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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08年，许多今天的商业事件从那时起已开始萌芽，只是当时并非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但这样的总结并不让人愉悦，相反，它让人感到生活在其中的人面目模糊。
因此，我们抽取了3个人的样本去窥视这10年的商业生活—没有什么比那些随着商业环境浮沉的人更能悄悄验证世界的变化。
10年前，许可刚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那是他第一次到这个国际商业都市生活，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奢侈品和快时尚，并逐渐形成了前卫的消费观念：与父辈不同，“享受当下”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比“存钱养老”来得更实际些。这种观念也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选择。
同年，张可帅刚走出复旦大学的校门，开始他的职场人生。他的经历也许也代表着大部分10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职业选择的变化：从“500强”到“互联网公司”。而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商业世界中，他意识到，曾经寻找一份“稳定工作”的求职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后一位创业者程亮是较早进入创业浪潮中的年轻人之一，在经历过连续创业的成功与失败后，如今，他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导演事业。也许他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更普遍的价值在于：在一波波的创业热潮中，最终，坚持自身热爱比跟随潮流更能激起创造力。
许可/1989年生于河北保定，2008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药学院，一年后转入新闻系，目前经营着一家向用户推荐“好东西”的新媒体公 司。
许可10年前，他成了一名大学生
2008年，许可离开生活了18年的河北小城保定，来到以商业闻名的上海读书。从踏入这个国际商业都市的那一刻起，他日后的生活方式和发展之路就与此前不同了。
许可考取的是复旦大学药学院，不过一年后他转入了新闻系。无论一开始选择专业还是中间换专业，都与所谓的职业理想无关，事实上，当时他还没有什么清晰的职业梦想，不过这并没有阻碍他在日后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对许可而言，在上海生活和在保定生活的最大不同就是眼界。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奢侈品和快时尚，以及宜家这种专门销售与家居生活有关的商品的商店。在家乡保定，他只见过百货公司。进入大学后，许可按月从父母那里领生活费，他不像父辈那样节省，相反，他追求使用有品质的商品时带来的价值感和扩展眼界。
富有启蒙意义的一次消费来自宜家。被睡眠问题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许可冲进宜家，直接挑了枕头类别里最贵的一款，这花掉他300元钱—是他当时生活费的3/10。不过，当晚他就睡着了。
事实上，在一些同学还保持着“高四”状态时，他就开始把周末的时间用来逛商场了。他会去新天地买三四十元一支的冰淇淋，还会从无印良品买一种有着5毫米小方格和牛皮纸封皮的本子—十几元一本，比其他商店里的普通本子贵出一倍，但只有这种5毫米小方格的本子能让他喜欢写字。借着实习的机会，他还会到奢侈品店铺里研究奢侈品是怎么回事。“很多东西对学生来说还是比较贵的，我不会天天买，但如果我觉得好奇的话，就会去试试。”许可说，他的生活费一开始是每个月1000元，到了大学毕业时，数额就翻了倍。
在许可毕业的2012年，职场新人并不比2008年时恰逢金融危机的那批幸运多少—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很多行业都被颠覆了，包括和新闻专业对口的传统媒体业。毕业后，他选择了去一家传统媒体公司的商务部门。
不过有一点他已经想清楚了：工作前几年不存钱。为此他给自己定了一条“前几年赚的钱都花掉，以最高的效率一边赚一边花”的原则。因为大学时期的消费经验告诉他，无论眼界还是体验，都需要通过花钱才能获得。“更何况工作前几年也存不下多少钱。”许可说。
