都尚年幼。此时异姓王有吴芮、彭越、黥布和卢绾。卢绾拟于同姓，吴芮辖地偏远。彭越和黥布一直较为顺从，年年朝觐。从种种迹象来看，刘邦稳住了局势，没有进一步立同姓，尽封诸子的打算。建国五年的汉帝国，第一次有了“天下大定”之势。
高祖十年七月，实际领有代地的赵相陈豨举兵，刘邦亲征。这一事件打破了暂时的平静，更牵一发而动全身，彻底改变了同姓、异姓王共存的局势。异姓诸侯利益相关，彼此联络。韩信、彭越被告反叛，与此直接相关。陈豨事件也很可能让刘邦意识到，关东异姓诸侯王彼此关联至深，必须悉数翦灭。如此，尽封同姓成了最后的选择。高祖十一年，汉军与齐国将领共同击破陈豨军，韩信、彭越先后被杀。刘邦封儿子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举兵，又与彭越事件相接。《史记·黥布列传》载楚故令尹薛公语：“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这应能反映当时的事态。刘邦步步推进，大封同姓诸侯，异姓诸侯忽忽不能自安。连卢绾也发生动摇，可见当时形势的压迫感。尚未征讨黥布时，刘邦即立少子刘长为淮南王，继续推行封建同姓的策略。高祖十二年初，黥布军被击破，汉军胜局已定，有威胁的异姓诸侯王悉被剿除。这三年间刘邦所处理的，事实上都是高祖十年年底陈豨起事带来的动荡。
秦末起义，多以“六国之后”为号召。秦使“六国之后”失去了权力，秦楚之际的连年征战，则使“六国之后”失去了政治号召力。楚汉之际的诸侯王，是数年间占领某一片土地，以武力取胜的枭雄。异姓诸侯王的权力与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于楚汉之际建立的政治秩序。 刘氏子弟则与之不同，他们的权力，仅来自刘邦政权。他们的功勋与实际号召力，无法与异姓诸侯王相比。这一点，刘邦应当十分清楚。因此，他需要使用其他方式约束群臣，维护同姓封建。
高祖末年，有所谓“白马之盟”。约誓的内容，大致即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所引：“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由前面的分析可知，所谓“非刘氏不王”，并非一以贯之的政策，而是高祖十年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白马之盟，是刘邦对他执政末年确立的局势之再确认，也是他与群臣对未来的约定。
二、“关东首都”洛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古代社会基本的地方行政制度，影响直至于今。西汉初立，刘邦自治十数郡，以诸侯王国统辖关东，是谓“郡国并行”。“郡国并行制”往往被当作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很多论述，皆从这一认识衍生。秦二世而亡，关东属秦不过十余年。从关东人熟悉的管理方式而言，定都关中、遥控天下的郡县制恐怕不占优势。刘邦设立“郡国并行”，是否只是一种过渡，也就值得再做考虑。
所谓“郡国并行制”，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富含空间因素。理解郡国并行制，“天下之中”洛阳的地位，是一个重要的入口。
洛阳是周之旧都，刘邦即位后拟定都于此。几个月后，汉王朝即宣布定都长安，刘邦重回关中。首都地位被取消后，洛阳在西汉一代的意义几乎不再被提起。但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的迁徙，自非朝夕之功。洛阳的地理位置，在汉初更极为重要。细读 《史记》 《汉书》，不难发现，在汉高祖一朝，洛阳的重要性并未因此稍减，甚至过于长安。考察刘邦在洛阳的作为，可以看出当时施行“郡国并行制”的缘由，以及刘邦对汉王朝东西大势的考虑。
刘邦与项羽对抗的过程中，曾依次收服韩、赵、齐等国的土地。当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刘邦对制度是否有统一的规划，也难以确言。刘邦并未像项羽一样广封诸侯王，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并不强势，颁赐王号会树立更多地位与自己相同的对手；另一方面，也因为封王是他手上重要的筹码，只能在急需时使用。他分封张耳、韩信、彭越，都有直接目的，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称帝之后，刘邦有了清晰的天下规划。讨论汉初郡国并行的施行及其根源，应以高祖五年为起点。
