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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沉睡在库房中的文物“苏醒”，流动起来。
从雍正皇帝移居养心殿，到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大清共有八位皇帝生活起居于养心殿，两宫太后也在此垂帘听政。因此，养心殿留存下众多国宝级文物，也就不足为奇。作为故宫最神秘的地方，每年到养心殿参观的观众有500多万，遗憾的是，观众通常只能趴窗户、踮脚尖，远远瞅一眼这些文物的轮廓。
让人欣喜的是，如今，268件曾经深藏于养心殿的文物，包括“东暖阁”紫檀宝座、雍正手书“中正仁和”匾等，几百年来第一次走出紫禁城，“摆驾”首都博物馆。
“观众想细看养心殿的文物，不用再趴窗户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从大批珍贵文物走出故宫，到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一票难求”、火爆全国，中国越来越多的文物不再深藏不露，正在走出“深闺”。
国宝大调查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中国文物到底有多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两大类。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过三次大的普查，2011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为了继续摸清国有可移动文物的家底情况和保存现状，国务院又启动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俗称“国宝大调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6年12月结束。
所谓可移动文物，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移动”的文物，包括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有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之分。珍贵文物又包括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国有可移动文物分布状况，共调查1万余家收藏单位，藏品约6400万件，存储照片5000万张，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数字藏品档案系统基本形成。
实际上，文物收藏单位除了公众熟知的博物馆外，我们身边的学校、医院，甚至银行系统里也有文物的身影。比如此次普查中，浙江大学登录文物有近2万件（套）;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有上千件（套）藏品被认定登记为文物，以历代钱币票据居多。
《永乐南藏》是佛教大藏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藏经，上世纪70年代运城市稷山县青龙寺藏经阁遭到拆除，原藏于此的《永乐南藏》佛经一直被封存于6个大木箱中。此次普查，尘封40余年的佛经终于重见天日，被认定为重要文物。
類似惊喜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不断出现。努尔哈赤铸造“天命通宝”的钱模在辽宁首次被发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普查员在曲阜发现的一个明黄花梨圆角柜，与流落海外，现存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中的一对黄花梨园角柜几乎完全相同;赤峰市上报的“陶塑人像”，是首次发现的红山文化身躯较为完整的陶塑人像。内蒙古国有可移动文物通过普查，家底整整翻了一番，文物总量由50万件（套）增加到100多万件（套）……
本刊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在完成第一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后，中国还将继续开展针对非国有博物馆收藏的可移动文物调查登记工作。
文物走出库房
晚清状元张謇1905年在南通创办南通博物苑，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公共博物馆。此后，中国博物馆历经110多年发展，截至201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博物馆已达到4692家，向社会免费开放有4013家，占总数的85.5%，全国博物馆馆藏文物总数超过3000万件（套）。
虽然中国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免费开放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博物馆藏品总体利用率依然偏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教授陆建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3年，国家文物局对央地共建的9个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出率进行了统计，其中最高的不足5%，最低的仅为1.2%，平均不足2.8%。个别新建的市县博物馆，馆藏文物少得连一个基本陈列都充实不起来。
一边是馆藏文物数量庞大，一边是展出利用率不高，甚至无物可展。为了让沉睡在库房中的文物“苏醒”，流动起来，各家博物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拿中国美术馆来说，馆长吴为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5月，位于中国美术馆六层的馆藏珍品陈列厅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者随时都能与名家大作近距离接触。
由故宫博院院与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走进养心殿”特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