许可在毕业后的两年里继续着他在“好东西”方面的消费。2014年，戴森刚进入香港市场，他就花3000元钱买了这个品牌的吸尘器；代购还未兴起时，他就从日本买回了虎牌电饭煲，“蒸出的米饭不就菜就非常好吃”。“我发现当我把这些东西和体验告诉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向往。”许可说，这样的经验让他认识到，或早或晚，会有更多人走上自己走过的这条消费之路。这让他发现了商机，领悟到这一点后，许可创办了一家“消费指南”式的新媒体公司，旨在把好东西介绍给大家。
根据自己的成长和消费经验，许可分析了自己这一代人和父辈人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两代人不同的地方不是消费能力，而是消费理念。“看到好东西想买是人之常情，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你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是决定存起来还是把它花掉。我不像我的父母那么节省只是因为我比他们在经济上更有安全感而已。”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会愿意像他一样提升自己的生活体验。
今年是许可创业的第四年，去年，他从公司获得了30万元的現金收入，差不多是打工时的两倍。他依然没什么存款，不过他预计接下来几年状况可能就会改变。根据他对自己生活成本的测算，要过上有品质而非奢侈的生活，每年差不多二十万元就够了。接下来，他可以存下一些钱。假如公司运营得好，还可能比那些每个月领固定薪水并小心节省攒钱的同龄人更早在上海的内环购买房子。
张可帅/生于1985年，2008年从复旦大学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毕业后，进入当时的明星公司宝洁，当互联网大潮来临，他跳槽加入了1号 店。
张可帅10年前，他初入职场
若要描述过去10年的商业起伏，最合适的一个故事也许是张可帅的职业轨迹。
张可帅初出校门时，最受欢迎的公司还是以宝洁和联合利华为代表的外企、中国移动和银行为代表的国企，以及联想和华为为代表的老牌技术公司。当时，BAT的概念还没有形成，淘宝在张可帅心里只是个卖小商品的。至于当年刚成立的1号店，他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加入这家公司。 由于大三时就加入宝洁的校园俱乐部，张可帅得到了进宝洁实习的机会，完成实习后，他在大四毕业时顺利进入宝洁。他至今记得当初拿到宝洁offer时的激动，起码10万元的年薪就是个值得炫耀一下的数字—除了投行，再没有地儿比这里开的薪水高了。
不过4年后，一切都变了。BAT兴起，大众创业繁荣，而外企开始迎来失落的10年。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也从外企和国企转向了互联网和创业公司。
对于这些商业变化，在宝洁埋头做品牌、忙着跟沃尔玛等大超市打交道的张可帅起初并没有感受到—当时的宝洁每年依然规律地实现着5%左右的增长。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日益活跃的中国本土护肤品牌，它们3到6个月就能推出一条新的产品线，也就是说，不到半年时间，这些国有护肤品公司就能完成从提出产品创意到做出产品、市场营销、铺货进入渠道、决策好渠道和消费者激励制度等完整的产品上市流程。而宝洁完成这一流程需要2到3年时间。“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发现了一个idea，等做出来的时候，这个idea已经过时了。”张可帅说。冗长的汇报制度和固化的品牌管理方式，让他越来越体会不到那种引领市场的感觉，相反，他感觉到的是：宝洁落后了。
张可帅开始想换一份工作，不过他依旧没有注意到那些互联网公司。在他看来，“淘宝从卖小商品的变成了卖衣服的公司，京东是个卖3C产品的，天猫刚刚问世，还不太清楚它能干什么”，总之，这些公司都与他所从事的日化、快消品零售无关。
在张可帅忙着给联合利华、可口可乐等公司投简历的时候，一通猎头电话打了过来，对方向他推荐的公司是他从未了解过的1号店。“当时iPhone刚刚流行嘛，iPhone有一个扫码功能，在超市里扫商品的条形码，可以看哪里最便宜，扫出来总是1号店最便宜，当时我还困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叫‘1号店’的超市？”张可帅说，当时他眼中的大型超市只有沃尔玛、家乐福、乐购和大润发。
让张可帅注意力从联合利华转移到1号店身上的是猎头的一句话：“1号店的生意4年增长了一倍”。对比宝洁的5%，张可帅的脑子里马上蹦出另一句话，“互联网是有前途的”。薪水跟待在宝洁相比几乎没有增加、职位是具体还不知道干什么的“总裁助理”，在得到HR的反复确认这个职位是业务助理，不会让他去干订机票的活后，张可帅就入伙了。
