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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托“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和通货膨胀成因理论，采用以通胀惯性、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为基础的修正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具体分析湖北省1994—2011年通货膨胀现象。结果显示，湖北省通货膨胀现象的出现是以需求因素为主导，且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及通胀惯性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相比于产出缺口，产出增长率差额能更好地从需求角度解释湖北省通货膨胀现象。
关键词：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需求因素；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86-03
前言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出现及发展，形象地勾画了通货膨胀、失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为优化宏观调控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2008年，湖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 328.92亿元，① 成为全国13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的省级行政单位之一。随着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湖北省通胀水平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1994—2011年，湖北省年均通胀率为4.7%，最高通胀率达25.3%。② 为更好认识湖北省通胀现象及其成因，本文以“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和通胀成因理论为依据，采用修正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具体分析其通胀现象。
一、相关研究概述
罗伯特·戈登（1997）[1]以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及“自然失业率”假说为基础，构建了以通胀惯性、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为解释变量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其表达式为πt=a（L）πt-1+b（L）Dt+c（L）zt+et，其中通胀惯性用通胀率滞后值πt-1表示，Dt为需求因素，zt为供给冲击变量。形式上，该模型以通胀滞后项替代通胀预期，以产出缺口替代失业率缺口，同时附加了反映供给冲击的解释变量。
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通胀、失业等宏观问题的关注，国内对通胀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
针对通胀惯性因素，陈彦斌（2008）[2]将通胀惯性与通胀预期两个因素分开，同时加入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因素，构建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其中通胀惯性数据为通胀率的滞后值，通胀预期数据基于微观调查所得。实证检验发现，通胀预期对中国通胀的影响大于通胀惯性。范爱军、韩青（2009）[3]将价格调整的生产率与名义增长缺口引入模型，并以通胀滞后项衡量通胀预期，较好地拟合了中国1978—2008年通胀动态。杨小军（2011）[4]在采用附加利率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中国通胀问题时，发现当期通胀动态变化受通胀惯性和预期的共同影响，而通胀惯性起主导作用。
对于需求因素，渠慎宁、江贤武（2010）[5]选取中国1985—2007年的经济数据，采用引入产出缺口的总供给函数分析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经济中产出缺口与通胀率的正相关关系成立。范爱军、韩青（2009）[3]认为潜在产出的增长是解释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位移的核心变量之一，并将产出缺口和名义增长率缺口同时引入模型，较好地反映了中国1978—2008年通胀走势，且产出增长率差额相对于产出缺口对通胀水平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供给因素方面，王宏涛（2009）[6]采用H-P滤波和多项式回归两种方法估计潜在产出，并构建包含产出缺口及代表供给冲击、制度变迁等因素的缺省变量的菲利普斯曲线。结果显示，包含供给冲击的缺省变量对中国通胀水平的影响较产出缺口显著。于光耀（2011）[7]采用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的相关数据，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预期三个方面分析中国通胀成因。结果表明，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由供给推动。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者对“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因素存在不同的理解与量化方法。同时，上述研究多集中于全国范围内的宏观分析，对省域范围的通胀问题关注相对较少。此外，相关文献中对供给因素的度量主要考虑外生供给冲击，从通胀成因理论角度分析供给冲击的文献较为少见。
二、模型设计与数据选择
（一）模型设计
“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通胀率的滞后项主要反映通胀“螺旋”现象，需求因素描述社会需求变化对通胀的影响，供给冲击则主要是指石油危机等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本文以“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理论基础，并结合通胀成因理论以及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对上述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对于需求因素，其代理变量主要包括产出缺口和产出增长率差额两种。理论上，当实际产出超过潜在产出，经济体存在通胀压力。但是，当潜在产出的增长速度高于实际产出的增长速度时，该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将会降低。因此，仅考虑绝对量的产出缺口对通胀的影响是不完整的。本文认为，无论实际产出是否高于潜在产出，当实际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产出增长率时，通胀压力将增加。由此，本文将需求因素调整为产出增长率差额，即（Δyt-Δy*
t）。
此外，从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看，通货膨胀的成因分为需求拉动型和供给推动型。供给推动型通胀强调货币工资变化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的差额及其变动对通胀的影响。即当货币工资变化率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率时，通胀压力将上升。为反映供给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本文选取名义加权货币工资变动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率之差表示，即（wt-θt）。至于通胀惯性，本文保留通胀率的一阶滞后项πt-1作为其代理变量。
至此，修正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πt=α0+α1πt-1+α2（wt-θt）+α3（Δyt-Δy*
t）+εt。同时，为便于对比分析，本文选择两个比较模型。比较模型一将产出缺口作为需求因素的代理变量，比较模型二将产出缺口及产出增长率差额作为需求因素的共同代理变量。具体模型形式为： 比较模型一：πt=α0+α1πt-1+α2（wt-θt）+α4（yt-y*
t）+εt
比较模型二：πt=α0+α1πt-1+α2（wt-θt）+α3（Δyt-Δy*
t）+α4（yt-y*
t）+εt
（二）数据选择
