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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创造的人文,是正义、公平、公正、真、善、美和智慧的结晶,人类创造人文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以文来化人的过程。情操,作为一种心理品质,是一种稳定的、高层次的心理境界,是由人的思想和情感综合形成的、不轻易改变的心理状态和外在表现。高尚的情操,是积极向上的,是既能悦纳自己,又能善待他人,对人尽心,对事尽力;高尚的情操,是既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又能勇于奉献;高尚的情操,是朴实的,是美好的心理状态和思想境界。这种心理状态和思想境界,并不以隐曲深沉的形式埋藏在人的心灵深处,而总是以渗露的形式,表现在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甚至是细微的情态中,从而奠定了一个人的素质和气质的基调。
人文和情操这两个概念,我们一般都是从褒义的角度来理解和使用的。一定意义上说,人文和情操,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塑造人的情操,离不开人文;人文的创造,也往往离不开情操。培养人的高尚情操,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我们中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以语言文学为载体的语文课,充满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有着得天独厚的情操教育优势。作为语文教师,也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地挖掘人文内涵,对学生进行情操教育,义不容辞地承担德育教育的责任。
挖掘人文内涵,利用语文课对学生进行情操教育,应注意发挥语文课的特点。寓情于理,寓情于景,寓教于文,避免出现纯理论的政治说教,让学生在体会人文中塑造情操。这里且尝试着举几篇文章进行剖析。
就拿近来教材改革中争论颇为热闹的朱自清先生的文章来说吧,他的《荷塘月色》,不管将来是否能进教材,是散文名篇,恐怕否认的人不多吧,此文的人文内涵我们尝试着挖掘一下。
我们姑且放下作者朱自清不满当时的黑暗统治和社会现实,苦闷、彷徨,希望在幽静、安乐的环境中得到精神解脱的主题不说,单就两个细节分析,就可以导向情操的方向。当作者怀着郁闷、矛盾的心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月下荷塘去散步,这时,“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这幅白描图画是纯自然的,说它美,也确有一种朦胧的美;但若说它凄凉,却也不为过。这时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如果“画中人”被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所压服,或被自己的苦闷心态所驱使,则必然会产生悲上加悲的情绪,精神为之不振,真可以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煞地步了。然而,作者朱自清是一个极有情操的文化人,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文化人,是一个具有朴实气质的文化人,是一个具有爱国情感的文化人。面对这云淡雾轻、四顾寂然的冷寂景象,却用“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比喻,道出了不爽朗、不清晰的景象,给人以困极时“小睡”所带来的特有惬意,既是绝妙之笔,作者的朴实、理智等情操也隐含其中,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第二处细节,是作者面对这月光朦胧、荷塘斑驳、寒蝉哀鸣、蛙声不断的冷寂环境,内心深处的孤独、凄清感油然而生,道出了“我什么也没有”的心理话。甚至连“树缝里漏着的一两点灯光”,也感到是“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但是,作者马上转笔,回忆起南朝梁元帝写的《采莲赋》来,用赋中的热闹场面和美好情趣,驱赶眼前的不快。又联想到《西州曲》里“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南方采莲生活,引发对江南家乡的眷恋,对童年和乐生活的遐想,冷静地化解眼前的苦闷。
笔法的切换自有其个中缘由。这在他的夫人陈竹隐的《忆佩弦》中可以找到佐证:“当时,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佩弦当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四顾茫然,觉得心上的隐影越来越大。他又在苦闷彷徨了。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在当时,他两条路都没有走,而是采取逃避的办法。”这里所说的“逃避的办法”,实际上反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文气质,实则是冷静思考,慎重对待,追求而不盲从,独立而不放浪。这是什么？这是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情操,是人文精神中理性光辉的闪烁。通过这种含蓄而委婉的笔调,用艺术的张力来感染人,寓大道于无形,教师应及时抓住这里的人文内涵,通过分析细节所显露的星光,触动学生对自我情操塑造的思考。
学习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时,我们可以利用该文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操的教育。翦伯赞去内蒙,出了居庸关,过了集宁,眼前就是望不到尽头的大青山,山顶上隐约可见古代赵长城的遗址,山下也只有一些瓦当残片和残缺不全的古城堡遗址。这在一般游人眼里,也许是一片荒凉,除了发一通苍凉的感慨外,恐怕就无话可说了。而翦伯赞却及时调整视角和考察角度,转移到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方向,他能用希望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重视民族大联合的悠久历史,珍惜民族大团结的爱国主义情操,来支配和驾驭素材,使文章的境界上升到高的层次。作者从历史考古的角度,写出了这片既无亭台楼阁,又无鸟语花香的荒芜地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战争拼杀,也有过和平共处,是民族交往的纽带和桥梁,也是民族大联合的见证。我们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利用作者的这种构思和选材,挖掘文中深厚的人文底蕴,引导学生培养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情操。
