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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作者先后观察了当前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17年文学和晚清谴责小说的关系。认为，在1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在30年的视野中，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有一个从“思想斗争”到“权力斗争”的变化；在60年的视野中，“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在10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总之，当前的官场小说失掉了批判精神，更多具有实用主义的指导意味。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精神症候的镜像。
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两点：一是认为“官场小说”是“通俗小说”，很“俗”，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值得认真对待；二是“官场小说”涉及很多官场内幕与权力斗争，不少人会觉得很“脏”，不愿意去触碰这一话题。不过在笔者看来，“官场小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社会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潜规则”，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氛围。
考察“官场小说”，我们首先需要对“官场小说”的创作与阅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09年1～3月，官场小说品种就达到123种，与2008年全年官场小说约118种相比，持续高温。……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公务员占到30.5%，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27.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阅读总人数的79.7%，即在接受调查的690多人中，有8成的人阅读过官场小说。”（《官员喜读官场小说》，载于《决策》2009年第11期）不仅如此，在各大网站上的“读书”栏目以及文学网站中，“官场小说”都专列一个类别，还有“排行榜”，在新浪读书频道的“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部小说”中，更将官场小说细分为“入仕必读书目”、“晋升必读书目”、“守位必读书目”、“洁身必读书目”等不同类别，搜狐则有“优秀仕途小说展”，而在“小说在线阅读”推荐的“经典官场小说”则有上百部之多。此外，在“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中，也出现了为人广泛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这些人主要包括阎真（《沧浪之水》）、王跃文（《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黄晓阳（《二号首长》系列）、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许开祯（《省委班子》）、王晓方（《驻京办主任》）、肖仁福（《官运》）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官场小说”已是一种成熟而又畅销的文学类型。
“官场小说”及其最新变化
王跃文的《国画》（1998）被认为是“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作，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在荆都市从秘书到财政厅副厅长的经历，展示了他的诸种遭遇及其内心历程。《梅次故事》（2001）是《国画》的续篇，描写朱怀镜调至梅次市担任副书记之后的故事，展现了官场的逻辑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触。《苍黄》（2009）以刘星明、李济运等人的故事，延续了作者对官场中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阎真的《沧浪之水》（2001）也是“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述医学研究生池大为，在进入省卫生厅后逐渐融入“官场”的过程，开始时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但世态炎凉与生活压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认同了官场规则，并利用这一规则获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官场小说”虽然仍瞩目于“官场”逻辑与内幕，但是在小说的主题、“主体”以及叙述的方式与侧重点等方面，与王跃文、阎真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了“官场小说”新的变异，也折射出了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很值得我们关注。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运行逻辑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在这里，“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权力”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限制，构成了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终极评判，也构造了当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整体结构。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朱怀镜、池大为，《二号首长》中的唐小舟、《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侯卫东、《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为“成熟”的主体，他们在进入“官场”时没有（或很少有）内心的波动，天然就认同了官场的规则，他们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获得权力，以及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说重点描述的也是他们“晋升”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目的他们的谋划、心思、手段及其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国画》、《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在权力斗争中时常有犹豫、彷徨，以及远离是非之地、在艺术或宗教中别寻寄托的想法；而在《沧浪之水》中，让池大为最焦虑的问题是，他是否应该放弃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操守，进入“官场”及其逻辑，——这也是《沧浪之水》的主体内容。如果以《二号首长》等小说的逻辑来看，这样的情绪与想法无疑是“幼稚”的，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因素，在《二号首长》等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在出场时就已经颇为“成熟”了，他们并不需要经历池大为式的焦虑与挣扎。尤其是《沧浪之水》中的叙事逻辑——主人公池大为只要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很快就在官场获得了成功，这样“一堕落就成功”的模式，显然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力，也低估了“官场”的艰难与复杂性。在“堕落”之后，唐小舟还有更多艰难的路要走，他们面临的是比池大为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规则”，这比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更加切实，也更加严峻——在这里，我们看到“官场小说”的主人公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小说的整体色彩上，《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权力倾轧中充满了进取的精神，这些作品的叙述结构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小说的主人公凭借个人的聪明与奋斗，凭借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有利因素，凭借对官场规则的适应与应用，在官场的台阶上一步步迈进，纵横捭阖，顾盼自雄。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他们精明强干，游刃有余，是这个社会中为人瞩目的“成功者”。但是，与这些作品相比，《国画》、《梅次故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胁突遇车祸之后，“朱怀镜没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诉香妹和陈舒二位。他们低着头，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更具虔诚的意味。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这是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的反应与佛教氛围的渲染，让小说具有一种超越与反思的意味。而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虽然成功地当上了省卫生厅厅长，但仍不脱知识分子习气，“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尽量地升上去，一动不动。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与之相比，《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结尾处都在交待故事的进展或结局，绝少这样抒情性或跳出官场逻辑的段落。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比如《二号首长》中有这样的段落：“领导有三种称呼，一是官职，二是首长，三是老板。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你叫他书记，显得太公事公办，叫他首长，显得太隔膜，叫老板，就亲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肯定好过别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肯定叫官职比较好。”“官场的事，其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只要涉及人，就一定复杂无比。今天他总算明白过来，他之所以搞不好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是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搞好同所有人的关系，结果是一个都没有搞好。如果用矛盾论的方法来分析，所有关系，都是次要关系，只有其中一个人，才是主要关系。也就是说，你只要搞好这个主要关系，其余所有次要关系，全都解决了。”这些官场智慧与“经验”，可以说是《二号首长》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而《侯卫东官场笔记》在小说的内容简介中便说，“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66个党政部门，84起官场风波，304位各级别官员，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说的诱人之处便在于“升迁”的秘密。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折，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在十余年间的重大变化。