本文采用1994—2011年湖北省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源于《2012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具体运算中，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率θt采用以1952年为基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调整的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表示。同时，为反映湖北省二元经济现状，名义加权货币工资变动率wt将综合考虑湖北省1994—2011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变动情况，并以人口城乡结构加权表示。
此外，本文采用以1952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1994—2011年湖北省名义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调整，并取自然对数计算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Δyt。
对于潜在产出，其估算方法主要有两大类：结构估计法与非结构估计法。结构估计法的代表是生产函数方法。从经济学角度讲，生产函数方法说服力强，但因为涉及生产函数确定等问题，使用该方法估计潜在产出存在困难。非结构估计法主要采用统计学原理估计潜在产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P滤波方法。该方法将实际产出分为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因素两部分，在不使用任何有关经济结构信息的基础上导出潜在产出。
H-P滤波方法通过构造损失函数计算潜在产出。其损失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多项式的第一部分反映实际产出的波动情况，第二部分衡量趋势项的“平滑”程度，yt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y*
t为潜在地区生产总值，λ为平滑指数，年度数据取值范围在10～100间。
本文使用H-P滤波方法计算1994—2011年湖北省潜在地区生产总值。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建议，本文的λ值取25。同时，以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和潜在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产出缺口及产出增长率差额。
三、湖北省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首先使用ADF检验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观察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t统计量值都小于相应的临界值，且都是0阶单整。因此，在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使用的各变量都为平稳性时间序列。
（二）模型回归及分析
1.模型回归结果。本文采用Eviews软件对代表通胀率、通胀惯性、需求因素及供给因素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2）：
2.模型分析。三个模型中，修正模型包含的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及通胀惯性三个解释变量都能较好地解释湖北省通货膨胀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需求因素——产出增长率差额。
修正模型和比较模型二中的需求因素——产出增长率差额，对通胀的影响十分明显。以修正模型为例，当产出增长率差额增加1%时，通胀率平均上升24.6637%。由此可见，与消费、政府购买以及投资紧密相关的需求因素是湖北省通胀形成及变化的主要原因。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例，1994—2011年湖北省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为21.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5%。自2005年以来，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断突破新的千亿大关，并于2011年达到12 557.3亿元。① 固定资产投资加速，一方面拉动湖北省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社会需求，影响物价水平。
就供给因素而言，修正模型中的名义加权货币工资变动率与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差额对通胀的影响明显。当供给因素增加1%时，通胀率平均上升2.6445%。因此，二元经济条件下，供给因素对湖北省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较大，但供给型通胀并非湖北省通货膨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通胀惯性方面，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其对通货膨胀具有影响。相比而言，比较模型一的通胀惯性因素对通胀率的影响更明显。当通胀惯性增加1%时，通胀率平均上升0.8411%。
按照经济学理论，产出缺口与通胀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两个比较模型的产出缺口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不符合经济学意义。产出缺口和产出增长率差额同为需求因素的代理变量，但显然产出增长率差额能更好从需求角度解释湖北省通胀现象。
结束语
本文以“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基础，结合通胀成因理论及湖北省1994—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具体分析了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相关结论如下：（1）以通胀惯性、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为基础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适用性强，能较好地解释湖北省通胀现象，其通胀是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惯性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三角”因素中，需求因素对通胀率的影响最为显著。湖北省通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需求的变化，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湖北省通货膨胀的主要类型；（3）供给因素对湖北省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为明显。二元经济条件下，城乡人口工资变化率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化率的压力影响湖北省通胀水平；（4）通胀惯性对湖北省通胀水平的波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前期通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期通胀率；（5）对湖北省而言，产出增长率差额比产出缺口更能解释需求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因此，相关部门在推进宏观调控时，可将需求因素作为主要抓手，并兼顾供给因素的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合理调节消费、政府购买及投资等需求的结构与规模，将湖北省通胀水平调整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行域”中，促进湖北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彦斌.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J].经济研究，2008，（12）：51-65.
[2] 范爱军，韩青.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拟合[J].金融研究，2009，（9）：59-75.
[3] 杨小军.中国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研究[J].统计研究，2011，（2）：13-18.
[4] 渠慎宁，江贤武.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基于产出缺口的实证解释[J].经济学动态，2010，（7）：44-50.
[5] 王宏涛.1979—2007年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与通货膨胀模型的估计[J].统计与决策，2009，（14）：96-99.