在张可帅之前，主动离开宝洁的人还很少，离开快消行业的人更少，张可帅嘴上形容那次跳槽是“盲跳”，但内心里他有一个想法：互联网是可以大幅改善效率的。他想起了更早时候的一次经历。2001年为奥运城市投票时，他就和一群人聚在QQ上聊天，跟着电视直播交流哪个城市出局、哪个城市会进，“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个出局的是日本的一个城市，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又出局了一个城市，到第三个城市就宣布北京，聊天室里面一片沸腾，马上，搜狐的首页就更新了，说北京申奥成功，当时我就觉得那传统报纸还有什么存在意义？我还感觉到未来很多行业都会被这东西（互联网）改变。”张可帅说。
在1号店，张可帅经历的转型比预想中要大。他如1号店期待的那样为公司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管理模式，同时他也第一次听说了“灰度测试”“最小化可用产品”“分工不确定”等迭代式产品开发模式和工作方式，在宝洁一年只做两三次的营销，在1号店一年能做15到20轮，这意味着产品也迭代了15到20次。
大学毕业时，张可帅的职业梦想之一是工作稳定。若在宝洁继续发展，他可以实现这一点。从品牌经理到品牌总监，再到品牌副总裁，假如还想晋升做CEO，那就跳去联合利华、百事、玛氏等差不多的快消品外企管理下的其他品牌，接下来就是考虑最后那步跃升的时候了。这条路有无数前辈走过，张可帅初入宝洁接受入职培训时就清楚这条发展路径。顺着这条坡道，他可以平稳地度过职涯的前20 年。
加入互联网大军后，稳定、明晰等所有带有“确定”意味的词都成了过去式，张可帅的职涯开始变得动荡、不确定。他的转型还算成功，很快他适应了1号店的工作方式，直到沃尔玛收购了1号店他才离开。因为再也不想在一家汇报制度冗长、产品开发模式传统的公司工作，他拒绝了沃尔玛的挽留。离开1号店后，他加入了另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运营总经理。
这种变动可能还会持续。这让张可帅焦虑，因为上一次跳槽、转型成功，不代表下一次选择也会是正确的。但他也认为这是不得不玩的游戏。“一个互联网公司，从兴盛到衰败可以很快，非常快。”张可帅说，毕竟，哪怕让10年前的他想象大润发有一天会被卖掉、下载一个盒马鲜生的App就能买到海鲜还能送到家、马斯克还把特斯拉发射到火星上去了……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2008年左右加入淘寶的人目前基本都实现了财务自由，虽然不像他们那么幸运，张可帅认为自己还算是“踩对点”的人。在他看来，就像消费者都分早期使用者、大众使用者和晚期使用者，职业选择也一样，“对未来的想象力决定了你是受益的还是被抛弃的那批人。”张可帅说，他现在能更积极、敏感地看待市场，即便不是最顶尖的那帮人，起码也是前10%的人。
程亮/生于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毕业后拍了3年电影，在偶然的机会下被卷入互联网创业浪潮，3年后决定重新做回导演，这时候，时间来到了2008年。
程亮10年前，他成了创业明星
2008年对一些人而言是个开始，对程亮则是个转折。 这一年，创业明星程亮陷入了职业和心态上的双重低谷。“我面對投资人越来越不专业。你跟我谈剧本，谈拍摄，我可以很专业，但你跟我谈商业模式、月活、底层代码的格式，谈到后来我觉得核心竞争力根本不在我手里，就觉得创业越来越无趣。”他说。
一切开始于2005年的一次偶然创业，当时的互联网创业浪潮涌入了大笔热钱，这位导演系毕业生是被卷入的众多年轻人之一。准确地说，最先被卷进来的是程亮的一位小学同学。2005年，这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拨通了程亮的电话，告诉程亮只要他想出一个可以变成网站的idea，就分50%的创业公司股份给他。
两天后，“都市客”诞生，这是一个以都市中的公司人为服务对象的社交网站，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公司人版的Facebook。当时远在美国的扎克伯格刚刚在大学校园里创立Facebook，而程亮已经把在南京西路上的恒隆广场的写字楼里工作的那批人“搬”上了网，接着是同一条街上的梅龙镇和中信泰富里的人。
这个网站甚至开启过网上订电影票服务—只不过是人工方式的，在网上接到订单后，程亮派人去影院把电影票买来送到客户手上。提供类似服务的格瓦拉3年后才出现。之后，程亮又做了“不景气网”和“拜师网”，一个放在今天就是丧文化，另一个差不多就是现在流行的知识付费。
连续几个项目的idea听起来都很有创意，生于1979年的程亮成了创业明星。他常被塞进“80后创业者”主题的访谈节目和李想、戴志康、茅侃侃等人同台，上了《纽约时报》。
程亮一度享受那种状态，别的创业者在忙着开会，他在忙着“上电视”。他称那时候的自己像只孔雀，“当自己有羽毛的时候，就不断地想让世人看到这一点。”但那段时间表面上有多风光，程亮后来的内心就有多痛苦。公司越往下运营，他越想逃。
