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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观察下岗工人
李陀：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下岗工人的生活。
崔卫平：他应该换个题目叫：“一个下岗工人的幸福生活”。
众笑。
郝建：我还看到很好玩，张战庆打的字幕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失重。”
崔卫平：他用失重，失去平衡，他理解为寻求平衡是吧。社会的转型啦，下岗啊。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
郝建：（主要人物）他知道，但最关键问题是他逃避。他整个都在逃避。
崔卫平：他说不是他不努力，是社会有个核心他进不去，就像圈子一样有个圈子他进不去。
郝建：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啊。我看完了对这个人一点轻视都没有。而且我真找不到怪他的地儿，我觉得完全是被社会踹出来的。
张献民：他讲得很清楚，当年他稍微有了一点钱就为了别的女人把娘俩都给甩了。
郝建：当年那个很难说是他主动甩的。
李静：他那么无耻你怎么不觉得！
众笑。
李静：你不能说是他弱势他就好。
郝建：不，我们就从片子看他什么地方坑蒙拐骗？
张献民：你不能因为他没有骗来钱就说他不骗呀？
众笑。
崔卫平：我举个例子，他跟人家说他是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学电子的。
郝建：就是婚介所当托儿，别的没有啊？舞厅是营业性的，大家去。
李陀：我也在工厂呆过，20多年，我对那边很熟。
郝建：我也在工厂呆过。
李陀：这人是自身毛病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但是我跟郝建一样，都有点同情这人。这种人在工厂里太熟了。他也不是坏人。说话不诚实啊，无理取闹啊的毛病。但是如果环境好的话，也许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它好在哪里，挺复杂的。这个片子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就是把生活的原样给记录下来。平常我们忽略的东西啊，让我们集中精力来注视它，关注它，然后让我们分析，让我们讨论，让我们思考。比如说底层家庭的解体跟改革的关系，比如说外国人老弄不清中国经济都这么搞之后怎么还不崩溃？社会怎么还不乱？咱们自己国内的人就比较清楚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维系着。这个表现得特清楚，这样一个没有生路的他也可以活着。
李静：嗯，开始有低保了。然后还在涨。
李陀：嗯，低保，而且，还有……，有家庭，有他的哥们儿。
李静：还有生存哲学。
李陀：对，还有生存哲学。
崔卫平（大笑）：哈哈哈，靠的是生存哲学！靠的是哲学？
郝建：嗯，决不能说他无耻。
某：但是你不能否认他有无耻的一面。
众嘈杂。
逃避的人生准则
欧阳江河：我觉得这个现象倒是有点像一种不饱和的人的生活状态。不饱和的就是什么都没达标，比如说他的犯罪也没有达标，也没有饱和；他的无耻也没有饱和；他的无赖也没有饱和；他的不幸也没有饱和；他的幸福也没有饱和；他的哲学也什么都没有饱和，在这样一种互相作用之下的一种有麻痹似的生活状态可能就是很多人的状态。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到极端的要崩溃，要去犯罪，要去铤而走险。比如说他的性格就是一种中庸的、温和的、蔫不唧唧的那种，甚至有一点娘娘腔的这种生活状态。你就是说他混。他就是这样的，找点哲学，找各种理由。
王绥琛：他肯定是在逃避，所有逻辑他都很清楚，他就是不面对。
李静：他不面对自己。
崔卫平：他自己也不想做小事情，他自视很高，哈哈。自我评价很高。
欧阳江河：人在这种生活下，拿着低保，90块，后来110块，然后还游手好闲地活着，天天靠着嘴皮子，还有舞跳。有女人搂，有酒喝。
崔卫平（笑）：不仅是身体上满足，还有精神满足。
欧阳江河：我活着一分钟，我有六十秒，我有六十秒可以快乐！
李陀：后现代阿Q。
郝建：舞厅，他讲得很粗俗，摸啊摸，但是我觉得舞厅是道德的。舞厅的社会功能是道德的。
张献民：他也不惹事。进去都是人都是自由人。
陈冠中：刚刚江河说的，性的底层次，快乐可能会加速。
郝建：我们刚才讲啊，多少有一点意识形态，因为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工人真的是低的活也轮不到你，高的活也轮不到你，你们好像对他的批判的东西多了一点。
李陀：我觉得咱们得小心点，别弄得居高临下。有时候该有更多同情。
李静：我觉得郝建老师追究社会的这个根源，追究改革的促进了他这个东西。你不能把他这个个人本身的责任完全推开。不能全是环境的责任。我觉得一个困境就不可能完全是由于他人造成的，而自己没有原因。而且我觉得你要是看这个人的话应该从神学的角度来关注每个人的精神境遇。我觉得起码在精神上，他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至于他怎样是这样一个人呢？那就用得上你和李陀老师的那个分析，就是社会学那个分析。
