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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于中共党史上的庐山会议（即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称），一般人的印象多是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然而，这并非庐山会议的历史全貌，按照既定议程，“读书”被列为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议题”；而且会议结束后，即从年底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落实“读书”计划，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翻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第四卷（以下简称《年谱》），不难获得以上有关认识。
“读书”何以成为庐山会议的“第一议题”？一言以蔽之，实乃毛泽东的大力建议和积极倡导的结果。从《年谱》相关记述来看，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就党内干部“读书”问题，多次谈话、写信或批示。
第一次是在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吴冷西、田家英就他们二人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一事的谈话时指出：“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看一遍。”并提醒他们说：“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1]
第二次是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其间就“读书”问题郑重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并将这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在这封信中，他开门见山地说：“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2]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并特别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3]
第三次是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第一次讲话。在谈到“商品经济”时，他提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去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要看一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还特别交代杨尚昆，把“教科书给每人发一本”，并要求“大家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下。我们务一点虚，这是经济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4]
进入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认清当前形势和问题，毛泽东提出召开庐山会议。《年谱》详细记述和披露了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重视，曾多次召集会议反复研究。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江峡”轮上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时提出在庐山会议讨论的14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7月2日，他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协作区主任开会，讨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又增加了4个，形成了18个问题，并指示印发。其中关于“一、读书”部分的内容要点是：一是阐明了读书的必要性。他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二是确定了读者范围和读书对象。他指出：“中央、省市、 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5]三是明确提出了读书的目的。他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6]由此，“读书”正式成为庐山会议第一个“讨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明确要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深层原因是他高度重视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的理论总结，直接原因则是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外，只有这本书。他希望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以苏联的经济理论对照当时中国的实践，从中受到启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党内展开了 “反右倾”运动，所以“读书”计划并没有提到日程。当此次运动高潮过去后，中共中央重新做出了读书安排，于是党内从11月开始逐渐兴起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热潮。《年谱》详细记述了毛泽东与几位“秀才”一起读教科书的真实情况。
其一，成立“读书小组”，持续集中地通读教科书。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开始着手成立“读书小组”，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这四位“秀才”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60年2月4日至2月9日在广州期间，“读书小组”又增加了陶铸、胡乔木两个人。毛泽东的“读书小组”，采取了边读边议的方法，读书活动前后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整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邓力群后来评价说：“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7] 其二，对于教科书中的观点，有分析，有肯定，有批判。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过程中坚持运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8]他对于教科书中的每段话、每个重要观点，都认真琢磨，并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和评论。比如，在读到教科书关于“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时，他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9]在读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时，他批注：“好。”[10]在读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时，他批评说：“完全不对。”[11]在读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时，他批注：“赞同。”[12]再比如，在读到“刺激生产的决定因素之一时”，他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13]在读到“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时，他说：“‘彻底’两个字，带来个人主义威胁。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14]在读到“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时，他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就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5]这样精辟的批注、评议和分析，不胜枚举。
其三，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既“破”又“立”。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学以致用，他在读书时总是采取一种辩证的思维和态度，既能直指书中的缺点和不足，又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风格，在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淋漓展现。比如，他在读完教科书第34章后就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16]并指出：“这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17]再如，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他又对教科书做了一番深刻评价，概括地说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从总体上评价这本教科书总的说来“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二是指出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三是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它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四是认为“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18]四是提出了一些富有深意的创见，特别就写出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看法。比如，他在读教科书时郑重提出了共产党面临的“理论课题”和理论家面临的“时代任务”，即“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9]在评价教科书的过程中，他又进一步分析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现在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20]
当下，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加上受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国际大背景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这次读书活动思想内涵的发掘，同时也遮蔽和忽视了对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深邃见解的认知。细读《年谱》不难发现，毛泽东在这次读书活动中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
（一）关于“物质利益”的原则。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21]他还强调：“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22]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令人堪忧的是，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却与物质利益的提高并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观点，不能不钦佩他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深邃眼光和远见卓识。
（二）关于对“革命”的认识。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23]他在比较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同时进一步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24]毛泽东的“革命”观，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认识：一是“革命”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还有非政治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而这里的“文化革命”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回事。二是“革命”是实现历史阶段过渡的手段，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本身也是“革命”。三是就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其分水岭和标志是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思想观点，对于深入理解和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多年来关于“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讨论和争论一直不断。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来看，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按照他对“革命”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因此按照他的革命逻辑不可能允许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相对充分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三）关于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中关于苏联新宪法中的劳动者权利时说：“这里讲到苏联领导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25]这些思想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质内涵的深刻阐述，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在这里，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26]“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是一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需要面对和不断破解的大难题。毛泽东早在50多年前就提出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深远眼光。
（四）关于摆官僚“架子”问题。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第21章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27]他在读教科书第27章关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合作时又进一步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28]可以说，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谋取利益、争取平等权利，是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后的忠贞不渝的价值追求，因此担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搞特权、摆架子、脱离群众，成为他难以放下的一大心结。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郑重向党内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警示。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特权思想、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果然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对此毛泽东十分担忧、不满和警惕。
综上可见，从毛泽东多次建议“读书”，到“读书”成为庐山会议的“第一议题”，再到毛泽东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从中不但可以领略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所秉持的科学读书观，以及他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所展现的犀利眼光和深邃思想；同时也可以体会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养成的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学以致用的思想品格和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95年以来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由边缘走到中心和永葆生机的一个“神奇密码”。
参考文献
[1][2][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78.499. 499-500. 521.
