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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并不断得到强化，其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理念-制度-技术”的研究逻辑主线，包括对城市治理创新基本理念的阐释、对城市治理创新体制支持的优化、对城市治理创新技术路径的探索以及对国外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研究，但同时，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还存在研究领域的分散化、研究内容的碎片化以及研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不强等问题。因此，未来应围绕城市治理创新的经验整合与理论提炼进行深化研究，以形成“本土化”的城市治理创新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
关 键 词：城市治理创新;知识图谱;善治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9）11-0059-13
收稿日期：2019-06-07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1]这标志着治理理论从理论探讨层面正式进入国家治理主流层面。同时，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城市治理势必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内对于城市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初期的研究集中于时评、报纸以及部分学术论文所提到的城市治理一词，但并未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2001年，踪家峰、郝寿义、黄楠等在《城市治理分析》一文中首次对城市治理进行定义并进行了系统阐述，[2]这也标志着城市治理正式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
城市治理是城市利益相关者根据城市制度规范的要求，采取多种手段对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无序现象和各种矛盾进行有序化整理、矫正、调整的综合性、经常性治理。[3]城市治理与传统城市管理相比最重要的特性是有别于以往的政府一元主体，而是包含着以城市政府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主体。政府、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三种主要的组织形态组成相互依赖的多主体治理网络，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沟通、协商、合作。[4]善治是城市治理的终极目标，国内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是通过各地开展一系列的城市治理创新来实现的。城市治理主体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内涵、扩大外延，提升其创新扩散的内核。如深圳市以合同承包、租赁、BOT等形式，共同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公私合作模式;[5]杭州市西湖区的“互联网+社区民生服务”模式的网络化。[6]但当前城市治理创新却处于個案研究的“单打独斗”阶段，缺乏系统化的实践整合与理论梳理。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和引文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以CSSCI来源期刊的文献为数据样本，通过数据样本关键词共现图谱的计量分析，对当前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概况、发展特点和关注主题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地梳理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脉络、研究热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深化提供理论支持、修正方向和实践切入点。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文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的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文献查询工具，又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及学术期刊的重要评价工具。为保证文献的完整性，同时兼顾“城市治理”与“创新”在术语上的差异化表达，如“城市治理”在不同语境下也可表达为“城市管理”，“创新”一词在基本意义上与“变革”“改革”“革新”大致相同，本文的检索方式设定为：主题=（TI=城市治理 OR TI=城市管理）AND（TI=创新 OR TI=变革 OR TI=改革 OR TI=革新）（精确匹配）。通过多次的检索测试与文献分析，第一篇在实质层面研究城市治理创新的CSSCI期刊出现于2001年，因此，本文文献的检索时间范围为200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检索时间为2018年9月14日。通过上述检索方式共检索CSSCI来源期刊456篇，在剔除会议综述、新闻报道、书评、重复文献以及低相关或者无关的样本后，确定了232篇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样本。这些样本虽然不能完全涵盖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所有文献，但作为样本进行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和分析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处理与分析。“文献计量”是1969年A.Pritchard正式提出的，F.Lancaster定义它“是应用各种统计分析来研究作者、出版物和文献使用方式的知识”。[7]文献计量分析可以研究文献的主要分布结构、数量及其变化特征，并据此探索相关主题的研究脉络与研究结构特征。同时，本文采用CiteSpaceV5.3.R4.科学知识图谱软件对样本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能够通过聚类图、时区图等直观展现某一主题领域的聚类以及共被引状况，它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8]本文研究的时间切片为1年，阈值为50，时间区间设为2001-2017年。
二、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与主体力量
（一）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学术关注度与影响力
学术关注度与影响力是衡量学科或者某一研究主题在相关领域重要程度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发文量、发文期刊级别、研究学科、文献被引量以及基金支持和分布状况。[9]由图1可知，2001-2017年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发文量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始阶段（2001-2008年），这一阶段发文量较低，总发文量为34篇，年均不足5篇。但总体趋势是波动上升，2008年达到这一阶段发文量的顶峰，发文量为14篇;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2009-2017年），这一阶段总体发文量大幅提高，发文总量为198篇，占样本总量的85%，年均发文量近22篇，并呈现不断持续增长趋势，由此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趋势看，我国对于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紧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探索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10]2003年底，建设部办公厅转发江西省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有关工作的意见》，并提出要努力探索新时期城市建设发展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改革，提高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2005-2008年，建设部（住建部）陆续出台大量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的政策文件，包括数字城市试点、推进数字技术运用城市治理的多项政策法规。关于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并在2008年初步达到高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11]此后，学术界开始对城市环境治理创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城市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与对城市环境治理制度的探讨[12]、对城市环境治理创新运作机制的梳理[13]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14]等。2015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该会议强调我国城市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这一年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此后一直保持在较高的发文量水平。学术关注度和学术影响力稳步提升。
