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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农村城市化的推动力量之一，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文章以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葛平村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进行分析，找出了影响当地农村劳动力做出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即对城市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政府可以在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解决农村社保问题以及改革农村迁移劳动力进城住房制度等方面做出努力，从而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54-04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仍然很高，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必将是未来社会发展中一个普遍而长期的现象。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成为现实的城镇人口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迁移个体要具有向城镇迁移的意愿，迁移意愿越强烈，农村人口引发城市化的“势能”就越大，这是农村向城市化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含义，很多学者依据劳动者离开家去其他地方工作的不同时间来进行了界定，时间超过1个月、3个月或6个月不等，视为“迁移”[1～6]。还有学者从劳动者“离土不离乡”和“ 离土又离乡”两种情况对其迁移情况进行阐述 [7]。本文研究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强调的是劳动者劳作地域的变化，是指劳动者出于各种原因，独自或携带家庭其他成员离开家乡迁往异地，既包括不改变户籍登记的暂时性迁移，也包括改变户籍登记的永久性迁移。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他指出，比较经济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8]；瑞文斯汀最早从人口学的角度全面研究了人口迁移原因，并利用大量的数据总结出那个时代的“人口迁移规律”[9]；唐纳德·博格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 [10]。国内学者多从迁移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人均耕地、人均生产性财产、城乡收入差距等角度对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每个微观个体迁移意愿的作出不仅受自身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素质等的影响，还受外部环境、社会制度的影响。这个始终保持高度流动性的农村劳动力群体不仅可以在未外出打工时产生迁移意愿，还可以在外出打工一段时间后正式作出是否永久性迁移的决策 [11]。因此，考虑到不同个体独特的生活经历，借鉴博格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我们将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的相互作用作为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一种是促使人口迁移的力量，我们将其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作用力”，包括来自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力量，我们将其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反作用力”，包括来自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如图1所示）。
二、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调研分析
1.调研思路及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所用问卷主要包括对当地农户家庭情况、各家庭的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首先通过对村民是否愿意搬到城镇居住这一问题予以考察，以此衡量村民是否愿意进行迁移。如果被调查者回答“愿意”，就代表他有迁移的意愿，反之，则说明他没有迁移意愿。根据对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定性研究，调查问卷中共设计了8条愿意迁移和12条不愿意迁移的动因作为测量指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来衡量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分为“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5级）。
2.因子分析。在利用多个变量进行总体样本的描述时，收集到的变量之间通常都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尽可能简化问题的分析过程，需对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即将具有相似特征的变量归纳在一起。因子分析就是这样一种以最少的信息丢失将众多原有变量浓缩成少数几个因子，并使因子具有一定的命名解释性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具体可解释为：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分析，找出少数几个能控制原始变量的随机变量Fi（i=1，2，…m），用它再现原始变量X众多分量Xi（ i=1，2，…n）之间的相关关系，达到简化变量降低维数的目的。
三、松原市葛平村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文中数据来源于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六个分队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问卷，填答采用入户调查方式，综合运用了问卷调查与个体访谈的实地研究方法。调查活动中，共发放了调查问卷165份，获得有效问卷162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8.18%。
1.数据统计。通过运用SPSS13.0软件对调查所获得的16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降维因子分析，得到表1。根据主成分提取法，笔者从影响农民愿意迁移的8个测量指标中提取出3个主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3.74%，基本可以反映总体信息。由表2可以看出，3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1.01%、24.47%、18.25%，顺序为F1>F2>F3。因此，主因子F1是第一影响因子，它所包含的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是否愿意进行迁移有着较大的影响。
在确定了主因子的基础上，根据因子分析理论，对8个变量进行归类处理。为了能够更明显地反映各个变量与总体特征的密切程度，也就是使每个变量的载荷量最大程度地趋向0和1两极，我们对初始因子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12]，得到表2。经过正交旋转后的因子矩阵，大部分指标只在一个主因子上载荷量较大，在其他因子上载荷量较小，这就很大程度上把具有共同特征的变量集中在了一起。
