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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等。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官云南永平县知县。文字训诂学家、书法家。精于考证，分隶篆刻尤佳。纪昀之“阅微草堂”匾额即其手笔。本文以桂馥为例，主要研究桂馥的书学及诗文杂剧，以期总结关于桂馥的相关论述，提高自我学术能力。
关键词：桂馥;书学;诗文杂剧
一、桂馥的书学相关研究
孙雅芳《桂馥研究》（山東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一文，认为桂馥的文字训诂学家背景决定了其视书法为末枝和文字学研究的工具，他对金石碑版的精研使其选择了汉隶中浑厚雄伟一路;而其篆刻方面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成就。薛媛《桂馥书法篆刻及其书学、印学论著探微》（南京艺术学院2015年硕士论文）一文，对其隶书、行书、指书、篆书分别进行了赏评，对其书论和书学思想进行了剖析，得出其厚古薄今的总体态度。张迪《桂馥的交游、著述和隶书创作研究》（南京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一文，认为《国朝隶品》对郑簠的批评反映出清中叶碑学观念的进步，另外他的《缪篆分韵》具有填补明清缪篆研究学术空白的重大意义。宋元利《桂馥书法篆刻创作研究》（湖北美术学院2015年硕士论文）一文，认为桂氏隶书可分三类：工稳板滞、深沉老辣、方正博大。另对其书法创作中的“学问气”进行了利弊分析，认为利在脱俗，弊在刻板。杨舒惠《桂馥印论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一文，认为桂馥“宗汉”的原因之一就是汉人工篆书者多，且所用文字未乖“六书”之义。因此，桂氏在延续治印古法方面有不世之功。王潘《桂馥<重定续三十五举>研究》（渤海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一文，以《重定续三十五举》一文，考察了成书的四种来源：印学著录类、笔记类、书画论著类、文集类，并结合其“复古”思想，认为其证经考据、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利在“宗汉”、弊亦在“宗汉而薄今”，以致其忽略了当时“浙派”和“邓派”的客观成就。
建国以来专题研究桂馥书法的最早文章要数曾铭《须省六书兼八法 笔底曾经百炼功——清代桂馥及其隶书艺术》（《书画艺术》1998年2月15日）一文了，作者认为声誉隆盛的伊秉绶影响桂氏的书法过于片面，事实是二人相互影响，但篇幅很小，故论据不甚详实。李凤海《一枝沉醉羊毫笔 写遍人间两汉碑——桂馥、翟云升师生其人其艺》（《收藏家》2005年12月8日）一文，简要叙述了师徒二人是书法成就和不足，但对二人教学过程没有深究。朱乐朋《论桂馥的书法成就》（《书画世界》2010年11月号总第142期）一文，认为桂馥隶书最大特点是朴厚，而根源就是桂氏平生治《说文解字》。张卫武《桂馥其人、其书、其论》（《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01期）一文，认为桂氏受里居汉碑滋养颇多，隶书有学者之风，《国朝隶品》品评得当。而其书法早在清代定评既高，反而今日不为世所重，笔者沦肌浃髓。朱乐朋《桂馥与隶书》（《国画家》2015年年7月10日）一文，继续深究其隶书创作背景，认为桂氏乃“以学养书”而非“学以书显”。 张龙;杨孝瑜《 一枝沉醉羊毫笔 写遍人间两汉碑——桂馥书法艺术成就探析》（《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第5版）一文，认为桂氏隶书分为三种类型：丰满规整类、灵动秀美类、古厚朴实类，但未提供实例论证。
二、桂馥的诗文杂剧研究
赵芬《试论<四声猿>与<后四声猿>的同而有辩》（曲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一文，认为二者体制、取材、思想、编剧方面较为相似，但略有不同，桂氏受时风影响而热衷创作单折短剧，演唱方式上亦增加了对唱、合唱的比例。另外，因与晚明动荡国情不同，故桂氏取材相对狭窄，思想多以借古抒怀为主。作者能从国家背景和个人际遇着手分析差异是很中肯的。侯宝珍《桂馥文学创作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一文视野开阔，从桂氏诗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诗歌与戏曲的跨文体关照角度切入，认为桂氏的广泛交游和深厚学养对其诗歌创作极有裨益，桂氏甚至打通文体隔阂，达到“戏曲诗化”、“以诗为曲”的臻化入境的高度。美中不足是作者未对桂氏所有诗歌进行分析，而是择探析，全面性有待提高。王传明《清代山东古典戏剧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一文，在第九章第一节通过分析《后四声猿》的四折短剧，认为桂馥在抒情风格上不同于徐渭的慷慨淋漓，而是体现了对传统诗教精神的回归，变得更加深沉、细腻。作者论述篇幅不大，但确有见地，抓住了核心。
杜桂萍《桂馥及其<后四声猿>》（《求是学刊》1989年第2期）一文是较早的研究文章，认为桂氏《后四声猿》里强烈而深沉的哀嚎是其人生三大悲剧：白首穷居、微管所累和官不适用的真实写照，此论当属恰当。她的另一篇文章《论清代杂剧对徐渭<四声猿>的接受》（《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认为桂氏对《四声猿》的创造性接受体现在自喻性书写、开放性体制形态、精神皈依三个方面。她的第三篇文章《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总第220期）对桂氏的人格进行了分析，认为桂氏虽为经学硕儒，但亦通晓诗歌杂剧，加之年老体弱又远宦边徼、大志不伸，这些条件集中促成了《后四声猿》的诞生。孙雅芬《桂馥<后四声猿>与清代中期杂剧》（《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26卷第5期）一文，认为《后四声猿》表现出的“超脱凡蹊，屏绝俚鄙”和“雅化”正是清中期杂剧的典型特征。