欧阳江河：环境变化太快，社会会产生出一些多余的能量和边缘的人、多余的人。有的下岗工人去了这个铁饭碗之后活得更虚无。用环境决定论来批判社会，太简单了。审判这么一个人也太简单了。这个电影它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去选择一个悲剧，他的幸福，就是一分钟六十秒的快乐。他吃，演了几次吃啊。生活里最重要的一点，吃。吃完了以后还有醉。半夜里。那是最凄凉的一幕。
郝建：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作为纪录片，作为一个拍片子的。这样一个标本他是不是选择成功算选择好呢。
陈冠中：我没有在工厂呆过。但是他这样的人哪，我是见过很多个。
李陀：那个我的工友里头啊，这种人太多了。我在干钳工的时候有一哥们儿姓田，他就老跟我说，他要创唯物神学。
李静：啊！
李陀：非常严肃地说，而且跟我经常讨论。这个中国的产业工人啊，特别是1958年，就是在我们进厂以后，有一批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进工厂了，都是初中和高中毕业，带着很多读书的兴趣。
陈冠中：也有不说话的，不说话的中国人也是很普遍。这是有性格的问题，不完全是阶层的问题。
崔卫平：我觉得你的这个工人状况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优越性。觉得自己是挺不一般的，也挺用脑子的，是一个思想家。然后呢，他不能做实际的事情。
和正常电影一样只记录幸福时光
张献民：不单是生存问题，还有一个艺术问题。艺术问题是，韩三明实际上是贾樟柯。这里面这个人实际是张战庆。
崔卫平：他不是张战庆。张战庆不是这样的人。张战庆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他不是。
郝建：你们对他主观能动性提要求，这个人就得往前走。走到哪呢？要么是拿生命冒险，要么犯罪，要么去下面挖煤。
郝建：哎!你们刚刚讲垃圾,我想到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他们这个里面，包括他自己讲尼采，包括那个工人讲机械唯物主义。包括李陀老师讲你们那个工友谈唯物无神论，唯物神学。这也是我们话语的垃圾。就像我们在电脑里的，我们在脑子里的，碎片，占了我们的内存。
欧阳江河：全是一些大话。
郝建：这个我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会不会讲，哲学问题啊，唯物问题啊。这是我们的话语垃圾，因为我们口一开就是什么费尔巴哈，什么哲学的终结。全都会说这一套。但是它跟今天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就是一套词。
郝建：他还是想去找机会的。就是帮人收钱啊。
张献民：问题就是他想找的是机会！
张献民：有一个跟正常电影里一样的东西。就是他（张战庆）拍下来的这个人的所有的时段，都是这个人的好的时段，这个人真正坏的时段根本没有拍下来。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种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这个人愿意被他拍的时候，他（张战庆）才有可能拍下来。这个人不愿意让他拍的时候，他不会叫这个拍摄者过来。就是说亢奋和幸福的时刻，他可以拍下来。他一个人，没有朋友，坐在那里想下一顿该吃什么的时候，这些时刻，是没有的。这是跟正常电影是一样的。正常电影大部分时候拍人的幸福时刻。
欧阳江河：我倒怀疑他有没有坏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到了这个非常麻木，好坏都不分了。
张献民：我讲的坏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就是所谓的抑郁的时刻。
李陀：我觉得这个人连抑郁的时候都没有。
所谓的“真实”和“关系”
欧阳江河：最后我再提一点啊，也是困惑我的问题。就是关于“真实”问题。我们如果从“真实”的角度来理解电影的话，那电影本身就不能独立存在，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叫“真实”？凡是没有被电影或者电视或者新闻报道这样报道过的，或者拍摄过的东西，不能讲是真的。那么拍下来的才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怎么证明我真的来过，真的存在过，你把我拍下来就是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被拍下来的东西都不真实了。它都存在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愿意让你来拍你才来拍。我从电影的角度，那么被剪掉的可能才是真实的。留下来的不一定真实。
郝建：真实是相对的。
崔卫平：我用的“真实”和“关系”。就是说“事实”和“关系”。就是说有些事情是生活中的事实。有些东西作为事实是真的，但作为关系是不对的。
欧阳江河：怎么来评判这个？批评家没有批评家的评判吗？
崔卫平：那不一定。我觉得虚构的东西怎么能搭上事实这个东西？就是说关系是对的，虚构的东西不一定在事实上是对的，但关系得对。
张献民：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现在讲到这样的词稍微大了一点。
欧阳江河：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要站在真实的角度看电影呢？还是要站在电影的角度看真实？
