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月23日外出一天，晚上十点才回到家里。将近十点半，我的手机微信中忽然跳出三行字：“张京媛美国时间昨天半夜12点15分安祥地离世。我是京媛的姐姐。”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骤然从京媛自己的微信中，看到通知她本人过世的消息，无论如何都让我难以置信。于是立刻回复：“这不是开玩笑吧！京媛得了什么病？”
　　不愿或者不肯相信京媛的远逝，是因为今年我们还有过联系。1月27日，大年初三，京媛发来微信，用一连串的询问代替了每年例行的吉言：“晓虹，国内新冠肺炎流行，你们还都好吧？过节不聚餐了吧？天气冷，在家猫着也挺舒服的，是吧？”那时，她在为我们担心，尽可能地宽慰我们。
　　到了4月初，局面翻转，纽约、华盛顿疫情严重，成为重灾区，又轮到我写信去问候。京媛的回信语气少有地沮丧：
　　我们这里几乎全停止了，大家躲在家里，连门都不出。学校早就开始网上授课了，学校关门，学生都让回家去了。我这个学期是休假，所以不用学习网上授课。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终止了，教堂和瑜伽所也关门了。我的朋友也不来画画了，很郁闷……樱花节城里空空荡荡，花都白开了。
　　对于是否需要口罩的问题，京媛也径直以“我连门都不出，所以不需要”回答。其中那种令人寒心的低落、悲观，我虽有感知，当时也只当作病毒肆虐造成的精神损伤，于是试图套用她的说法安慰她：“宅在家里，还是可以继续画画，这对调整心理状态有好处。”此言又引出她的感叹：“画画好呀，就怕看新闻。”并顺手发给我一张画作，说明：“这是最后一次去张明明家画的写生。我们现在都各自宅在家里，苟延残喘。”尽管京媛使用了“最后一次”这样带有终结意味的说法，我那时却毫不在意。没想到，这竟成为京媛最后写给我的文字。

　　接下来，7月11日，我发去一个在手背作画“太逼真了”的视频，京媛没有回应。9月17日，我又转发了一则“微信美国用户被封已经开始”的讯息，另外加上两句我对在美友人共同的担忧：“真的开始了吗？以后还能用微信联系吗？”这次京媛还是没有作答。不过，我仍然没有感觉到异常，照样归因于京媛的心情不好。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京媛一直是健康强壮的，我绝对想不到她已病势沉重。