[6] 于光耀.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三因素模型视角[J].经济与管理，2011，（9）：6-9.
[7] Robert J.Gordon.“The Time-Varying NAIRU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Polic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
11-32.
[责任编辑 陈丽敏]
关键词：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需求因素；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86-03
前言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出现及发展，形象地勾画了通货膨胀、失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为优化宏观调控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2008年，湖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 328.92亿元，① 成为全国13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的省级行政单位之一。随着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湖北省通胀水平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1994—2011年，湖北省年均通胀率为4.7%，最高通胀率达25.3%。② 为更好认识湖北省通胀现象及其成因，本文以“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和通胀成因理论为依据，采用修正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具体分析其通胀现象。
一、相关研究概述
罗伯特·戈登（1997）[1]以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及“自然失业率”假说为基础，构建了以通胀惯性、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为解释变量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其表达式为πt=a（L）πt-1+b（L）Dt+c（L）zt+et，其中通胀惯性用通胀率滞后值πt-1表示，Dt为需求因素，zt为供给冲击变量。形式上，该模型以通胀滞后项替代通胀预期，以产出缺口替代失业率缺口，同时附加了反映供给冲击的解释变量。
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通胀、失业等宏观问题的关注，国内对通胀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
针对通胀惯性因素，陈彦斌（2008）[2]将通胀惯性与通胀预期两个因素分开，同时加入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因素，构建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其中通胀惯性数据为通胀率的滞后值，通胀预期数据基于微观调查所得。实证检验发现，通胀预期对中国通胀的影响大于通胀惯性。范爱军、韩青（2009）[3]将价格调整的生产率与名义增长缺口引入模型，并以通胀滞后项衡量通胀预期，较好地拟合了中国1978—2008年通胀动态。杨小军（2011）[4]在采用附加利率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中国通胀问题时，发现当期通胀动态变化受通胀惯性和预期的共同影响，而通胀惯性起主导作用。
对于需求因素，渠慎宁、江贤武（2010）[5]选取中国1985—2007年的经济数据，采用引入产出缺口的总供给函数分析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经济中产出缺口与通胀率的正相关关系成立。范爱军、韩青（2009）[3]认为潜在产出的增长是解释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位移的核心变量之一，并将产出缺口和名义增长率缺口同时引入模型，较好地反映了中国1978—2008年通胀走势，且产出增长率差额相对于产出缺口对通胀水平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供给因素方面，王宏涛（2009）[6]采用H-P滤波和多项式回归两种方法估计潜在产出，并构建包含产出缺口及代表供给冲击、制度变迁等因素的缺省变量的菲利普斯曲线。结果显示，包含供给冲击的缺省变量对中国通胀水平的影响较产出缺口显著。于光耀（2011）[7]采用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的相关数据，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预期三个方面分析中国通胀成因。结果表明，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由供给推动。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者对“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因素存在不同的理解与量化方法。同时，上述研究多集中于全国范围内的宏观分析，对省域范围的通胀问题关注相对较少。此外，相关文献中对供给因素的度量主要考虑外生供给冲击，从通胀成因理论角度分析供给冲击的文献较为少见。
二、模型设计与数据选择
（一）模型设计
“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通胀率的滞后项主要反映通胀“螺旋”现象，需求因素描述社会需求变化对通胀的影响，供给冲击则主要是指石油危机等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本文以“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理论基础，并结合通胀成因理论以及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对上述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对于需求因素，其代理变量主要包括产出缺口和产出增长率差额两种。理论上，当实际产出超过潜在产出，经济体存在通胀压力。但是，当潜在产出的增长速度高于实际产出的增长速度时，该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将会降低。因此，仅考虑绝对量的产出缺口对通胀的影响是不完整的。本文认为，无论实际产出是否高于潜在产出，当实际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产出增长率时，通胀压力将增加。由此，本文将需求因素调整为产出增长率差额，即（Δyt-Δy*
t）。
此外，从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看，通货膨胀的成因分为需求拉动型和供给推动型。供给推动型通胀强调货币工资变化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的差额及其变动对通胀的影响。即当货币工资变化率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率时，通胀压力将上升。为反映供给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本文选取名义加权货币工资变动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率之差表示，即（wt-θt）。至于通胀惯性，本文保留通胀率的一阶滞后项πt-1作为其代理变量。
至此，修正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πt=α0+α1πt-1+α2（wt-θt）+α3（Δyt-Δy*
t）+εt。同时，为便于对比分析，本文选择两个比较模型。比较模型一将产出缺口作为需求因素的代理变量，比较模型二将产出缺口及产出增长率差额作为需求因素的共同代理变量。具体模型形式为： 比较模型一：πt=α0+α1πt-1+α2（wt-θt）+α4（yt-y*
t）+εt
比较模型二：πt=α0+α1πt-1+α2（wt-θt）+α3（Δyt-Δy*
t）+α4（yt-y*
t）+εt
（二）数据选择
本文采用1994—2011年湖北省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源于《2012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具体运算中，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率θt采用以1952年为基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调整的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表示。同时，为反映湖北省二元经济现状，名义加权货币工资变动率wt将综合考虑湖北省1994—2011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变动情况，并以人口城乡结构加权表示。
