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流派，指在鲁迅的带动和影响下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其创作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作品中展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反映了淳朴乡人的生活、思想、感情、性格、命运。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研究，前人多从国民性的挖掘或者从传统封建思想残留的角度着眼，很少有人从人性角度去审视研究。本文写作是为了能给人一个崭新的视角，从人性角度重新认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从人性残缺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认识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一大批作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展现的一种人性残缺美，是为了能把一种真实的残缺的人性，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充分认识其本质，从而进一步认识到自我人性的残缺，使人更加向往人性的完美，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去改造自身人性残缺的一面，激励人追求人性的完美，去实践一种人类自我的人性完美。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对人性残缺美的艺术表现主要是以鲁迅、王鲁彦、蹇先艾、许杰等为代表的冷静客观的写实笔触，写农人的不幸和痛苦、愚昧和麻木，是执著于人生，正面描写和揭示人性残缺的一类乡土小说。
　　以鲁迅、王鲁彦、蹇先艾、台静农、许杰等为代表的一派中国现代乡土作家的创作，笔调平实，主题深远，在这如针如刺的平实笔锋中却有一种沉重和悲哀的意味深深藏于字里行间。作品以零度情感写出了农民灵魂深处的弱点。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特色，艺术形象富有思想深度，语言冷峻。在现实犀利的笔触下，把一份真实可叹的人性表现的淋漓尽致，把一份真实残缺的人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根据自身的不同角度去接受，去鉴赏这份残缺的真实人性。当人们面对这种残缺时，会深刻反思、审视自我，从而使人自觉的不自觉的去直接或间接的改造自身的人性弱点。
　　一、鲁迅笔下“阿Q”式的人性弱点
　　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实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鲁迅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母亲来自农村，因此从小就接触农民，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小说创作有很深的影响。在他的笔下描写了农村中的封建陋俗和农民愚昧麻木，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辛酸凄苦。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中执意探索国民性、抨击封建礼教，展示人性弱点，表现人性残缺的根源。他以巨大的悲悯与严正态度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农民形象。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作《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更是乡土文学的最早代表作之一。在作品中，作者于犀利的笔锋中寓一种沉重和批判的意味深深藏于字里行间，透析农民灵魂深处的人性弱点，把千百年积聚的人性残缺的一面凸现出来，让读者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去品评这份赤裸的残缺人性。其主人公阿Q在鲁迅如矛的笔下，深刻、真实的跃然纸上，立于读者面前。
　　阿Q这一形象最深刻、最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人性的残缺病根的认识。阿Q身上的这种人性残缺是长期由统治者赐予的各种自欺欺人的被统治者思想，他受欺压的屈辱历史以及愚昧麻木的国民性的一种病态性格的沉积。阿Q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经过历史积淀后的残缺人性，还表现在他十分麻木、健忘，特别是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麻木、健忘。鲁迅所要着重揭示的正是阿Q自始至终都缺乏作为“人”的基本自觉，缺乏对于个体生命的清醒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处于生命的爱惜、尊重和自觉维护。阿Q的内在精神就是魯迅所一再指出的、被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所压榨挤扁了的“沉默的国人的灵魂”。作者怀着深广的忧愤，解剖着这种自我欺骗，自我麻醉的残缺人性，这种残缺的人性正是当时阶级社会中人性真实的再现。
　　二、王鲁彦等笔下陋俗中的残缺人性
　　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拓者，也是积极的倡导者。在二、三十年代他引导和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走上了乡土小说的创作道路。构成了20年代、30年代以写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以展现乡镇下层人民苦难不幸人生，批判他们愚昧麻木灵魂，揭示其残缺人性为主要内容的乡土写实派。鲁迅开创的这一派乡土文学创作大多具有一种深沉的国民忧患意识，以鲁迅、王鲁彦、蹇先艾、许杰等为代表的作家们大多不忘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在小说中剖示乡民们的精神弱点和人性的残缺，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中的心理痼疾。
　　首先，这类小说揭示的残缺人性表现为人性的盲从、狭隘。许杰，以表现浙东的乡村悲剧见长。有名的如《惨雾》写乡村间的原始性械斗，使人看到强悍、好斗的风俗以及宗族观念被农村封建势力利用的惊心动魄一幕。作者正是通过质朴，真实的叙述，批判宗族制的愚昧，人在宗族制枷锁下的无奈、悲哀，警示后人，让人有所感悟，弥补这种盲目，狭隘的缺陷人性。许杰在这种戏剧性描写的背后，是潜藏着令人战栗的悲剧性因素的，这便是封建宗法制农村的灰暗与人的精神病态以及表现出的人性的深层残缺。小说对两村村民械斗的描绘，正是对旧中国农村与农民心理痼疾的深刻揭露与批判，无疑具有广泛、普遍的社会意义。
　　其次，麻木、冷漠也是这类小说所观照的残缺人性的一种体现。蹇先艾的作品社会批判的锋芒虽然不露于外，但仍具有较强的讽刺功用。他的《水葬》最能代表他的贵州乡土题材特色，小说揭示出闭塞乡村的大众灵魂和人性的残缺，指出一种人性的病态，以引起人们的思索。台静农的《拜堂》也具有了同样的内涵，尖锐地表露了麻木农人心中的残忍与漠视。他们对不幸者没有一丝同情，反而加以嘲弄、取笑，残缺的人性麻木、冷漠到如此地步。
　　再次，人性的愚昧、不开化也是也是这类作家所着眼的残缺一面。王鲁彦笔下的“冥婚”，《菊英的出嫁》描绘了浙东农村的“冥婚”（即为死人办婚事）陋习。作者对笔下人物丝毫未流露出任何明显的或褒或贬的主观情感和态度，只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鲜活的笔触塑造出了这样一位可怜、可叹、可悲的母亲形象。细密的场面和人物描写显示了古老中国农业社会落后于时代的蹒跚步伐，而这种奇特的封建陋习叙述得越是具体可见，就越发使人对这种落后性深感震惊，使人能充分认识在这场“闹剧”婚礼中所见的缺陷人性，从中能有所感悟，有所启示。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的许多作家正是在民风、民俗、民情的叙写中，刻画出了一个个真实可叹而又人性残缺的人物，在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的相互交织中展现愚昧、麻木、凄凉的残缺人性。这些作家之所以这样描写，就是要让读者充分认识到闭塞、落后的乡村，人性残缺是如何的不堪。通过认识进而揭示这种人性的残缺在现代人们的身上是否还有沉积，是否还依稀可见其影子，这种人性的残缺是否具有跨越时空的能力。“有则改之”，通过认识改造自我身上人性残缺的影子，去追求和实现自我心中的一种完美人性。这似乎也是这些用心良苦的作家们笔下残缺人性的一种教育功能，也是残缺人性的一种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