同样，对于影响劳动力不愿意迁移的12个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可从中提取5个因子，其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6.06%，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向，保留了原始数据中大量的信息。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归类处理后，得到下页表3。 2.结果分析。在愿意迁移的那部分劳动力群体中，结合上页表2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F1在“务农收入低于城市收入，土地资源匮乏”两个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将其定义为收入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因子也就是收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31.02%，说明当前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力。第二主因子F2在X2、X4上因子载荷比较大，包括“农村居住环境差、期待较高文化教育条件”，我们将其定义为环境因子。城市里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及其所具有的强大的信息交流能力，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与更加开阔的教育环境，更容易满足人们望子成龙的心理。第三主因子F3在X5、X6、X7上因子载荷比较大，由于这三项指标都是可以给人们身心带来利益的，可将其定义为生活收益因子。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希望享受到更好的医疗设施、娱乐条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学有所成，能够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人们更加期望搬到城里去居住。
对于不愿意迁移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群体，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3）可以看出：
第一主因子在“农村收入稳定性，户籍制度限制性”两项指标上存在较大的解释能力，可以将其称作稳定性因子。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奔波，工作的不确定性，收入的不稳定性等因素都影响着村民对迁移意向的判断。此外，城乡分割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也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很大障碍。
第二主因子在“城镇交通便利性”这两项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力和解释能力，可将该因子命名为便利性因子。随着城乡交通越来越发达，城市与乡村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进城办事看病也越来越方便，城市生活的气息也随着便利交通的到来逐渐被人们熟知。
第三主因子在“老人孩子需要性”这项指标上载荷力比较大，可将该因子定义为家庭因子。由于绝大多数家庭世代生活在农村，老人具有很强的“归根”意识，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从而也影响着子女对下一代的选择。
第四主因子在“预期费用较高、无技能或工作经验”这两方面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我们可以称其为预期成本因子。村民们去城里就业，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不同于农村劳作艰苦且收入较高的工作。但是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以及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使得村民们不能够对未来充满乐观的预期。另外，紧随着国家金融形势而来的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等问题，村民们对于城市楼房“望房兴叹”，再加上城市的高消费水平，更是让村民们“望城兴叹”。
第五主因子主要由“土地住房依赖性，农村生活习惯性，感觉居住两地差别不大”这几方面构成，称其为习惯因子。走访调查时，许多村民都表现出了对农村生活的习惯与依赖。
大多数村民都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了很高的满意度，认为自己即使住在了城市也和现在没有太大差别，再加上对已有土地和住房的依赖性，村民的城乡意识越来越淡薄，也就不再具有那么强烈的迁移意愿。
3.小结。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以葛平村为代表的吉林省永久镇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意愿并不强烈。城市较高的生活风险和就业风险、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城镇交通的便利、集体福利条件的改善以及个人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因素。而对于愿意迁移的农民来说，城乡收入差距，城市良好的文教条件以及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成为进城的主要拉力。
四、对策建议
中国正处在“十二五”建设的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理性“经济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对于迁移意愿的决策也趋向于个性化选择。基于对吉林省长春市永久镇的实地调研分析发现，对于城市生活的预期成为决定人们城市化意愿的重要因素。较高的预期收入、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下一代的受教育问题成为了吸引农民进城的强大动力，而城市生活的漂泊以及较高的预期成本阻碍了大多数人迁移的脚步。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村人口的合理城市迁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好更快的发展，政府应从宏观方面入手，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使得城镇对于农村劳动力有更高的吸引力。
1.制定合理的就业政策，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就业方向直接关系到其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消费活动的去向，而较高的农民收入则会激发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潜能。对于进城农村人口，实行竞争就业机制，选拔具有较高素质、较高技能的人群进入城市工作，并根据其自身技能条件安排进入合适的岗位，使每一位进城劳动力真正“劳有所得”。
2.扩大农民工保险覆盖面，解决进城农民社保问题。当前农民工进城面临着失业、工伤、生育等多种不稳定因素，但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让许多进城农民“劳无所依”。因此，可设立专门的农民工保险机构，利用现有保险政策，向进城农村人口征收人身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就业保险等费用，由个人或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障金，解决所有进城人口的医疗、工伤等事故的赔偿费用。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大农村劳动力进城保障制度的宣传，适当降低保障金，使得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生活充满较为乐观的预期。
3.改革入城住房制度，建立农村劳动力住房交易市场。目前，多数农村迁移劳动力对于无固定住房的漂泊的城市生活充满畏惧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迁移意愿的选择。建立专门的农民工住房交易机构，可以方便进城农民了解到更多的城市住房信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生活需要作出租房还是购房的最佳选择。同时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缓解农民进城购房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Rozelle S.，Guo L.，Shen M.，Hughart A.，Giles J.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migration[J].The China Quarterly，1999，158：367-393. [2] Lin J.Y.，Wang G.，Zhao Y.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SA].Paper prepared for the D.Gale Johnson memorialconference[C]，Chicago，2004.