此外，本文采用以1952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1994—2011年湖北省名义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调整，并取自然对数计算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Δyt。
对于潜在产出，其估算方法主要有两大类：结构估计法与非结构估计法。结构估计法的代表是生产函数方法。从经济学角度讲，生产函数方法说服力强，但因为涉及生产函数确定等问题，使用该方法估计潜在产出存在困难。非结构估计法主要采用统计学原理估计潜在产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P滤波方法。该方法将实际产出分为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因素两部分，在不使用任何有关经济结构信息的基础上导出潜在产出。
H-P滤波方法通过构造损失函数计算潜在产出。其损失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多项式的第一部分反映实际产出的波动情况，第二部分衡量趋势项的“平滑”程度，yt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y*
t为潜在地区生产总值，λ为平滑指数，年度数据取值范围在10～100间。
本文使用H-P滤波方法计算1994—2011年湖北省潜在地区生产总值。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建议，本文的λ值取25。同时，以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和潜在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产出缺口及产出增长率差额。
三、湖北省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首先使用ADF检验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观察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t统计量值都小于相应的临界值，且都是0阶单整。因此，在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使用的各变量都为平稳性时间序列。
（二）模型回归及分析
1.模型回归结果。本文采用Eviews软件对代表通胀率、通胀惯性、需求因素及供给因素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2）：
2.模型分析。三个模型中，修正模型包含的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及通胀惯性三个解释变量都能较好地解释湖北省通货膨胀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需求因素——产出增长率差额。
修正模型和比较模型二中的需求因素——产出增长率差额，对通胀的影响十分明显。以修正模型为例，当产出增长率差额增加1%时，通胀率平均上升24.6637%。由此可见，与消费、政府购买以及投资紧密相关的需求因素是湖北省通胀形成及变化的主要原因。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例，1994—2011年湖北省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为21.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5%。自2005年以来，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断突破新的千亿大关，并于2011年达到12 557.3亿元。① 固定资产投资加速，一方面拉动湖北省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社会需求，影响物价水平。
就供给因素而言，修正模型中的名义加权货币工资变动率与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差额对通胀的影响明显。当供给因素增加1%时，通胀率平均上升2.6445%。因此，二元经济条件下，供给因素对湖北省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较大，但供给型通胀并非湖北省通货膨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通胀惯性方面，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其对通货膨胀具有影响。相比而言，比较模型一的通胀惯性因素对通胀率的影响更明显。当通胀惯性增加1%时，通胀率平均上升0.8411%。
按照经济学理论，产出缺口与通胀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两个比较模型的产出缺口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不符合经济学意义。产出缺口和产出增长率差额同为需求因素的代理变量，但显然产出增长率差额能更好从需求角度解释湖北省通胀现象。
结束语
本文以“三角”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基础，结合通胀成因理论及湖北省1994—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具体分析了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相关结论如下：（1）以通胀惯性、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为基础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适用性强，能较好地解释湖北省通胀现象，其通胀是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惯性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三角”因素中，需求因素对通胀率的影响最为显著。湖北省通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需求的变化，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湖北省通货膨胀的主要类型；（3）供给因素对湖北省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为明显。二元经济条件下，城乡人口工资变化率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化率的压力影响湖北省通胀水平；（4）通胀惯性对湖北省通胀水平的波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前期通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期通胀率；（5）对湖北省而言，产出增长率差额比产出缺口更能解释需求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因此，相关部门在推进宏观调控时，可将需求因素作为主要抓手，并兼顾供给因素的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合理调节消费、政府购买及投资等需求的结构与规模，将湖北省通胀水平调整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行域”中，促进湖北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彦斌.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J].经济研究，2008，（12）：51-65.
[2] 范爱军，韩青.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拟合[J].金融研究，2009，（9）：59-75.
[3] 杨小军.中国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研究[J].统计研究，2011，（2）：13-18.
[4] 渠慎宁，江贤武.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基于产出缺口的实证解释[J].经济学动态，2010，（7）：44-50.
[5] 王宏涛.1979—2007年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与通货膨胀模型的估计[J].统计与决策，2009，（14）：96-99.
[6] 于光耀.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三因素模型视角[J].经济与管理，2011，（9）：6-9.
[7] Robert J.Gordon.“The Time-Varying NAIRU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Polic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
11-32.
[责任编辑 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