“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
“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19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争斗中，虽然存在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学”作为比照，我们便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变化。与“改革文学”不同，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斗争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虽然斗争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无的。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在积极地干事业，在遇到诸如抗洪之类的事情时（《二号首长》），他们表现出的决断与果敢也足以令人动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政绩”，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仍然依附于权力斗争，是在这一框架的制约下进行的。
在这里，涉及“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想敢做，勇担重任，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收获了爱情。其中的优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还是唐小舟、侯卫东，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弃“良知”而取得的，同样，他们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卫东），但他们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或者说置身于官场中的他们，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或能力的大小，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在“改革文学”中，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虽然“保守派”常常会被丑化或漫画化），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较少有阴谋诡计。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则不同，首先斗争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斗争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阴谋，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以上这些层面的不同，也决定了“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学”中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总体基调是明朗的，“官场小说”就并非如此。
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权力的因素，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干预现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与“改革文学”和“官场小说”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们可以看到，与“改革文学”相似，在“十七年文学”中很少看到权力斗争的直接表现，在这里，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并且受到思想斗争的制约。在《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在《艳阳天》（1964～1966）中的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还是单干——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双方的斗争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他们的斗争中，很少看到个人权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文学”中思想斗争的叙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学”所开创的。在这里，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评价以思想斗争或路线斗争为主要线索的小说？在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大多以强调“阶级斗争”为名对之加以否定，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参照：（1）在以思想或路线斗争为线索的小说出现之前，比如在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1960）等小说中，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对地方生活经验与乡村人物的生动描摹，但却缺少一种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的能力与方式，《创业史》等小说中的“思想斗争”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2）与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模式相比较，“思想斗争”的方式无疑更具严肃性，也更能够为人接受。——如果以这样的视野去看，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十七年小说”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对其开创性与重要性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
其次，更具“人民性”。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处于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与他们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对象，或者“权力斗争”的被动承受者。“十七年文学”对他们的生活及其斗争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在文学与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众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纯洁性”。在“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及权力斗争的严酷内幕，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在这方面，“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虽然也不乏残酷，但相比之下，却是光明正大的，双方都在为理想、为公共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在这方面，“十七年文学”比“改革文学”更具纯洁性，对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其中反面人物刘世吾的缺点是“官僚主义”，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马之悦的缺点是“自私”与“世故”，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顾。在“改革文学”中，反面人物的缺点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拉帮结派，欺上瞒下，以便巩固个人的权力与势力，但这样的行为尚未不择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线。而在当今“官场小说”中，则充斥着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与欲望横行。从这些缺点与“底线”，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场”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谴责小说”，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区分，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
