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 地上空间收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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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你的成长经历,你的童年是在哪里度过的?
  我出生在陕西咸阳市,在一个国有企业的大院里长大。我的情况很普通,小时候喜欢画画,但学起来也没有坚持。小时候大人都说我很沉默,其他小朋友都活蹦乱跳得,我却经常一个人呆着。小学的时候,画画不错,老师常夸。但是也有很多亲戚朋友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脑子是不是不好使。所以我从小就有些自卑,不过也许是太自卑了,反而可以站到高的地方嘲笑起大人来,说真的很滑稽。我这个人,想事情想得多,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发愣,一坐几个小时,脑子里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个时候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在课堂上总和老师对着干,心理上压力不小。算是有点早熟。重新回想起小时候的那些事情,有点觉悟的味道,比如我经常说的就是我爷爷去世时的感受。那时候记得很清楚,爷爷奶奶来我们家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放的是连续剧《三国演义》。那一集讲的是吕布之死。后来半夜,我起床上厕所,发现另外一个屋子亮着灯。一大家子人就像变戏法一样都来了。我当时觉得不太对劲儿,迷迷糊糊又睡了。早上起来一大家子人用床板把爷爷从五楼抬下去,爷爷一动不动,处在昏迷中。我发现了父亲和叔叔不安的表情,那个画面一直在我心里,他们都像石头一样硬。爷爷是老红军,在我眼里就像座石头雕刻的战神。但是那时候我发现了时间把一切都带走了,只剩下父亲脸上那种表情。后来爷爷深度昏迷在病床上,父亲带着我走到身边,让我握爷爷的手。我有些害怕,这种害怕让我很难忘,最难忘的是我抓住爷爷手的时候,那只手很温暖,但是父亲却同时在身边落泪。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我当时想了很多。那时,对于你来说电影重要吗?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电影,但真正的电影却看得少。那时候家属院里有家厂办俱乐部经常放电影,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经常不怎么好好看,和几个小朋友追打在电影院的黑暗里的感觉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喜欢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玩,很过瘾。我主要的观影经历都在电视上,家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台sony的彩色电视,回过头去看,我就是那种“电视的一代”的代表吧。
  但是我爸这边的亲戚都是西影厂的,小时候有很多机会在片场里面玩。我记得那时候看过别人拍室内剧,还看过西影秦王宫里面古代战争场面的拍摄,很兴奋。记得是高一的时候,父母到外地有事情。我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我对历史学。社会学特别感兴趣、也很喜欢看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看书看得累了,到出租光盘的小店里找电影看,当时看到个片子,名字很吸引人。是王家卫的《春光乍泻》(笑)。看了之后有点震动,觉得电影还可以这样拍。是风格吸引了我。后来一晚上看了4遍,直到天亮。当时看了都是好莱坞的大片,什么《异型3》,《终结者》之类的。看到王家卫这样的片子确实很有震动。或许是那时候萌发了对影像的兴趣。你学习法律的经历很有意思,为什么后来放弃了?
  是的,后来发现我只是对文史哲的那些知识背景感兴趣,而不是喜欢这种思维方式。而且学法律嘛,我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所以在中国难搞极了,就不下什么功夫了。我这个人小时候就爱想,我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太感性了。
  后来在学校发现自己越来越迷电影,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所有的零花钱甚至是生活费都用到看电影,买DVD上了。很早就搬到学校外面的出租房,在那里支起电视,看啊看。那个时候,一个新的世界完完全全的把我征服了。
  但是当时在学校里认识了一大群朋友。这些朋友包罗万象:研究哲学的、写小说的、做社会学论文的,研究历史的诗人。我依恋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太精彩了,一定比电影学院里面的东西还精彩。我是受不了太单一的学习,我热爱沙龙这种形式,既充满热情又增长见识。所以后来就选择在这个学校把学业完成。
  但是看电影和做片子还是两码事,你怎么让片子接近自己的想法呢?