文献被引频次能够反映文献的学术影响力与认可度，2001-2017年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前30篇高被引论文（见表1）集中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第一，高被引论文作者主要集中于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领域，涵盖了规范型、实证型和描述型等多种研究形态。第二，研究内容早期多属于对城市管理制度、模式以及路径创新的优化与探索，而后逐渐转为国外城市治理创新内容的“本土化”、对城市治理技术的应用、对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以及对城市治理创新路径的反思。第三，从城市治理创新高被引论文的刊载平台看，多为城市治理、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领域内的期刊以及少量高校学报和综合性期刊。第四，论文被引频次相对较高，最高达716次，最低为50次，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大。从基金支持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5篇）和国家留学基金（2篇）是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基金支持来源上相对单一，支持力量相对较弱。但从年度分布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后发势头强劲。
（二）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研究主体与刊载平台
从研究学者来看（不完全统计），当前对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主要学者包括来自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的宋刚教授和邬伦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楠教授、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暨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的李明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宏山教授和温铁军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彭勃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的陆小成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王敬波教授（见表2）。此外还有刘晔、张吕好、杨建顺、饶常林、常健、陈剩勇、刘淑妍、孙柏瑛、马祖琦、王蒙徽、王佃利、莫于川、严志兰等一批国内学者对城市治理创新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研究。
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主要以高等院校为主（见表3），发文量前14位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深圳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发文126篇，占样本总量近54%。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为中国人民大学（22篇），其次为北京大学（20篇）。
从城市治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区域分布来看，华北地区（5个）和华东地区最多（5个），其中，华北地区主要分布在北京地区（4个），华南地区（2个）和华中地区（2个）相对较少。此外，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了城市治理研究院，并且这些高校在此基础上联合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国城市治理研究共同体”（Research Network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RNUGC），以“重新发现城市中国”为宗旨，各高校（研究机构）轮流召开“中国城市治理研究年会”，城市治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有关城市治理创新的其他大型学术研讨会也在全国各地召开，如《城市发展研究》编辑部承办的“从管理到治理：新时期城市治理研讨会”、深圳大学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论坛”等。从刊载平台来看，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刊载量前12位为《城市发展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电子政务》《城市问题》《行政法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城市规划》《前线》《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开放导报》和《求是》（见表4）。刊文平台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分布在城市研究领域类权威核心期刊、公共管理以及法學类权威核心期刊，体现出城市治理研究的专业化。二是以《求是》为代表的党的理论宣传核心刊物，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城市治理创新的高度重视。
（三）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转向与方法应用
就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的理论研究与研究方法而言，伴随着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深入，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方位交叉的特点。理论支撑主要有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新制度理论、公众参与理论、城市价值链理论、网络治理理论、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电子公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管理理论等;研究方法上体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描述与探索相结合的特点，主要有过程研究方法、类型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扎根理论等。除了规范性研究之外，部分学者还介绍了治理经验和研究方向、个案对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重要作用，如通过介绍武汉市“电视问政”来强调政府是城市治理创新主体，需要运用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治理机制实现城市公共利益;[15]以北京市中关村街道东升园社区的调查来强调全面深化社区改革，加快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创新是破解社区治理问题的根本途径。[16]还有少数学者对当前的个案介绍进行了系统化的整合与阐述，以提升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话语权”。 三、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聚类图谱分析
（一）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关键词网络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剔除过于抽象和表意重合的关键词后，样本关于城市治理创新词频排在前12位的关键词分别是城市治理（39）、城市管理（28）、智慧城市（18）、社会治理（8）、治理（6）、创新（6）、大数据（5）、新型城镇化（5）、创新2.0（5）、城市管理创新（4）、电子政务（4）和街道办事处（4）（见表5）。这表明当前我国对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立足于治理理论和创新理念，紧跟国家的方针政策探索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支撑和方法应用，并且呈现出从一般概化研究到城市基层实体研究的纵向贯穿特点。