在叙述态度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谴责小说”这一命名所显示的，无论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3）、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5），还是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曾朴的《孽海花》（1903），对于“官场”都持一种“谴责”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暴露社会的黑暗、揭露官场中的丑恶现象，但对这些现象并不认同。但是“官场小说”却与之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虽然也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与运作机制，但却很少有“谴责”或批判的态度，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内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官场的经验与得失，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手册，在总体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在小说的叙述模式上，“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着极大的不同。“谴责小说”多采用游历或旁观的结构方式，小说中的叙述者对于“官场”的态度是疏离的旁观者，而“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置身于“官场”之中，往往以“成长小说”的模式，展示主人公进入官场以及在官场的台阶上攀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说的主人公经历重重宦海风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主体”。在这不同的叙述模式背后，也显示了不同时代的作者对“官场”的不同态度。对于李宝嘉、吴研人等人来说，他们对官场丑恶与社会黑暗的揭示背后，既有愤懑不平的情绪，也有洁身自好的因素，因而选择了疏离性的旁观态度，这也是他们政治态度的一种反映；而对于“官场小说”的创作者来说，则大多认同于当代社会的“新意识形态”——“成功者”的神话，他们的作品也是对这一神话的诠释，小说中那些“成熟的主体”便是这样一种理想性的人格——大权在握，精明强干，在当代社会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对此类人物的向往与崇拜，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它们组织叙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观、艺术观不同。在笔者看来，“谴责小说”更多继承了中国明清世情小说的传统，多以散点的方式，描述社会现实中的直接经验；而“官场小说”则更多继承了“五四”以后来自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多以“透视”的方式，对社会现实加以“提炼”与“典型化”。这样，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小说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种种丑恶与黑暗的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是“个别”的，并不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概括。但在“官场小说”中却并非如此，“官场小说”描述的虽然也是“个别”的现象，但在对这“个别”现象的描述中，却融入了作者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权力斗争虽然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却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则与原理，不仅仅是一些“现象”，而且是一种“本质”。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谴责小说”是对贪污腐化现象的具体描述，而“官场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
小 结
以上我们梳理了“官场小说”自身的变化，及其与“改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晚清“谴责小说”在权力叙事上的异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看法：
1.在1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
2.在30年的视野中，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有一个从“思想斗争”到“权力斗争”的变化；
3.在60年的视野中，“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
4.在10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
在上述分析中，读者很容易从中读出对“官场小说”的批评性意见，但在笔者看来，“官场小说”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将一种主流价值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征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需归罪于镜子本身。这个镜中之像呈现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是由重重叠叠的权力关系构成的网络，只要进入其内在逻辑与机制，便很难挣脱出来，仿佛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或者“万难毁坏的铁屋子”。那么，面对这个新世纪的“铁屋子”，我们该如何突围呢？
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两点：一是认为“官场小说”是“通俗小说”，很“俗”，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值得认真对待；二是“官场小说”涉及很多官场内幕与权力斗争，不少人会觉得很“脏”，不愿意去触碰这一话题。不过在笔者看来，“官场小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社会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潜规则”，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氛围。
考察“官场小说”，我们首先需要对“官场小说”的创作与阅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09年1～3月，官场小说品种就达到123种，与2008年全年官场小说约118种相比，持续高温。……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公务员占到30.5%，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27.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阅读总人数的79.7%，即在接受调查的690多人中，有8成的人阅读过官场小说。”（《官员喜读官场小说》，载于《决策》2009年第11期）不仅如此，在各大网站上的“读书”栏目以及文学网站中，“官场小说”都专列一个类别，还有“排行榜”，在新浪读书频道的“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部小说”中，更将官场小说细分为“入仕必读书目”、“晋升必读书目”、“守位必读书目”、“洁身必读书目”等不同类别，搜狐则有“优秀仕途小说展”，而在“小说在线阅读”推荐的“经典官场小说”则有上百部之多。此外，在“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中，也出现了为人广泛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这些人主要包括阎真（《沧浪之水》）、王跃文（《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黄晓阳（《二号首长》系列）、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许开祯（《省委班子》）、王晓方（《驻京办主任》）、肖仁福（《官运》）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官场小说”已是一种成熟而又畅销的文学类型。
“官场小说”及其最新变化
王跃文的《国画》（1998）被认为是“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作，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在荆都市从秘书到财政厅副厅长的经历，展示了他的诸种遭遇及其内心历程。《梅次故事》（2001）是《国画》的续篇，描写朱怀镜调至梅次市担任副书记之后的故事，展现了官场的逻辑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触。《苍黄》（2009）以刘星明、李济运等人的故事，延续了作者对官场中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阎真的《沧浪之水》（2001）也是“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述医学研究生池大为，在进入省卫生厅后逐渐融入“官场”的过程，开始时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但世态炎凉与生活压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认同了官场规则，并利用这一规则获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官场小说”虽然仍瞩目于“官场”逻辑与内幕，但是在小说的主题、“主体”以及叙述的方式与侧重点等方面，与王跃文、阎真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了“官场小说”新的变异，也折射出了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很值得我们关注。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运行逻辑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在这里，“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权力”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限制，构成了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终极评判，也构造了当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整体结构。