爱国主义情操是个大题目,我们要使之具体化。
汪曾祺,是一个受道家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影响较深的“纯文化人”,他的文章风格向来是淡而雅,滋润的人文味道较浓,极少有“大声疾呼”的观点和口号。且看他的散文《胡同文化》,似乎与情操无关,但仔细品味,在浓厚的人文气息背后,涵盖着深厚的文化情操。他在文中介绍了北京城方正的建筑特色,胡同命名的怪诞和多无其数,北京市民安土重迁的保守习惯,闲逸滋润的生活情趣,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和易忍的性格等等,似乎是信手拈来,毫无刻画构思雕凿。似乎也无积极向上的明确主题,甚至还在文末对胡同文化的衰败没落深表惋惜,用苍凉之笔画出了“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伤感图,并无可奈何地作了“再见吧,胡同”的告别。但阅读后,并无消极低沉之感,而是感到它是一篇生活气息很浓的小品文,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作者对北京市民生活和胡同文化的熟悉与眷恋,是一个“老北京”对故土的热爱。同样,也是一个具有极高人文素养,具有极深文化造诣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与颂扬。
读这样的作品,读者虽然不能顿生奋发向上的拼搏力,却有着陶冶情操的渗透力。它能启迪读者,热爱生我养我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和物,进而升华到爱国和珍惜传统文化的情操。这样的作品,本身就充满着大量的人文内容,我们语文教师,应当在宏观上把握文章背后的精神实质,感染学生,使他们认识到,陶冶情操是具体的,是在一定的传统中和一定的环境中塑造的。
除了现代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同样也可以将情操教育渗透于其中。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等,既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是我们进行情操教育的好教材。而且,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尚情操的楷模,他们所说的我们耳熟能详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励志格言,更是可以作为我们如何塑造自己情操的具体要求。
除了这些情操教育比较明显的文章,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们照样可以挖掘出情操教育的内涵。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作为齐国大臣的邹忌,为使齐王能纳谏除弊,贤明理政,治理好齐国,竟敢冒险进谏。就当时的邹忌而言,是忠君报国的思想在支配着他,就今天的我们而言,恪尽职守的责任感是情操的构成要素之一,这种精神和品德难道不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吗？而且,他深知君威如虎,若言之不当,不但说之无效,极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因此,他能以身边琐事和自身感受,对齐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齐王虚心纳谏,广开言路,修明政治,使齐国一时民富国强,威震诸侯。这种对国尽心、对事尽力的情操值得学习。再拿作为一国之君的齐王来说,尽管谏言逆耳,但他能以国事为重,纳谏言,除弊政,使齐国在他的治理下强盛起来,这种健康的心态和胸怀,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现代社会,也有其意义。
对国尽心,对事尽力,有所作为,这种表现我们在《触龙说赵太后》中也可以见到,利用这些古文教学,我们同样可以抓住某一方面的闪光点对学生进行情操教育。用文章记史写人,以教育时人和后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界一大特别突出的现象,值得研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所以无论是近现代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学家,还是生活在古代的文学家,都在其叙事写人,表情达意的作品中,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赞扬和追求,对假、恶、丑的鞭挞和抵制,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艺术氛围和情操价值观。在语文教学中充分汲取这些营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讲授中国作品我们可以这么做,外国作品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因为,尽管作家和作品产生的国度不同,时代不同,但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其情操价值观上往往有相通之处。
例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安排安娜的出走,实则是追求个性解放,这对当时严酷的俄国宗法专制制度是一个挑战,一种反抗。作者是用安娜的悲剧结局呼唤个性的解放,鞭挞了专横的俄国宗法制度。
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托尔斯泰又给予了沦为娼妓的女子玛丝洛娃以极大的同情。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贵族聂赫留朵夫,从诱奸、遗弃玛丝洛娃到良心发现,灵魂复活,又去营救曾因他而沦为娼妓的玛丝洛娃,结果俄国的法律、法庭仍判玛丝洛娃为罪犯而流放。深刻地揭露了沙俄制度的虚伪无道。作者抓住了“妇女受压迫最深”,“妇女的解放标志着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大主题,揭露社会黑暗,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显然是在为旧制度奴役下呻吟的苦难者呐喊,为猖獗一时、但终将灭亡的腐朽制度唱葬歌。