（二）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发展脉络
关键词共现频次能够反映出其在某一主题的研究热度。CiteSpace构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节点越大，则研究热度越大。通过将前期的样本导入数据，设定关键词最小频次为1，运行CiteSpace得到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2）。从关键词聚类图谱来看，当前对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虽然趋于分散，但知识结构相对集中和显著，关键词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以城市治理创新理念为核心的研究，主要关键词有治理、数字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等;二是以城市治理体制、机制以及模式为核心的研究，主要关键词有科技创新、综合执法、居民自治、应用创新园、管理体制改革、治理主体、社会管理创新、治理体系、有效治理等;三是以城市治理创新路径为核心的研究，主要关键词有智慧城市、智慧治理、网格化、治理主体、智慧城管、电子政务、创新2.0、公务创新、互联网+、电子公务、电子治理和碎片化等。由此不难看出，当前城市治理创新主要着眼于实务性的创新路径研究，以地域性的城市治理创新案例为研究载体，探索创新案例推广的可行性与实操性，但对城市治理创新的理念研究相对不足。为此，应加强我国地方城市创新经验的总结和城市治理创新理论的研究，不断加强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和“本土化”。
除关键词聚类图谱外，CiteSpace的关键词时区图谱能够直观反映某一主题领域研究的纵向时间脉络特点。当前，城市治理创新关键词在时间上呈现出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复合的层次发展特点（见图3），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研究主要包括城市治理概念的引入;对城市管理的反思与改进，如城管制度的合理性、城市经理制的可行性等;对政府内部流程、管理方式与理念的更新，如电子政务的引入、公务创新等;对城市治理创新走向的探索，如应用创新园试点、街道办改革等。治理理论在这一阶段对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城市治理经验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则在实践上影响巨大。第二阶段为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包括城市治理创新技术的应用，如数字城市的构建、大数据服务、创新2.0的引入、智慧城管的应用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对城市治理创新主体的分析，如基于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研究、基于基层权力回归的居民自治研究、基于政社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和社会组织的引入等;对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探索，如基于精细化取向的网格化管理研究、基于公民化取向的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分散性取向的治理“碎片化”研究等。城市治理创新正朝着多主体、多路径、宽领域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综述
文献计量分析能够直观揭示高被引文献、高频关键词、发文主体以及刊载平台在数量上的内在关联性，阐释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焦点和研究主题。不同于一般的创新研究，城市治理创新有其内在非计量本质特性。通过研读城市治理创新研究高被引、高下载量以及高相关度文献，辅之以CiteSpace关键词共现网络和时区图谱所呈现的直观特点，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贯穿着“理念-制度-路径”研究逻辑，并不断深入和具体。同时，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重视对国外先进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引入，力求形成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创新体系。当前，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一：对国外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城市治理以及城市治理创新具有丰富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对我国的城市治理创新实践以及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旨在改变僵化的管理模式和提升政府效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17]在这场运动的引导下，“市政经理制”“企业家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以及“公共服务市场化”等一系列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进入人们视野。在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以及社会危机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构建“企业家政府”为核心的“政府再造”运动，旨在打破垄断、提升城市治理效率。[18]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注重城市治理技术的应用，实施由数据驱动的決策分析、绩效管理和追踪CitiStat项目等一系列治理技术，[19]这些关于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提升了城市治理效率，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着过分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公共性等一系列城市治理领域的基本价值目标问题，使西方城市治理创新领域出现了政府权力的“回流”。英国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合作伙伴组织”的城市治理策略，“合作伙伴组织”作为一种城市治理策略，关注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整体发展思想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并在此过程中为政府与社会各方之间的协调、协作提供了可行的框架，成为政府在维持公共秩序和处理集体行动上有效的沟通方式。[20]同期的新加坡则在“合作伙伴组织”策略下着重探索广泛的公众参与，为公众的全程参与提供了制度框架。以国家为中心的新合作主义在德国城市治理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新合作主义以“善治”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合作的动力机制强调各参与主体在政府尊重和认可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21]此外，在跨区域城市治理创新方面，也形成了主张多中心区域治理模式的公共选择理论、主张缩小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社会差别，给地方政府更多自治权以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及城市竞争力的新区域主义、主张赋予大城市和区域更大的决策能力。[22]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治理创新在理念上遵循着由市场主体向以政府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转变，在治理逻辑上关注城市治理创新技术的应用。对这些创新经验的介绍与反思对我国城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在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的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但也应注意这些内容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二：对城市治理创新基本理念的阐释。理念是实践的先导，指引着实践的发展取向。国内学者对城市治理创新理念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高效理念、共治理念以及善治理念。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高效以及效率导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治理创新领域的重要理念导向。