与异姓诸侯相同，刘邦权力的正当性，也来源于反秦斗争。秦楚之际，常有“此又生一秦”的批评。刘邦在关中事实上基本继承秦代制度，任用故秦官吏。但在名义上，反秦是必然的要求。如果在关东地区全面推行郡县制，近于“又生一秦”，在当时恐怕难以得到舆论上的支持，也难以服众。
刘邦及其政权自东击项羽起，还以义帝和天下秩序的维护者自居。因此，在权力的分配上，又必须有对楚的继承。刘邦承认异姓诸侯，即因为他们的存在是既成事实，也是怀王之楚的遗存。不过，收回异姓诸侯王的权力与土地后，刘邦一般立即转封同姓诸侯，并不试图以郡县治之。从此推想，刘邦在东方封建诸侯国，是顺势而为，他可能从未考虑过郡县关东的可能性。
战国以来的东西差异与对立，并未因秦的统一而消弭，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秦楚之际，关内、关外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文化区域。关中地区的郡县制度已推行多年。关东地区的行政管理却始终不够稳定，时为郡县，时为王国。刘邦建国的道路上，亦未在关东地区建立牢固的根基。建国之后，他对关东格外在意，多次巡幸。在高祖朝，洛阳事实上仍承担着第二首都，或曰“关东首都”的地位。
迁都后，除了高祖十年，刘邦每年都在洛阳停留至少四个月。《汉书·高帝纪》所载统一后诏书，大部分从洛阳发出。高祖六年大封功臣、封建同姓诸侯，皆在洛阳完成。七年冬，刘邦遇平城之围，解围后刘邦从赵国来到洛阳，同年二月才返回长安，四月又赴洛阳。高祖八年，刘邦驻跸洛阳半年之久。四个月后的九年十二月，他又在洛阳停留约三个月。十一年春正月，劉邦攻破陈豨军，回到洛阳，直到四月才返回长安。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再次东征。刘邦统一后的七年，在洛阳驻跸的时间几乎超过长安。
刘邦倚重洛阳，固然由于洛阳地处要津，是军事要地。更重要的原因是，秦亡以来，关东地区的行政系统受到的破坏最剧，汉王朝在东方尚未建立起运转足够有效的行政机构。在当时的情况下，以位于关中的中央之力统辖关东地区，存在相当的困难。刘邦不得不亲至关东旧都，借自身权威处理政事。高祖五年六月，刘邦定都长安，当年七月，燕王臧荼谋反。这个时间点，恐怕不是偶然。这种局面，倚刘邦之威势或可控制，但恐怕难以传之子孙。
《汉书·贾谊传》中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悬）属于汉。……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贾谊一贯激烈主张限制诸侯王，他也承认以汉远辖关东的困难，以为可属之诸侯国。在刘邦之时，这种认识应更为自然。对刘邦来说，比起在天下扰攘之时强为改革，承续楚汉以来的模式，最为务实。
以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诸侯直接控制东方，拱卫汉王朝，是西周以来的制度。汉初立国形势，与周初至为相似。司马迁将西汉的封建远溯诸周初分封，学者往往以为此说失之迂曲。不过，刘邦分封同姓，很难说完全没有对西周的效仿。黥布谋反后荆王刘贾被杀，刘邦下诏改立刘濞，号吴王。诏书开头说：“吴，古之建国也。”辖地完全相同，国名却更改了，最大的原因可能确如诏书所言，吴国之名古已有之。吴亡于春秋，刘邦所谓的“古之建国”指的是西周古国。远法西周，既可为封建同姓寻求合理性，亦可平功臣之心。刘邦本人则如周王一样自称天子，并辖郡国。
秦制难以尽行，异姓诸侯不可共立。称帝七年，刘邦不断地调整着东方政策。他称帝之初的关东危机四伏。高祖末年，形势已大不相同。继任的皇帝们再也不必远赴洛阳，在长安即可统理天下。
三、安得猛士守四方
《汉书·高帝纪》记载的刘邦最后一道诏书中，清晰地描述了当时的秩序：“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这三个层次，是刘邦通过封赏、征讨、徙封，不断调整而得。他对这一局面应大致满意，因此说“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这道诏书，是一段总结陈词，再次强调自己七年来所建立的天下秩序的合理性，并殷切叮嘱后人遵循秩序，慎毋相负。
