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启程

　　1919年12月。一个清晨。浙江诸暨次大桥乡（现更名为次坞镇）溪埭村三环船埠头。
　　20岁的俞秀松肩背一个简易褡裢，站在码头上等船。送行的是他的大弟寿乔。天还没亮，冷硬的风从河面上吹来，码头上无遮无挡，冷得刺骨。
　　俞秀松忧心忡忡地望着家的方向。刚才出门时，不知有没有惊醒父亲？他会不会追到船埠头拦他？父亲起床后如果看不到他，知道他竟然不告而别，会不会发怒、伤心？
　　秀松心里，其实是把父亲俞韵琴引为“同志”的。父亲是小学校长，开明有见识。因此，秀松并没有向父亲隐瞒被迫退学的遭遇，回到家中，一五一十把经过跟父亲说了。他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在“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并无过错。俞父听罢，神色凝重，但没有说责备的话。他心里是赞成和支持儿子的，但秀松学业被迫中辍，学校师长受到牵连，让他很忧虑。
　　思虑多日，俞韵琴跟秀松说：“既已如此，不如趁早完婚吧！”早在四年前，家里就为秀松订了亲，对象是当地行余初级小学教员蒋老师家的姑娘。
　　秀松一听，连连摇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日日接受的是新思想的熏陶，他理想中的妻，是志同道合的新女性，怎么可能接受父母包办的婚姻？
　　俞韵琴大怒：“蒋老师教过你，蒋姑娘你自幼认识，温柔端庄，你们彼此知根知底，为什么不能接受？”
　　秀松还是犟着头不答应。他和蒋姑娘没有共同语言，是万万做不得夫妻的。而且，在他心里，还有更大的事要做，怎么可能安心回到乡里结婚生子呢？
　　为了避免和父亲起更大的冲突，秀松决定不辞而别。
　　船来了。秀松望着弟弟寿乔，心知自己此去，不知何时能回来，今后照顾父母、弟妹的重任就要落到16岁的弟弟寿乔身上了，便叮嘱道：“做百姓要勤俭，对人头（别人）要客气，对爹要孝顺。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再回来。”寿乔忍住眼泪，点了点头。
　　船开了，秀松站在船头，朝着家的方向眺望。三环船埠头越来越远了，家越来越远了。太阳跳出了云层，照得河面闪闪发亮。
　　秀松没有想到，这一别，他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亲人。
　　他也没有想到，从这个船埠头出发，他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人生道路，他的名字会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历史上，作为党团先驱被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纪念。
　　他更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的老父亲，会常常跑到船埠头呆呆地等船来。夜色中归航的船，载回一个个回家的人。但俞韵琴没有等到他的长子秀松回家，等来的是秀松死在苏联的噩耗。