高效表现在城市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要把城市中的可经营资源如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等有形资产通过经营权、使用权、冠名權等相关权益的市场运作，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引进增量，进行城市的自身建设和城市发展，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23]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城市自主积累、增值和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效率。高效还应表现在政府内部服务效率的提升上，即完善政府内部流程，提升政府直接服务的效率。[24]但这种“市场化”高效理念并没有真正完全实现其价值追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处理思路仍是以往那种“一家独大”的思维。官僚机构在变革的过程中会趁机扩充其职能，提高自身的不可替代性。[25]政府大包大揽的“市场化”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的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城市治理过程中其他主体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共治的理念成为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理念。共治首先表现为城市治理的主体多元性，各主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地位和职能划分;共治还表现为各主体间协商平台的构建。共治采用的基本机制包括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机制、市场经济规则、自主平等交换机制、社会自主协商的自治机制以及服务特定公益和慈善的志愿者服务机制。[26]在共治理念发展的同时，善治理念也引起了城市治理主体的关注。治理和善治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命题。自1999年由俞可平教授引入中国以来，治理和善治已经成为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话语资源。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协调与整合起来，解决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建设一个更富有竞争性、平等、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努力过程。[27]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善治。俞可平教授将善治的基本标准总结为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等五个方面。[28]善治理念在城市治理创新中就是创新众多利益集团的协调对话，最大程度调动不同社会团体的资源，补充政府管理的不足，达到“双赢”的综合治理方式创新。[29]城市治理不是城市政府的单方面管理， 而是政府与其他社会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30]
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三：对城市治理创新体制支持的优化。我国政治体制内一直存在着一个核心而又深刻的矛盾，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前者倾向于权力、资源以及信息等的集中控制，而后者则倾向于自主和偏离中央意图，对一统体制形成威胁。[31]一统体制的核心维持机制是科层体制的组织形式。科层体制是韦伯提出的一种理想的组织管理体制，其根本准则是实现组织效率的最大化。科层体制在纵向上表现为权威的层级节制，在横向上表现为分工与专业化，由此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并且以严格的法规和组织条例来保证“金字塔”的稳定性。在这种一统体制下，地方治理创新的空间很狭窄。城市作为国家治理的空间载体，其基本治理体制也体现了国家治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城市政府中主要表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即“市-区”两级政府和“市-区-街道”三级管理。因此，对于城市治理创新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何优化既有治理体制，推动城市治理创新。杨宏山认为，城市政府应通过资格认定、资源支持、精英吸纳、党群嵌入和项目合作等五种方式整合城市其他治理主体来推动城市治理创新。[32]其核心是对具有资源调配能力的其他社会主体进行整合。元治理在反思政府、市场和社会在进行城市治理时的过度复杂性后，提出合并类型、根据形势需要切换模式类型以及保持治理模式混合成功三种路径。[33]整体性治理在批评新公共服务理论分散化、碎片化的基础上追寻服务型社区、服务型城市的建设。[34]此外，还包括公众参与、协同治理等各种整合社会主体的治理体制。[35]这些有关治理体制的研究都是围绕如何在既有城市治理体制下寻求突破和为城市治理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而展开的。
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四：对城市治理创新技术路径的探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的内容、客体和要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治理技术的应用，我国关于城市治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包括电子政务、数字政府、大数据、“互联网+政府”等。电子政务是政府治理创新技术手段的基础环节，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回应手段新的突破口。[36]电子政务对于城市政府内部流程的优化、公务处理速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复杂的城市管理环境与管理内容需要政府对外部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有效掌控。宋刚、张楠、朱慧等提出要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构建数字政府，打造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是综合运用GIS、RS、GPS、遥测、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实现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的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37]随着对电子政务、数字政府研究的深入，政府数据搜集能力进一步增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旨在整合城市“各自为政”的信息搜集处理系统和物联网系统的智慧城市进入人们的视野。智慧城市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平台建设两大基本内容，涵盖了城市信息化、智能交通、医疗信息化、三网融合、云计算、电子政务、物联网、光通信、移动互联网应用、无线网络部署、移动支付等各个方面。[38]这些城市治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在城市治理、城市建设、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城市安全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支持作用。 结 论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枢纽作用。[39]如何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创新理论和路径是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和Cite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软件为研究工具，以在2001-2017年CSSCI来源期刊的232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系统化地梳理了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主体力量、支撑平台、研究方法、发文期刊和研究理论等，通过城市治理创新关键词聚类图谱和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年代演进图谱可以看出，当前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热点主要围绕着“理念-制度-路径”来展开，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对西方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借鉴和引入，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呈现出不系统、碎片化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体系。此外，由于本文通过人工对CSSCI期刊来源文献进行筛选，难免存在机械性和主观性的干扰。同时，囿于文章篇幅的限制，仅仅考察了CSSCI来源期刊的文献，对于其它数据库期刊论文以及博硕士论文尚未进行分析，因而，对于研究热点、研究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解读方面尚存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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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刘 鹏）