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朱怀镜、池大为，《二号首长》中的唐小舟、《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侯卫东、《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为“成熟”的主体，他们在进入“官场”时没有（或很少有）内心的波动，天然就认同了官场的规则，他们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获得权力，以及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说重点描述的也是他们“晋升”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目的他们的谋划、心思、手段及其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国画》、《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在权力斗争中时常有犹豫、彷徨，以及远离是非之地、在艺术或宗教中别寻寄托的想法；而在《沧浪之水》中，让池大为最焦虑的问题是，他是否应该放弃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操守，进入“官场”及其逻辑，——这也是《沧浪之水》的主体内容。如果以《二号首长》等小说的逻辑来看，这样的情绪与想法无疑是“幼稚”的，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因素，在《二号首长》等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在出场时就已经颇为“成熟”了，他们并不需要经历池大为式的焦虑与挣扎。尤其是《沧浪之水》中的叙事逻辑——主人公池大为只要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很快就在官场获得了成功，这样“一堕落就成功”的模式，显然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力，也低估了“官场”的艰难与复杂性。在“堕落”之后，唐小舟还有更多艰难的路要走，他们面临的是比池大为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规则”，这比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更加切实，也更加严峻——在这里，我们看到“官场小说”的主人公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小说的整体色彩上，《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权力倾轧中充满了进取的精神，这些作品的叙述结构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小说的主人公凭借个人的聪明与奋斗，凭借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有利因素，凭借对官场规则的适应与应用，在官场的台阶上一步步迈进，纵横捭阖，顾盼自雄。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他们精明强干，游刃有余，是这个社会中为人瞩目的“成功者”。但是，与这些作品相比，《国画》、《梅次故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胁突遇车祸之后，“朱怀镜没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诉香妹和陈舒二位。他们低着头，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更具虔诚的意味。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这是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的反应与佛教氛围的渲染，让小说具有一种超越与反思的意味。而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虽然成功地当上了省卫生厅厅长，但仍不脱知识分子习气，“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尽量地升上去，一动不动。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与之相比，《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结尾处都在交待故事的进展或结局，绝少这样抒情性或跳出官场逻辑的段落。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比如《二号首长》中有这样的段落：“领导有三种称呼，一是官职，二是首长，三是老板。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你叫他书记，显得太公事公办，叫他首长，显得太隔膜，叫老板，就亲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肯定好过别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肯定叫官职比较好。”“官场的事，其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只要涉及人，就一定复杂无比。今天他总算明白过来，他之所以搞不好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是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搞好同所有人的关系，结果是一个都没有搞好。如果用矛盾论的方法来分析，所有关系，都是次要关系，只有其中一个人，才是主要关系。也就是说，你只要搞好这个主要关系，其余所有次要关系，全都解决了。”这些官场智慧与“经验”，可以说是《二号首长》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而《侯卫东官场笔记》在小说的内容简介中便说，“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66个党政部门，84起官场风波，304位各级别官员，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说的诱人之处便在于“升迁”的秘密。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折，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在十余年间的重大变化。
“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
“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19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争斗中，虽然存在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学”作为比照，我们便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变化。与“改革文学”不同，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斗争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虽然斗争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无的。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在积极地干事业，在遇到诸如抗洪之类的事情时（《二号首长》），他们表现出的决断与果敢也足以令人动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政绩”，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仍然依附于权力斗争，是在这一框架的制约下进行的。
在这里，涉及“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想敢做，勇担重任，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收获了爱情。其中的优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还是唐小舟、侯卫东，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弃“良知”而取得的，同样，他们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卫东），但他们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或者说置身于官场中的他们，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或能力的大小，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在“改革文学”中，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虽然“保守派”常常会被丑化或漫画化），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较少有阴谋诡计。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则不同，首先斗争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斗争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阴谋，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以上这些层面的不同，也决定了“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学”中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总体基调是明朗的，“官场小说”就并非如此。