高祖朝是西汉的开始，也是秦楚之际的收束。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需要再次讨论两个高祖朝的老问题：同姓诸侯取代异姓诸侯，以及“郡国并行制”的施行原因。
一、高祖十年与“非刘氏不王”
刘邦称帝之初，东方诸侯王皆为异姓，几年之内，异姓诸侯几被诛杀殆尽。刘邦大封同姓，并与群臣约定“非刘氏不得为王”。勾践以来的读者无不熟知鸟尽弓藏之道，认定刘邦一开始便计划以同姓王全盘取代异姓王。细绎史料，情况未必如此单纯。在刘邦灭异姓王的过程中，高祖十年（前一九七）是一个转折点。
高祖十年，天下无事。
高祖九年，功臣分封已毕，十年全年没有列侯受封。刘邦在位期间，年年东行，长驻洛阳。这一年，他一直居于长安，直到年末陈豨反叛始领兵而东。称帝五年多来，这是汉王朝最为平静的一年。
在汉高祖时代，这短暂的平静罕异而脆弱。刘邦称帝至去世的七年间，国家事实上仍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段时间，是刘邦对王朝权力结构分配的重组期。其中对诸侯王的调整，正可以高祖十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刘邦对异姓诸侯王尚无全部铲除的打算。此后，“非同姓不王”才得以彻底执行。
高祖五年，刘邦赢得垓下之战的胜利，即位称帝。立即获得封赏的，是封国位于关东的七位诸侯王。当时的诸侯王皆非刘姓，通常称为异姓诸侯王。“异姓”一词，含蓄地强调着“异”。他们是刘邦政权中的功臣，却不同于从起于丰、沛，多年辗转跟随刘邦的军功集团。独立性更强，与刘邦的关系也较为微妙。
七人中除彭越新立，韩信、韩王信、吴芮、英布、臧荼、张敖六人，在楚汉战争中都已获得王号。垓下之战前夕，为得魏相彭越支持，刘邦许以王号，胜利后立即兑现。
异姓诸侯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是刘邦不得不从楚汉战争中继承下来的遗产。陈苏镇教授曾指出，此时刘邦虽然称帝，但地位无异于“霸王”。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异姓诸侯王多曾与刘邦并世称王，有过人的军事实力。此时虽听命于汉，但仍具相当的独立性。比起君臣，他们的关系近于霸主与联盟成员。以高祖五年的分封之势，韩信据楚，彭越、韩王信盘踞中原要地，对汉郡构成巨大的压迫，这恐怕是刘邦难以长期容忍的。如何处理这种箭在弦上的关系，是刘邦建国后面对的最大挑战。
高祖五年，燕王臧荼首先谋反。击破臧荼后，刘邦立卢绾为燕王。这是刘邦遵循自己的意志所立的第一个诸侯王。卢绾之封，值得玩味。灭臧荼即立卢绾，说明刘邦对在东方立诸侯王的做法疑问不大；所立非刘氏子弟，说明刘邦还没有明确的封建同姓的意识，或封同姓为王的时机尚不成熟。不过，卢绾不是功勋最高者，他与刘邦相交一生，出入卧内，诸将莫敢比肩。可见此时刘邦对关东诸侯国颇为在意，一抓到机会，就将土地封给自己更信任的人。这种意识更进一步，就是封同姓。
高祖六年十二月，刘邦先废韩信为淮阴侯，收回楚地，解除了军事上最大的威胁。继而，新王朝才大封功臣。同时，立刘贾、刘交、刘肥为王，领楚地、齐地。高祖六年遍封群臣，是刘邦着手建立新帝国的权力秩序之始。封同姓诸侯显然是这一秩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分封经过精心设计，具体操作原则可总结为：以同姓间异姓。
收回韩信所辖土地后，刘贾、刘交、刘喜皆得三郡之地。刘肥所封尤厚，领齐地七十三县。韩王信的徙封，也是这一布局中的一环。高祖五年，刘邦以颍川郡封韩王信，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此时韩王信徙封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南），颍川收归汉有。这将韩王信从故韩国领土上迁出，也使他远离刘邦频繁活动的洛阳地区。颍川本与彭越所辖的砀郡相接。通過徙封韩王信，收回韩信所辖的齐地、楚地，处于军事要地的梁国事实上已被同姓诸侯王合围。
如此，黥布的淮南国北有楚、东有荆；彭越的梁国东边齐、楚，西为汉郡；韩王信被徙边郡，东北的燕、赵虽为异姓王国，但卢绾与刘邦至亲，张敖为刘邦之婿。从地理上，同姓诸侯王将异姓诸侯王分隔开来。刘邦对同姓、异姓诸侯分布最初的设计，应大致如此。这一切，在高祖六年伊始即告完成。
