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气候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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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执政后,在外交方面的显著变革就是在众多议题中突出气候外交。这不仅是因为气候外交与清洁能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问题密切相关,而且气候外交在短期内与美国谋求能源独立、争夺新能源的竞争优势、夺回美国在这一议题上的领导权、重振美国实力有密切关联,在长期内符合美国发展低碳经济或绿色经济的战略目标。因此,气候议题是奥巴马外交的“宠儿”。
  
  气候外交的国内动力和安排
  
  还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提出,如果上台,他计划在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开发清洁能源,提高下一代生物燃料和燃料基础设施,加速可外充电武的电油混合动力车商业化,扩大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等)的商业规模,投资低排放煤场,并开始向新数字电网过渡,在诸如新能源的研究、制造和建筑等领域创造5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在2020年将美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水平。
  当选后不久,奥巴马就给主要大国领导人打电话,气候变化是通话的重要议题。在与欧盟领导人的通话中,奥巴马表示,在其任期内会掀起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篇章,并坚决回归到被小布什摒弃的《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美国将在多边气候框架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框架下与其他国家一道谋求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奥巴马就职后,成立了强悍、专业的“绿色梦之队”,专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任命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为能源部长;任命丽莎·杰克逊为环境保护署署长,丽莎·杰克逊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拥有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在美国环境保护署有长达16年的工作经历,任命富有经验的卡罗尔·布鲁内为总统能源和气候顾问,卡罗尔·布鲁内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任环境保护署署长,任命曾经担任加州州长能源顾问的南·萨特利为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任命气候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博士托德·斯特恩为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同时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气候政策首席顾问以及首席气候谈判代表,任命科学家约翰·霍尔德伦为现任美国总统的科学和技术顾问、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尽管目前的金融危机迫使奥巴马将刺激经济方面的立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尽管医疗改革是奥巴马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但奥巴马还是将清洁能源立法列入他优先关注的议题名单上,要求国会尽早立法。在今年2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中,有800亿美元是用于发展清洁能源的,其中110亿用于可更新能源的输电网建设和为美国家庭安装4000万个智能电表;50亿用于为低收入家庭增强其住宅的越冬御寒性能(该措施相当于每年为每个家庭节省350美元);45亿用于联邦政府改建节能绿色建筑和采取节能措施(对75%的联邦政府建筑进行了节能改造);63亿用于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可更新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计划;6亿用于从事“绿色工作”工人的培训计划,20亿用于研发下一代可用于混合动力汽车的新型电池的奖励津贴。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增加了对公共交通、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的财政预算,以减少交通拥堵造成的能源浪费,同时也增加了对高级生物燃料和乙醇燃料的政府财政投资。
  在众议院,清洁能源立法得到了热情支持。早在新一届国会开张之前,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就更换了主席,加州第30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亨利。瓦克斯曼在众院议长佩洛西的支持下就任了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瓦克斯曼非常赞成对清洁能源立法。2006年3月,瓦克斯曼与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众议院能源独立与全球变暖特设委员会主席爱德·马基向国会联合提交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又名“众议院第2454号法案”或《瓦克斯曼一马基法案》,6月26日,众议院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该法案。该法案的主要条款内容包括:1、要求到2020年美国全部能源中有20%的能源是新能源或节能所得能源。2、要求在新的清洁能源方面投资1900亿美元,这包括节能技术和开发可再生能源(2025年前完成900亿美元)、碳捕获和贮存、电和其他先进的技术工具、基础科学的研发等。3、规定建筑、电器和工业的节能标准。4,在2005年的标准上在2020年将来源于美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0%以上。5、保护消费者免受能源价格上涨之苦。该法案尚需参议院通过,然后由两院协商达成统一文本,再分别在两院通过之后才能提交给总统,经总统签署后方可生效。
  清洁能源的立法将对美国未来的能源、工业、农业、期货市场等诸多行业产生影响,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经济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据估计,到2020年,美国的碳排放交易量将超过石油。
  
  气候外交的谋划布局
  
  目前,美国的气候外交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开展:一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框架下展开。美国在这一多边框架下取得的成果比较有限,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南北对立”: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作出明确的减排承诺,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对于垒球气候变暖负有历史责任,而且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但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估计,从现在至2030年,全世界97%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认为,要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气候协定,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其中。奥巴马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也明确表示,发达国家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表率。二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奥巴马上任以来,成立了 “主要经济体气候与能源论坛” (简称MEF),迄今为止,这一论坛已召开了四次会议,主要是为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变化会议作准备。三是通过双边机制来促使一些国家采取节能减排的具体行动。
  美国的气候外交能否成功,决定了美国的“绿色经济”能否像上个世纪“信息高速公路”一样成为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点。清洁能源立法的通过使美国在气候外交上已先声夺人。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估计美国会与欧盟一起向新兴经济体施压,要求相关国家承担减排节能的责任。美国的目的很明确,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来确保气候外交取得成功,以此来保证绿色经济取得成功。通过绿色制造业来创造不会“外包”的工作机会,减少美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输出清洁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从而实现平衡贸易的目的。正如《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三次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8年在《又热又平又挤的世界》一书中所指出的,气候变暖既是美国如今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同时也是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最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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