我们可以发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鲁迅的《祝福》,在人文本质上是多么的相似。
人文,是以人为核心的。尊重人的价值,崇尚真正的正义,公平、公正、理性地对待人,让每个人都有追求光明、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是人文的重要内容。我们所谓的高尚的情操,不仅仅局限于自己过着朴素、雅致的生活,不仅仅局限于能自我约束,不仅仅局限于自身道德上的清白,更重要的在于对社会的意义。我们可以将托尔斯泰作为自身情操塑造的楷模之一,其关键的原因在于,他在作品中,寄托了对光明、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追求,充满了人文的光辉。可见,高层次的情操,在于一个人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
一九二八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到苏联旅行后,写了一篇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在文中,茨威格深有感慨地说:“我在俄国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列夫·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其实,托尔斯泰的墓再普通,再平常不过了,它“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蔽,”“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的名字也没有。”“然而,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人物当中的一个,”这个无名墓冢“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的感情。”作者所赞扬的,正是墓中的托尔斯泰,在生前用他的笔喊出了时代的呼声,引起了被禁锢中的人们内心的觉醒,灵魂的复活,他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和无穷的震撼力。也正因为如此,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宗法制度下的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我们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中,理当引导学生探究托尔斯泰作品的人文精神实质,学习托尔斯泰,塑造自己应当具有“大写的我”特点的情操境界。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
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通过艺术的方法启迪人们树立高尚的情操。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作品才有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而广为流传,为人们所拜读,所称颂。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作品,都是精选出来,寓思想性、知识性为一体的精品。所以我们中学语文教师,既要注重充分挖掘知识点,抓好知识性的教学,又要注意充分挖掘情感点,为塑造学生的高尚情操作出努力,把国家提出的德育教育的任务落到实处。
人文和情操这两个概念,我们一般都是从褒义的角度来理解和使用的。一定意义上说,人文和情操,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塑造人的情操,离不开人文;人文的创造,也往往离不开情操。培养人的高尚情操,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我们中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以语言文学为载体的语文课,充满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有着得天独厚的情操教育优势。作为语文教师,也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地挖掘人文内涵,对学生进行情操教育,义不容辞地承担德育教育的责任。
挖掘人文内涵,利用语文课对学生进行情操教育,应注意发挥语文课的特点。寓情于理,寓情于景,寓教于文,避免出现纯理论的政治说教,让学生在体会人文中塑造情操。这里且尝试着举几篇文章进行剖析。
就拿近来教材改革中争论颇为热闹的朱自清先生的文章来说吧,他的《荷塘月色》,不管将来是否能进教材,是散文名篇,恐怕否认的人不多吧,此文的人文内涵我们尝试着挖掘一下。
我们姑且放下作者朱自清不满当时的黑暗统治和社会现实,苦闷、彷徨,希望在幽静、安乐的环境中得到精神解脱的主题不说,单就两个细节分析,就可以导向情操的方向。当作者怀着郁闷、矛盾的心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月下荷塘去散步,这时,“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这幅白描图画是纯自然的,说它美,也确有一种朦胧的美;但若说它凄凉,却也不为过。这时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如果“画中人”被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所压服,或被自己的苦闷心态所驱使,则必然会产生悲上加悲的情绪,精神为之不振,真可以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煞地步了。然而,作者朱自清是一个极有情操的文化人,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文化人,是一个具有朴实气质的文化人,是一个具有爱国情感的文化人。面对这云淡雾轻、四顾寂然的冷寂景象,却用“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比喻,道出了不爽朗、不清晰的景象,给人以困极时“小睡”所带来的特有惬意,既是绝妙之笔,作者的朴实、理智等情操也隐含其中,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第二处细节,是作者面对这月光朦胧、荷塘斑驳、寒蝉哀鸣、蛙声不断的冷寂环境,内心深处的孤独、凄清感油然而生,道出了“我什么也没有”的心理话。甚至连“树缝里漏着的一两点灯光”,也感到是“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但是,作者马上转笔,回忆起南朝梁元帝写的《采莲赋》来,用赋中的热闹场面和美好情趣,驱赶眼前的不快。又联想到《西州曲》里“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南方采莲生活,引发对江南家乡的眷恋,对童年和乐生活的遐想,冷静地化解眼前的苦闷。