[5][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22][23][24][25][26][27][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83.84.309.254.255.262.320.284.259.315.315.316.323.250.324.284.287.275.251.266-267.267-268.261.285-286.
[7]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J].党的文献，2014（7）.
“读书”何以成为庐山会议的“第一议题”？一言以蔽之，实乃毛泽东的大力建议和积极倡导的结果。从《年谱》相关记述来看，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就党内干部“读书”问题，多次谈话、写信或批示。
第一次是在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吴冷西、田家英就他们二人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一事的谈话时指出：“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看一遍。”并提醒他们说：“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1]
第二次是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其间就“读书”问题郑重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并将这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在这封信中，他开门见山地说：“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2]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并特别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3]
第三次是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第一次讲话。在谈到“商品经济”时，他提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去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要看一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还特别交代杨尚昆，把“教科书给每人发一本”，并要求“大家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下。我们务一点虚，这是经济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4]
进入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认清当前形势和问题，毛泽东提出召开庐山会议。《年谱》详细记述和披露了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重视，曾多次召集会议反复研究。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江峡”轮上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时提出在庐山会议讨论的14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7月2日，他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协作区主任开会，讨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又增加了4个，形成了18个问题，并指示印发。其中关于“一、读书”部分的内容要点是：一是阐明了读书的必要性。他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二是确定了读者范围和读书对象。他指出：“中央、省市、 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5]三是明确提出了读书的目的。他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6]由此，“读书”正式成为庐山会议第一个“讨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明确要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深层原因是他高度重视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的理论总结，直接原因则是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外，只有这本书。他希望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以苏联的经济理论对照当时中国的实践，从中受到启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党内展开了 “反右倾”运动，所以“读书”计划并没有提到日程。当此次运动高潮过去后，中共中央重新做出了读书安排，于是党内从11月开始逐渐兴起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热潮。《年谱》详细记述了毛泽东与几位“秀才”一起读教科书的真实情况。
其一，成立“读书小组”，持续集中地通读教科书。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开始着手成立“读书小组”，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这四位“秀才”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60年2月4日至2月9日在广州期间，“读书小组”又增加了陶铸、胡乔木两个人。毛泽东的“读书小组”，采取了边读边议的方法，读书活动前后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整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邓力群后来评价说：“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7] 其二，对于教科书中的观点，有分析，有肯定，有批判。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过程中坚持运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8]他对于教科书中的每段话、每个重要观点，都认真琢磨，并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和评论。比如，在读到教科书关于“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时，他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9]在读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时，他批注：“好。”[10]在读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时，他批评说：“完全不对。”[11]在读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时，他批注：“赞同。”[12]再比如，在读到“刺激生产的决定因素之一时”，他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13]在读到“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时，他说：“‘彻底’两个字，带来个人主义威胁。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14]在读到“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时，他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就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5]这样精辟的批注、评议和分析，不胜枚举。
其三，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既“破”又“立”。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学以致用，他在读书时总是采取一种辩证的思维和态度，既能直指书中的缺点和不足，又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风格，在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淋漓展现。比如，他在读完教科书第34章后就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16]并指出：“这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17]再如，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他又对教科书做了一番深刻评价，概括地说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从总体上评价这本教科书总的说来“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二是指出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三是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它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四是认为“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18]四是提出了一些富有深意的创见，特别就写出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看法。比如，他在读教科书时郑重提出了共产党面临的“理论课题”和理论家面临的“时代任务”，即“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9]在评价教科书的过程中，他又进一步分析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现在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20]
当下，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加上受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国际大背景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这次读书活动思想内涵的发掘，同时也遮蔽和忽视了对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深邃见解的认知。细读《年谱》不难发现，毛泽东在这次读书活动中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
（一）关于“物质利益”的原则。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21]他还强调：“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22]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令人堪忧的是，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却与物质利益的提高并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观点，不能不钦佩他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深邃眼光和远见卓识。
（二）关于对“革命”的认识。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23]他在比较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同时进一步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24]毛泽东的“革命”观，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认识：一是“革命”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还有非政治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而这里的“文化革命”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回事。二是“革命”是实现历史阶段过渡的手段，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本身也是“革命”。三是就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其分水岭和标志是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思想观点，对于深入理解和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多年来关于“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讨论和争论一直不断。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来看，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按照他对“革命”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因此按照他的革命逻辑不可能允许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相对充分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三）关于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中关于苏联新宪法中的劳动者权利时说：“这里讲到苏联领导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25]这些思想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质内涵的深刻阐述，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在这里，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26]“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是一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需要面对和不断破解的大难题。毛泽东早在50多年前就提出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深远眼光。
（四）关于摆官僚“架子”问题。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第21章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27]他在读教科书第27章关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合作时又进一步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28]可以说，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谋取利益、争取平等权利，是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后的忠贞不渝的价值追求，因此担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搞特权、摆架子、脱离群众，成为他难以放下的一大心结。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郑重向党内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警示。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特权思想、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果然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对此毛泽东十分担忧、不满和警惕。
综上可见，从毛泽东多次建议“读书”，到“读书”成为庐山会议的“第一议题”，再到毛泽东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从中不但可以领略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所秉持的科学读书观，以及他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所展现的犀利眼光和深邃思想；同时也可以体会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养成的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学以致用的思想品格和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95年以来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由边缘走到中心和永葆生机的一个“神奇密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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