[3] Liu Z.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8，19：521-535.
[4] Wu Z.Self-selection and earnings of migrant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Asian Economic Journal，2010，1： 23-44.
[5] Zhu N.The impact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 in China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7，13： 213-230.
[6] 蔡新会.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研究——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D].上海：复旦大学，2004.
[7] 侯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4，（7）：52-54.
[8] William Petty.Essays on Mankind and Political Arithmetic[M].Bastian Books，2008.08.
[9] E.G.Ravenstein.The Laws of Migration[J].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85.01：167-235.
[10] Bogue Donald J.Internal Migration [A].Hauser，Duncan.The Study of Population： an Inventory Appraisal[C].Chicago：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59.
[11] 任媛，安树伟.劳动力迁移、城市化发展与民工荒[J].经济学动态，2011，（5）：64-68.
[12] 佟妍，丁陶.上海市中低收入非理性彩民购彩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论坛，2010，（10）：105-107.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54-04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仍然很高，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必将是未来社会发展中一个普遍而长期的现象。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成为现实的城镇人口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迁移个体要具有向城镇迁移的意愿，迁移意愿越强烈，农村人口引发城市化的“势能”就越大，这是农村向城市化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含义，很多学者依据劳动者离开家去其他地方工作的不同时间来进行了界定，时间超过1个月、3个月或6个月不等，视为“迁移”[1～6]。还有学者从劳动者“离土不离乡”和“ 离土又离乡”两种情况对其迁移情况进行阐述 [7]。本文研究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强调的是劳动者劳作地域的变化，是指劳动者出于各种原因，独自或携带家庭其他成员离开家乡迁往异地，既包括不改变户籍登记的暂时性迁移，也包括改变户籍登记的永久性迁移。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他指出，比较经济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8]；瑞文斯汀最早从人口学的角度全面研究了人口迁移原因，并利用大量的数据总结出那个时代的“人口迁移规律”[9]；唐纳德·博格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 [10]。国内学者多从迁移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人均耕地、人均生产性财产、城乡收入差距等角度对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每个微观个体迁移意愿的作出不仅受自身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素质等的影响，还受外部环境、社会制度的影响。这个始终保持高度流动性的农村劳动力群体不仅可以在未外出打工时产生迁移意愿，还可以在外出打工一段时间后正式作出是否永久性迁移的决策 [11]。因此，考虑到不同个体独特的生活经历，借鉴博格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我们将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的相互作用作为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一种是促使人口迁移的力量，我们将其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作用力”，包括来自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力量，我们将其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反作用力”，包括来自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如图1所示）。
二、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调研分析
1.调研思路及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所用问卷主要包括对当地农户家庭情况、各家庭的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首先通过对村民是否愿意搬到城镇居住这一问题予以考察，以此衡量村民是否愿意进行迁移。如果被调查者回答“愿意”，就代表他有迁移的意愿，反之，则说明他没有迁移意愿。根据对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定性研究，调查问卷中共设计了8条愿意迁移和12条不愿意迁移的动因作为测量指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来衡量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分为“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5级）。