郝建：不，不能讲绝对真实。哈贝马斯讲就是交往，如果有交流过程，这个交往过程是合法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它这个东西绝对真实。比如崔卫平讲的它展示这个社会关系的时候。
欧阳江河：我倒觉得这个电影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提供了这种不确定性，这种阐述的多种可能，非常有意思。但是问题最后不是这个电影的，而是阐释的，看这个电影的人的。我就是带着这些问题进来的，我展示了我的局限性。
张献民：它是一个比较低度的东西。它离它拍摄的那个东西，实际上高度和距离都不是很大。而把后面的这个空间留得特别的大。
欧阳江河：这是这个电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谈话整理者：王品、励信婴、张献民)
小编按：
一直为独立电影的生存环境而奔走而奋斗的张献民老师有个属于圈内人小范围私人化的放映会，这个由影弟工作室组织筹办的“中年知识分子”观影活动，定期会在位于皇亭子小区某居民楼内举行。参与这个观影的人定然要有相当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也就是说，敢进这门的至少也要带着中年人特有的思维，能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探讨问题。用张老师的话说：“现场和交流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当然，关于影弟工作室的功效在专题部分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本期“观影汇”内容来自影弟工作室首场放映，对于关注纪录片的读者可能已在其他放映空间内看过这部《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但作为一次有延续性的活动，张老师依然希望我们能在栏目中介绍一下。本次讨论，导演张战庆同志虽未能亲临，但从长达两万余字的录音整理来看，现场研讨气氛浓烈。可以想见由于作者的未临，更便于大家在轻松畅快的氛围里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并从意识形态到主人公衣着等一一讨论。当然，由于杂志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刊出其中精华部分。
尽管是2006年末的一次讨论，但本着温故而知新的态度，让我们重新燃起对这部纪录片的思考。
时间：2006年12月13日晚19∶00-22∶00
地点：影弟工作室
影片：《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
片种：纪录片
作者：张战庆
参与人员：
张献民 王绥琛 崔卫平 郝建 李陀 欧阳江河
张民 洪眉 陈冠中 李静
上午他是广告公司的业务员，下午他道貌岸然地在地下舞厅寻找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安慰，晚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鬼，他靠在朋友那混吃混喝为生。这是四十岁的下岗工人大刚的生活。母亲因为跟不上社会的变化而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为了真正的爱情而离婚，但又由于生存问题而不得不残酷的结束这段感情，最终妻离子散。即便如此，他仍旧对爱情和家庭充满了渴望，一个莫名的信念支持着他，当每天早晨的凉风吹醒昨夜昏沉的头脑，他似乎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一个人生活在沙漠就要成为骆驼，如果到了绿洲就会变成狮子，在人间就要变成一把尺子。这段尼采的话成为大刚的生存哲学，并且他也在这样去努力，但是结果却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悖论。他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在演绎着那些百无聊赖的龌龊趣事，在老年人聚集的公园的椅子上打发时光。一无所有的他已经不在有痛苦，他只能用一种拒绝思考的方式来抗争这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他的影响。
不堪重负的生活有三个层面，愤怒、绝望和超脱的快乐，他属于最后者。没有辛酸的辛酸，没有明天的明天。
那么索性就——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
●张战庆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影视管理专业。
曾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担任新闻深度报道栏目编辑。
2001年创办战神纪录片工作室，担任独立电视节目制作人。
主要作品：《希望工程》、《两个外国摄影师眼里的中国》、《孤儿之家》、《穿越大峡谷》、《律师的故事》、《城乡结合部》（2001年，独立制片）、《它们都是我们的狗》（2003年，独立制片人）、《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2006年，导演）、《石头在歌唱》（2007年，导演）。