1964年，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在写下“君爱文明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的诗句后，将国内仅存的苏轼孤本《潇湘竹石图卷》《湖山一览图》等个人珍藏的140余件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珍藏。馆藏珍品陈列厅开放后，观众终于得以一睹这些“镇馆之宝”的真容。
此外，中国美术馆还于2015年1月推出“典藏活化”系列展。从“人民的形象”“江山多娇”“华君武百年诞辰纪念特展”“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美术展”，到目前正在展出的“杨柳青古版年画精品展”，每一场展览，都让越来越多的馆藏走出库房，与观众面对面。
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在关强看来，博物馆馆际间开展借展、联展、巡展，让文物流动起来，也是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的一种有效方式。
近两年来，各大博物馆“频放大招”：故宫养心殿文物第一次离开紫禁城，“摆驾”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由首都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办，展出7个月，参观人数高达42万，创历年特展之最;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西北五省28家单位联合参与;“中国美术馆经典藏品西部巡展”，罗中立《父亲》、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四川，展出40天，接待观众近6万人次。 吴为山说，中国美术馆要把“家宝”变“国宝”，“中国美术馆的库房不是冷库，而是宝库”。
通常，博物馆库房闲人免进，专业研究人员进入库房也需要层层审批。2014年“国际博物馆日”，南京博物院为了让公众了解文物保护工作的全貌，打开库房大门，金属器库房、书画库房、扫描室、消毒熏蒸室、摄像室等，80年来首次展现在公众面前。
故宫博物院是全球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馆藏6200件珍稀古代家具，非紫檀即黄花梨，但80%都埋没于库房里，最多堆叠成11层。为此，故宫尝试开放“库房式展厅”，拉近公众与库房藏品的距离。
面对浩瀚的藏品，“库房式展厅”得以展出的藏品极其有限，并且对于外地观众来说，仍然相见无缘。随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全国可移动文物登录网建成运行。只要可以上网，观众就可以随时随地登录这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尽情欣赏全国各地博物馆库房里的文物。
点燃观者心中的激情
“习主席说要活用文物，讲好故事，怎么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展览进行传播。”陆建松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博物馆每年展览数量看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很多展览学术味太浓，百姓不感兴趣，大部分也看不懂。”
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介绍，近年来全国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约7亿人次，平均下来，每人2年才进一次博物馆。而在一些欧美国家，人们平均每年都要走进博物馆三到五次。
怎样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这是摆在大多数博物馆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在陆建松看来，博物馆除了要提高藏品利用率，还需要提升常设展览的水平，重视展览教育，让博物馆变得更加有趣、有吸引力。
文物类的展览，如果只是讲解文物出土年代、地点和器型，百姓看过之后留不下什么印象。“要讲解其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陆建松举例，对于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可这样介绍：它是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娘纯洁，菜叶端有一蝗、一螽斯，寓意子孙绵延。
《让木乃伊跳舞》的作者托马斯·霍文1967年接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七任馆长，在担任馆长的10年间，霍文倡导“博物馆现代化=学术 大众”模式，让大都会博物馆从“一潭死水”变为美国最有活力的文化机构。
霍文认为，要点燃观者心中的激情，务必以人为本，利用所有可能的技术服务公共教育，通过一切可以想见的手段，使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接受、并享受他们在博物馆的所见所闻。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藏品有残存29行465字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号称“骨中之王”的商代甲骨、中国现存唯一一卷唐代汉文《摩尼教经》……在金石拓片展厅，观众通过触摸屏，摹写甲骨文，还可以打印出来免费带回家。在善本展厅，观众欣赏展柜内《资治通鉴》手稿的同时，可以点击电子屏幕翻看古籍，体验阅读善本的乐趣。
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虹霖说，与藏品的互动能够让观众更好地记住博物馆，把博物馆带回家。
鎏金铜虎镇是极具扬州地方特色的一件珍贵文物，扬州博物馆运用全新3D打印技术，让市民亲自体验如何打印鎏金铜虎镇，让文物再一次“活起来”。据扬州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扬州博物馆即将开幕的鸡年艺术展中，这台神奇的打印机也将派上用场。
2016年“国际博物馆日”，深圳博物馆策划了“汉服导赏”，邀请专业老师与市民分享汉服文化，讲解汉服礼仪，观众可以现场试穿汉服，深受市民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喜欢。同一天，南京博物院推出“博物馆奇妙夜”活动。这是南京博物院“建院80多年来，第一次夜间‘不打烊’，对公众开放到晚上9点”，“天黑之后，5000多人夜游南博。”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介绍。
博物馆变身大课堂