参考文献
1.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
2.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关键词：桂馥;书学;诗文杂剧
一、桂馥的书学相关研究
孙雅芳《桂馥研究》（山東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一文，认为桂馥的文字训诂学家背景决定了其视书法为末枝和文字学研究的工具，他对金石碑版的精研使其选择了汉隶中浑厚雄伟一路;而其篆刻方面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成就。薛媛《桂馥书法篆刻及其书学、印学论著探微》（南京艺术学院2015年硕士论文）一文，对其隶书、行书、指书、篆书分别进行了赏评，对其书论和书学思想进行了剖析，得出其厚古薄今的总体态度。张迪《桂馥的交游、著述和隶书创作研究》（南京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一文，认为《国朝隶品》对郑簠的批评反映出清中叶碑学观念的进步，另外他的《缪篆分韵》具有填补明清缪篆研究学术空白的重大意义。宋元利《桂馥书法篆刻创作研究》（湖北美术学院2015年硕士论文）一文，认为桂氏隶书可分三类：工稳板滞、深沉老辣、方正博大。另对其书法创作中的“学问气”进行了利弊分析，认为利在脱俗，弊在刻板。杨舒惠《桂馥印论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一文，认为桂馥“宗汉”的原因之一就是汉人工篆书者多，且所用文字未乖“六书”之义。因此，桂氏在延续治印古法方面有不世之功。王潘《桂馥<重定续三十五举>研究》（渤海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一文，以《重定续三十五举》一文，考察了成书的四种来源：印学著录类、笔记类、书画论著类、文集类，并结合其“复古”思想，认为其证经考据、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利在“宗汉”、弊亦在“宗汉而薄今”，以致其忽略了当时“浙派”和“邓派”的客观成就。
建国以来专题研究桂馥书法的最早文章要数曾铭《须省六书兼八法 笔底曾经百炼功——清代桂馥及其隶书艺术》（《书画艺术》1998年2月15日）一文了，作者认为声誉隆盛的伊秉绶影响桂氏的书法过于片面，事实是二人相互影响，但篇幅很小，故论据不甚详实。李凤海《一枝沉醉羊毫笔 写遍人间两汉碑——桂馥、翟云升师生其人其艺》（《收藏家》2005年12月8日）一文，简要叙述了师徒二人是书法成就和不足，但对二人教学过程没有深究。朱乐朋《论桂馥的书法成就》（《书画世界》2010年11月号总第142期）一文，认为桂馥隶书最大特点是朴厚，而根源就是桂氏平生治《说文解字》。张卫武《桂馥其人、其书、其论》（《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01期）一文，认为桂氏受里居汉碑滋养颇多，隶书有学者之风，《国朝隶品》品评得当。而其书法早在清代定评既高，反而今日不为世所重，笔者沦肌浃髓。朱乐朋《桂馥与隶书》（《国画家》2015年年7月10日）一文，继续深究其隶书创作背景，认为桂氏乃“以学养书”而非“学以书显”。 张龙;杨孝瑜《 一枝沉醉羊毫笔 写遍人间两汉碑——桂馥书法艺术成就探析》（《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第5版）一文，认为桂氏隶书分为三种类型：丰满规整类、灵动秀美类、古厚朴实类，但未提供实例论证。
二、桂馥的诗文杂剧研究
赵芬《试论<四声猿>与<后四声猿>的同而有辩》（曲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一文，认为二者体制、取材、思想、编剧方面较为相似，但略有不同，桂氏受时风影响而热衷创作单折短剧，演唱方式上亦增加了对唱、合唱的比例。另外，因与晚明动荡国情不同，故桂氏取材相对狭窄，思想多以借古抒怀为主。作者能从国家背景和个人际遇着手分析差异是很中肯的。侯宝珍《桂馥文学创作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一文视野开阔，从桂氏诗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诗歌与戏曲的跨文体关照角度切入，认为桂氏的广泛交游和深厚学养对其诗歌创作极有裨益，桂氏甚至打通文体隔阂，达到“戏曲诗化”、“以诗为曲”的臻化入境的高度。美中不足是作者未对桂氏所有诗歌进行分析，而是择探析，全面性有待提高。王传明《清代山东古典戏剧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一文，在第九章第一节通过分析《后四声猿》的四折短剧，认为桂馥在抒情风格上不同于徐渭的慷慨淋漓，而是体现了对传统诗教精神的回归，变得更加深沉、细腻。作者论述篇幅不大，但确有见地，抓住了核心。
杜桂萍《桂馥及其<后四声猿>》（《求是学刊》1989年第2期）一文是较早的研究文章，认为桂氏《后四声猿》里强烈而深沉的哀嚎是其人生三大悲剧：白首穷居、微管所累和官不适用的真实写照，此论当属恰当。她的另一篇文章《论清代杂剧对徐渭<四声猿>的接受》（《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认为桂氏对《四声猿》的创造性接受体现在自喻性书写、开放性体制形态、精神皈依三个方面。她的第三篇文章《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总第220期）对桂氏的人格进行了分析，认为桂氏虽为经学硕儒，但亦通晓诗歌杂剧，加之年老体弱又远宦边徼、大志不伸，这些条件集中促成了《后四声猿》的诞生。孙雅芬《桂馥<后四声猿>与清代中期杂剧》（《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26卷第5期）一文，认为《后四声猿》表现出的“超脱凡蹊，屏绝俚鄙”和“雅化”正是清中期杂剧的典型特征。
参考文献
1.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
2.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