2008年，现代传播集团看中都市客提出收购时，程亮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的银行卡上马上有了7位数的收入。对这笔买卖，他既不心疼，也不兴奋。距离11岁时就立下的成为导演的梦想越来越远，这让他失落，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回得去，一想到几年没拍片子了，想回归本行的心就变得很虚。
相反，因为都市客的“成功”，程亮又开始考虑下一个网站的idea，然后就有了“不景气网”和“拜师网”。“人是有路径依赖的。”程亮说，但他当时没意识到这一点。
不幸的是，这两个网站不像都市客那样成功。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互联网领域的热钱暂时退潮，这加剧了擅长创意而不擅长生意的程亮对经营网站的厌恶。他再一次下决心转型，2010年，以Facebook的创业故事为原型的电影《社交网络》上映，这部电影让程亮彻底想清楚了自己的方向。“我意识到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拍摄扎克伯格的故事，而不是成为扎克伯格。”程亮说。
2011年，这位当初因为热钱偶然走上创业道路的年轻人32岁了，他做回了本行业—再次成为一名导演。在互联网领域折腾的四五年让他比同辈导演少了好几部作品，不过这几年也让他有了意料之外的收获。他眼界得到了开阔，改掉了一开始的“文艺病”，开公司的经历训练了他通过团队工作而非单打独斗。在他看来，这些是拍出大体量、商业和艺术价值兼具的片子必备的能力，大学里学的法国新浪潮和“斯坦尼斯体系”里没有这种知识。
回归导演身份的程亮依然经营公司，只不过公司员工从程序员变成了制片人。员工数变得更少，从经营网站时的五六十人减少到只剩15个人，程亮却感觉更心安。网剧市场兴起后，像他这样的团队工作方式比那些单打独斗的年轻导演更容易接到来自视频网站的“订单”。他最新拍摄完成的项目来自优酷，后者买下了《东京女子图鉴》的改编版权，程亮团队将其改编成了《上海女子图鉴》。
程亮终于把个人兴趣和创业变成了一回事。他现在的梦想是有一天拍出《权力的游戏》这种体量的作品。“你要做更大的事情，就要有更大的格局和更多的资源。有的人可能速度很快，三五年就了解了自己的使命和实现的方法，我只是花了更漫长的时间才领悟到这一点。”程亮说。
因此，我们抽取了3个人的样本去窥视这10年的商业生活—没有什么比那些随着商业环境浮沉的人更能悄悄验证世界的变化。
10年前，许可刚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那是他第一次到这个国际商业都市生活，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奢侈品和快时尚，并逐渐形成了前卫的消费观念：与父辈不同，“享受当下”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比“存钱养老”来得更实际些。这种观念也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选择。
同年，张可帅刚走出复旦大学的校门，开始他的职场人生。他的经历也许也代表着大部分10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职业选择的变化：从“500强”到“互联网公司”。而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商业世界中，他意识到，曾经寻找一份“稳定工作”的求职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后一位创业者程亮是较早进入创业浪潮中的年轻人之一，在经历过连续创业的成功与失败后，如今，他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导演事业。也许他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更普遍的价值在于：在一波波的创业热潮中，最终，坚持自身热爱比跟随潮流更能激起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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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1989年生于河北保定，2008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药学院，一年后转入新闻系，目前经营着一家向用户推荐“好东西”的新媒体公 司。
许可10年前，他成了一名大学生
2008年，许可离开生活了18年的河北小城保定，来到以商业闻名的上海读书。从踏入这个国际商业都市的那一刻起，他日后的生活方式和发展之路就与此前不同了。
