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我最大的梦想是留一头长发。那时正值香港古惑仔如日中天的时候，刺着文身的郑伊健留着一头长发，光着膀子，露出健硕的胸肌，肩上扛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砍刀，目光冷峻，简直酷得让人没有招架之力。为此我暗地里蓄谋已久，成天端详在镜子面前，将额头最长的那缕头发笔直地往下拉，热情地关心它的长势。
　　就在我满以为第二个郑伊健就要横空出世的时候，母亲毫无人情味地命令我去集市找剃头匠把头发剪掉。简直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屁滚尿流地赶出家门去理发。
　　我知道母亲心中的尺度，每次从理发馆出来，头发短得虱子都滑脚她才会满意。理发馆大多在小巷深处，逼仄的古街裹挟着青石板路，剃头匠端坐在祖传下来的那张巨大的木料理发椅上，架子上摆着洋瓷盆、毛巾、肥皂和已用得褪了色泽的剪子、剃头刀，空气中弥漫着头发的味道。坐在那张吱吱呀呀的椅子上，老师傅会一声不吭地给你围上脏兮兮的已分不清是白是黑的理发围布，也不会问你要理什么发型，咔嚓咔嚓剪刀像推土机似的从头皮就碾了过去，只感觉到后脑勺一阵阵地发凉，灵魂出窍一样。
　　那种西瓜头让我对剃头匠深恶痛绝，这简直是对美的一种无情的践踏，好比林教头脸上遭的黥刑，走到哪都能认得出来。我曾提出过一回抗议，建议老师傅能不能变点花样。不料老师傅脸一横说，你这伢子不就想留长发么，告诉你只有流氓强盗和疯子才留那样的头发呢！一句话被他噎死了去。我人生第一个美美的古惑仔梦，就这么葬送在了母亲和那已近花甲之年的剃头匠手中。
　　古惑仔如今早已不再流行，小巷里那批祖传下来的理发馆，也早被各种时髦的发廊取代，留长发也不是件什么大惊小怪的事，甚至留莫西干头也没人会说你。大街上现在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发色都能见得到了，黄的白的紫的绿的，人类恨不得在脑袋上开个大染坊，要是那些老师傅们还健在，想来会被活活气死不成。
　　现在头发长一点，我也会紧张。这些气派而时髦的理发店早已超出了理发的范畴，洗头、按摩、美容、染发、护理……无所不包，令人眼花缭乱。打扮精致，发型新潮的理发师们在你踏入理发店的那刻起，便开始了他们五花八门的推销手段。“洗头？染发？要不要设计个发型？烫一下也许会更帅！”至于理发，倒是退居其次了。生活在多元化的时代里，要想回到少时那种简单纯粹的理发时光是不可能了。所以我很羡慕古代长发飘飘的年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随便剪掉。也羡慕搞摇滚或文艺青年，长发飘飘，可以在市井中招摇过市。
　　满人入关之前，汉族男子是不留辫子的。剃发留辫是满族人的风俗，清代满族成年男子为了视野开阔，便于山林中骑射，于是把前颅头发全部剃去,只留颅顶后的头发，编结成辫，垂于脑后。1644年，清兵入关，厉行剃发令，“叫官民尽皆剃头”，违令者“杀无赦”。这对深受传统儒教文化影响下的汉民来说，剃发留辫实在有悖于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价值观，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很多有气节的士大夫宁愿掉脑袋也不肯理发蓄辫。
　　倒想起后来那个著名的老顽固辜鸿铭来了。这可爱且狂妄的老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顿时石化。
　　1928年辜鸿铭逝世时，满清最后一根辫子终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只是这无形的辫子，只怕很多年后还依然束缚在国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