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西南北人

　　从高空俯瞰，浙江大地山明水秀，在中部偏北的地方，由东部会稽山脉、西部龙门山脉、中部浦阳江河谷盆地和北部河网平原，组成一个群山环抱、地势由南向北渐次倾斜的盆地。此地名为诸暨。诸暨是中国越文化的发祥地和核心地区，人杰地灵，出佳人，也出英豪。
　　1899年8月，俞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溪埭村。溪埭村始建于元朝，背靠柏树山，因村前有溪、溪中有滩、漫坡成陆而得名。其父俞韵琴是清朝末代秀才，担任过教师、小学校长及诸暨县劝学所督学、所长。秀松年幼时，儒雅正直的父亲是他的偶像。而俞父对这个聪敏好学的长子也一直寄予厚望，悉心栽培。
　　自幼受到卧薪尝胆、忍辱复国的古越文化传统的滋养，刚毅勇烈的民风熏陶，以及父辈们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的影响，在国家、民族备受凌侮的社会背景下长大的俞秀松，思想早早地就开始成熟起来了。在萧山临浦高级小学就读时，他就喜欢阅读康有为、梁启超谈论时局的文章，喜欢关心时事，小小年纪就胸怀大志、忧国忧民。
　　1916年8月，17岁的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早年曾赴日留学，1908年回国，1913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是当时浙江教育界威望很高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老同盟会会员。五四运动前，他就在校内提倡“人格教育”，以“勤、慎、诚、恕”为校训，鼓励学生发扬“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主动精神。他主持的省教育会于1919年4月创办了《教育潮》，每期都用大量篇幅介绍《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在其执掌“浙江一师”期间，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任教的有陈望道、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新思想带动新风气，在校长和教师的引领下，“浙江一师”的学生思想活跃，关心时事，经常探讨社会改造问题。
　　在“浙江一师”这座美丽的杭城学府，俞秀松畅快地呼吸着校园里“民主”“自由”的空气，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思想的丰富营养。他求知欲强烈，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被同学称为“三W主义者”。初入校门时，他一心向学，渴望成为一名学问家。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觉得我的学识不够，我总想努力用功才好。”“我没有好好端端用功读书，现在倒要趁机用番功夫。”“颇觉为学的兴趣，拟留此间尚有二年，务想研究一种专门学问，以为将来为国之用，庶不负我父母的殷殷期望。”夜深了，宿舍的灯熄了，他还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书，悄悄跑到路灯下继续看书。在广泛的阅读中，他越来越喜爱阅读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报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和《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是他每期必读的读物，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更是让他如遇明灯。他省吃俭用，订阅了一份《新青年》，每每拿到新刊，总是恨不能一口气读完。他觉得《新青年》里面的文章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读来十分解渴。這些进步报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让他开始思索国家的前途命运。 　　俞秀松在“一师”学习之际，正值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端，加上战争景象极其残酷，战后社会极度混乱，使迷信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从迷梦中惊醒，认识到“东方思想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原本试图参照西方资本主义模板改造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此时幻想破灭，深感迷惘。正值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了胜利，给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促使他们转而关注社会主义，去研究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
　　一向喜欢探究新事物新思想的俞秀松自然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他意识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理想的社会模式，是拯救中国于危难的榜样。他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知识的积累，思想的碰撞，让他原本“一心向学，做个学问家”的志向发生了變化，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写道：“我的志愿，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创办《浙江新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浙江，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奋起响应，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聚集在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在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中，俞秀松崭露头角，表现出超强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干。他多方联络，起草决议，发表演讲，不仅是一位重要的组织者、策划者，还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者。他和宣中华草拟的决议草案，为杭州的学生运动明确了目标、任务：（一）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二）函告杭州总商会，即日起停止出售日货;（三）声援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5月12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29日起全市罢课，检查日货。他们还拟定了电文，致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电文云：吾人为保全全国青年之人生计，义不独生，誓必前仆后继，以昭正义，想政府亦不能尽戮全国学生也。
　　游行时，俞秀松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高呼口号，声援北京学生。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东洋药房前，俞秀松拉过一张长凳，站在上面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小的东洋鬼子欺负得够苦了，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山东，不久就会吞并全中国，我们一定要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进一步宣传反日爱国思想，俞秀松与施存统、宣中华等同学一起，筹备办一本刊物。刊物于1919年10月10日出版创刊号，取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简称《双十》半月刊）。
　　《双十》出了两期，编者的思想便转向激进，认为“双十”乃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而自己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建设好中华民国，遂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希望像当年对推动辛亥革命起重要作用的《浙江潮》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新的潮流，去埋葬丑恶和腐朽。同时改半月刊为周刊，并由俞秀松担任《浙江新潮》的主编。
　　同年11月1日，《浙江新潮》正式创刊，俞秀松撰写了《发刊词》。
　　俞秀松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写明了办报的宗旨——“本报的旨趣，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文中还写道：
　　“我们要谋生活的幸福和进步，不可不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东西，建设自由的、互助的、劳动的社会。这建设和破坏，就是改造社会。改造社会将由那一种人担任呢？将用怎样方法呢？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者，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我们以为，劳动阶级占全世界人类的最大多数，而且都能尽互助、劳动的责任：但是生活的苦痛唯有他们受得最甚，所有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我们以为青年的学生是中国很有希望的平民，教育劳动者实在是他们最重要的责任。所以本报一方面直接负促进劳动者的责任，一方面又当鼓吹学生担任教育劳动者的职任。”
　　这是一篇充满战斗精神的檄文。俞秀松等青年学生在目睹黑暗的时局后，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思潮中，已经认识到改造社会才是最终使中国彻底摆脱列强欺侮、迅速富强起来的出路和前途。尽管限于当时的理论修养与社会实践的不足，他们还没能学习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未能真正找到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但已经在“劳工神圣”的口号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努力前行了。
　　《浙江新潮》自创刊号起，就因其刊发的文章言论犀利而令人瞩目。它是浙江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是当时浙江宣传新思想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施存统是《浙江新潮》的一员猛将，文笔犀利、观点激烈，常有惊人之语。他在第二期《浙江新潮》上发表了《非孝》一文，文章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替代不平等的“孝道”，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
　　百善孝为先，孝，向来是“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竟有学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还了得？！
　　一石激起千层浪，把新文化、新思想视作洪水猛兽的浙江省省长齐耀珊立即以省公署的名义发文，要求查禁《浙江新潮》。无奈，已经开印的第三期《浙江新潮》只得从印刷机上撤下。
　　反动当局的禁令，并没有让俞秀松等人屈服。他们立即召开编辑人员会议，研究对策。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到上海去印刷。在《星期评论》编辑部沈玄庐、戴季陶以及邵力子等人的帮助下，《浙江新潮》第三期在上海顺利印刷，并由俞秀松带回杭州继续秘密发行。
　　以省长齐耀珊为代表的反动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恼羞成怒。11月27日，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和省长齐耀珊联名密电北洋政府大总统和国务院，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查禁《浙江新潮》。
　　尽管《浙江新潮》遭到反动当局的扼杀，但这份刊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关注和高度评价。陈独秀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浙江新潮》——《少年》的随感录，并称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为“可敬的小兄弟”。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