高祖七年，刘如意被封为代王。此后，刘邦没有封建新的同姓王。高祖九年，如意徙为赵王。刘邦建国后的诸侯王调整，至此暂时告一段落。到高祖十年，刘姓较为年长的子弟皆已封王，剩下的儿子都尚年幼。此时异姓王有吴芮、彭越、黥布和卢绾。卢绾拟于同姓，吴芮辖地偏远。彭越和黥布一直较为顺从，年年朝觐。从种种迹象来看，刘邦稳住了局势，没有进一步立同姓，尽封诸子的打算。建国五年的汉帝国，第一次有了“天下大定”之势。
高祖十年七月，实际领有代地的赵相陈豨举兵，刘邦亲征。这一事件打破了暂时的平静，更牵一发而动全身，彻底改变了同姓、异姓王共存的局势。异姓诸侯利益相关，彼此联络。韩信、彭越被告反叛，与此直接相关。陈豨事件也很可能让刘邦意识到，关东异姓诸侯王彼此关联至深，必须悉数翦灭。如此，尽封同姓成了最后的选择。高祖十一年，汉军与齐国将领共同击破陈豨军，韩信、彭越先后被杀。刘邦封儿子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举兵，又与彭越事件相接。《史记·黥布列传》载楚故令尹薛公语：“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这应能反映当时的事态。刘邦步步推进，大封同姓诸侯，异姓诸侯忽忽不能自安。连卢绾也发生动摇，可见当时形势的压迫感。尚未征讨黥布时，刘邦即立少子刘长为淮南王，继续推行封建同姓的策略。高祖十二年初，黥布军被击破，汉军胜局已定，有威胁的异姓诸侯王悉被剿除。这三年间刘邦所处理的，事实上都是高祖十年年底陈豨起事带来的动荡。
秦末起义，多以“六国之后”为号召。秦使“六国之后”失去了权力，秦楚之际的连年征战，则使“六国之后”失去了政治号召力。楚汉之际的诸侯王，是数年间占领某一片土地，以武力取胜的枭雄。异姓诸侯王的权力与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于楚汉之际建立的政治秩序。 刘氏子弟则与之不同，他们的权力，仅来自刘邦政权。他们的功勋与实际号召力，无法与异姓诸侯王相比。这一点，刘邦应当十分清楚。因此，他需要使用其他方式约束群臣，维护同姓封建。
高祖末年，有所谓“白马之盟”。约誓的内容，大致即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所引：“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由前面的分析可知，所谓“非刘氏不王”，并非一以贯之的政策，而是高祖十年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白马之盟，是刘邦对他执政末年确立的局势之再确认，也是他与群臣对未来的约定。
二、“关东首都”洛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古代社会基本的地方行政制度，影响直至于今。西汉初立，刘邦自治十数郡，以诸侯王国统辖关东，是谓“郡国并行”。“郡国并行制”往往被当作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很多论述，皆从这一认识衍生。秦二世而亡，关东属秦不过十余年。从关东人熟悉的管理方式而言，定都关中、遥控天下的郡县制恐怕不占优势。刘邦设立“郡国并行”，是否只是一种过渡，也就值得再做考虑。
所谓“郡国并行制”，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富含空间因素。理解郡国并行制，“天下之中”洛阳的地位，是一个重要的入口。
洛阳是周之旧都，刘邦即位后拟定都于此。几个月后，汉王朝即宣布定都长安，刘邦重回关中。首都地位被取消后，洛阳在西汉一代的意义几乎不再被提起。但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的迁徙，自非朝夕之功。洛阳的地理位置，在汉初更极为重要。细读 《史记》 《汉书》，不难发现，在汉高祖一朝，洛阳的重要性并未因此稍减，甚至过于长安。考察刘邦在洛阳的作为，可以看出当时施行“郡国并行制”的缘由，以及刘邦对汉王朝东西大势的考虑。
刘邦与项羽对抗的过程中，曾依次收服韩、赵、齐等国的土地。当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刘邦对制度是否有统一的规划，也难以确言。刘邦并未像项羽一样广封诸侯王，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并不强势，颁赐王号会树立更多地位与自己相同的对手；另一方面，也因为封王是他手上重要的筹码，只能在急需时使用。他分封张耳、韩信、彭越，都有直接目的，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称帝之后，刘邦有了清晰的天下规划。讨论汉初郡国并行的施行及其根源，应以高祖五年为起点。