二

　　和京媛成為同事而相识，是从她到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任职开始的。1989年初，经过乐黛云老师的努力，京媛从美国归来。我们此前一年刚刚搬进畅春园55楼的一层，京媛住在三层。相对于本楼住户的以家庭为单位，京媛的一人一间，已经属于特别的照顾。不过，一人独居，附近又没有食堂，做饭也会成为负担。所以，不知何时起，京媛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进而留饭也很顺理成章。起初可能还有些拘谨，菜会做得讲究一些，但很快就变成了我们有什么，她就吃什么，不再刻意准备。京媛于是也时常得意地向人介绍说，她是我们家著名的食客。其实，那时还真没有什么好食材，买条鲢鱼做一锅鱼粥，已经算是很拿得出手的美味了。可即便如此简陋，我们和京媛的终生友谊确是自此结下。
　　京媛赴美国读书多年，在康奈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才回来。依照我当时的认知，除了每天起床后必须喝咖啡外，京媛和我们这些“土鳖”生活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在房间里安装了一个窗式空调。那个年代，空调还属于奢侈品，我也是第一次在京媛那里见识了窗式空调机。我本来怕热，于是也不时去她那里“蹭凉”。而由于空调占据了窗户很大的一部分，京媛的屋里显得比较幽暗，白天也常会开着灯，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让我真正领略京媛这位留洋博士学术风采的，还是首次听到她的会议发言。1989年12月，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系为此举办了专门的研讨会。此会的一大新意是开始尝试采用国际通行的发表模式，一位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副教授魏纶（Philip F. Williams）的论文，即是由京媛担任评议人。不知别人如何看待，我当时尚未走出国门，所以非常想知道外面是怎样开会的，故而对京媛的讲评充满期待。京媛果然也不负众望，表现精彩。尽管已不记得她批评的具体内容，但其言辞之犀利酣畅，风度之从容不迫，在让我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大为佩服。我还记得，京媛对自己的“表演”似乎也有点小得意，下来时，还对我们吐了吐舌头。
　　由于有了这份交情，1990年春，陈平原在家里组织一个小型读书会时，邀约参加的朋友中也包括了京媛。由于话题偏向国学，我猜想京媛未必有兴趣。不过，即使很少发言，她还是会到场，以表示对朋友的支持。1991年，平原与王守常、汪晖主编的《学人》创刊，设立了“学术史笔谈”专栏，京媛也在第二辑发表过《国内女性文学（史）研究的现状》。
　　现在看来，京媛在北大的那几年，是她意气风发、出成果最多的时候。那时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还在初创期，所长乐黛云老师慧眼识人，组建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副所长严绍璗出身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熟悉日文典籍;孟华在巴黎四大获得博士学位，专长中法文学比较;从电影学院挖来的戴锦华，先已与孟悦合作出版过《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成名作，对大众文化更有持续关注。在这样的布局中，京媛显然需要撑起英语世界比较文学与文化这根大梁。
　　京媛也确实以出色的业绩证明了她的实力。最简单的做法是列举一下在北大五年由她主持编译的书目：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文学批评术语》，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除《文学批评术语》在香港出版，内地尚不多见，其他三本列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著作，俨然已成为那个年代的新经典。包括我在内的同代学人都会对张京媛怀抱感激，甚至把她看作是中国学术新风尚的引领者。