许可考取的是复旦大学药学院，不过一年后他转入了新闻系。无论一开始选择专业还是中间换专业，都与所谓的职业理想无关，事实上，当时他还没有什么清晰的职业梦想，不过这并没有阻碍他在日后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对许可而言，在上海生活和在保定生活的最大不同就是眼界。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奢侈品和快时尚，以及宜家这种专门销售与家居生活有关的商品的商店。在家乡保定，他只见过百货公司。进入大学后，许可按月从父母那里领生活费，他不像父辈那样节省，相反，他追求使用有品质的商品时带来的价值感和扩展眼界。
富有启蒙意义的一次消费来自宜家。被睡眠问题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许可冲进宜家，直接挑了枕头类别里最贵的一款，这花掉他300元钱—是他当时生活费的3/10。不过，当晚他就睡着了。
事实上，在一些同学还保持着“高四”状态时，他就开始把周末的时间用来逛商场了。他会去新天地买三四十元一支的冰淇淋，还会从无印良品买一种有着5毫米小方格和牛皮纸封皮的本子—十几元一本，比其他商店里的普通本子贵出一倍，但只有这种5毫米小方格的本子能让他喜欢写字。借着实习的机会，他还会到奢侈品店铺里研究奢侈品是怎么回事。“很多东西对学生来说还是比较贵的，我不会天天买，但如果我觉得好奇的话，就会去试试。”许可说，他的生活费一开始是每个月1000元，到了大学毕业时，数额就翻了倍。
在许可毕业的2012年，职场新人并不比2008年时恰逢金融危机的那批幸运多少—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很多行业都被颠覆了，包括和新闻专业对口的传统媒体业。毕业后，他选择了去一家传统媒体公司的商务部门。
不过有一点他已经想清楚了：工作前几年不存钱。为此他给自己定了一条“前几年赚的钱都花掉，以最高的效率一边赚一边花”的原则。因为大学时期的消费经验告诉他，无论眼界还是体验，都需要通过花钱才能获得。“更何况工作前几年也存不下多少钱。”许可说。
许可在毕业后的两年里继续着他在“好东西”方面的消费。2014年，戴森刚进入香港市场，他就花3000元钱买了这个品牌的吸尘器；代购还未兴起时，他就从日本买回了虎牌电饭煲，“蒸出的米饭不就菜就非常好吃”。“我发现当我把这些东西和体验告诉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向往。”许可说，这样的经验让他认识到，或早或晚，会有更多人走上自己走过的这条消费之路。这让他发现了商机，领悟到这一点后，许可创办了一家“消费指南”式的新媒体公司，旨在把好东西介绍给大家。
根据自己的成长和消费经验，许可分析了自己这一代人和父辈人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两代人不同的地方不是消费能力，而是消费理念。“看到好东西想买是人之常情，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你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是决定存起来还是把它花掉。我不像我的父母那么节省只是因为我比他们在经济上更有安全感而已。”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会愿意像他一样提升自己的生活体验。
今年是许可创业的第四年，去年，他从公司获得了30万元的現金收入，差不多是打工时的两倍。他依然没什么存款，不过他预计接下来几年状况可能就会改变。根据他对自己生活成本的测算，要过上有品质而非奢侈的生活，每年差不多二十万元就够了。接下来，他可以存下一些钱。假如公司运营得好，还可能比那些每个月领固定薪水并小心节省攒钱的同龄人更早在上海的内环购买房子。
02
张可帅/生于1985年，2008年从复旦大学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毕业后，进入当时的明星公司宝洁，当互联网大潮来临，他跳槽加入了1号 店。
张可帅10年前，他初入职场
若要描述过去10年的商业起伏，最合适的一个故事也许是张可帅的职业轨迹。
张可帅初出校门时，最受欢迎的公司还是以宝洁和联合利华为代表的外企、中国移动和银行为代表的国企，以及联想和华为为代表的老牌技术公司。当时，BAT的概念还没有形成，淘宝在张可帅心里只是个卖小商品的。至于当年刚成立的1号店，他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加入这家公司。 由于大三时就加入宝洁的校园俱乐部，张可帅得到了进宝洁实习的机会，完成实习后，他在大四毕业时顺利进入宝洁。他至今记得当初拿到宝洁offer时的激动，起码10万元的年薪就是个值得炫耀一下的数字—除了投行，再没有地儿比这里开的薪水高了。
不过4年后，一切都变了。BAT兴起，大众创业繁荣，而外企开始迎来失落的10年。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也从外企和国企转向了互联网和创业公司。