笔法的切换自有其个中缘由。这在他的夫人陈竹隐的《忆佩弦》中可以找到佐证:“当时,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佩弦当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四顾茫然,觉得心上的隐影越来越大。他又在苦闷彷徨了。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在当时,他两条路都没有走,而是采取逃避的办法。”这里所说的“逃避的办法”,实际上反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文气质,实则是冷静思考,慎重对待,追求而不盲从,独立而不放浪。这是什么？这是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情操,是人文精神中理性光辉的闪烁。通过这种含蓄而委婉的笔调,用艺术的张力来感染人,寓大道于无形,教师应及时抓住这里的人文内涵,通过分析细节所显露的星光,触动学生对自我情操塑造的思考。
学习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时,我们可以利用该文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操的教育。翦伯赞去内蒙,出了居庸关,过了集宁,眼前就是望不到尽头的大青山,山顶上隐约可见古代赵长城的遗址,山下也只有一些瓦当残片和残缺不全的古城堡遗址。这在一般游人眼里,也许是一片荒凉,除了发一通苍凉的感慨外,恐怕就无话可说了。而翦伯赞却及时调整视角和考察角度,转移到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方向,他能用希望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重视民族大联合的悠久历史,珍惜民族大团结的爱国主义情操,来支配和驾驭素材,使文章的境界上升到高的层次。作者从历史考古的角度,写出了这片既无亭台楼阁,又无鸟语花香的荒芜地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战争拼杀,也有过和平共处,是民族交往的纽带和桥梁,也是民族大联合的见证。我们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利用作者的这种构思和选材,挖掘文中深厚的人文底蕴,引导学生培养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情操。
爱国主义情操是个大题目,我们要使之具体化。
汪曾祺,是一个受道家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影响较深的“纯文化人”,他的文章风格向来是淡而雅,滋润的人文味道较浓,极少有“大声疾呼”的观点和口号。且看他的散文《胡同文化》,似乎与情操无关,但仔细品味,在浓厚的人文气息背后,涵盖着深厚的文化情操。他在文中介绍了北京城方正的建筑特色,胡同命名的怪诞和多无其数,北京市民安土重迁的保守习惯,闲逸滋润的生活情趣,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和易忍的性格等等,似乎是信手拈来,毫无刻画构思雕凿。似乎也无积极向上的明确主题,甚至还在文末对胡同文化的衰败没落深表惋惜,用苍凉之笔画出了“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伤感图,并无可奈何地作了“再见吧,胡同”的告别。但阅读后,并无消极低沉之感,而是感到它是一篇生活气息很浓的小品文,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作者对北京市民生活和胡同文化的熟悉与眷恋,是一个“老北京”对故土的热爱。同样,也是一个具有极高人文素养,具有极深文化造诣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与颂扬。
读这样的作品,读者虽然不能顿生奋发向上的拼搏力,却有着陶冶情操的渗透力。它能启迪读者,热爱生我养我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和物,进而升华到爱国和珍惜传统文化的情操。这样的作品,本身就充满着大量的人文内容,我们语文教师,应当在宏观上把握文章背后的精神实质,感染学生,使他们认识到,陶冶情操是具体的,是在一定的传统中和一定的环境中塑造的。
除了现代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同样也可以将情操教育渗透于其中。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等,既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是我们进行情操教育的好教材。而且,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尚情操的楷模,他们所说的我们耳熟能详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励志格言,更是可以作为我们如何塑造自己情操的具体要求。
除了这些情操教育比较明显的文章,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们照样可以挖掘出情操教育的内涵。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作为齐国大臣的邹忌,为使齐王能纳谏除弊,贤明理政,治理好齐国,竟敢冒险进谏。就当时的邹忌而言,是忠君报国的思想在支配着他,就今天的我们而言,恪尽职守的责任感是情操的构成要素之一,这种精神和品德难道不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吗？而且,他深知君威如虎,若言之不当,不但说之无效,极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因此,他能以身边琐事和自身感受,对齐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齐王虚心纳谏,广开言路,修明政治,使齐国一时民富国强,威震诸侯。这种对国尽心、对事尽力的情操值得学习。再拿作为一国之君的齐王来说,尽管谏言逆耳,但他能以国事为重,纳谏言,除弊政,使齐国在他的治理下强盛起来,这种健康的心态和胸怀,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现代社会,也有其意义。