　　而更让我欣慰的是，在上述诸书中，我对促成《文学批评术语》的翻译成书曾小有贡献。重读该书的《译后记》，我惊喜地发现了一段久已忘却的往事。京媛在其中提到，这本译文集是她1992至1993年春季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开设“理论翻译”选修课的成果。她说，在授课之前，自己对于“如何教授理论翻译以及如何设立预期的标准”，心里并没有把握：
　　一日在好友夏晓虹家聊天谈及此事，晓虹提问为何不选一本有价值的英文理论书籍，一边讲解一边与学生一道翻译，这样可以达到教学目的又能为学术界作出些贡献。教授理论翻译的最好方式应该是翻译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经验，即“译文/学书”。朋友之间的商谈往往要比一个人的苦思冥想更有启发，于是我采纳了晓虹的建议，初步订下授课计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排版的失误，上引文字中加粗的部分在原书中遗漏了，京媛特意打印、剪贴给我，包括“文学”中间的那个斜杠，都属于我的“独得之秘”。虽然翻阅全书，只有《绪论》的译者为京媛自署，其他均出以学生姓名。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课程结束后，京媛埋首在一大叠译稿中，一边抱怨，一边奋笔修改的情形。而我在1994年11月，也迅速得到了由她题签的“谨以此书献给晓虹”的厚重译著。这就是京媛当时的工作效率。
　　学术之外，我们之间当然还有很多日常的交往。其中值得一述的是1991年平原的香港之行。那年的1月到5月，平原得到李达三捐赠基金的资助，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四个月。京媛也在那里，只是早到早走一个月，大半时间二人重合。当时还有一位洪子诚老师的博士生陈顺馨，本是香港人，寒假回家，也常在一起聚。尤其是当年的除夕夜，三人在维多利亚港湾漫步，观赏灯饰。临近午夜，平原居然还找到一个公用电话，在嘈杂的人声中与我通话。这段难得的经历被京媛概称为“三匹马聚首香江过年”，因为他们三人同岁，都属马。
　　而我经常听平原说到的在港期间京媛的一则趣事，则与其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身份有关。某次，二人一起外出购物，平原出于照顾女性的习惯，有意帮京媛提袋子，结果受到不客气的训斥，因而学乖了。待京媛要携带巨大的箱子回京时，尽管她反复表示箱子太重，平原一直不吭声。最后還是忍不住，才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可不可以帮你拿？”京媛大喜，但仍责怪他：“你怎么不早说？”平原回称“怕挨骂”，京媛又教育他：“你应该有眼力见儿。小的、轻的东西就不要帮忙了，大的、重的应该抢着上。”虽然这个故事当着京媛的面讲过几次，并顺带嘲笑一下她的不坚定的女权立场，京媛却也不恼，还在一旁得意地笑。而我倒是从中窥见了她不为僵硬的理论所拘限的可爱的一面。
　　5月中旬，平原从香港归来。到家的次日，我们出去看一位朋友。傍晚回来，在楼下见到袁行霈老师，被告知家中遭窃，警察正在等候。幸好我们临走前突然想到，有人提醒过，顶楼易被盗，因此特意把平原带回的一袋港币塞入暖气片上的杂纸堆中，才得以逃过一劫。这其中就有京媛托带的机票款。
　　而最妙的是，就在盗贼光顾的那段时间，大约午后四点多钟，京媛晃过来看我们。她后来描述说：“你们家的两道门都大敞着，我进来后没有人，还以为你们有事临时出去一会儿。”因为当时我们已搬到畅春园51楼住，这个单元的结构比较特别，和东边的独门独户不同，我们这边是两家另有一个共用的大门。京媛于是悠闲地坐在我们的转椅上，翘着二郎腿，顺手拿起一本《读书》杂志看起来。这中间，她听到过脚步声，于是大声问：“你们回来啦？”见没人答应，又等了一会儿，她才怏怏离去，门也没关。我们问：“我家被翻得乱七八糟，你都没有任何怀疑吗？”她眼珠一转，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们家本来就那么乱！”这真是天知道，当时小偷可是把我们所有的抽屉都打开翻了个底朝天。事后还原现场，我们还得感谢京媛。她进来时，小偷很可能躲进了靠门口的厕所，她后来听到的脚步声，应该就是此贼溜出去下楼的响动。京媛的到来吓走了盗贼，反过来，我们倒该为她的安全担心了。