与异姓诸侯相同，刘邦权力的正当性，也来源于反秦斗争。秦楚之际，常有“此又生一秦”的批评。刘邦在关中事实上基本继承秦代制度，任用故秦官吏。但在名义上，反秦是必然的要求。如果在关东地区全面推行郡县制，近于“又生一秦”，在当时恐怕难以得到舆论上的支持，也难以服众。
刘邦及其政权自东击项羽起，还以义帝和天下秩序的维护者自居。因此，在权力的分配上，又必须有对楚的继承。刘邦承认异姓诸侯，即因为他们的存在是既成事实，也是怀王之楚的遗存。不过，收回异姓诸侯王的权力与土地后，刘邦一般立即转封同姓诸侯，并不试图以郡县治之。从此推想，刘邦在东方封建诸侯国，是顺势而为，他可能从未考虑过郡县关东的可能性。
战国以来的东西差异与对立，并未因秦的统一而消弭，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秦楚之际，关内、关外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文化区域。关中地区的郡县制度已推行多年。关东地区的行政管理却始终不够稳定，时为郡县，时为王国。刘邦建国的道路上，亦未在关东地区建立牢固的根基。建国之后，他对关东格外在意，多次巡幸。在高祖朝，洛阳事实上仍承担着第二首都，或曰“关东首都”的地位。
迁都后，除了高祖十年，刘邦每年都在洛阳停留至少四个月。《汉书·高帝纪》所载统一后诏书，大部分从洛阳发出。高祖六年大封功臣、封建同姓诸侯，皆在洛阳完成。七年冬，刘邦遇平城之围，解围后刘邦从赵国来到洛阳，同年二月才返回长安，四月又赴洛阳。高祖八年，刘邦驻跸洛阳半年之久。四个月后的九年十二月，他又在洛阳停留约三个月。十一年春正月，劉邦攻破陈豨军，回到洛阳，直到四月才返回长安。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再次东征。刘邦统一后的七年，在洛阳驻跸的时间几乎超过长安。
刘邦倚重洛阳，固然由于洛阳地处要津，是军事要地。更重要的原因是，秦亡以来，关东地区的行政系统受到的破坏最剧，汉王朝在东方尚未建立起运转足够有效的行政机构。在当时的情况下，以位于关中的中央之力统辖关东地区，存在相当的困难。刘邦不得不亲至关东旧都，借自身权威处理政事。高祖五年六月，刘邦定都长安，当年七月，燕王臧荼谋反。这个时间点，恐怕不是偶然。这种局面，倚刘邦之威势或可控制，但恐怕难以传之子孙。
《汉书·贾谊传》中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悬）属于汉。……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贾谊一贯激烈主张限制诸侯王，他也承认以汉远辖关东的困难，以为可属之诸侯国。在刘邦之时，这种认识应更为自然。对刘邦来说，比起在天下扰攘之时强为改革，承续楚汉以来的模式，最为务实。
以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诸侯直接控制东方，拱卫汉王朝，是西周以来的制度。汉初立国形势，与周初至为相似。司马迁将西汉的封建远溯诸周初分封，学者往往以为此说失之迂曲。不过，刘邦分封同姓，很难说完全没有对西周的效仿。黥布谋反后荆王刘贾被杀，刘邦下诏改立刘濞，号吴王。诏书开头说：“吴，古之建国也。”辖地完全相同，国名却更改了，最大的原因可能确如诏书所言，吴国之名古已有之。吴亡于春秋，刘邦所谓的“古之建国”指的是西周古国。远法西周，既可为封建同姓寻求合理性，亦可平功臣之心。刘邦本人则如周王一样自称天子，并辖郡国。
秦制难以尽行，异姓诸侯不可共立。称帝七年，刘邦不断地调整着东方政策。他称帝之初的关东危机四伏。高祖末年，形势已大不相同。继任的皇帝们再也不必远赴洛阳，在长安即可统理天下。
三、安得猛士守四方
《汉书·高帝纪》记载的刘邦最后一道诏书中，清晰地描述了当时的秩序：“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这三个层次，是刘邦通过封赏、征讨、徙封，不断调整而得。他对这一局面应大致满意，因此说“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这道诏书，是一段总结陈词，再次强调自己七年来所建立的天下秩序的合理性，并殷切叮嘱后人遵循秩序，慎毋相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