李陀：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下岗工人的生活。
崔卫平：他应该换个题目叫：“一个下岗工人的幸福生活”。
众笑。
郝建：我还看到很好玩，张战庆打的字幕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失重。”
崔卫平：他用失重，失去平衡，他理解为寻求平衡是吧。社会的转型啦，下岗啊。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
郝建：（主要人物）他知道，但最关键问题是他逃避。他整个都在逃避。
崔卫平：他说不是他不努力，是社会有个核心他进不去，就像圈子一样有个圈子他进不去。
郝建：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啊。我看完了对这个人一点轻视都没有。而且我真找不到怪他的地儿，我觉得完全是被社会踹出来的。
张献民：他讲得很清楚，当年他稍微有了一点钱就为了别的女人把娘俩都给甩了。
郝建：当年那个很难说是他主动甩的。
李静：他那么无耻你怎么不觉得！
众笑。
李静：你不能说是他弱势他就好。
郝建：不，我们就从片子看他什么地方坑蒙拐骗？
张献民：你不能因为他没有骗来钱就说他不骗呀？
众笑。
崔卫平：我举个例子，他跟人家说他是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学电子的。
郝建：就是婚介所当托儿，别的没有啊？舞厅是营业性的，大家去。
李陀：我也在工厂呆过，20多年，我对那边很熟。
郝建：我也在工厂呆过。
李陀：这人是自身毛病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但是我跟郝建一样，都有点同情这人。这种人在工厂里太熟了。他也不是坏人。说话不诚实啊，无理取闹啊的毛病。但是如果环境好的话，也许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它好在哪里，挺复杂的。这个片子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就是把生活的原样给记录下来。平常我们忽略的东西啊，让我们集中精力来注视它，关注它，然后让我们分析，让我们讨论，让我们思考。比如说底层家庭的解体跟改革的关系，比如说外国人老弄不清中国经济都这么搞之后怎么还不崩溃？社会怎么还不乱？咱们自己国内的人就比较清楚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维系着。这个表现得特清楚，这样一个没有生路的他也可以活着。
李静：嗯，开始有低保了。然后还在涨。
李陀：嗯，低保，而且，还有……，有家庭，有他的哥们儿。
李静：还有生存哲学。
李陀：对，还有生存哲学。
崔卫平（大笑）：哈哈哈，靠的是生存哲学！靠的是哲学？
郝建：嗯，决不能说他无耻。
某：但是你不能否认他有无耻的一面。
众嘈杂。
逃避的人生准则
欧阳江河：我觉得这个现象倒是有点像一种不饱和的人的生活状态。不饱和的就是什么都没达标，比如说他的犯罪也没有达标，也没有饱和；他的无耻也没有饱和；他的无赖也没有饱和；他的不幸也没有饱和；他的幸福也没有饱和；他的哲学也什么都没有饱和，在这样一种互相作用之下的一种有麻痹似的生活状态可能就是很多人的状态。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到极端的要崩溃，要去犯罪，要去铤而走险。比如说他的性格就是一种中庸的、温和的、蔫不唧唧的那种，甚至有一点娘娘腔的这种生活状态。你就是说他混。他就是这样的，找点哲学，找各种理由。
王绥琛：他肯定是在逃避，所有逻辑他都很清楚，他就是不面对。
李静：他不面对自己。
崔卫平：他自己也不想做小事情，他自视很高，哈哈。自我评价很高。
欧阳江河：人在这种生活下，拿着低保，90块，后来110块，然后还游手好闲地活着，天天靠着嘴皮子，还有舞跳。有女人搂，有酒喝。
崔卫平（笑）：不仅是身体上满足，还有精神满足。
欧阳江河：我活着一分钟，我有六十秒，我有六十秒可以快乐！
李陀：后现代阿Q。
郝建：舞厅，他讲得很粗俗，摸啊摸，但是我觉得舞厅是道德的。舞厅的社会功能是道德的。
张献民：他也不惹事。进去都是人都是自由人。
陈冠中：刚刚江河说的，性的底层次，快乐可能会加速。
郝建：我们刚才讲啊，多少有一点意识形态，因为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工人真的是低的活也轮不到你，高的活也轮不到你，你们好像对他的批判的东西多了一点。
李陀：我觉得咱们得小心点，别弄得居高临下。有时候该有更多同情。
李静：我觉得郝建老师追究社会的这个根源，追究改革的促进了他这个东西。你不能把他这个个人本身的责任完全推开。不能全是环境的责任。我觉得一个困境就不可能完全是由于他人造成的，而自己没有原因。而且我觉得你要是看这个人的话应该从神学的角度来关注每个人的精神境遇。我觉得起码在精神上，他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至于他怎样是这样一个人呢？那就用得上你和李陀老师的那个分析，就是社会学那个分析。
欧阳江河：环境变化太快，社会会产生出一些多余的能量和边缘的人、多余的人。有的下岗工人去了这个铁饭碗之后活得更虚无。用环境决定论来批判社会，太简单了。审判这么一个人也太简单了。这个电影它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去选择一个悲剧，他的幸福，就是一分钟六十秒的快乐。他吃，演了几次吃啊。生活里最重要的一点，吃。吃完了以后还有醉。半夜里。那是最凄凉的一幕。