三

　　过从既密，我们也逐渐得知京媛在美国有男朋友，并且还曾经和这位中文名叫“韩思”的美国男士见过面。韩思的专业是哲学，人显得比较腼腆，当然，在语言沟通出现困难的时候，这种状态很常见。京媛起初也在设法为韩思在中国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过，那时外国人在华，多半是做外教，不会进入专业。应该是不愿让韩思过于委屈，京媛最终放弃了她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安稳的职位，毅然到美国和韩思一起生活。
　　京媛是在1993年10月离开了北大。27日，她到我家吃了“最后的晚餐”，那时平原已到东京。记得赴美后，京媛先在中部一所大学落脚，随后才转到乔治城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任教。我听她讲过为了省钱，她和韩思租了一辆大卡车，轮流开车，长途搬家的壮举。应该说，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毕竟最先为她提供了大展才华的舞台，看得出来，她对比较文学研究所也充满感情。离去的最初几年，她每年回来，必定到比较文学研究所报到，为学生们做一次讲座。而我们也总会相约见面，吃饭聊天。
　　1997年春，平原和我有机会一起到美国访学四个多月，其间主要住在纽约，也借机走访了哈佛和加州大学多个校区。由于京媛的大学位于华盛顿，对于初次来美的我们，此乃必游之地。因此，从费城出来后，我们即投奔京媛而去。使用“投奔”一词，是由于京媛直接把我们安顿在她和韩思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里。说起来，华府和弗州是两个行政区划，感觉应该相距很远。京媛解释道，其实从她的住处到华盛顿，中间只隔了一条河，而弗吉尼亚的物价要便宜许多，所以，在华盛顿工作的人，多半会选择在此居住。 　　如同到其他几处一样，我们的游览必须要有学术活动开道。京媛为此也联络了乔治城大学东亚系主任，专门为平原安排了一场讲座。而全程中英、英中两边的翻译，都由她一力承担。尽管在我看来，京媛应付此事应是游刃有余。但她自觉到该系时间未久，生怕有点滴差错，力求完美，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这让我们十分过意不去。
　　尽管课务繁忙，京媛还是抽空陪我们参观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与美国国家大教堂。更多的时候是她为我们准备好三明治作为午餐，然后开车送我们到某个博物馆，自己则赶去上课。等傍晚工作结束，再在约定的博物馆门前捎上我们，一起回家。实际上，华盛顿之行中，最让我们满足的就是参观博物馆。这里的博物馆是一个庞大的群落，一家连着一家。并且，区别于别处的需购门票，华府所有的博物馆都实行免费开放。我们于是尽兴地出入其间，虽只能走马观花，已觉快乐无比。并且，当时台湾故宫精华展“中华瑰宝”正在国家美术馆举办，由于其中含有从未露面的特级珍贵文物，其安全性曾在台引发舆论质疑。而我们适逢其时，赶上了这场盛宴，得以大饱眼福，幸何如之！这也成为由京媛安排的此行中最出彩的一章。
　　2005年秋，我们又一起到哈佛。这次平原逗留了两个月，我只有二十天。临近我归国前，京媛特意赶来见面，陪我们游览了两天。第一天在波士顿，主要活动是坐观光车看老城。第二天由她开车，带我们去罗德岛新港，参观美国著名的听涛山庄，此乃运输大王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家族于十九世纪末建造的夏季别墅。由于京媛很少来这里，路不熟，往返都多花了时间。我们晚上八点多才回到哈佛，和准备送行的学生吃晚餐。可以想见，一直在开车找路的京媛有多辛苦，但她显然把在地导游看作是对朋友应尽的义务，心甘情愿地耗时费力。
　　虽然京媛赴美后，从空间上说是距离遥远，但在情感方面，我们总觉得一如既往，毫无变化。比如，凡是需要用英文处理的事，我们最先想到可以帮忙的人一定是她。小到个人简历，大到会议论文，我们都会随时开口，请京媛出手相助。也因此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编辑的会议论文集《Paths toward Modernity》中，收入了一篇京媛帮我翻译的《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英文版，为我们的友情留下了物证。类似的打扰终止于京媛为我翻译巴黎会议论文提要之后，当我得寸进尺，再问她是否可以帮忙翻译全文时，京媛终于说她“撑不住了”，因为她也有一篇论文要修改提交，还有一篇约稿须在限期内完成。在说出“你是不是能找别人帮你翻译成英文”的提议后，她还满怀歉意地加上“谢谢啦”（2013年11月23日信），似乎不是我给她找麻烦，而是她亏欠了我。这也让我憬悟，京媛已不再年轻，精力有限。
　　依照我的观察，京媛在美国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对朋友，她总是慷慨大方。也不知从何时起，她开始承包我们的保健药。最初常用的是多维与鱼油，后来又增加了葡萄糖胺软骨素。每次她回国探亲，都会带好几大瓶这类保健品相送，并且要求我们，需要什么药一定告诉她，说：“我不存钱买棺材的。能在有生之年给朋友们做点事就是我的心愿。”（2008年5月17日信）
　　最让我感动的是2013年7月我们一起在巴黎开会的经历。出发前一周，京媛即写信给我，询问“有什么让我带的”。她也果然按照我的嘱托，买好了大瓶的多维和膝关节药。一天半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旅游，其中有一整天在一起。那天的活动排得很满：上午参观莫奈博物馆;下午到奥赛博物馆，五点半闭馆出来;然后沿着塞纳河，走到亚历山大三世桥;经过大、小皇宫，转入香榭丽舍大道，一路步行至凯旋门，登顶拍照。由于一整天几乎都在不停地走路，与我们同行的年轻二三十岁的学生已经明显体力不支，登上凯旋门后，即瘫坐在椅子上，毫无留影的兴致。而直到吃晚饭时，京媛才从书包里掏出她送我的三大瓶药，正式移交。没想到她背着走了一天的药足足有三四斤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让我很觉不安。京媛却故作轻松地说：“这不算什么，外出写生也要带很多装备。”当然，这是在宽慰我。
　　最后一次和京媛见面，应该就是2015年平原到访华盛顿。她仍然一如既往地提前去仓储商店购买了大瓶的多维、鱼油等药，只是这一次，平原坚持自己付了款。