2.因子分析。在利用多个变量进行总体样本的描述时，收集到的变量之间通常都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尽可能简化问题的分析过程，需对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即将具有相似特征的变量归纳在一起。因子分析就是这样一种以最少的信息丢失将众多原有变量浓缩成少数几个因子，并使因子具有一定的命名解释性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具体可解释为：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分析，找出少数几个能控制原始变量的随机变量Fi（i=1，2，…m），用它再现原始变量X众多分量Xi（ i=1，2，…n）之间的相关关系，达到简化变量降低维数的目的。
三、松原市葛平村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文中数据来源于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六个分队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问卷，填答采用入户调查方式，综合运用了问卷调查与个体访谈的实地研究方法。调查活动中，共发放了调查问卷165份，获得有效问卷162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8.18%。
1.数据统计。通过运用SPSS13.0软件对调查所获得的16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降维因子分析，得到表1。根据主成分提取法，笔者从影响农民愿意迁移的8个测量指标中提取出3个主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3.74%，基本可以反映总体信息。由表2可以看出，3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1.01%、24.47%、18.25%，顺序为F1>F2>F3。因此，主因子F1是第一影响因子，它所包含的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是否愿意进行迁移有着较大的影响。
在确定了主因子的基础上，根据因子分析理论，对8个变量进行归类处理。为了能够更明显地反映各个变量与总体特征的密切程度，也就是使每个变量的载荷量最大程度地趋向0和1两极，我们对初始因子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12]，得到表2。经过正交旋转后的因子矩阵，大部分指标只在一个主因子上载荷量较大，在其他因子上载荷量较小，这就很大程度上把具有共同特征的变量集中在了一起。
同样，对于影响劳动力不愿意迁移的12个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可从中提取5个因子，其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6.06%，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向，保留了原始数据中大量的信息。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归类处理后，得到下页表3。 2.结果分析。在愿意迁移的那部分劳动力群体中，结合上页表2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F1在“务农收入低于城市收入，土地资源匮乏”两个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将其定义为收入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因子也就是收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31.02%，说明当前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力。第二主因子F2在X2、X4上因子载荷比较大，包括“农村居住环境差、期待较高文化教育条件”，我们将其定义为环境因子。城市里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及其所具有的强大的信息交流能力，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与更加开阔的教育环境，更容易满足人们望子成龙的心理。第三主因子F3在X5、X6、X7上因子载荷比较大，由于这三项指标都是可以给人们身心带来利益的，可将其定义为生活收益因子。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希望享受到更好的医疗设施、娱乐条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学有所成，能够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人们更加期望搬到城里去居住。
对于不愿意迁移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群体，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3）可以看出：
第一主因子在“农村收入稳定性，户籍制度限制性”两项指标上存在较大的解释能力，可以将其称作稳定性因子。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奔波，工作的不确定性，收入的不稳定性等因素都影响着村民对迁移意向的判断。此外，城乡分割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也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很大障碍。
第二主因子在“城镇交通便利性”这两项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力和解释能力，可将该因子命名为便利性因子。随着城乡交通越来越发达，城市与乡村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进城办事看病也越来越方便，城市生活的气息也随着便利交通的到来逐渐被人们熟知。
第三主因子在“老人孩子需要性”这项指标上载荷力比较大，可将该因子定义为家庭因子。由于绝大多数家庭世代生活在农村，老人具有很强的“归根”意识，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从而也影响着子女对下一代的选择。
第四主因子在“预期费用较高、无技能或工作经验”这两方面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我们可以称其为预期成本因子。村民们去城里就业，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不同于农村劳作艰苦且收入较高的工作。但是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以及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使得村民们不能够对未来充满乐观的预期。另外，紧随着国家金融形势而来的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等问题，村民们对于城市楼房“望房兴叹”，再加上城市的高消费水平，更是让村民们“望城兴叹”。
第五主因子主要由“土地住房依赖性，农村生活习惯性，感觉居住两地差别不大”这几方面构成，称其为习惯因子。走访调查时，许多村民都表现出了对农村生活的习惯与依赖。