对于这些商业变化，在宝洁埋头做品牌、忙着跟沃尔玛等大超市打交道的张可帅起初并没有感受到—当时的宝洁每年依然规律地实现着5%左右的增长。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日益活跃的中国本土护肤品牌，它们3到6个月就能推出一条新的产品线，也就是说，不到半年时间，这些国有护肤品公司就能完成从提出产品创意到做出产品、市场营销、铺货进入渠道、决策好渠道和消费者激励制度等完整的产品上市流程。而宝洁完成这一流程需要2到3年时间。“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发现了一个idea，等做出来的时候，这个idea已经过时了。”张可帅说。冗长的汇报制度和固化的品牌管理方式，让他越来越体会不到那种引领市场的感觉，相反，他感觉到的是：宝洁落后了。
张可帅开始想换一份工作，不过他依旧没有注意到那些互联网公司。在他看来，“淘宝从卖小商品的变成了卖衣服的公司，京东是个卖3C产品的，天猫刚刚问世，还不太清楚它能干什么”，总之，这些公司都与他所从事的日化、快消品零售无关。
在张可帅忙着给联合利华、可口可乐等公司投简历的时候，一通猎头电话打了过来，对方向他推荐的公司是他从未了解过的1号店。“当时iPhone刚刚流行嘛，iPhone有一个扫码功能，在超市里扫商品的条形码，可以看哪里最便宜，扫出来总是1号店最便宜，当时我还困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叫‘1号店’的超市？”张可帅说，当时他眼中的大型超市只有沃尔玛、家乐福、乐购和大润发。
让张可帅注意力从联合利华转移到1号店身上的是猎头的一句话：“1号店的生意4年增长了一倍”。对比宝洁的5%，张可帅的脑子里马上蹦出另一句话，“互联网是有前途的”。薪水跟待在宝洁相比几乎没有增加、职位是具体还不知道干什么的“总裁助理”，在得到HR的反复确认这个职位是业务助理，不会让他去干订机票的活后，张可帅就入伙了。
在张可帅之前，主动离开宝洁的人还很少，离开快消行业的人更少，张可帅嘴上形容那次跳槽是“盲跳”，但内心里他有一个想法：互联网是可以大幅改善效率的。他想起了更早时候的一次经历。2001年为奥运城市投票时，他就和一群人聚在QQ上聊天，跟着电视直播交流哪个城市出局、哪个城市会进，“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个出局的是日本的一个城市，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又出局了一个城市，到第三个城市就宣布北京，聊天室里面一片沸腾，马上，搜狐的首页就更新了，说北京申奥成功，当时我就觉得那传统报纸还有什么存在意义？我还感觉到未来很多行业都会被这东西（互联网）改变。”张可帅说。
在1号店，张可帅经历的转型比预想中要大。他如1号店期待的那样为公司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管理模式，同时他也第一次听说了“灰度测试”“最小化可用产品”“分工不确定”等迭代式产品开发模式和工作方式，在宝洁一年只做两三次的营销，在1号店一年能做15到20轮，这意味着产品也迭代了15到20次。
大学毕业时，张可帅的职业梦想之一是工作稳定。若在宝洁继续发展，他可以实现这一点。从品牌经理到品牌总监，再到品牌副总裁，假如还想晋升做CEO，那就跳去联合利华、百事、玛氏等差不多的快消品外企管理下的其他品牌，接下来就是考虑最后那步跃升的时候了。这条路有无数前辈走过，张可帅初入宝洁接受入职培训时就清楚这条发展路径。顺着这条坡道，他可以平稳地度过职涯的前20 年。
加入互联网大军后，稳定、明晰等所有带有“确定”意味的词都成了过去式，张可帅的职涯开始变得动荡、不确定。他的转型还算成功，很快他适应了1号店的工作方式，直到沃尔玛收购了1号店他才离开。因为再也不想在一家汇报制度冗长、产品开发模式传统的公司工作，他拒绝了沃尔玛的挽留。离开1号店后，他加入了另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运营总经理。
这种变动可能还会持续。这让张可帅焦虑，因为上一次跳槽、转型成功，不代表下一次选择也会是正确的。但他也认为这是不得不玩的游戏。“一个互联网公司，从兴盛到衰败可以很快，非常快。”张可帅说，毕竟，哪怕让10年前的他想象大润发有一天会被卖掉、下载一个盒马鲜生的App就能买到海鲜还能送到家、马斯克还把特斯拉发射到火星上去了……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2008年左右加入淘寶的人目前基本都实现了财务自由，虽然不像他们那么幸运，张可帅认为自己还算是“踩对点”的人。在他看来，就像消费者都分早期使用者、大众使用者和晚期使用者，职业选择也一样，“对未来的想象力决定了你是受益的还是被抛弃的那批人。”张可帅说，他现在能更积极、敏感地看待市场，即便不是最顶尖的那帮人，起码也是前10%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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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亮/生于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毕业后拍了3年电影，在偶然的机会下被卷入互联网创业浪潮，3年后决定重新做回导演，这时候，时间来到了2008年。