对国尽心,对事尽力,有所作为,这种表现我们在《触龙说赵太后》中也可以见到,利用这些古文教学,我们同样可以抓住某一方面的闪光点对学生进行情操教育。用文章记史写人,以教育时人和后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界一大特别突出的现象,值得研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所以无论是近现代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学家,还是生活在古代的文学家,都在其叙事写人,表情达意的作品中,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赞扬和追求,对假、恶、丑的鞭挞和抵制,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艺术氛围和情操价值观。在语文教学中充分汲取这些营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讲授中国作品我们可以这么做,外国作品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因为,尽管作家和作品产生的国度不同,时代不同,但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其情操价值观上往往有相通之处。
例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安排安娜的出走,实则是追求个性解放,这对当时严酷的俄国宗法专制制度是一个挑战,一种反抗。作者是用安娜的悲剧结局呼唤个性的解放,鞭挞了专横的俄国宗法制度。
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托尔斯泰又给予了沦为娼妓的女子玛丝洛娃以极大的同情。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贵族聂赫留朵夫,从诱奸、遗弃玛丝洛娃到良心发现,灵魂复活,又去营救曾因他而沦为娼妓的玛丝洛娃,结果俄国的法律、法庭仍判玛丝洛娃为罪犯而流放。深刻地揭露了沙俄制度的虚伪无道。作者抓住了“妇女受压迫最深”,“妇女的解放标志着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大主题,揭露社会黑暗,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显然是在为旧制度奴役下呻吟的苦难者呐喊,为猖獗一时、但终将灭亡的腐朽制度唱葬歌。
我们可以发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鲁迅的《祝福》,在人文本质上是多么的相似。
人文,是以人为核心的。尊重人的价值,崇尚真正的正义,公平、公正、理性地对待人,让每个人都有追求光明、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是人文的重要内容。我们所谓的高尚的情操,不仅仅局限于自己过着朴素、雅致的生活,不仅仅局限于能自我约束,不仅仅局限于自身道德上的清白,更重要的在于对社会的意义。我们可以将托尔斯泰作为自身情操塑造的楷模之一,其关键的原因在于,他在作品中,寄托了对光明、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追求,充满了人文的光辉。可见,高层次的情操,在于一个人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
一九二八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到苏联旅行后,写了一篇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在文中,茨威格深有感慨地说:“我在俄国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列夫·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其实,托尔斯泰的墓再普通,再平常不过了,它“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蔽,”“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的名字也没有。”“然而,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人物当中的一个,”这个无名墓冢“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的感情。”作者所赞扬的,正是墓中的托尔斯泰,在生前用他的笔喊出了时代的呼声,引起了被禁锢中的人们内心的觉醒,灵魂的复活,他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和无穷的震撼力。也正因为如此,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宗法制度下的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我们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中,理当引导学生探究托尔斯泰作品的人文精神实质,学习托尔斯泰,塑造自己应当具有“大写的我”特点的情操境界。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
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通过艺术的方法启迪人们树立高尚的情操。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作品才有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而广为流传,为人们所拜读,所称颂。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作品,都是精选出来,寓思想性、知识性为一体的精品。所以我们中学语文教师,既要注重充分挖掘知识点,抓好知识性的教学,又要注意充分挖掘情感点,为塑造学生的高尚情操作出努力,把国家提出的德育教育的任务落到实处。