大多数村民都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了很高的满意度，认为自己即使住在了城市也和现在没有太大差别，再加上对已有土地和住房的依赖性，村民的城乡意识越来越淡薄，也就不再具有那么强烈的迁移意愿。
3.小结。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以葛平村为代表的吉林省永久镇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意愿并不强烈。城市较高的生活风险和就业风险、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城镇交通的便利、集体福利条件的改善以及个人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因素。而对于愿意迁移的农民来说，城乡收入差距，城市良好的文教条件以及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成为进城的主要拉力。
四、对策建议
中国正处在“十二五”建设的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理性“经济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对于迁移意愿的决策也趋向于个性化选择。基于对吉林省长春市永久镇的实地调研分析发现，对于城市生活的预期成为决定人们城市化意愿的重要因素。较高的预期收入、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下一代的受教育问题成为了吸引农民进城的强大动力，而城市生活的漂泊以及较高的预期成本阻碍了大多数人迁移的脚步。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村人口的合理城市迁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好更快的发展，政府应从宏观方面入手，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使得城镇对于农村劳动力有更高的吸引力。
1.制定合理的就业政策，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就业方向直接关系到其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消费活动的去向，而较高的农民收入则会激发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潜能。对于进城农村人口，实行竞争就业机制，选拔具有较高素质、较高技能的人群进入城市工作，并根据其自身技能条件安排进入合适的岗位，使每一位进城劳动力真正“劳有所得”。
2.扩大农民工保险覆盖面，解决进城农民社保问题。当前农民工进城面临着失业、工伤、生育等多种不稳定因素，但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让许多进城农民“劳无所依”。因此，可设立专门的农民工保险机构，利用现有保险政策，向进城农村人口征收人身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就业保险等费用，由个人或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障金，解决所有进城人口的医疗、工伤等事故的赔偿费用。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大农村劳动力进城保障制度的宣传，适当降低保障金，使得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生活充满较为乐观的预期。
3.改革入城住房制度，建立农村劳动力住房交易市场。目前，多数农村迁移劳动力对于无固定住房的漂泊的城市生活充满畏惧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迁移意愿的选择。建立专门的农民工住房交易机构，可以方便进城农民了解到更多的城市住房信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生活需要作出租房还是购房的最佳选择。同时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缓解农民进城购房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Rozelle S.，Guo L.，Shen M.，Hughart A.，Giles J.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migration[J].The China Quarterly，1999，158：367-393. [2] Lin J.Y.，Wang G.，Zhao Y.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SA].Paper prepared for the D.Gale Johnson memorialconference[C]，Chicago，2004.
[3] Liu Z.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8，19：521-535.
[4] Wu Z.Self-selection and earnings of migrant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Asian Economic Journal，2010，1： 23-44.
[5] Zhu N.The impact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 in China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7，13： 213-230.
[6] 蔡新会.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研究——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D].上海：复旦大学，2004.
[7] 侯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4，（7）：52-54.
[8] William Petty.Essays on Mankind and Political Arithmetic[M].Bastian Books，2008.08.
[9] E.G.Ravenstein.The Laws of Migration[J].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85.01：167-235.
[10] Bogue Donald J.Internal Migration [A].Hauser，Duncan.The Study of Population： an Inventory Appraisal[C].Chicago：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59.
[11] 任媛，安树伟.劳动力迁移、城市化发展与民工荒[J].经济学动态，2011，（5）：64-68.
[12] 佟妍，丁陶.上海市中低收入非理性彩民购彩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论坛，2010，（10）：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