“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保护机构，更重要的是教育机构。”中国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主任黄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修改了博物馆的定义，将实现教育职能提到首位，收藏和研究最终都应服务于教育。”
中國国家博物馆开展公共教育
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100余年，作为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收藏文物130多万件，如新时期时代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商王祭祀其母“戊”的司母戊鼎，明神宗（万历皇帝）孝靖王皇后凤冠……可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
如何让这些记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足迹的珍贵文物“活”起来，并利用它们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特别是面向中小学生的教育？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北京史家小学的一群学生正在博物馆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商代刻辞牛骨、秦代琅琊刻石等珍贵文物。看完展品后，小学生们又来到体验区教室，由学校专业课老师引导，相互之间展开交流和探讨。最后，每位同学亲自动手，在仿制牛骨上刻甲骨文，用石膏板、陶泥铸造金文，在竹简上摹写小篆，切身体会汉字的漫长历史演变过程。
黄琛告诉本刊记者，这堂“汉字的起源与统一”课程，是国博“社会大课堂”系列课程中的一课，专门为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量身打造。类似的课程还有美食美器、服饰礼仪、音乐辞戏等。
“史家小学曾经做过一次调查，问学生们最喜欢上什么课，80%以上的孩子写的都是国博课。”黄琛说，“我们相信，同学们在这里学习，一定会形成终身难忘的记忆。”
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共接待观众700多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观众占到18%;接待上课学生近20万人次，为北京130余所中小学提供了110场次/230小时的博物馆课程师资培训，可谓“人气十足”。
故宫博物院也在不断向教育功能延伸。2016年12月29日，位于午门西侧的故宫教育中心正式挂牌，面积约800平方米，针对不同年龄的观众开展教育或研修活动。为丰富中小学生的寒假文化生活，日前故宫博物院以“岁逢丁酉话金鸡”为主题，举办“故宫知识课堂”。
通过介绍故宫收藏的大量与“鸡”相关的文物珍品，采取讲座、互动游戏、知识竞答等活动形式，让同学们感受古人的精神世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据单霁翔介绍，知识课堂经常刚一开班，5分钟内报名就满了。
关强说，中国博物馆正经历着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观念转变。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范围，不再仅限于博物馆藏品、展览等文化资源的开放，还延伸至社会教育、文化产品等文化服务的开放。
从雍正皇帝移居养心殿，到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大清共有八位皇帝生活起居于养心殿，两宫太后也在此垂帘听政。因此，养心殿留存下众多国宝级文物，也就不足为奇。作为故宫最神秘的地方，每年到养心殿参观的观众有500多万，遗憾的是，观众通常只能趴窗户、踮脚尖，远远瞅一眼这些文物的轮廓。
让人欣喜的是，如今，268件曾经深藏于养心殿的文物，包括“东暖阁”紫檀宝座、雍正手书“中正仁和”匾等，几百年来第一次走出紫禁城，“摆驾”首都博物馆。
“观众想细看养心殿的文物，不用再趴窗户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从大批珍贵文物走出故宫，到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一票难求”、火爆全国，中国越来越多的文物不再深藏不露，正在走出“深闺”。
国宝大调查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中国文物到底有多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两大类。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过三次大的普查，2011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为了继续摸清国有可移动文物的家底情况和保存现状，国务院又启动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俗称“国宝大调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6年12月结束。
所谓可移动文物，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移动”的文物，包括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有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之分。珍贵文物又包括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国有可移动文物分布状况，共调查1万余家收藏单位，藏品约6400万件，存储照片5000万张，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数字藏品档案系统基本形成。
实际上，文物收藏单位除了公众熟知的博物馆外，我们身边的学校、医院，甚至银行系统里也有文物的身影。比如此次普查中，浙江大学登录文物有近2万件（套）;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有上千件（套）藏品被认定登记为文物，以历代钱币票据居多。
《永乐南藏》是佛教大藏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藏经，上世纪70年代运城市稷山县青龙寺藏经阁遭到拆除，原藏于此的《永乐南藏》佛经一直被封存于6个大木箱中。此次普查，尘封40余年的佛经终于重见天日，被认定为重要文物。