  那个时候看的电影多,看的其他方面的书籍比较杂。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躲在出租房里看了将近一百本书。大学上完,我没有几身好一点的衣服,倒是发现我上学期间看了差不多几千部电影。大都是些艺术性较强的电影。所以看了那么多电影,自己又爱多想,就需要发泄,或者说表明自己观点,于是就大量的写评论。当时一年下来,自己满意的就写了35万字。毕业之后开始和朋友创办《青年电影手册》系列的想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评论者和创作者之间似乎永远充满了矛盾和不协调。这就像是个真正的顽童,跳上跳下的。不断变换身份,可以寻找到快感。而且做一位影评人,让我可以站在更高的位置土看待问题,如果说文史哲的背景让我可以这样看待电影本身的话,成为一个真正的评论者让我觉得可以更清楚影像的本质。我觉得我们更缺乏优秀的评论者而不是创作者。
  这还不是我的第一部作品,确切的说,在我高三鬻业的时候,我曾经用当时的miniDV拍摄了一部实验短片。《地上一空间》是在2007年拍摄的,那时候觉得应该有所发言了,之前的写作让我有点厌倦。于是我和几个朋友一商量,凑了钱就开始了。《地上一空间》后来的反响很有趣,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评论家要不是非常赞赏,要不就是非常不喜欢。
  《地上-空间》现在看来,自己还是满意的。对于一个区域的纪录,带有散文性质的方式,之前很少有人注意。我觉得我提供了 种更为个人化的方法。有人说:“你这个片子好像是外星人拍的。”我觉的这个评价我很认可。风景如果是风景,就谜他是风景吧,到了最后这些干巴巴的风景反而成了最活跃的东西。我没有权利把那些人物,那些出没在大学城城乡接合部的人物也归为风景,我提供空间中自我的站立点,尽量精确,尽量冷静到极点,在这个片子里我没有那种不彻底的对人的凝视我指的是所谓触碰的凝视。我希望我不是从这一侧去触碰另一侧。而是把这一切看成一个整体,放弃在空间里选择位置,放弃艺术指挥。我希望我能有所发现,最终我们发现了不被干扰的现实本身,而且节制的拒绝直接的情感表达。内化到结构之中,而不是内化到上一个镜头与下一个镜头之中。我所要表达的观点都得到了表达而且在态度上很坚决。
  有人批评这个作品中没有‘人’,我觉得这个批评是诚恳的。但是如果一个艺术家在一个作品中没有想突出个体的人呢?在我看来,如果讲人我可以另外开始一段旅程。但是这个所呈现的世界是一个状态。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不是聚焦的艺术,而是关于深焦镜头的艺术。也就是说是关于空间全貌的艺术,没有差别的艺术。我只是做了某种尝试,发现自己之前没有发现的事物而已。
  《地上一空间》对构图和节奏的把握,都让人觉得很在意。这种考虑的基础是什么?对,《地上一空间》的镜头全部上三角架拍的,而且在构图上我和摄影师薛明达成共识,它需要干净,并且不放弃力量。也就是说这个片子赖以生存的不仅仅是结构,以及由结构所构成的节奏,而是一种镜头内部的张力,我认为薛明的摄影非常出色。这种张力是我们长期以来想达到的。
  后来是什么促成了“收割电影制作小组”的建立?它是怎样的一个平台?
  谈到收割,我觉得是种状态。这些朋友走到一起,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它身上其实带着很多沙龙文化的性质。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创作者,我们只是在资源和精神上提供帮助。不同于摄制小组的概念,它是 种状态,一种随时聚集,一不留神就离开做自己事情的状态。大家都有自己的田地,庄稼成熟了,看看天色,没有多余的话,就动起来收割庄稼。就是这种感觉。每个人都在收割自己的田地,但是其实这一大片都种的是麦子。这些人虽然是多元的,但是在内在的看法上,在对生活的观感上有相似的认识。
  当然作为为这个组织服务的人,我希望在更加实在的层面上,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帮助我的朋友。“收割电影制作小组”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我觉得就像种具有再生能力的巢穴,他会是一个系统,提供养料,我希望能在西安建立一个依托于收割沙龙性质的影像与文献资料馆,而且可以为未来的独立电影提供新的更为强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像人类的自由,你不谈论它,它便会继续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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