关 键 词：城市治理创新;知识图谱;善治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9）11-0059-13
收稿日期：2019-06-07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1]这标志着治理理论从理论探讨层面正式进入国家治理主流层面。同时，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城市治理势必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内对于城市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初期的研究集中于时评、报纸以及部分学术论文所提到的城市治理一词，但并未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2001年，踪家峰、郝寿义、黄楠等在《城市治理分析》一文中首次对城市治理进行定义并进行了系统阐述，[2]这也标志着城市治理正式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
城市治理是城市利益相关者根据城市制度规范的要求，采取多种手段对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无序现象和各种矛盾进行有序化整理、矫正、调整的综合性、经常性治理。[3]城市治理与传统城市管理相比最重要的特性是有别于以往的政府一元主体，而是包含着以城市政府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主体。政府、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三种主要的组织形态组成相互依赖的多主体治理网络，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沟通、协商、合作。[4]善治是城市治理的终极目标，国内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是通过各地开展一系列的城市治理创新来实现的。城市治理主体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内涵、扩大外延，提升其创新扩散的内核。如深圳市以合同承包、租赁、BOT等形式，共同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公私合作模式;[5]杭州市西湖区的“互联网+社区民生服务”模式的网络化。[6]但当前城市治理创新却处于個案研究的“单打独斗”阶段，缺乏系统化的实践整合与理论梳理。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和引文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以CSSCI来源期刊的文献为数据样本，通过数据样本关键词共现图谱的计量分析，对当前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概况、发展特点和关注主题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地梳理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脉络、研究热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深化提供理论支持、修正方向和实践切入点。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文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的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文献查询工具，又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及学术期刊的重要评价工具。为保证文献的完整性，同时兼顾“城市治理”与“创新”在术语上的差异化表达，如“城市治理”在不同语境下也可表达为“城市管理”，“创新”一词在基本意义上与“变革”“改革”“革新”大致相同，本文的检索方式设定为：主题=（TI=城市治理 OR TI=城市管理）AND（TI=创新 OR TI=变革 OR TI=改革 OR TI=革新）（精确匹配）。通过多次的检索测试与文献分析，第一篇在实质层面研究城市治理创新的CSSCI期刊出现于2001年，因此，本文文献的检索时间范围为200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检索时间为2018年9月14日。通过上述检索方式共检索CSSCI来源期刊456篇，在剔除会议综述、新闻报道、书评、重复文献以及低相关或者无关的样本后，确定了232篇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样本。这些样本虽然不能完全涵盖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所有文献，但作为样本进行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和分析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处理与分析。“文献计量”是1969年A.Pritchard正式提出的，F.Lancaster定义它“是应用各种统计分析来研究作者、出版物和文献使用方式的知识”。[7]文献计量分析可以研究文献的主要分布结构、数量及其变化特征，并据此探索相关主题的研究脉络与研究结构特征。同时，本文采用CiteSpaceV5.3.R4.科学知识图谱软件对样本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能够通过聚类图、时区图等直观展现某一主题领域的聚类以及共被引状况，它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8]本文研究的时间切片为1年，阈值为50，时间区间设为2001-2017年。
二、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与主体力量
（一）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学术关注度与影响力
学术关注度与影响力是衡量学科或者某一研究主题在相关领域重要程度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发文量、发文期刊级别、研究学科、文献被引量以及基金支持和分布状况。[9]由图1可知，2001-2017年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发文量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始阶段（2001-2008年），这一阶段发文量较低，总发文量为34篇，年均不足5篇。但总体趋势是波动上升，2008年达到这一阶段发文量的顶峰，发文量为14篇;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2009-2017年），这一阶段总体发文量大幅提高，发文总量为198篇，占样本总量的85%，年均发文量近22篇，并呈现不断持续增长趋势，由此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趋势看，我国对于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紧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探索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10]2003年底，建设部办公厅转发江西省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有关工作的意见》，并提出要努力探索新时期城市建设发展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改革，提高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2005-2008年，建设部（住建部）陆续出台大量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的政策文件，包括数字城市试点、推进数字技术运用城市治理的多项政策法规。关于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并在2008年初步达到高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11]此后，学术界开始对城市环境治理创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城市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与对城市环境治理制度的探讨[12]、对城市环境治理创新运作机制的梳理[13]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14]等。2015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该会议强调我国城市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这一年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此后一直保持在较高的发文量水平。学术关注度和学术影响力稳步提升。