類似惊喜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不断出现。努尔哈赤铸造“天命通宝”的钱模在辽宁首次被发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普查员在曲阜发现的一个明黄花梨圆角柜，与流落海外，现存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中的一对黄花梨园角柜几乎完全相同;赤峰市上报的“陶塑人像”，是首次发现的红山文化身躯较为完整的陶塑人像。内蒙古国有可移动文物通过普查，家底整整翻了一番，文物总量由50万件（套）增加到100多万件（套）……
本刊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在完成第一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后，中国还将继续开展针对非国有博物馆收藏的可移动文物调查登记工作。
文物走出库房
晚清状元张謇1905年在南通创办南通博物苑，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公共博物馆。此后，中国博物馆历经110多年发展，截至201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博物馆已达到4692家，向社会免费开放有4013家，占总数的85.5%，全国博物馆馆藏文物总数超过3000万件（套）。
虽然中国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免费开放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博物馆藏品总体利用率依然偏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教授陆建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3年，国家文物局对央地共建的9个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出率进行了统计，其中最高的不足5%，最低的仅为1.2%，平均不足2.8%。个别新建的市县博物馆，馆藏文物少得连一个基本陈列都充实不起来。
一边是馆藏文物数量庞大，一边是展出利用率不高，甚至无物可展。为了让沉睡在库房中的文物“苏醒”，流动起来，各家博物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拿中国美术馆来说，馆长吴为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5月，位于中国美术馆六层的馆藏珍品陈列厅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者随时都能与名家大作近距离接触。
1964年，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在写下“君爱文明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的诗句后，将国内仅存的苏轼孤本《潇湘竹石图卷》《湖山一览图》等个人珍藏的140余件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珍藏。馆藏珍品陈列厅开放后，观众终于得以一睹这些“镇馆之宝”的真容。
此外，中国美术馆还于2015年1月推出“典藏活化”系列展。从“人民的形象”“江山多娇”“华君武百年诞辰纪念特展”“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美术展”，到目前正在展出的“杨柳青古版年画精品展”，每一场展览，都让越来越多的馆藏走出库房，与观众面对面。
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在关强看来，博物馆馆际间开展借展、联展、巡展，让文物流动起来，也是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的一种有效方式。
近两年来，各大博物馆“频放大招”：故宫养心殿文物第一次离开紫禁城，“摆驾”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由首都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办，展出7个月，参观人数高达42万，创历年特展之最;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展”，西北五省28家单位联合参与;“中国美术馆经典藏品西部巡展”，罗中立《父亲》、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四川，展出40天，接待观众近6万人次。 吴为山说，中国美术馆要把“家宝”变“国宝”，“中国美术馆的库房不是冷库，而是宝库”。
通常，博物馆库房闲人免进，专业研究人员进入库房也需要层层审批。2014年“国际博物馆日”，南京博物院为了让公众了解文物保护工作的全貌，打开库房大门，金属器库房、书画库房、扫描室、消毒熏蒸室、摄像室等，80年来首次展现在公众面前。
故宫博物院是全球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馆藏6200件珍稀古代家具，非紫檀即黄花梨，但80%都埋没于库房里，最多堆叠成11层。为此，故宫尝试开放“库房式展厅”，拉近公众与库房藏品的距离。
面对浩瀚的藏品，“库房式展厅”得以展出的藏品极其有限，并且对于外地观众来说，仍然相见无缘。随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全国可移动文物登录网建成运行。只要可以上网，观众就可以随时随地登录这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尽情欣赏全国各地博物馆库房里的文物。
点燃观者心中的激情
“习主席说要活用文物，讲好故事，怎么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展览进行传播。”陆建松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博物馆每年展览数量看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很多展览学术味太浓，百姓不感兴趣，大部分也看不懂。”
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介绍，近年来全国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约7亿人次，平均下来，每人2年才进一次博物馆。而在一些欧美国家，人们平均每年都要走进博物馆三到五次。