郝建：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作为纪录片，作为一个拍片子的。这样一个标本他是不是选择成功算选择好呢。
陈冠中：我没有在工厂呆过。但是他这样的人哪，我是见过很多个。
李陀：那个我的工友里头啊，这种人太多了。我在干钳工的时候有一哥们儿姓田，他就老跟我说，他要创唯物神学。
李静：啊！
李陀：非常严肃地说，而且跟我经常讨论。这个中国的产业工人啊，特别是1958年，就是在我们进厂以后，有一批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进工厂了，都是初中和高中毕业，带着很多读书的兴趣。
陈冠中：也有不说话的，不说话的中国人也是很普遍。这是有性格的问题，不完全是阶层的问题。
崔卫平：我觉得你的这个工人状况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优越性。觉得自己是挺不一般的，也挺用脑子的，是一个思想家。然后呢，他不能做实际的事情。
和正常电影一样只记录幸福时光
张献民：不单是生存问题，还有一个艺术问题。艺术问题是，韩三明实际上是贾樟柯。这里面这个人实际是张战庆。
崔卫平：他不是张战庆。张战庆不是这样的人。张战庆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他不是。
郝建：你们对他主观能动性提要求，这个人就得往前走。走到哪呢？要么是拿生命冒险，要么犯罪，要么去下面挖煤。
郝建：哎!你们刚刚讲垃圾,我想到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他们这个里面，包括他自己讲尼采，包括那个工人讲机械唯物主义。包括李陀老师讲你们那个工友谈唯物无神论，唯物神学。这也是我们话语的垃圾。就像我们在电脑里的，我们在脑子里的，碎片，占了我们的内存。
欧阳江河：全是一些大话。
郝建：这个我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会不会讲，哲学问题啊，唯物问题啊。这是我们的话语垃圾，因为我们口一开就是什么费尔巴哈，什么哲学的终结。全都会说这一套。但是它跟今天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就是一套词。
郝建：他还是想去找机会的。就是帮人收钱啊。
张献民：问题就是他想找的是机会！
张献民：有一个跟正常电影里一样的东西。就是他（张战庆）拍下来的这个人的所有的时段，都是这个人的好的时段，这个人真正坏的时段根本没有拍下来。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种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这个人愿意被他拍的时候，他（张战庆）才有可能拍下来。这个人不愿意让他拍的时候，他不会叫这个拍摄者过来。就是说亢奋和幸福的时刻，他可以拍下来。他一个人，没有朋友，坐在那里想下一顿该吃什么的时候，这些时刻，是没有的。这是跟正常电影是一样的。正常电影大部分时候拍人的幸福时刻。
欧阳江河：我倒怀疑他有没有坏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到了这个非常麻木，好坏都不分了。
张献民：我讲的坏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就是所谓的抑郁的时刻。
李陀：我觉得这个人连抑郁的时候都没有。
所谓的“真实”和“关系”
欧阳江河：最后我再提一点啊，也是困惑我的问题。就是关于“真实”问题。我们如果从“真实”的角度来理解电影的话，那电影本身就不能独立存在，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叫“真实”？凡是没有被电影或者电视或者新闻报道这样报道过的，或者拍摄过的东西，不能讲是真的。那么拍下来的才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怎么证明我真的来过，真的存在过，你把我拍下来就是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被拍下来的东西都不真实了。它都存在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愿意让你来拍你才来拍。我从电影的角度，那么被剪掉的可能才是真实的。留下来的不一定真实。
郝建：真实是相对的。
崔卫平：我用的“真实”和“关系”。就是说“事实”和“关系”。就是说有些事情是生活中的事实。有些东西作为事实是真的，但作为关系是不对的。
欧阳江河：怎么来评判这个？批评家没有批评家的评判吗？
崔卫平：那不一定。我觉得虚构的东西怎么能搭上事实这个东西？就是说关系是对的，虚构的东西不一定在事实上是对的，但关系得对。
张献民：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现在讲到这样的词稍微大了一点。
欧阳江河：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要站在真实的角度看电影呢？还是要站在电影的角度看真实？