文献被引频次能够反映文献的学术影响力与认可度，2001-2017年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前30篇高被引论文（见表1）集中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第一，高被引论文作者主要集中于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领域，涵盖了规范型、实证型和描述型等多种研究形态。第二，研究内容早期多属于对城市管理制度、模式以及路径创新的优化与探索，而后逐渐转为国外城市治理创新内容的“本土化”、对城市治理技术的应用、对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以及对城市治理创新路径的反思。第三，从城市治理创新高被引论文的刊载平台看，多为城市治理、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领域内的期刊以及少量高校学报和综合性期刊。第四，论文被引频次相对较高，最高达716次，最低为50次，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大。从基金支持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5篇）和国家留学基金（2篇）是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基金支持来源上相对单一，支持力量相对较弱。但从年度分布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后发势头强劲。
（二）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研究主体与刊载平台
从研究学者来看（不完全统计），当前对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主要学者包括来自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的宋刚教授和邬伦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楠教授、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暨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的李明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宏山教授和温铁军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彭勃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的陆小成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王敬波教授（见表2）。此外还有刘晔、张吕好、杨建顺、饶常林、常健、陈剩勇、刘淑妍、孙柏瑛、马祖琦、王蒙徽、王佃利、莫于川、严志兰等一批国内学者对城市治理创新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研究。
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主要以高等院校为主（见表3），发文量前14位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深圳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发文126篇，占样本总量近54%。其中，发文量最多的为中国人民大学（22篇），其次为北京大学（20篇）。
从城市治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区域分布来看，华北地区（5个）和华东地区最多（5个），其中，华北地区主要分布在北京地区（4个），华南地区（2个）和华中地区（2个）相对较少。此外，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了城市治理研究院，并且这些高校在此基础上联合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国城市治理研究共同体”（Research Network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RNUGC），以“重新发现城市中国”为宗旨，各高校（研究机构）轮流召开“中国城市治理研究年会”，城市治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有关城市治理创新的其他大型学术研讨会也在全国各地召开，如《城市发展研究》编辑部承办的“从管理到治理：新时期城市治理研讨会”、深圳大学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论坛”等。从刊载平台来看，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刊载量前12位为《城市发展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电子政务》《城市问题》《行政法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城市规划》《前线》《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开放导报》和《求是》（见表4）。刊文平台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分布在城市研究领域类权威核心期刊、公共管理以及法學类权威核心期刊，体现出城市治理研究的专业化。二是以《求是》为代表的党的理论宣传核心刊物，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城市治理创新的高度重视。
（三）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转向与方法应用
就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的理论研究与研究方法而言，伴随着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深入，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方位交叉的特点。理论支撑主要有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新制度理论、公众参与理论、城市价值链理论、网络治理理论、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电子公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管理理论等;研究方法上体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描述与探索相结合的特点，主要有过程研究方法、类型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扎根理论等。除了规范性研究之外，部分学者还介绍了治理经验和研究方向、个案对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重要作用，如通过介绍武汉市“电视问政”来强调政府是城市治理创新主体，需要运用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治理机制实现城市公共利益;[15]以北京市中关村街道东升园社区的调查来强调全面深化社区改革，加快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创新是破解社区治理问题的根本途径。[16]还有少数学者对当前的个案介绍进行了系统化的整合与阐述，以提升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话语权”。 三、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聚类图谱分析
（一）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关键词网络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剔除过于抽象和表意重合的关键词后，样本关于城市治理创新词频排在前12位的关键词分别是城市治理（39）、城市管理（28）、智慧城市（18）、社会治理（8）、治理（6）、创新（6）、大数据（5）、新型城镇化（5）、创新2.0（5）、城市管理创新（4）、电子政务（4）和街道办事处（4）（见表5）。这表明当前我国对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立足于治理理论和创新理念，紧跟国家的方针政策探索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支撑和方法应用，并且呈现出从一般概化研究到城市基层实体研究的纵向贯穿特点。
（二）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发展脉络