怎样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这是摆在大多数博物馆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在陆建松看来，博物馆除了要提高藏品利用率，还需要提升常设展览的水平，重视展览教育，让博物馆变得更加有趣、有吸引力。
文物类的展览，如果只是讲解文物出土年代、地点和器型，百姓看过之后留不下什么印象。“要讲解其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陆建松举例，对于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可这样介绍：它是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娘纯洁，菜叶端有一蝗、一螽斯，寓意子孙绵延。
《让木乃伊跳舞》的作者托马斯·霍文1967年接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七任馆长，在担任馆长的10年间，霍文倡导“博物馆现代化=学术 大众”模式，让大都会博物馆从“一潭死水”变为美国最有活力的文化机构。
霍文认为，要点燃观者心中的激情，务必以人为本，利用所有可能的技术服务公共教育，通过一切可以想见的手段，使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接受、并享受他们在博物馆的所见所闻。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藏品有残存29行465字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号称“骨中之王”的商代甲骨、中国现存唯一一卷唐代汉文《摩尼教经》……在金石拓片展厅，观众通过触摸屏，摹写甲骨文，还可以打印出来免费带回家。在善本展厅，观众欣赏展柜内《资治通鉴》手稿的同时，可以点击电子屏幕翻看古籍，体验阅读善本的乐趣。
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虹霖说，与藏品的互动能够让观众更好地记住博物馆，把博物馆带回家。
鎏金铜虎镇是极具扬州地方特色的一件珍贵文物，扬州博物馆运用全新3D打印技术，让市民亲自体验如何打印鎏金铜虎镇，让文物再一次“活起来”。据扬州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扬州博物馆即将开幕的鸡年艺术展中，这台神奇的打印机也将派上用场。
2016年“国际博物馆日”，深圳博物馆策划了“汉服导赏”，邀请专业老师与市民分享汉服文化，讲解汉服礼仪，观众可以现场试穿汉服，深受市民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喜欢。同一天，南京博物院推出“博物馆奇妙夜”活动。这是南京博物院“建院80多年来，第一次夜间‘不打烊’，对公众开放到晚上9点”，“天黑之后，5000多人夜游南博。”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介绍。
博物馆变身大课堂
“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保护机构，更重要的是教育机构。”中国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主任黄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修改了博物馆的定义，将实现教育职能提到首位，收藏和研究最终都应服务于教育。”
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100余年，作为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收藏文物130多万件，如新时期时代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商王祭祀其母“戊”的司母戊鼎，明神宗（万历皇帝）孝靖王皇后凤冠……可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
如何让这些记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足迹的珍贵文物“活”起来，并利用它们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特别是面向中小学生的教育？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北京史家小学的一群学生正在博物馆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商代刻辞牛骨、秦代琅琊刻石等珍贵文物。看完展品后，小学生们又来到体验区教室，由学校专业课老师引导，相互之间展开交流和探讨。最后，每位同学亲自动手，在仿制牛骨上刻甲骨文，用石膏板、陶泥铸造金文，在竹简上摹写小篆，切身体会汉字的漫长历史演变过程。
黄琛告诉本刊记者，这堂“汉字的起源与统一”课程，是国博“社会大课堂”系列课程中的一课，专门为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量身打造。类似的课程还有美食美器、服饰礼仪、音乐辞戏等。
“史家小学曾经做过一次调查，问学生们最喜欢上什么课，80%以上的孩子写的都是国博课。”黄琛说，“我们相信，同学们在这里学习，一定会形成终身难忘的记忆。”
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共接待观众700多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观众占到18%;接待上课学生近20万人次，为北京130余所中小学提供了110场次/230小时的博物馆课程师资培训，可谓“人气十足”。
故宫博物院也在不断向教育功能延伸。2016年12月29日，位于午门西侧的故宫教育中心正式挂牌，面积约800平方米，针对不同年龄的观众开展教育或研修活动。为丰富中小学生的寒假文化生活，日前故宫博物院以“岁逢丁酉话金鸡”为主题，举办“故宫知识课堂”。
通过介绍故宫收藏的大量与“鸡”相关的文物珍品，采取讲座、互动游戏、知识竞答等活动形式，让同学们感受古人的精神世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据单霁翔介绍，知识课堂经常刚一开班，5分钟内报名就满了。
关强说，中国博物馆正经历着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观念转变。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范围，不再仅限于博物馆藏品、展览等文化资源的开放，还延伸至社会教育、文化产品等文化服务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