郝建：不，不能讲绝对真实。哈贝马斯讲就是交往，如果有交流过程，这个交往过程是合法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它这个东西绝对真实。比如崔卫平讲的它展示这个社会关系的时候。
欧阳江河：我倒觉得这个电影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提供了这种不确定性，这种阐述的多种可能，非常有意思。但是问题最后不是这个电影的，而是阐释的，看这个电影的人的。我就是带着这些问题进来的，我展示了我的局限性。
张献民：它是一个比较低度的东西。它离它拍摄的那个东西，实际上高度和距离都不是很大。而把后面的这个空间留得特别的大。
欧阳江河：这是这个电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谈话整理者：王品、励信婴、张献民)
小编按：
一直为独立电影的生存环境而奔走而奋斗的张献民老师有个属于圈内人小范围私人化的放映会，这个由影弟工作室组织筹办的“中年知识分子”观影活动，定期会在位于皇亭子小区某居民楼内举行。参与这个观影的人定然要有相当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也就是说，敢进这门的至少也要带着中年人特有的思维，能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探讨问题。用张老师的话说：“现场和交流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当然，关于影弟工作室的功效在专题部分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本期“观影汇”内容来自影弟工作室首场放映，对于关注纪录片的读者可能已在其他放映空间内看过这部《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但作为一次有延续性的活动，张老师依然希望我们能在栏目中介绍一下。本次讨论，导演张战庆同志虽未能亲临，但从长达两万余字的录音整理来看，现场研讨气氛浓烈。可以想见由于作者的未临，更便于大家在轻松畅快的氛围里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并从意识形态到主人公衣着等一一讨论。当然，由于杂志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刊出其中精华部分。
尽管是2006年末的一次讨论，但本着温故而知新的态度，让我们重新燃起对这部纪录片的思考。
时间：2006年12月13日晚19∶00-22∶00
地点：影弟工作室
影片：《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
片种：纪录片
作者：张战庆
参与人员：
张献民 王绥琛 崔卫平 郝建 李陀 欧阳江河
张民 洪眉 陈冠中 李静
上午他是广告公司的业务员，下午他道貌岸然地在地下舞厅寻找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安慰，晚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鬼，他靠在朋友那混吃混喝为生。这是四十岁的下岗工人大刚的生活。母亲因为跟不上社会的变化而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为了真正的爱情而离婚，但又由于生存问题而不得不残酷的结束这段感情，最终妻离子散。即便如此，他仍旧对爱情和家庭充满了渴望，一个莫名的信念支持着他，当每天早晨的凉风吹醒昨夜昏沉的头脑，他似乎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一个人生活在沙漠就要成为骆驼，如果到了绿洲就会变成狮子，在人间就要变成一把尺子。这段尼采的话成为大刚的生存哲学，并且他也在这样去努力，但是结果却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悖论。他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在演绎着那些百无聊赖的龌龊趣事，在老年人聚集的公园的椅子上打发时光。一无所有的他已经不在有痛苦，他只能用一种拒绝思考的方式来抗争这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他的影响。
不堪重负的生活有三个层面，愤怒、绝望和超脱的快乐，他属于最后者。没有辛酸的辛酸，没有明天的明天。
那么索性就——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
●张战庆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影视管理专业。
曾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担任新闻深度报道栏目编辑。
2001年创办战神纪录片工作室，担任独立电视节目制作人。
主要作品：《希望工程》、《两个外国摄影师眼里的中国》、《孤儿之家》、《穿越大峡谷》、《律师的故事》、《城乡结合部》（2001年，独立制片）、《它们都是我们的狗》（2003年，独立制片人）、《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2006年，导演）、《石头在歌唱》（2007年，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