关键词共现频次能够反映出其在某一主题的研究热度。CiteSpace构建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节点越大，则研究热度越大。通过将前期的样本导入数据，设定关键词最小频次为1，运行CiteSpace得到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2）。从关键词聚类图谱来看，当前对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虽然趋于分散，但知识结构相对集中和显著，关键词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以城市治理创新理念为核心的研究，主要关键词有治理、数字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等;二是以城市治理体制、机制以及模式为核心的研究，主要关键词有科技创新、综合执法、居民自治、应用创新园、管理体制改革、治理主体、社会管理创新、治理体系、有效治理等;三是以城市治理创新路径为核心的研究，主要关键词有智慧城市、智慧治理、网格化、治理主体、智慧城管、电子政务、创新2.0、公务创新、互联网+、电子公务、电子治理和碎片化等。由此不难看出，当前城市治理创新主要着眼于实务性的创新路径研究，以地域性的城市治理创新案例为研究载体，探索创新案例推广的可行性与实操性，但对城市治理创新的理念研究相对不足。为此，应加强我国地方城市创新经验的总结和城市治理创新理论的研究，不断加强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和“本土化”。
除关键词聚类图谱外，CiteSpace的关键词时区图谱能够直观反映某一主题领域研究的纵向时间脉络特点。当前，城市治理创新关键词在时间上呈现出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复合的层次发展特点（见图3），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研究主要包括城市治理概念的引入;对城市管理的反思与改进，如城管制度的合理性、城市经理制的可行性等;对政府内部流程、管理方式与理念的更新，如电子政务的引入、公务创新等;对城市治理创新走向的探索，如应用创新园试点、街道办改革等。治理理论在这一阶段对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城市治理经验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则在实践上影响巨大。第二阶段为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包括城市治理创新技术的应用，如数字城市的构建、大数据服务、创新2.0的引入、智慧城管的应用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对城市治理创新主体的分析，如基于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研究、基于基层权力回归的居民自治研究、基于政社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和社会组织的引入等;对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探索，如基于精细化取向的网格化管理研究、基于公民化取向的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分散性取向的治理“碎片化”研究等。城市治理创新正朝着多主体、多路径、宽领域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综述
文献计量分析能够直观揭示高被引文献、高频关键词、发文主体以及刊载平台在数量上的内在关联性，阐释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焦点和研究主题。不同于一般的创新研究，城市治理创新有其内在非计量本质特性。通过研读城市治理创新研究高被引、高下载量以及高相关度文献，辅之以CiteSpace关键词共现网络和时区图谱所呈现的直观特点，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贯穿着“理念-制度-路径”研究逻辑，并不断深入和具体。同时，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重视对国外先进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引入，力求形成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创新体系。当前，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一：对国外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城市治理以及城市治理创新具有丰富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对我国的城市治理创新实践以及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旨在改变僵化的管理模式和提升政府效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17]在这场运动的引导下，“市政经理制”“企业家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以及“公共服务市场化”等一系列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进入人们视野。在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以及社会危机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构建“企业家政府”为核心的“政府再造”运动，旨在打破垄断、提升城市治理效率。[18]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注重城市治理技术的应用，实施由数据驱动的決策分析、绩效管理和追踪CitiStat项目等一系列治理技术，[19]这些关于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提升了城市治理效率，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着过分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公共性等一系列城市治理领域的基本价值目标问题，使西方城市治理创新领域出现了政府权力的“回流”。英国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合作伙伴组织”的城市治理策略，“合作伙伴组织”作为一种城市治理策略，关注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整体发展思想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并在此过程中为政府与社会各方之间的协调、协作提供了可行的框架，成为政府在维持公共秩序和处理集体行动上有效的沟通方式。[20]同期的新加坡则在“合作伙伴组织”策略下着重探索广泛的公众参与，为公众的全程参与提供了制度框架。以国家为中心的新合作主义在德国城市治理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新合作主义以“善治”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合作的动力机制强调各参与主体在政府尊重和认可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21]此外，在跨区域城市治理创新方面，也形成了主张多中心区域治理模式的公共选择理论、主张缩小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社会差别，给地方政府更多自治权以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及城市竞争力的新区域主义、主张赋予大城市和区域更大的决策能力。[22]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治理创新在理念上遵循着由市场主体向以政府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转变，在治理逻辑上关注城市治理创新技术的应用。对这些创新经验的介绍与反思对我国城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在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的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但也应注意这些内容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二：对城市治理创新基本理念的阐释。理念是实践的先导，指引着实践的发展取向。国内学者对城市治理创新理念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高效理念、共治理念以及善治理念。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高效以及效率导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治理创新领域的重要理念导向。高效表现在城市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要把城市中的可经营资源如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等有形资产通过经营权、使用权、冠名權等相关权益的市场运作，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引进增量，进行城市的自身建设和城市发展，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23]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城市自主积累、增值和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效率。