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只在分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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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民主持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以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应读者要求,本刊特地邀请南昌大学几位专家,就《水浒传》电视剧与原著之间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主持人:济民。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讨论者:黄新光,南昌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
  张渝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文系当代文学副教授。
  陈东有,南昌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史学博士。
  主持人:《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中的最后一部搬上荧屏的作品,在播出过程中和播映完后。观众议论纷纭。不知各位专家有何看法?
  
  一、人物形象像不像
  
  黄新光:《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其中许多的英雄形象已是家喻户晓。特别是对于武松、鲁智深、林冲、李逵、宋江以及潘金莲等人物,人们都有一个特定印象,也就有一种特定的理解。比如武松,人们已经认定他是一个武艺高强又讲义气的山东好汉。电视连续剧《武松》也给人们印象很深。现在对《水浒传》全书进行改编,这是有很大的难度。我看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后,感觉到在形象的塑造上不能说没有成功之处,但总觉得与小说中的形象多有不像。
  张渝生:电视剧《水浒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不错的,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它牢牢抓住人物的主要思想性格特征;在抓住主要特征的同时细化人物,使之更形象、生动、活泼。真是难能可贵。现在争议较大的是潘金莲和宋江。我以为,编导塑造这两个人物的思路是对的,写出了他们性格发展和行动线路的社会依据、内心依据,使之更可信、更接近生活和艺术的真实。现代人改编古代作品,特别是改编《水浒传》这样的名著,应该有现代人的理解,否则就失去了改编的意义。像宋江这个人物,在写他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同时又写了他忠君报国的正统思想,突出了他上梁山的矛盾心理。从杀阎婆惜到浔阳楼题反诗,从发配江州到被救上山,宋江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他原是一个小官吏,忠君思想十分牢固,孝心十足,所以他上山后内心矛盾得很。他是真心认为只有受招安,才是弟兄们的出路。这样写还是合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宋江特定的思想的,也和小说中宋江的主要形象特征相符合。潘金莲的改造,也可能是出于同样的用心。遗憾的是在分量和分寸的把握上有些失当,造成这两个人物形象的一些偏差,当然也就使观众在接受上产生了障碍。
  陈东有:判定电视剧对小说改编的成功与否,应该注重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电视剧既然用了名著之名,就应该遵循原作人物的基本精神。《水浒传》之所以成为古典名著,就是因为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情有志。更是与大众审美要求相一致。难道说,小说中的武松不动春情,李逵没有恋爱就没有血肉了?也不能说电视剧中的潘金莲有一个守妇道的过程,血肉就丰满了。不能说电视剧在一些人物的塑造上没有成功之处,但是电视剧至少在几个重要人物行为的改编上有严重缺陷。比如潘金莲,不仅已经大离了原著之谱,而且使得武松和武大两个人物的形象都失色许多,潘金莲的勤俭、贤惠衬托出了武大的懒散和武松的枉杀。观众看着起早摸黑揉面持家、对丈夫百般体贴的潘金莲,真弄不懂她怎么一下子又爱上了武松,转而又听从了王婆的邪说,钻进了西门庆的怀抱,并置武大于死地;不知这是在演大众喜爱的《水浒传》,还是在袭用借题发挥的川剧《潘金莲》。改编者是有意要突出潘金莲的精神世界和转变过程,让人们生发一种理解与同情,以扭转原著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被描写成淫妇与母夜叉的不公平现象。但当人们对潘金莲的同情生发之时,武松杀嫂和杀西门庆的行为就失去了英雄色彩。这种看似很有探索精神的处理,实际上是改编故玩深沉。类似的情况还有武松也有春情、李逵恋起了改编者塞进来的庞秋霞,以及燕青与李师师谈琴(情)唱诗(私)。人物的血肉多了,情也溢出来了,但是水份也多了,已不是原来的梁山英雄了。宋江也有同样的问题。
  