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权力的因素，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干预现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与“改革文学”和“官场小说”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们可以看到，与“改革文学”相似，在“十七年文学”中很少看到权力斗争的直接表现，在这里，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并且受到思想斗争的制约。在《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在《艳阳天》（1964～1966）中的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还是单干——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双方的斗争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他们的斗争中，很少看到个人权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文学”中思想斗争的叙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学”所开创的。在这里，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评价以思想斗争或路线斗争为主要线索的小说？在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大多以强调“阶级斗争”为名对之加以否定，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参照：（1）在以思想或路线斗争为线索的小说出现之前，比如在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1960）等小说中，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对地方生活经验与乡村人物的生动描摹，但却缺少一种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的能力与方式，《创业史》等小说中的“思想斗争”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2）与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模式相比较，“思想斗争”的方式无疑更具严肃性，也更能够为人接受。——如果以这样的视野去看，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十七年小说”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对其开创性与重要性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
其次，更具“人民性”。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处于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与他们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对象，或者“权力斗争”的被动承受者。“十七年文学”对他们的生活及其斗争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在文学与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众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纯洁性”。在“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及权力斗争的严酷内幕，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在这方面，“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虽然也不乏残酷，但相比之下，却是光明正大的，双方都在为理想、为公共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在这方面，“十七年文学”比“改革文学”更具纯洁性，对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其中反面人物刘世吾的缺点是“官僚主义”，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马之悦的缺点是“自私”与“世故”，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顾。在“改革文学”中，反面人物的缺点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拉帮结派，欺上瞒下，以便巩固个人的权力与势力，但这样的行为尚未不择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线。而在当今“官场小说”中，则充斥着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与欲望横行。从这些缺点与“底线”，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场”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谴责小说”，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区分，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
在叙述态度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谴责小说”这一命名所显示的，无论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3）、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5），还是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曾朴的《孽海花》（1903），对于“官场”都持一种“谴责”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暴露社会的黑暗、揭露官场中的丑恶现象，但对这些现象并不认同。但是“官场小说”却与之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虽然也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与运作机制，但却很少有“谴责”或批判的态度，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内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官场的经验与得失，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手册，在总体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在小说的叙述模式上，“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着极大的不同。“谴责小说”多采用游历或旁观的结构方式，小说中的叙述者对于“官场”的态度是疏离的旁观者，而“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置身于“官场”之中，往往以“成长小说”的模式，展示主人公进入官场以及在官场的台阶上攀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说的主人公经历重重宦海风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主体”。在这不同的叙述模式背后，也显示了不同时代的作者对“官场”的不同态度。对于李宝嘉、吴研人等人来说，他们对官场丑恶与社会黑暗的揭示背后，既有愤懑不平的情绪，也有洁身自好的因素，因而选择了疏离性的旁观态度，这也是他们政治态度的一种反映；而对于“官场小说”的创作者来说，则大多认同于当代社会的“新意识形态”——“成功者”的神话，他们的作品也是对这一神话的诠释，小说中那些“成熟的主体”便是这样一种理想性的人格——大权在握，精明强干，在当代社会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对此类人物的向往与崇拜，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它们组织叙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观、艺术观不同。在笔者看来，“谴责小说”更多继承了中国明清世情小说的传统，多以散点的方式，描述社会现实中的直接经验；而“官场小说”则更多继承了“五四”以后来自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多以“透视”的方式，对社会现实加以“提炼”与“典型化”。这样，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小说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种种丑恶与黑暗的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是“个别”的，并不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概括。但在“官场小说”中却并非如此，“官场小说”描述的虽然也是“个别”的现象，但在对这“个别”现象的描述中，却融入了作者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权力斗争虽然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却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则与原理，不仅仅是一些“现象”，而且是一种“本质”。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谴责小说”是对贪污腐化现象的具体描述，而“官场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
小 结
以上我们梳理了“官场小说”自身的变化，及其与“改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晚清“谴责小说”在权力叙事上的异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看法：
1.在1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
2.在30年的视野中，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有一个从“思想斗争”到“权力斗争”的变化；
3.在60年的视野中，“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
4.在10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
在上述分析中，读者很容易从中读出对“官场小说”的批评性意见，但在笔者看来，“官场小说”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将一种主流价值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征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需归罪于镜子本身。这个镜中之像呈现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是由重重叠叠的权力关系构成的网络，只要进入其内在逻辑与机制，便很难挣脱出来，仿佛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或者“万难毁坏的铁屋子”。那么，面对这个新世纪的“铁屋子”，我们该如何突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