高效还应表现在政府内部服务效率的提升上，即完善政府内部流程，提升政府直接服务的效率。[24]但这种“市场化”高效理念并没有真正完全实现其价值追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处理思路仍是以往那种“一家独大”的思维。官僚机构在变革的过程中会趁机扩充其职能，提高自身的不可替代性。[25]政府大包大揽的“市场化”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的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城市治理过程中其他主体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共治的理念成为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理念。共治首先表现为城市治理的主体多元性，各主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地位和职能划分;共治还表现为各主体间协商平台的构建。共治采用的基本机制包括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机制、市场经济规则、自主平等交换机制、社会自主协商的自治机制以及服务特定公益和慈善的志愿者服务机制。[26]在共治理念发展的同时，善治理念也引起了城市治理主体的关注。治理和善治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命题。自1999年由俞可平教授引入中国以来，治理和善治已经成为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话语资源。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协调与整合起来，解决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建设一个更富有竞争性、平等、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努力过程。[27]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善治。俞可平教授将善治的基本标准总结为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等五个方面。[28]善治理念在城市治理创新中就是创新众多利益集团的协调对话，最大程度调动不同社会团体的资源，补充政府管理的不足，达到“双赢”的综合治理方式创新。[29]城市治理不是城市政府的单方面管理， 而是政府与其他社会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30]
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三：对城市治理创新体制支持的优化。我国政治体制内一直存在着一个核心而又深刻的矛盾，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前者倾向于权力、资源以及信息等的集中控制，而后者则倾向于自主和偏离中央意图，对一统体制形成威胁。[31]一统体制的核心维持机制是科层体制的组织形式。科层体制是韦伯提出的一种理想的组织管理体制，其根本准则是实现组织效率的最大化。科层体制在纵向上表现为权威的层级节制，在横向上表现为分工与专业化，由此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并且以严格的法规和组织条例来保证“金字塔”的稳定性。在这种一统体制下，地方治理创新的空间很狭窄。城市作为国家治理的空间载体，其基本治理体制也体现了国家治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城市政府中主要表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即“市-区”两级政府和“市-区-街道”三级管理。因此，对于城市治理创新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何优化既有治理体制，推动城市治理创新。杨宏山认为，城市政府应通过资格认定、资源支持、精英吸纳、党群嵌入和项目合作等五种方式整合城市其他治理主体来推动城市治理创新。[32]其核心是对具有资源调配能力的其他社会主体进行整合。元治理在反思政府、市场和社会在进行城市治理时的过度复杂性后，提出合并类型、根据形势需要切换模式类型以及保持治理模式混合成功三种路径。[33]整体性治理在批评新公共服务理论分散化、碎片化的基础上追寻服务型社区、服务型城市的建设。[34]此外，还包括公众参与、协同治理等各种整合社会主体的治理体制。[35]这些有关治理体制的研究都是围绕如何在既有城市治理体制下寻求突破和为城市治理创新提供制度保障而展开的。
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热点主题四：对城市治理创新技术路径的探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的内容、客体和要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治理技术的应用，我国关于城市治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包括电子政务、数字政府、大数据、“互联网+政府”等。电子政务是政府治理创新技术手段的基础环节，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回应手段新的突破口。[36]电子政务对于城市政府内部流程的优化、公务处理速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复杂的城市管理环境与管理内容需要政府对外部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有效掌控。宋刚、张楠、朱慧等提出要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构建数字政府，打造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是综合运用GIS、RS、GPS、遥测、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实现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的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37]随着对电子政务、数字政府研究的深入，政府数据搜集能力进一步增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旨在整合城市“各自为政”的信息搜集处理系统和物联网系统的智慧城市进入人们的视野。智慧城市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平台建设两大基本内容，涵盖了城市信息化、智能交通、医疗信息化、三网融合、云计算、电子政务、物联网、光通信、移动互联网应用、无线网络部署、移动支付等各个方面。[38]这些城市治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在城市治理、城市建设、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城市安全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支持作用。 结 论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枢纽作用。[39]如何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创新理论和路径是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和Cite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软件为研究工具，以在2001-2017年CSSCI来源期刊的232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系统化地梳理了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的研究主体力量、支撑平台、研究方法、发文期刊和研究理论等，通过城市治理创新关键词聚类图谱和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年代演进图谱可以看出，当前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的热点主要围绕着“理念-制度-路径”来展开，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对西方城市治理创新经验的借鉴和引入，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呈现出不系统、碎片化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体系。此外，由于本文通过人工对CSSCI期刊来源文献进行筛选，难免存在机械性和主观性的干扰。同时，囿于文章篇幅的限制，仅仅考察了CSSCI来源期刊的文献，对于其它数据库期刊论文以及博硕士论文尚未进行分析，因而，对于研究热点、研究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解读方面尚存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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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刘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