四

　　去國以后，京媛的研究状况我们其实不够了解，知道她仍然在编译写作，但数量明显减少。按她的说法是：“我实在太不多产了，不过有朋友多产就行了。”（2009年2月12日信）其中，她用力最多的应该是《中国精神分析学史料》。这本书也是她的博士论文副产品，对于她显然具有特殊意义。作为《编者序》的《重溯中国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轨迹》一文，曾在平原主编的《现代中国》第八辑（2007年1月）发表。同年，此书由台湾的唐山出版社印行。鉴于“在当代中国，研究精神分析学与文学的关联有一些专著和文章，但是精神分析学在其他领域的作用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京媛此文及其所编史料集“就是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景观，使读者了解二十世纪前半叶精神分析学在中国各界的影响”。所说“各界”，包含了临床治疗、心理学、教育学、社会与文化评论以及文学批评，京媛的概述与选文对这段学说传播史的展现确实相当精准。记得当时京媛已感觉到她的中文表达在退化，所以请我帮忙修饰文字，我自然是义不容辞。
　　2009年，为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前一年接手系主任工作的平原操办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京媛本来很想参会，2008年底已在设想题目，3月份更是提交了《此心非彼心：重议五四时期关于“心”的科玄论争》的论题。不过，最终她还是缺席了。原因已记不清，可以知道的是，报题目时，她已一再说：“我的论文还没写好（差很远呢）”，“四月份咱们可以在北京见，希望届时我的论文会写好。我现在做事没有一点效率，很丧气”;“看来这次到北大开会的人很多，到北大班门弄斧有点害怕。我现在连斧子也举不起来，更别提‘弄’了。让别人宰吧。”（2009年3月2日两信）
　　表面看来，京媛的逐渐淡出学术，与美国高校教师拿到终身职后，即可不再写论文情况相似，但其实还另有隐情。一个原因应该是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失望。京媛发来过一篇前耶鲁大学校长批评中国大学现状的短文，虽表同感，又马上话锋一转：“不过那位教授应该知道美国大学的现状也不怎么样：大学成了加工厂，学生学习就是为了分数，挺没意思。我反正是看透了，教书只是一份工作，有了这份不太费力的工作糊口，我可以做其他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2010年6月24日信）而她真心想做的事就是画画。

　　记不清从哪年开始，京媛迷上了绘画。因为是本校教员，她可以免费听艺术系的课，这使她的画越来越专业。2009年上半年她休假，本有来北大开会之议，但2月写信来说，她其实很忙，除写文章外，重头戏是“修四门美术课”（2009年2月12日信）。看来她的勤勉学习，绝不输于专业学生，而其水平的迅速提高，也足令我们惊讶。
　　至少从2009年起，对应我们每年寄送的旅游集锦贺年卡，京媛开始回赠她的画作照片。而且，每年秋天，她都会画一张色彩绚烂的秋叶图。至于華盛顿春天最美的风景，当然就是盛开的樱花了。下面是她2010年4月4日信中所写：
　　华府的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开始了，城里满是游客。昨天我和张明明（张恨水的女儿）去杰弗逊纪念堂湖边去画写生，张明明是职业画家，现在退休在家。她的水粉画十分棒，她画完当场就被人用150 美金买下了。我不愿卖我的水彩画，自己留着。给你寄去一阅。