程亮10年前，他成了创业明星
2008年对一些人而言是个开始，对程亮则是个转折。 这一年，创业明星程亮陷入了职业和心态上的双重低谷。“我面對投资人越来越不专业。你跟我谈剧本，谈拍摄，我可以很专业，但你跟我谈商业模式、月活、底层代码的格式，谈到后来我觉得核心竞争力根本不在我手里，就觉得创业越来越无趣。”他说。
一切开始于2005年的一次偶然创业，当时的互联网创业浪潮涌入了大笔热钱，这位导演系毕业生是被卷入的众多年轻人之一。准确地说，最先被卷进来的是程亮的一位小学同学。2005年，这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拨通了程亮的电话，告诉程亮只要他想出一个可以变成网站的idea，就分50%的创业公司股份给他。
两天后，“都市客”诞生，这是一个以都市中的公司人为服务对象的社交网站，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公司人版的Facebook。当时远在美国的扎克伯格刚刚在大学校园里创立Facebook，而程亮已经把在南京西路上的恒隆广场的写字楼里工作的那批人“搬”上了网，接着是同一条街上的梅龙镇和中信泰富里的人。
这个网站甚至开启过网上订电影票服务—只不过是人工方式的，在网上接到订单后，程亮派人去影院把电影票买来送到客户手上。提供类似服务的格瓦拉3年后才出现。之后，程亮又做了“不景气网”和“拜师网”，一个放在今天就是丧文化，另一个差不多就是现在流行的知识付费。
连续几个项目的idea听起来都很有创意，生于1979年的程亮成了创业明星。他常被塞进“80后创业者”主题的访谈节目和李想、戴志康、茅侃侃等人同台，上了《纽约时报》。
程亮一度享受那种状态，别的创业者在忙着开会，他在忙着“上电视”。他称那时候的自己像只孔雀，“当自己有羽毛的时候，就不断地想让世人看到这一点。”但那段时间表面上有多风光，程亮后来的内心就有多痛苦。公司越往下运营，他越想逃。
2008年，现代传播集团看中都市客提出收购时，程亮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的银行卡上马上有了7位数的收入。对这笔买卖，他既不心疼，也不兴奋。距离11岁时就立下的成为导演的梦想越来越远，这让他失落，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回得去，一想到几年没拍片子了，想回归本行的心就变得很虚。
相反，因为都市客的“成功”，程亮又开始考虑下一个网站的idea，然后就有了“不景气网”和“拜师网”。“人是有路径依赖的。”程亮说，但他当时没意识到这一点。
不幸的是，这两个网站不像都市客那样成功。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互联网领域的热钱暂时退潮，这加剧了擅长创意而不擅长生意的程亮对经营网站的厌恶。他再一次下决心转型，2010年，以Facebook的创业故事为原型的电影《社交网络》上映，这部电影让程亮彻底想清楚了自己的方向。“我意识到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拍摄扎克伯格的故事，而不是成为扎克伯格。”程亮说。
2011年，这位当初因为热钱偶然走上创业道路的年轻人32岁了，他做回了本行业—再次成为一名导演。在互联网领域折腾的四五年让他比同辈导演少了好几部作品，不过这几年也让他有了意料之外的收获。他眼界得到了开阔，改掉了一开始的“文艺病”，开公司的经历训练了他通过团队工作而非单打独斗。在他看来，这些是拍出大体量、商业和艺术价值兼具的片子必备的能力，大学里学的法国新浪潮和“斯坦尼斯体系”里没有这种知识。
回归导演身份的程亮依然经营公司，只不过公司员工从程序员变成了制片人。员工数变得更少，从经营网站时的五六十人减少到只剩15个人，程亮却感觉更心安。网剧市场兴起后，像他这样的团队工作方式比那些单打独斗的年轻导演更容易接到来自视频网站的“订单”。他最新拍摄完成的项目来自优酷，后者买下了《东京女子图鉴》的改编版权，程亮团队将其改编成了《上海女子图鉴》。
程亮终于把个人兴趣和创业变成了一回事。他现在的梦想是有一天拍出《权力的游戏》这种体量的作品。“你要做更大的事情，就要有更大的格局和更多的资源。有的人可能速度很快，三五年就了解了自己的使命和实现的方法，我只是花了更漫长的时间才领悟到这一点。”程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