  二、故事情节是否与原著吻合
  
  主持人:形象总需要情节来支撑。讲好或者演好故事是塑造形象的根本,你们在评价电视剧人物改编是否成功时,是否也对其故事的表演持同样的态度呢?
  黄新光:这是当然。如武松的山东好汉形象,全在于他那一身正气,一身好武艺,景阳冈打虎、杀潘金莲、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等,没有这些精彩的情节,就立不起这个人物来。电视剧的改编也必须如此。
  张渝生:形象的基础在于故事。我觉得潘金莲这个形象的改动是大致立得住的。把潘金莲的性格写丰满,需要充实新的细节,人物的言行也要作调整。潘金莲原是大户人家的侍女,受封建的三从四德的影响较深,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下,她还能安于为武大之妻。但是当她见到高大英武、充满丈夫气的武松时,她感情的堤坝崩塌了。正当这一感情受挫时,王婆的挑唆又使她放纵了自己的欲望,落入了西门庆的圈套之中,最后毒杀武大。这些故事,并未违反原著的主要情节,它是在原著的基础上作出了更为丰满的塑造,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其次,它并未有损武松的形象,潘金莲已经走上了杀夫的罪恶之路,武松杀嫂也就有惩恶的根据了。如前所说,这个形象就是前面的勤勉、贤惠渲染得过了一点,稍微出了一点偏差。
  陈东有:从间接形象艺术的小说到直接形象艺术的电视剧,要经过很多的删改挪移。小说写得好的地方,电视不一定好演,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那三拳,小说的语言描写比电视剧表演强。但电视剧也有视觉艺术的特长,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武松醉打蒋门神就采用更加夸张的武打形式,这比小说好看多了。问题在于改编者对形象与故事之间的关系解释缺少一个重要的整体理解。以至于重大删改使得故事的发展缺乏必要的交待甚至影响人物形象。前面说到对潘金莲的改编就是如此。又如删去一百零八将原是魔君出世的神话内容,从一种宣传导向需要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梁山好汉大多身怀绝技,不恋女色,常有滥杀行为,连几位女英雄也尽须眉气概这些特殊现象。宋江是全书的一号人物,对他的改编直接影响到此《水浒》是不是彼《水浒》。原著中的宋江首先是一位仗义疏财、忠孝侠义俱全的好汉,所以英雄们才心服于他。而招安首先是九天玄女娘娘的法旨所定,其次才是从他的忠君思想中生发出来的,也是上山聚义后才表现出来的。而改编者在增删时,不作必要的交待,却着力表现他的“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之心,每每显出他笑待英雄却心怀他意,身在梁山而心在朝廷,加上演员的表演在表现藏巧于拙时,时而过于木讷,时而过于心计,给人的感觉是“呼保义”“及时雨”特征过淡,倒像个朝廷派下来的内奸。于是原著中在七十回后才逐渐明朗起来的招安问题,却成了全剧的主要情节。观众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此宋江为何受到众英雄的拥戴?
  
  三、两个《水浒》之间的距离
  
  主持人:如此看来,我们该怎样评价电视剧《水浒 传》对原著的改编呢?
  黄新光:将《水浒传》改编成电视剧,较之一般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更多了一层困难,它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还应符合名著的真实。改编就是再创造,允许有改编者当代意识的观照,这样才有历史和现实的沟通,以引起观众的共鸣。既符合历史和名著的真实,又有再创造的恰当把握,是改编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水浒传》终究是发生在北宋的历史题材小说,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倘若对历史的真实稍不注意,剧中出现了宋代人唱昆曲,武大家里用的是明代红木家具,最易惹人诟病,也必定使电视剧的效果大打折扣。
  张渝生:电视剧《水浒传》的改编是成功的,为四大名著的改编划上了一个精彩的句号。它把握了原作的大框架和精神,又对原作给予了当代意识的观照。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改编者能原封不动地把名著搬由荧屏,只要改编,就注定地要带上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名著之所以是名著,也就是因为它丰富的内涵能给后人以不断诠释和创造的余地。这就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可以几十次地搬上银幕舞台的奥秘。我想,只要不过于苛求,对于电视剧《水浒传》的改编是大可赞许的。
  陈东有:这里改编的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一部经典名著。一般来说,任何改编都不可能完全照搬原著,但是原著的精神原则必须受到尊重。一部叙事作品,主要的几个人物形象都变味了,还能说是“艺术地再现原著”吗?《水浒传》的改编,除了刘欢唱的片尾歌表现出英雄豪情,能让人感受到原著中好汉的神韵外。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离原著有较大的距离:原著“官逼民反”情绪浓于招安悲剧,电视剧则相反;原著英雄传奇色彩灿烂,电视剧却在这种传奇色彩上涂抹了更浓的政治色彩。与已经改编的其他三部古典小说名著的电视剧相比,《水浒传》非艺术性功利意图更为浓厚,为大众审美服务的意识更为淡薄,令人遗憾更多。我们无法剥夺改编者的改编权,也无意进行这种批判,你怎么改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着力表现你自己的个性和现代意识,最好不要打《水浒传》的名字,可以用《水浒正传》、《水浒外传》、《水浒演义》,甚至《戏说水浒》。古典名著不仅仅是一部作品,而且已经成了一种文化载体,改编名著最好能忠于原著。与原著之间的距离越小越好。
  (责任编辑/韩春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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