　　我对这张画的评价是“很棒，画出了樱花的轻盈如雪，随风飘落”。信中提到的张明明，经常出现在京媛口中笔下，实为其交往最密切的画友。二人一起外出画画，甚至2018年初夏还结伴去了希腊，临写雅典和爱琴岛如画的美景。直到2019年2月，京媛还在兴致勃勃地筹划5月与张明明一同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写生。而我所看到的京媛最后一幅画作，也是新冠疫情尚不严重时，她在张家所绘静物。

　　应该说，京媛对绘画的痴迷与对学术的疏离恰是此长彼消，前者日渐取代了后者的专业地位。这不只表现在为了写生而出国旅游，而且，融汇中西也已成为她追求的理想境界。2010年6、7月间，京媛要到北京住一个月，她很早就在筹划找老师，以期“全力以赴学国画”。她自陈：“我以后不会以国画为主，但学习不同的画法对发展我自己的绘画风格有好处。我目前和将来绘画的侧重点还是西洋画，因为我喜欢绚烂的色彩。（当然国画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书法和诗词，那得需要一辈子的功夫和修养，所以我也不敢高攀。）”（2010年2月6日信）此外，观摩画展也成了京媛的常课。2011年，她专门去科罗拉多的丹佛美术馆看过徐悲鸿画展;当我们到纽约时，她也强力推荐我们去参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并发来了谷歌名画网上的相关链接。2013年相聚巴黎时，她更是当仁不让地做了莫奈与奥赛两所艺术博物馆的专业导游，为我们指点图像中的精妙所在。
　　令人兴奋的是，京媛的画作也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画展。记录一下我所了解的最初情况：第一次应该是2010年9-10月，在北京798举办的海外画家艺术展，之后有同年12月马里兰州伊斯顿（EASTON）的节日画展，2012年12月厦门美术馆举办的第三届“龙在天涯”美籍华裔艺术家书画展，2013年春节华盛顿的华人春节画展，等等。厦门那次展览，京媛提供了六幅画作，她自嘲是“跟人家专业画家混在一起滥竽充数”（2012年12月17日信），但心里实在是很高兴。
　　接下来就是作品的接连获奖。第一幅《操劳的一对儿》（A Working Couple）画的是两匹拉车的马，2017年3月在华盛顿当地画展中获奖，京媛还是以半开玩笑的口气报告喜讯：“现在我可以吹嘘地说我是获奖画家了。”（2017年3月9日微信）当年12月，画了六个橘子与四个茄子的《十全十美》（Perfect Ten）又获“荣誉提名”（三等奖），画作被人买走收藏。我祝贺她“成了得奖专业户”，她回复说：“我还得拼命再努力画更好的画。”（2017年12月18日微信）。
　　我所看到的京媛画作中，最具创意的应该是《魔方映真》。那也是2017年12月的作品，原准备即刻送台湾参展，画展却延期到明年。2016年11月病逝北京的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的头像，被京媛设计在一个白底魔方上，魔方中间一层已向一侧转动，陈映真的脸部因此被分割开来。魔方顶部正中的一小块则被抽离出来，落在旁边，这个透明体中有一只瞪视的眼珠。我曾经给一位专业画家看过此图，他也赞赏不已。但我还是提醒京媛：“新作《魔方映真》构思和寓意都很好，不过，涉及敏感人物，评价可能分歧，且与艺术无关。”我的意思是，这幅画与政治牵连，如果不能得奖，也不一定是艺术原因。京媛解释说：“正因为陈映真是有争议的作家，我才把他构造成魔方，任人拼解，那所谓的第三只眼似乎是中间空挡抽出来的，但其实是无法还原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2017年12月18日微信）这也是我见过的京媛绘画中唯一显露其学术思想的作品，表现方式则是我喜欢的含蓄且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